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四海的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期间，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

        新四军是我军的重要源头之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苏区撤走时，留下了红二十四师和13个独立团，共3万余人，另外还有几万人的地方武装。在革命信仰鼓舞下，活跃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共产党人和红色武装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在八省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让日军胆寒的新四军。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新四军的成军之路有多艰难。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让我们回顾一下新四军艰难的成军历程：

        1、蒋介石把“八省游击队”视作眼中钉，不允许他存在

        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还乡团、铲共团对留在苏区的红色武装和政权进行了疯狂的搜剿和烧杀。无数共产党员、红军伤病员、红军家属和民众被活埋、挖心、肢解……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苏区被杀害的人数达70余万之多。

        这些游击队员经过残酷环境的考验，成为共产党军事斗争的中坚力量，也成了国民党政权的肉中刺。尤其是他们大都活动在华中、华东等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因此，在延安的共产党要千方百计保住他、发展他。而在南京的蒋介石则绝对不能容忍在卧榻之侧有共产党的队伍存在，所以，国民党一直想吞并、消灭这支队伍，不同意把她改编成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抗日队伍。

        直到“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才在国人一致抗战的压力下，同意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上海沦陷。

        2、周恩来据理力争，推荐叶挺任新四军军长

        蒋介石终于正式同意红军游击队改编，但他是想把新四军变成在国民党领导下的队伍。一开始，蒋介石就坚持由张发奎任新四军军长。张发奎是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把共产党的军队交给国民党将领张发奎指挥，其用意不言而喻。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据理力争，最后提出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叶挺及其诗作《囚歌》。

         叶挺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因被迫化装潜人香港，时任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指责叶廷“消极”、“动摇”，给予他留党察看的处分。叶挺一气之下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又遭到共产国际中国部负责人批评。叶挺失望了，独身一人开始了长达10年的流浪生活。他先后到德国、 奥地利、法国等地，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由于一直关注中国革命的形势，对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发展感到髙兴，开始发奋学习军事，研究现化军事工程和爆破技米，为回国参加革命做准备。“九一八”事变后，叶挺回到澳门。 蒋介石闻讯派陈诚去找他，许以重任，叶挺坚持不抗日则不任职，予以回绝。

        这时，周恩来提议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很快得到毛泽东、蒋介石的认可。1937年9月28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报：经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3、蒋介石一直图谋吞并、消灭“南方八省游击队”

        在新四军成军前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不断搞小动作，图谋吞并、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

        闽南红军第三团有800余人，1937年4月，该团为抗日主动与国民党第157师开始和平谈判。6月，双方达成协议，闽南红军第三团移驻平和县小溪镇，改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为队长，卢胜为副队长。

        月底国民党157师通知何鸣：“师部要给你们发饷换装，一律換制式军服，武器是交掉旧的，换发新的，明天全部人员到漳浦县城孔庙集合。”

        漳浦文庙。

       当时很多干部都很高兴：“还是加入正规军好，有粮吃，还有钱花。” “我们那些破烂枪要换新的了，打日本鬼子就带劲了，”也有很多人表示担忧。

        为防止万一，卢胜建议把部队分三批开进去，每次去三分之一，万一有了问题，还能保住队伍。”

        何鸣则认为国共合作抗日是大事，我们几百人的小队伍要服从全局。

        第二天，何鸣率领607人携带长枪315支、短枪228支，进驻漳浦县城孔庙。当时157师还送来一头活猪热情地慰问了独立大队。

        7月1日 157师要求把队伍带到体育场等待换装。

        等部队到达指定位置时，体育场周围突然露出一排排黑洞洞的枪口，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喊道：“师长命令你们就地放下武器！不要反抗，你们被包围了。我们的任务是缴你们的械，给你们3分钟，立即放下武器，不然就开枪了。”

        红军战士们站在光秃秃的操场上，没有一点准备。就这样，600多支长短枪全部被收缴了。

        红军战士没想到，他们会变成手无寸铁的阶下囚。

        毛泽东得知漳浦事件后，急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遵守合作协定，放还武器。在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第157师终于被迫送回武器和全体被扣人员。这支部队于11月间正式编入新四军。

        漳浦事件发生不久，又发生了瑞金事件。1937年7月，闽赣边有一支2000余人的红军游击队，经与国民党当地军政当局谈判，达成团结抗日协议。红军游击队于8月13日到龙岩集中。 12月份，谭震林带着12人的警卫班，去新四军军部接受改编命令。他们在途经瑞金新四军办事处时，和附近赶来的游击队会合。半夜时分，忽然 200多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包围了办事处。一名游击队员拔枪冲到门口，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那名游击队员倒下了。谭震林意识到这是一场阴谋，果断制止大家的行动，不要开枪!

