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八：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8-06-23 0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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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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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八

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1．电视上看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其形象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中国清末相似，男性中“宝哥哥”——当下日本称之为“食草族”、中国称之为“小鲜肉”——辈出的时候，国家也就开始衰落。

　　2．政治家们娴熟运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体现。进入21世纪的美国政治家真的失去了这种能力。其特点是他们善于纵火——他们还拥有比如所谓“一小时打击”这样的纵火高科技，但拙于控制和引导火势，结果总是引火烧身。2001～2003年美国人用枪杆子启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果便是目前中亚亲美政治力量日益孤立，人民反美——而不是美国希望的所谓“民主”——浪潮日益高涨。2011年年初美国人又用笔杆子在整个中东煽起“茉莉花”动荡，其结果是亲美政权纷纷瓦解，遍布于中东的反美火星已有燎原之势。可以预言，如果美国再将这种“动荡”引入中国，其结果将在东亚，至少在中国就会出现“东风压倒西风”[1]的政治形势。

　　3．日本“3·11”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灾来自海啸和地震，人祸来自核泄漏。核武器是日本右翼长期追求的目标。对前者，我们已有学人“伸出温暖援手”[2]，表示“大爱无疆，有难同当”[3]，对后者，我们不能忘记要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4]九级大地震毁灭了日本的核储备，重挫了日本的核能力。

　　4．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海啸和地震震出了福岛一号核电站三号反应堆使用铀钚混合型燃料的内情，这说明东北亚“核查”的对象不能光是朝鲜，还要包括日本。所谓“朝核问题”应改为“东北亚核问题”。

　　日本与欧洲国家不同，它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对美国人而言，日本拥有核武器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为可怕。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是可以让美国放手纳入“后院”且死心塌地为美国效命的“盟友”。日本东部地区发生的“3·11”九级大地震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几乎瞬间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放手日本右翼势力搅局亚洲除去了心病。

　　5．目前中国学界有人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5]的概念，认为战国时期的“七国”已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似乎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6]。事实上，那时相互战争的诸侯或“邦”与周王朝还是臣属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个“周”国家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孟子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7]这就是说，当时的战争，是在周王朝宗法权内部的纷争，不是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的战争，因而是没有正义性可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秦朝，从法权关系上说，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七国“主权”的强行兼并。不承认这一点，在法逻辑上就会推导出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秦始皇强行将其他“主权国家”兼并后统一起来的国家的结论，由此，中国包括“战国”时期在内的先秦历史中连贯和统一的（宗）法权基础便会断裂或荡然无存；秦王朝及随后的历史就成了非法的存在；由此，中国的历史就被削去了一半，中国历史只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这在学术上是不对的，在法逻辑上是混乱的，在政治上更是糊涂和危险的。

