秦始皇所筑“高速公路”——秦直道的前生今世

作者|陆航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盛夏时节，渭北高原上，一望无际的庄稼，郁郁葱葱，连绵无垠。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铁王镇梁武帝村外，傲然矗立的“秦直道”碑石，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俯视着从北方笔直延伸而至的直道和汉甘泉宫遗址上的一对墩台。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古云阳在咸阳之北的今淳化县境内。7月下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秦直道考古领队肖健一，在完成甘泉宫遗址考古调查后，正在此地周围考察探寻与秦直道密切相关的古云阳城址。

三年来，记者跟随专家学者和考古人员，断断续续从包头麻池（古九原）至咸阳淳化（古云阳），驶入内蒙古大草原，穿过毛乌素沙漠，越过黄土丘陵，踏上子午岭山脊，到达关中平原，沿秦直道追寻历史，长望古今。

遗址明灭  可寻可见

 “秦直道是秦始皇为抵御战国纷争时坐大的匈奴势力而兴筑的，与秦长城一样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谈道，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为消除边患，命大将蒙恬带兵30万北击匈奴，尽取河南地及黄河一线，设为四十四县，重置九原郡，从内地迁徙民众戍边屯田。次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控制了阴山地区。之后，秦又新筑长城，西段沿用秦昭王旧长城，中段和东段则因用赵、燕长城的故址加以增葺，首启临洮，循贺兰山、阴山山脉，东抵辽东，长城东西绵延万余里。同时，秦始皇又命蒙恬修筑直道，遣长子扶苏监其事。直道与长城呈“T”型相交，加强了秦都咸阳所在的京畿关中与北方河套地区的联系，使得匈奴不敢轻易南下进犯，对维护秦国统一安定的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家徐伊丽从1999年第一次踏上秦直道开始，先后20多次徒步探秘秦直道。她向记者介绍，距离西安最近的一处秦直道遗迹，范围从陕西旬邑县石门关至黄陵县上畛子，在森林和植被的掩盖下基本完好。秦直道伸展在宽阔的原野，最宽处超过60米，最窄处也有20多米。这条堑山堙谷的苍茫古道，出于战争防御的需要，自秦汉魏晋至隋唐北宋到明清，都是狼烟滚滚、战马萧萧的战场。同时，它也是汉民族农耕文化和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的交通融汇地带。大板瓦、筒瓦、空心大砖、云纹瓦当、箭簇、古币、官窑瓷片和寺庙碑刻等的残痕，在这条道路两侧随处可见。

关于秦直道的始筑时间，《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皆有记载。修筑秦直道历时几载？完工于何时？史籍语焉不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田静认为，秦直道工程肇始于秦始皇而成于秦二世时期，历时约五年，其中前两年多（从公元前212年到秦始皇驾崩）为第一期工程，主持修筑工程者为蒙恬，其时道路虽基本可以使用，但仍然“道未就”；后两年多（胡亥即位到秦亡）则为第二期工程，秦二世继续“治直道”，意图完成遗留工程，负责人则为王离与李斯。因秦末战乱，秦直道工程最终停工。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秦始皇的遗体在秘不发丧的情况下悄抵九原，然后沿秦直道回到咸阳。陕西省秦直道考古队成员、鄜州博物馆馆长陈兰据此认定，虽然“道未就”，工程尚未完工，但至少全线贯通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表示，孝文帝刘恒是秦代以后最早驱车走过秦直道的汉代皇帝。《史记·孝文本纪》载，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过群臣，皆赐之”。司马迁经行秦直道后感慨万千。《史记》载，“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由此可见，秦直道当年不但全线贯通，而且成为交通要道。《史记·孝武本纪》记有汉武帝在元封元月（前110）的巡边诏令，“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振匈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箫正洪认为，秦直道经历两千多年，至今遗址明灭，多处可寻可见，主要是因为此路修通以后，历汉、唐、宋、明、清诸代，一直在通行维护；有些地段虽被废置，但林草丛生、人迹罕至，保留了直道的踪迹。

如今的秦直道早已被扬尘掩盖，昔日的战事与繁华也埋藏在这戈壁、黄土与沙石之下，穿行在荒野之中，直道上面破碎的瓦当，深嵌于泥土的车辙印痕还依稀可印证当年车水马龙的情景。

