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命朝野上下开展了一场宋朝版的真理问题大讨论，讨论的主题是：

怎么对付日益强大的契丹（备边御戎之策）。

当时，宋辽关系出了比较大的问题。

辽国自公元907年建立以来一直是东亚地区最成功的国家。尤其是赵光义在位时，辽国在圣宗耶律隆绪和著名的萧太后执掌下，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全方位地再次伟大起来，史称太平之治。

契丹人掌握着汉民族在五代十国时丢掉的京津冀地区（燕云十六州），牢牢卡住了宋朝的脖子：一来，中原地区失去了燕山山脉的屏障，大辽铁骑可以长驱直入威胁宋都开封；二来，京津冀那时是产马区，北宋组织不起骑兵部队了。

赵光义在979年、986年两次兴师动众想抢回京津冀，结果都被打败，他当时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心里估计有点打鼓：接下来该怎么办？

很多朝廷重臣都对此发表了意见。其中，公认对两宋后来的政策影响比较大的，是时任太仆少卿张洎（音“即”）的献策。

张洎把从古到今的御戎之道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凭借大山大河，广积粮、高筑墙，敌人来了就防守，敌人跑了也别追（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

中策是把刀枪都收了。既然蛮子好财好色，我们就准备好公主和金银财宝，把外交文书写得谦卑一点，向敌人求和（偃革囊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

下策是主动进攻，长驱直入，决一死战（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铤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

张洎认为，对北宋来说，因为辽国已经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北宋没有大山大河可守，那么上策已经实现不了了。

在中策和下策间，张洎认为形势决定北宋只能选择中策。他给出了几点理由：

首先，战争与当时世界和平开放的主流价值不符，不是圣人所为（伤害仁义）。

其次，北宋与契丹争夺中原，将士已经疲惫不堪，就算想打也打不赢。

再次，从历史上看，为什么汉朝能够享有四百年的天下？是因为汉高祖、文帝、景帝、光武那样雄才大略的君主，也能拉得下脸，主动把宗室女打扮好了，向匈奴纳投名状。这是他们在历史选择期有战略远见、有远见卓识的表现。

汉朝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海内田赋三十而税一，太仓之米红腐而不可食，内府之钱贯朽而不可校），都是建立在汉匈友好的基础上。汉朝的和平，就是对匈奴和平；汉朝的开放，就是对匈奴开放啊。

现在，如果不顾宋辽和平这个大局，挑衅辽国，不但是用庞大军费做无用功，干耗国家财力物力，更关键的是害苦了老百姓，不但要让他们承担巨额军费和徭役兵役，过苦日子，还让生活在边境地区的民众饱受战争之苦，所以从今天起就赶紧别折腾老百姓了吧（结好息民，正在今日）。

至于皇帝您丢了面子，这首先说明您有舍一人为千万人的大气量啊；其次，我们可以卧薪尝胆、徐图复兴嘛。

张洎这篇宏论，饱含着对家国百姓利益的深切关注和忧虑，鞭辟入里、旁征博引、以古喻今、令人信服。有宋一朝的名著人物，如蔡京、张邦彦、秦桧、贾似道们，水平再高，也都没有超过这篇宏论所给定的框架；在张洎的大仁大义、深谋远虑面前，李纲、岳飞、韩世忠们，都显得那么自私、鲁莽、有勇无谋。

然而，与张洎同朝为官，曾被毛泽东评价为“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却对张洎表示“呵呵”，认为他不过是揣摩透了赵光义想战略收缩的心思才这么说的（洎不过揣摩陛下意尔，必无骨鲠之言）。

宋朝后代也有人认为，张洎不愿打仗，主要是不想再吃车马劳顿之苦（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

张洎主和，真像他所标榜的那样是为国为民吗？

我们无法给一千年前的人说话的主观动机下个判断，只能从这个人以往的经历和历史后事的效果来评价。

张洎以前是个习惯把国家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人吗？

在投降宋朝之前，张洎在南唐为臣，颇得南唐后主李煜的宠幸。宋与南唐兵力强弱悬殊，张洎不但不劝李煜作充分准备，还与李煜“兄弟宴饮，作妓乐”。

等到宋兵已经打到南唐都城底下了，张洎劝李煜不要投降，因为“根据占卜的结果，我们的宫城固若金汤，宋军打不进来（玄象无变，金汤之固，未易取也。北军旦夕，当自引退）。如果宋军一旦打进来，我首先为国捐躯（苟一旦不虞，即臣当先死）。