　　6．战略的主要任务不是打击和削弱敌人的力量，而是造成使敌人不能使用力量的形势。敌人被打败多不是因为无力，而是因为动弹不得。

　　7．美国“击毙”本•拉登，一切都是彩排好的，就像是在上演仅有排练人叫好的大戏，大戏过后正反演员迅速消失，根本不让观众上台与演员“合影留念”。

　　8．美国这么一个大国，用十年时间“击毙”了一个本·拉登，反而将塔利班越打越多，这样的成绩，奥巴马还好意思对着全世界说美国“无所不能”[8]。

　　9．美国金融问题的源头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

　　10．高科技抵不过塔利班。

　　11．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不同。

　　12．在世界治理方面，美国人是欧洲人——具体说就是英国人——“均势”策略学校中的时差时好的学生。美国人用扩大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方式制衡了西欧并获得在那里的绝对控制权；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保留了萨达姆和本·拉登，并借此获得了在科威特和阿富汗的石油利益和在那里长期驻军的借口。与美国有意放东欧于苏联是为了制衡欧洲的道理一样，今天看来，为了迫使伊拉克新政权的屈从，美国也会有意适度放纵伊拉克反对派武装。目前美国在那里的困境并不源于伊拉克反政府力量的存在，而是源于伊拉克政府与反政府力量间的失衡。如此类推，长期保留利比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平衡，将是欧美的共识。欧盟方面可以由此获得利比亚内部各派的忠诚和北约力量进一步在地中海南岸立足，美国方面则可以在其间获得“离岸平衡战略”（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9]带来的红利，并在地中海动荡中保持世界石油价格——如果它还以美元结算的话——的高位运行。欧美双方的需求为这场战争埋下了两种结局。一是老布什“海湾战争”式的结局，即在保留卡扎菲政府巨大压力的同时，反政府“政权”也能长期存在，这是对欧盟最好的结局；二是小布什“伊拉克战争”的结局，即由于英法国力不支而使利比亚两种力量失衡，这既能阻止欧盟进一步向中非——法国已在科特迪瓦打好了前站——扩张并与美国在此争利，又能保持英法对美国力量的持续依赖，美国由此重新获得在欧洲的绝对影响力。这是有利于美国的结局。

　　13．人之将去，其言也善。2011年6月2日，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专机上对中国《环球时报》随行记者谈到中美关系，他一方面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中国现在是将来也是全球性力量”；另一方面，他也含蓄地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10]盖茨前半句话的真实性他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话——不管盖茨出于何种目的——却对未来的中国外交是大有裨益的中肯之语。今天看来，雅尔塔体系的解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也有相当的责任。当时苏联外交将从全球范围击败和逐出雅尔塔体系的另一关键支柱国家美国列入外交目标[11]，卡特的忍让换来的后果却是“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12]。苏联的咄咄逼势导致美国里根时期的强烈反弹，以至决定单方面放弃雅尔塔体制。这样才有了美国试图与欧洲结盟，重建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治共享新格局的外交走向。这段周瑜假打黄盖成真的教训，是我们中国外交值得认真汲取的重要经验。

　　14．1985年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92年他又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同志去世后，他说的“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被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我们对时代特征基本概括”[13]，随后便出现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十六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十七大报告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提法。

　　15．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一两个政治团体就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有能量的团体确能加速历史进程或使之暂时偏斜。除去远古传说外，早期“共济会”[14]是封建行会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而建立起的各业主联合的互助“兄弟会”组织，与早期基督教相似，这时的共济会对历史起着相当的进步作用。比如，共济会曾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广泛的组织联系，以致当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曾为人类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参加了共济会。但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后，共济会组织结构也就日益贵族化，其历史作用由进步便异化为反动，成为资本家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15]，其目标是维护资本及西方权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继而整个北方压迫民族对南方被压迫民族的绝对统治。这迫使近代欧洲无产者便由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转变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利益与曾经的行会业主——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跨国斗争。

　　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没有祖国，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16]；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7]，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8]继而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9]为此，世界工人阶级在其导师的指导下成立了第一国际（1864～1876年）、第二国际（1889～1914年）和共产国际（1919～1943年）。

　　值得研究的是，在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世界劳动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自行解散，而在同一背景下的资本家的跨国联盟组织共济会却日益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大托拉斯和大财团结合得更加紧密，其目标更加长远，其手段对共产主义和南方国家，更加冷酷无情。他们在20世纪末推倒了社会主义苏联，现在，美国又重返亚洲，目标将是中国。不管西方国家有多少矛盾，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共济会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20]

　　16．2008年欧洲大陆统一在科索沃收口的同时又通过“地中海联盟”计划开始乘胜向非洲北岸推进，2010年美国不顾自身的经济危机高调提出“重返亚洲”政策并在“天安舰事件”后开展持续数月的针对“朝鲜威胁”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2011年中东如火如荼的“茉利花革命”及北约对利比亚开展的军事打击，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欧盟与美国双方的分工在时间上如此切合，环环相扣，它向人们展示出一幅逻辑连贯的战略示意图，即在美国帮助欧洲摧毁那里的雅尔塔体系并基本实现地区统一后，接下来的目标将是欧洲——作为回报——支持在远东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这是一个在新的即欧洲统一初步完成、宗主国-殖民地关系已成为历史的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苏联解体后，这个体系的后半部分即“凡尔赛体系”在欧洲已经完成，接下来则是前半部分即“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完成，届时，中国将是美欧共同的打压目标，正如当年苏联是欧美共同打击的目标一样。其间的日本——鉴于它与美国之间因核打击产生的血海深仇——则是中国之后西方并不信任的压榨对象。至于欧美之间的矛盾，尽管他们在共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方面已达成原则一致，在这些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他们在未来的矛盾将主要表现在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方面。