堑山堙谷  其直如矢

麻池古城起于秦，兴于汉。站在两千多年前九原麻池古城的阙台上，看着眼前模糊难辨的古城废墟，记者感慨万千。遥想当年，30万秦军将士和无数刑徒、民夫，战马嘶鸣、车轮滚滚，从麻池古城向北，穿过石门，北击匈奴；西汉大将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武帝设五原郡、云中郡、高阙郡、朔方郡、定襄郡。当时的麻池古城，则是五原郡治下的重要军事据点，称为临沃城。

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秦直道遗址博物馆，馆内展示了秦直道沿线挖掘出土的近百件文物，以及秦直道全线的图片。东胜区文化局原局长张光耀说，东胜区境内保存有最为完整的一段秦直道北段遗址，全长约20公里。二顷半村红砂岩土填筑的宽22米、高1—2米的堙谷工程遗迹，引人入胜。

《诗·小雅·大东》歌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记者发现，秦直道堑山堙谷，也是“其直如矢”。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秦直道遗迹途经的地区，多属丘陵地区，地势延绵起伏，高差较大，沟壑纵横。然而无论自然地貌如何，秦直道基本沿着南北方向逶迤向南，在不同的区域内，整体形状略有摆幅，但没有弯道。在鄂尔多斯段直道遗迹的东侧，由北到南依次分布有城梁、苗齐圪尖、大顺壕三座古城址，其中城梁古城规模较大，地面遗物十分丰富，散布大量的秦汉砖、瓦当、陶排水管等建筑构件和陶质器皿的残片等。置身古城的高处，周围数十里范围的动静尽收眼底。

从这三座古城往南，秦直道逐渐消失在毛乌素沙漠的荒野中。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杨泽蒙介绍，北段的秦直道，能够确定的只有北端点麻池古城以及鄂尔多斯段（北起达拉特旗吴四圪堵，南至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一般认为，秦直道是在今天达拉特旗昭君坟渡口南渡黄河的。秦直道南渡黄河后，要经过约20公里宽的黄河冲积滩平原，然后还要穿越库布齐沙漠，方能与已探明的秦直道在鄂尔多斯境内的北段遗迹衔接。秦直道是穿库布齐沙漠而过，还是沿一个弓背形的弧线，由沟谷内绕行库布齐沙漠？如果是直穿库布齐沙漠而过，那么当时的库布齐沙漠规模究竟有多大？或者当时气候不似现在这般干燥，沙漠还未形成，直道埋藏在累累黄沙之下？秦直道通过鄂尔多斯后，如何穿行毛乌素沙漠，与陕西境内的秦直道对接，学界至今未有答案。

站在鄂尔多斯段的直道上，分别向南北眺望，都能看到“数个山脊豁口一线相通”，南北遥遥相对连成一线的堑山豁口，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条直线所经过的丘陵，它们的正脊部位都被人工开凿了豁口，就像一台巨大的挖掘机，按照南北走向，笔直地穿山而过。杨泽蒙说，豁口的宽度从30—40米不等，丘陵凹陷处有宽度在20—30米的垫土，填垫部分的路基底部最宽者约60米，顶部宽30—40米，残存最厚的垫土现今仍达6米以上。任何人身临其境登高远眺，都会为“堑山堙谷，直通之”的宏伟气势所震撼。

直道的路线是经过极为缜密的勘察后选定的。两千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如此精准的方位概念，以及如此丰富的地理学知识？

“我们可能低估了古人的智慧与能力。”段清波表示，“在秦始皇陵考古中，我们也发现诸如兵马俑、百戏俑、铜车马、条形砖、封土内台阶式建筑、青铜水禽的部分制作工艺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宛如横空出世般出现，这些现象值得我们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综合思考”。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太阳运动、月亮运动、日月交食与行星运动方面的算法沿革与理论体系。他认为，“与欧几里得几何体系不同，中国古代的数学家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并由此创立了数学的机械化体系，取得从理论至实践的多方面应用。在科学、技术、地理与制图、工程与机械制造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有着辉煌的成就”。我国天文学历史悠久，制定历法与观察天象都需要数学基础，定方位与长距离测量，以及制图更离不开天文与数学，以有着悠久历史的招差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数学的许多成就，往往散见于历代天文历法与有关著作之中。