没过一会，都城被攻破了。张洎带着妻子儿女来到李煜宫中，与光政使陈乔约定共同为国效死。可等到陈乔自尽气绝后，张洎却跑回李煜面前。李煜一看到他就问，你怎么还没死呢？张洎解释说，我与陈乔共同掌管国家枢密，国家亡了，本来应当跟他一同殉国。但考虑到皇上您还在，如果都死了，还有谁能为皇上办事呢？我选择不死，是想将来报答您。

张洎后来是怎么“报答”李煜的呢？李煜当了北宋俘虏后，生活十分拮据，而已经做了北宋大官的张洎还经常跑去向他要东西，李煜把白金打造的器具送给他，张洎还十分不满意。

史书给张洎下的断语是，“反复小人”。

那么，张洎之后那些继承他精神的“投降派”们，真的像他们口口声声地那样，把人民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吗？

 “投降派”大佬秦桧把持朝政期间，公开向官员索贿，能当多大官就看送多少。每逢生日，各级大小官吏要向他献上一份厚礼，总数达数十万贯之巨。近20年间，秦桧搜括到的财产，比国库要多数倍。

有一次，秦桧的孙女崇国夫人丢了一只狮猫，就命临安城府去找，到了期限没找到，就命官吏大肆抓捕老百姓，还要治官府的罪。临安府吓得不行，把城里所有的狮猫都抓了起来，还到处张贴狮猫画像，最后没办法，委托崇国夫人求情，这事才算过去。

更不要说秦桧手下的党羽到处强占民田民宅，贪污受贿，做了多少坏事。

遍观宋史，“投降派”大多是有既得利益的文官，他们主和，不过是害怕战争打破了自己的好日子，怕自己那点草包水平在敌人面前现了原形。

而岳飞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他在军营里住的是简陋的茅草屋子，与最下级军人吃一样的饭食。有次地方官请他吃饭，宴席里有“酸馅”（菜包子），岳飞惊叹居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拿布包好了，带回去给老婆吃。

更加有害的，是张洎们这种很有欺骗性和迷惑性的观点，给宋朝上下带来的长期腐蚀作用。

受张洎主张的来则备御、去则勿追限制，宋朝边防军长期不能主动出击，无法打一场大胜仗来提振士气，而契丹、女真以游击战术，来了就抢、抢了就走，尝了甜头以后继续来抢，长此以往，敌人越打越强、越打气势越嚣张，自己越打越弱，越打越没心气打。

军队将领们见上级“投降”，自己也乐得“享其富贵尊荣”，“朝游蓦宴”，“孰肯环甲育，胃锋摘，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峭？”

好日子谁不想过呢，是吧。

将领既然无仗可打，就把心思全花在怎么盘剥骚扰老百姓身上，“不治兵而治财”，学得和商人一样（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虽然朝廷拿出大量花销来养兵，但经过层层克扣，一般兵士日子还是过不下去。

这些“投降派”把持朝政和舆论之后，还打击“主战派”，多年科举取士，只有把他们那一套“汉朝纳投名状换取四百年和平”的逻辑不断重复才能中榜。

一次次的合议、一年年的“岁币”，虽然确实维系了宋辽、宋金之间的短暂和平，但从长远来看，却从没有出现过张洎们口口声声说的卧薪尝胆，宋朝也在一次次的和平当中，渐渐衰落下去，被辽人杀、被金人杀、被元人杀，多少次“不战而溃”。

翻开宋史、元史，元军打来了，“投降派”们是可以就地换主子的，可苦了老百姓，他们往往即便投降也免不了被屠城的命运，元人要么是为泄愤，要么是为立威，要么只是杀得兴起。

为什么？

宋真宗朝宰相李沆曾对他的副手王旦说，我死之后，你肯定要当宰相，你那时千万不要跟辽国讲和，因为“外宁必有内忧”，这就如同人有病，只有病在眼前，人才会着急医治。

王旦不以为然，等到他做了宰相，发现朝廷上下开始歌舞升平，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才明白李沆的远见卓识，但已经来不及了。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没有一朝一代，在它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因为外患而亡国的。都是在长时间的和平内耗当中，才消磨了斗志。

为什么？

孟子早说过了，我们都课后全文背诵过：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