　　17．与其对手相比，西方人有着更强的协调机制——为此，英国在撒切尔时期主动放弃了几百年来让其受惠无穷的分裂欧洲大陆并在其中实行均势操纵的外交传统，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而同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根本性的分裂；西方人还有跨国组织，不仅有北约及其他政治经济共同体，还有庞大财力支持的跨国组织共济会[21]在幕后协调，而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跨国协调组织“共产国际”[22]及后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1956）和与北约相对立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1991）则于20世纪后半叶先后谢幕。

　　18．就在法国向利比亚开战的同时，它又派出“独角兽”特种部队介入科特迪瓦内争，培植亲法政权。略瞥一眼地图就可知道，欧洲人已在为利比亚之后进行着更大的布局。可以预料，在搞定北非后，法国将乘胜向几内亚湾——那里在近代史中是它的传统势力范围——南进，接着就是欧盟发布欧洲人的“门罗宣言”，以恢复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这个进程不会比欧洲的统一进度更慢。

　　显然美国注意到欧洲向非洲进军的后果。2007年2月，也就是欧盟批准地中海计划，准备进军北非的前一年，美国抢先批准组建非洲司令部的计划，逐渐接手全部非洲军事事务[23]。这说明，美国并不准备与欧洲分享非洲。至此，笔者想起19世纪末英法在非洲发生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时法国为了应对英国的非洲战略，制定了一个贯穿非洲东西的宏大目标，这又与英国的打通非洲南北的殖民计划相矛盾。1898年7月，英法两国的殖民军队终于在苏丹法绍达村爆发了“法绍达危机”，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最后双方达成不利于法国的妥协，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界，英国占领苏丹东部和尼罗河流域，法国占领苏丹西部。尽管如此，法国的这次让步却为16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同样的苏丹已于2011年2月分离为南北苏丹，但昨天在这里的英法冲突，是否会是今天美国和欧盟冲突的前奏呢？果如此，已踏入北非的欧盟是否对已经变“老”的美国还会有耐心，这确实需要今天的美国人好好思量。

　　如果美国人不愿动这个脑子，那就看看自1950年以来欧洲在所有重大事件中是怎样支持美国，而美国又是怎样支持欧洲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时期除外，此间美国是拼着命且实打实地帮助欧洲统一，而欧洲对美国的支持只表现在美国发起进攻的时刻，尤其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上发起进攻的时刻。一旦把美国送上战场，欧洲人接着就抽掉梯子并溜之大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欧洲是这样；在同期美国对中国全面禁运中，欧洲也是这样；21世纪伊始，美国冲上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后，欧洲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参与但不卖力，在美国最困难时抽板。相信今后在美国冲向中国时，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面前，欧洲利用和消耗美国并壮大自己的策略并不会因美国以往的真诚而改变。

　　可以说，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美国人确实把火玩大了。在勃列日涅夫的追打下，美国本意是强化欧洲，但苏联的解体却打破了欧美间的力量平衡。结果美国将再次被失去相互制衡的欧洲所伤害。

　　19．欧美之间的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相当深刻。对此论述最深刻的是列宁。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欧洲就有人提出“欧洲共和国联邦”——这比丘吉尔提的“欧洲合众国”早三十多年——口号，列宁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资本”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

　　当然，资本家间和各个强国间缔结暂时协议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是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4]

　　由此，列宁提出著名论断：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5]

　　“绝对规律”基于绝对矛盾。列宁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列宁揭示的这个规律中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社会主义也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获得独立发展的认识。