史料轶缺  线路分歧

已故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中这样描述秦直道，一半路程修筑在山头岭上，一半路程修筑在平原草地。此前，学界可以确定的只是这条道路的北段和南段。北段基本确定是从内蒙古包头的麻池古城开始，南段从陕西淳化县甘泉宫遗址附近开始，沿子午岭山脊往北。而中间这一段，到底是从陕西定边县，还是从陕西榆林进入的毛乌素沙地，尚无定论。

王子今认为，古代史料最早记载秦直道的时间在西汉时期，后代个别地方志书对秦直道的部分路段也有记载，但都语焉不详。20世纪对秦直道的研究始于70年代，史念海经过文献查阅和实地调研，指出了直道全线的路线：由陕西淳化县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宫遗址北行，至子午岭上，循它的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再由此东北行，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西南，在昭君坟附近渡过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吴宏岐将史念海的观点进一步细化，他认为直道离开林光宫后，进到子午岭中，从今陕西旬邑县进入甘肃正宁县，延至宁县、合水、华池县，然后进入今陕西吴起县，继续北上。

史念海的这一说法让不少人觉得疑惑：既然是直道，缘何要绕弯？

后来者开始了对秦直道孜孜不倦的探索，诞生了另外一种说法：秦直道从富县子午岭上没有向西，而是下了子午岭直行，经过延安市志丹、榆林市靖边等几乎笔直向北而去，直达内蒙古。这也符合“堑山湮谷”的说法。于是，秦直道有了“东线”和“西线”的说法。

“秦直道的路线分歧不存在。”徐伊丽告诉记者，所谓的“西线”是史念海提出的，最主要的观点是秦直道通过定边。而在可知的近800年里，定边县城曾向西迁移过4次。在迄今2200年内，迁移过多少次未有定数，所以秦直道的线路分歧问题是伪命题。

徐伊丽表示，从选址来说，蒙恬因地制宜选择子午岭山脊和鄂尔多斯草原两类地形地貌修直道。前者能避免沿途河川的阻拦，而且子午岭上坡度较小，多数路段相对平坦，视野开阔，修直道较河谷地带有利；后一类地貌空旷辽阔，多数路段无狭隘之虞，优势明显。还有另一个原因，蒙恬并不是另起炉灶重新选址划线，而是巧妙地利用了子午岭上历代民间踏出的小道。徐伊丽说，修筑直道固然有开山填谷的大工程，但多数路段还是“可缮者缮之”，就是将可以利用的路段，砍去树木，铲掉杂草，拓宽路基，填平路面，修成直道，工程量并不是无法承担。因而“千八百里”的直道，只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基本修通，车马可以经行了，秦二世继续“治直道”，可能只是直道修建的扫尾工程和附属设施的建设。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认为，20世纪对秦直道的调查研究仅限于地望观察、地表调查与文献研究的方式，重点是地表观察到的道路遗迹、修建道路所开辟的垭口、堑山堙谷的迹象，及有文物遗存的建筑遗址。分歧路线的形成，限于史料的考证和对道路的实地踏勘，没有进行过必要的考古钻探和发掘研究，因此缺少必要的证据支持。

考古发掘  明确断代

山高林荫，道阻且长。在富县政府办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延安大学冯志宏、蔡广超两位教授与记者驾车穿行于富县、甘泉境内子午岭山脊上的秦直道。子午岭上绿草如茵，越野车随地势起伏，仿佛一叶扁舟行进在大海的波涛之中。站在子午岭寨子坪削平半架山顶，宽达13米的直道上，向志丹、甘泉县界方向北望，夏天长满短草的直道，像黄土群山中一条宽阔的绿绒地毯铺向天际。

始于2006年，到目前尚未宣布结束的考古调查，为秦直道的走向和遗存提供了证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时任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项目秦直道课题组组长张在明介绍，2006年，秦直道作为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的重要项目立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了秦直道考古队及课题研究组，承担了该项目的考古研究工作。2006年至2008年，考古队先后对陕西咸阳、延安和甘肃庆阳3地区9个县的秦直道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在陕西富县车路梁和黄陵南桂花两地踩点，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尝试性挖掘，发现了“堑山堙谷”道路修筑方法的有力证据。“车路梁段探沟的试掘，揭示了路面结构夯土、护坡、排水三个基本构成要素，道路面上出土了一枚三棱铁铤铜镞，与秦始皇兵马俑坑所出的铜镞相同，属秦朝军队所用；南桂花段试掘发现秦直道上迄今为止工程量最大的‘堙谷’垫方路段。”张在明说。