        这时，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涌了进来，一个军官说：“你们深夜聚会，没经批准，本部奉命搜查。”

        说罢便指挥士兵下谭震林的枪。

        谭震林。

        两名警卫战士持枪挡在谭震林身前。谭震林说：“不要开枪, 这是阴谋，是阴谋就会被揭穿的”，游击队无奈，把枪交给了国民党军。

        第二天，国民党要求谭震林把游击队全部带下山接受他们改编。

        后经过新四军军部交涉，在各方面压力下，国民党有关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扣人员及武器。不久，赣边红军游击队2000多人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

        4、因消息闭塞，曾有很多游击队拒绝下山接受整编

        项英。

        在原中共苏区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负责人项英、陈毅等人一直在寻找着抗日的道路。

        1937年7月，项英、陈毅从一份捡来的报纸上看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立即起草了《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红军游击队集中组成抗日武装等。

        那时游击队消息闭塞，只能通过捡来的报刊判断形势。陈毅曾说：“这些报刊一会儿说疯话，一会儿说假话，有时也说点真话，全靠我们去判断了”。

        陈毅（左）。

        文件起草后，他们即召开赣粤边特委干部大会，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

        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抗日义勇军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8月1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人民群众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联合抗日。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和开明乡绅的热烈欢迎。国民党军第46师及大余、南康、南雄、信丰、 赣县等县县长联名发出《告中共同志书》，称：“你们是爱国志士，我们无比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9月上旬，陈毅、项英先后到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军政代表正式谈判。

        毛泽东得知此事，马上设法通知项英到延安。毛泽东在延安自己的窑洞里款待了项英和先期到达的叶挺。毛泽东说：“贵客临门，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只好以茶当酒，祝你们合作成功。叶挺同志是北伐名将，在国外辗转多年，念念不忘报国。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担负重任，我们真心欢迎你。项英你们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不容易，精神可嘉。政治局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向你们学习。”

        随后，项英、叶挺到武汉开始军部的筹建工作。组建新四军的消息传开后，立刻得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支持。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华侨捐来了军用卡车和吉普车，许多热血青年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也从全国各地来到武汉要求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筹备处在武汉挂牌之后，如何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大大小小的红军游击队大都活动在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的山林深处，由于残酷的斗争，红军游击队警惕性很高，加之他们不了解外边的情况， 只靠报纸、公告去召唤他们，是不能奏效的，只能派人去寻找。

        陈毅开始派人到各地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可是，当时大多数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不理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他们拒绝下山，有的还把派去做动员工作的人当“叛徒”杀了。中共皖赣省委关英，在弋阳磨盘山上被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在湘赣边被游击队杀了……

        面对一个个经受五次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同志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陈毅心如刀割，他决定亲自出马。

        11月中旬，陈毅来到湘赣边的九龙山游击区。开始陈毅还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谈笑风生，他告诉游击队员：“我是党代表陈毅，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到这里传达中央指示”。

        当他说到“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动员大家下山……”时，就被绑了起来，并要求他 “把叛党的经过说出来,还要把勾结敌人进攻游击队的计划说出来。”

        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对被吊在房梁上、脚尖刚刚够着地的陈毅说：“我认识你，听过你作报告，你不是说革命要坚决到底吗！不要投降吗！ 你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还要拉我们下水!”

        陈毅冷静地说：“我没有投降，也不怕死，怕死就不来扶你们了。你是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嘛！吉安、南昌有我们新四军的通讯处，你去打听一下，我陈毅是为国民党工作还是为共产党工作”。

        两天后，谭余保弄清了吉安确有共产党的新四军通讯处，才给陈毅松绑道歉。后来谭余保这支游击队跟陈毅下了山，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

        经过几个月的查找联络，绝大多数红军游击队走出山林。在下山的过程中，由于红军的高度警惕和中共中央的严正交涉，多次避免了被国民党当局趁机兼并收编的危险。

        令人遗憾的是，也有少数游击队由于不了解形势发展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转变，拒绝下山改编，他们仍然坚持打土豪政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进剿”下，自生自灭了。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全军编为4个 支队及军部特务营，共1万余人。军长叶挺, 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 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1938年2月至4月，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开赴抗日前线。第四支队在皖中地区开展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