　　20．比较开国领袖，我们会埋怨有后来有些领导人过于谨慎；如看看小布什，又会庆幸我们还有这些谨慎之人。

　　21．大国外交，最忌傻愣。愣傻之间，宁傻勿愣。

　　22．罗斯福总统告诫说：“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26]今天的美国战略层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没有耐心（时间）支撑的雄心，往往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前美国政治家处处显示出富家弟子的战略观念中只有“地缘”而无“政治”的致命短处。他们来到黄海的行为很像190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黄海时的随性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对已表示“我不愿发生战争”的尼古拉二世说：“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27]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事后评论说：“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却使战争无法避免。”[28]现在美国人也来到黄海，与当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国是在国内经济一片低迷，国际上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黄海的，美国人显然不愿打仗，但却挥起了拳头，这样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给人一种“困兽犹斗”的印象。

　　23．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日本政要经年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但在那里堆放的都是一些东条英机式的因没有战略哲学而毁灭了日本明治成就并将日本带向大灾难的政治人物的遗骸。而长期参拜这些人物的结果会使日本国民的战略文化水平及建立其上的国家的战略能力在亢奋的情绪中逐年递减。

　　24．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正是美国退出中亚，而不是什么资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解救欧洲经济困局的关键也不在欧洲大陆而在中东，中东石油结算币种——而这又是由枪杆子敲定的——是决定世界石油产销利润份额的关键。鉴于欧盟内部国家主权的众多存在，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比美国更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欧洲的政治统一与发展，较美国而言，则需要更为巨大的资源份额，目前处在上升期的欧洲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一样，都迫切需要对中东石油产地，从而石油价格的控制权以支撑各自金融。这是欧美矛盾最难以调和的关键[29]。

　　25. 在美英帮助下的欧洲统一，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俄狄浦斯”（Oedipous）[30]即儿子颠覆老子的效应。因为欧洲统一将使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绝对边缘化。我们知道，美国，尤其是英国，利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曾大获其利，正因此，它们对欧洲的统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尽管1946年丘吉尔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迄今仍未加入欧元区。英国明白，近代以来英国的全部辉煌，都是以欧洲的破碎为基础的；而没有破碎的欧洲，也就没有近代的英国。一旦欧洲大陆统一，英国外交特有的“离岸平衡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面对统一的欧洲大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免落入与日本在亚洲同样的边缘地位。英国人明白，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如张伯伦先生预见的那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会为美国或俄国所取代[31]；英国人更明白，一旦欧洲统一，英国的欧洲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二战”一结束就呼吁“欧洲合众国”却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的英国至今还在欧元区外踯躅的原因。但对地缘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为欧洲统一而自觉牺牲的尺度，随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将会日益减小。

　　26．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发展机遇，在任何时候也是通过最坚决的斗争赢得的。在第三世界面前，西方国家可以“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但条件是这个对手必须是软弱的。如果当他们感到对手无法战胜时，他们内部就“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32]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整个世界都以苏联为敌，试图通过将德国纳粹“祸水东移”苏联的方式来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白热化的争夺资源空间的矛盾。但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年），尤其是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的胜利，苏德战场胜负已成定局后，美国就率先抛弃实力比较弱小的英国，主动与苏联在同盟国中结成针对英国的“暗盟”。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和美国联手建立的雅尔塔世界和平体系。同样，正是中国人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誓死长期抵抗，才将与日本已接近达成“两国谅解”[33]的美国拉到中国抗战一边，这样才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与英美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并成为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的事实。

　　27．只有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34]结合在一起研读，我们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搁置争议”[35]的思想。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反霸、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生产力。当时，邓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搁置争议”和“三大任务”，这就是“有所不为”和“有所为”的统一。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是一个积极的和充满辩证智慧的战略思想，而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所谓主权问题也可“搁置”。

　　28．以前我们用钱赎买资本家阶级的归顺，现在我们也可以用钱延长转瞬即逝的战略机遇期。

　　29．看历史知道昨天外来鸦片已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林则徐），今看电视各式娱乐大赛，担心其中有些节目会使中国尽失血性男儿。

　　30. 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不知不觉地雌化，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正因此，1941年，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历史时刻，名旦梅兰芳拒绝日本人的“邀请”，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36]，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

　　31． “包容”须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增长”须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方向。毛泽东批评无原则的“包容”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37]。八面讨好，其结局可能就是《红楼梦》所展示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38]。