2009年，富县桦树沟口的考古发掘是秦直道研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陕西省秦直道考古队成员、原富县文物旅游局局长陈兰告诉记者，此次发现的重要遗迹有路面、车辙，路面脚印，建筑遗迹，靠河护坡、靠山护坡，出土铜钱、箭镞等。此外，还发现之字形盘山道和三处明显的人为破坏直道的现象，分布范围在方圆300米以内。张在明推测，这一破坏行动不是孤立和个别的，而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在使用200多年后，即在两汉之间或东汉早期，兴隆关以东的秦直道经人为破坏后废弃。发掘出土的所有证据都支持这一判断：桦树沟口段直道及其附属建筑，始建于秦代，沿用至西汉晚期或两汉之间。直道下层路面的时代约为秦代和西汉早期，上层路面的时代约为西汉中期和晚期。

2009年的考古发掘是对秦直道遗址及其盘山道的首次较大面积发掘，对于了解直道如何解决上下山过河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发掘，以多处准确的地层叠压关系和有明确的时代遗物，第一次明确了秦直道的绝对年代，为秦直道走向“东线说”观点的确认，提供了科学依据。秦直道旁边同期建筑遗址的发掘也属首次，为了解秦直道附属设施提供了重要资料。王子今表示，2009年对秦直道富县桦沟口段进行的考古发掘，是对这条重要古代道路的第一次科学发掘。断代明确的出土资料否定了以往“秦直道并非南北笔直，而推断其路线向西北迂回至于华池、定边，再东北折向乌审旗”的意见。对于路基结构、路面状况、护坡形式、排水系统等遗存的全面揭示和分析，充实了我们对于秦汉交通建设成就的认识。

此前，秦直道研究的最大分歧是“东线”“西线”之争。秦直道至兴隆关以后，向东还是向北（继而向西北），是争论的焦点。2010年7—10月，秦直道考古队对黄陵兴隆关和甘泉方家河的秦直道，及其附属设施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秦直道在兴隆关以南仅一条线路，一直从秦沿用至唐宋或更晚；在兴隆关以北则向东行穿越子午岭，继而北行，且一直沿用至西汉晚期；东汉开始，“东线”废弃，改从兴隆关直向北行，且一直沿用至唐宋；而所谓的“西线”则与秦直道无关。

澄清始终  还原史实

落日余晖中，汉甘泉宫遗址上的两座墩台，与附近的“秦直道起点”碑石，显得异常高大。肖健一和他的队员，依然在搜寻古云阳城址。

关于秦始皇直道的起点，学界有不同意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对外资料中写有，“甘泉宫遗址地处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北部，是秦直道的起点。2006年被公布为第四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汉甘泉宫遗址附近的“秦直道”碑石，刻有“秦直道起点”字样，社会公众认为，甘泉宫遗址是秦直道的起点，包头麻池古城是“秦直道终点”。多数学者也认为，“直道以云阳为起点”，亦有起点为“林光宫”或“咸阳”等不同表述。王子今认为，按照司马迁的记述，直道以“九原”为起点，而以“云阳”“甘泉”为终点，即所谓“除道，道九原，抵云阳”，“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澄清对于秦直道起点、终点的认识，有益于还原交通史实，也有益于理解秦代交通规划的格局确定。对于秦代社会的方位意识和方向意识中‘北’的地位，也可以因此得到进行深入考察和说明的基本条件。”王子今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认为，都城是古代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军事指挥和文化礼仪活动的中心，而宫城又是国家的政治中枢。因此，都城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象征与物化载体。《荀子》载，“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吕氏春秋》总结历史提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秦汉进一步深化并突出了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中”的理念。因此，秦人认为秦都咸阳为当时天下中心，九原郡在千里之外，九原为直道起点，都城咸阳附近的林光宫应为终点无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