　　32．无原则的“包容”，在国内伤害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33．中国人常说“势利”和“势力”，这两个词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有势才有利，得势才得力。你若在大势上，这个“利”就会养你；若不在大势上，这个“利”多一分都伤你。所以人一生追求祖国大势，不要追钱。傍大腕远不如傍国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沉浮，才是人间正道。在大势中，劣势可能都会转化为优势；不在大势上，优点可能成为缺点。蒋介石那些高官里有许多都是哈佛毕业的“海归”，文化水平都挺高，最后还是跑到台湾岛去了。共产党这边的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低于国民党[39]，最后跟着共产党进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为什么？跟上大势了。今天我们也一样，逐“势”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谓“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40]。

　　34．中国是沿着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现代化成本在启动之初就降到最低点。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制度，结果造成国家现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步履维艰，其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通过与印度比较后正确地指出：“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41]

　　35．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36．英国人在建立世界帝国过程中，学会了比较圆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谋略；二战后，当英国人失去帝国时，他们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文化诱导世界政治的谋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势”，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实现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间接战略”。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侧翼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强调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使其物质上受损，精神上失衡，最终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在文化战中，避免用直接表达，而尽量多地用间接的方式传达其战略目的，并诱导对象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最擅长这种手法。

　　37．1952年9月，在与周恩来会谈临别时，应周恩来的请求，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语重心长的忠告，他说：

　　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42]

　　这是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最后的，也是最语重心长的指示。斯大林这个指示与1949年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同志从国民党渣滓洞监狱死里逃生带出来并交给重庆市委的《狱中八条》[43]中的最后一条“惩办叛徒特务”不谋而合。这“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经历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经历失败和挫折后的刻骨铭心的体会和总结。他们在最残酷的环境中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与同样从极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走过来的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指示，竟能如此不谋而合，这绝不是偶然的，因而在当前国际上“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了蓬间雀”[44]的特殊环境下，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巧合”。

　　38．当一个国家在做重大项目的技术选择时，不能轻易依托于一个只有纸面论证而无实际检验的技术。航母已经历了“二战”以及后来的无数次大规模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发展航母的考虑是成熟的。成熟的选择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无从选择条件下的选择。如果能同时启动相关替代技术研发的话，这样的选择就是更好的选择。

　　39．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受到的挫折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促使世界军事变革在美苏的带动下向外空和深海两大领域迅速推进。外空信息技术革命使弹道导弹及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核动力战略潜艇的出现又大大弱化了有核国家战略打击和报复能力。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使人类正式告别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主力军团大规模决战的小立体战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卫星制导和陆海导弹精确打击为主，少量精锐地面部队定点突入的大立体战争模式。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美国外层空间绝对优势的确立，发展深海战略优势将成为世界军事革命的新领域。

　　40．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我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①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趋于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②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③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④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⑤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41．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本《21世纪：世界是平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世界确实是平的。但矫正世界畸形变化的力量并不像弗里德曼所认为的是国际资本流动，而是“天之道”即世界人民反对国际资本的力量，具体说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对国际资本的誓死且有效的抵抗运动。如果没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抵抗，就不会有美国从中亚撤军以及随之而来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42．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亚洲人民的尊重，是从朝鲜战争的胜利开始的；同样，我们要在南海赢得那里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也得从钓鱼岛赢得尊严开始。

　　43．2011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就129年前即1882年美国国会制定的歧视性的《排华法案》通过道歉案。有报道说：“这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是华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结果，极具标志意义。”[45]

　　可就在10天前即9月2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已正式通知国会对台军售计划，包括为台“改装”其现有F-16A/B型战斗机、售台军用飞机零配件并提供有关训练项目，军售总价值约为58.52亿美元。[46]中国外交部一日之内对此提出三次抗议。报道说，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对台军售达54次之多，共计约725亿美元。[47]10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美对台军售表示：“希望美国不要一错再错。”[48]

　　 “一错再错”在美国外交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抗议”本身也不是大国的语言。如果一百多年后美国为它今天的对台军售行为再向中国“道歉”，但愿我们不要再说那又是“华裔地位和政治崛起的结果”。

　　44．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当时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了。尼克松转述周总理的话说：抗议的声音，如果太远是听不见的。[49]

　　45．2011年10月24日，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过渡委”将调查卡扎菲死亡时的真实情形。[50]这无异于让嫌疑人自查其犯罪行为，监守自盗，西方法律看来也很“任性”。

　　46．战国时的齐国曾是秦国面临的最强的对手，公元前288年齐秦曾一度相互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国也是秦国行贿黄金最多的郡国，真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当秦国兵抵城下时，齐国是在完全不抵抗并在齐王建带领下出城投降的。史载：齐降后，秦王政把齐王建安置在边远的共地，不给齐王建食物，齐王建最终“饿而死”[51]。

　　47．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52]故此，毛泽东说：“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53]

　　48．2011年11月3日，“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成功，这说明我们对外空的认识日益接近“自由王国”[54]；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却因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而离散，这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价值。卫星上了天，红旗不能落地。

　　49．改革开放之初的问题是全国划一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因此当时改革口号是“发展是硬道理”，其攻坚目标是发展生产力；今天的问题是孤军独进的生产力正在毁坏生产关系内在统一，单纯的利润指标使曾用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公民出现阶级分化，这种分化又正在毁坏国家的统一性和国家本身。这时，改革就应当以调整生产关系（而不仅仅是分配关系）、推进共同富裕为攻坚目标。

　　50．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及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西方这种建立在世界南贫北富民族对立基础上的局部“社会主义”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而社会主义复兴的大趋势，如没有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为理论背景就不能被很透彻地理解。

　　注释：　

　　 [1]这里转借毛泽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句，详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4页。

　　[2] 《专家：超越道德和解历史向日本伸温暖援手》；（原题：《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100名中国学者的倡议书》）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03/1565984.html。

　　 [3]刘江永：《面对天灾，中日有难同当》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3/1560269.html。

　　[4]逭，huàn，逃避：～暑（避暑）。该详解见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5]目前国内学界有人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先秦国家间政治”的概念，认为战国时的“七国”已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一文认为：“可以肯定，春秋时代的那些‘国’，既不是城邦，更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具备所有‘国家’特征的实体。那里有国家认同、有疆界、有包括军队和税收体系在内的，功能相当完备的政府。国内还有对研究‘先秦国际关系’的禁忌，视之为‘国内关系’。然而，先秦时代各国的关系显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关系。”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28期，第75页。

　　 [6]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意指由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的欧洲国家间的法权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国际和平体系。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是承认国家主权像人的生命一样不可随意被剥夺，从1648年以来，国家主权的观念已经存在了350多年，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7]《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635页。

　　[8]2011年5月2日，奥巴马在白宫主持一项颁奖仪式时再次表示：“国家兑现了承诺，正义得以伸张，世界因为拉登之死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今天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奥巴马：击毙拉登证明美国无所不能》

http://news.qq.com/a/20110504/000325.htm。

　　[9]“离岸平衡”，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米尔斯海默的学术用语。［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10]《盖茨声称美不会遏制中国发展警告中国“别学苏联”》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33488.html。

　　 [11]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文章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12]［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433页。

　　[13] 苏星、龚育之、杨春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

　　[14]共济会（Freemasonry），世界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共济会的传播是由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引起的。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行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15]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16]［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17]［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18]［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页。

　　 [19]列宁说：“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尔赛和约又使被压迫民族增加了１亿或15000万人口。”参阅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1920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74页。

　　[2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21]目前在这方面的资料最集中、最全面的披露，可参见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

　　[22]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1919年3月，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6月10日，鉴于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协约国而创，而美国此时成为苏联拉拢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重要对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23]《美国非洲司令部主导地区安全合作牵头联合军演》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1/26/content_12877941.htm。

　　[24]［俄］列宁：《论欧洲联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8～709页。

　　[25]［俄］列宁：《论欧洲联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页。

　　 [26]转引自［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27]张蓉初译：《库罗巴特金日记》，《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1页。

　　[28]［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56页。

　　[29]此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德］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30]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因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娶母，出生后就被其父弃在山崖，但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国王收养。长大后，想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却无意中杀死亲父并娶其母为妻。此处比喻美国的命运是生于欧洲但注定要毁灭欧洲的“俄狄浦斯”式的命运。参见梁德润编著：《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31]1938年10月19日，张伯伦派英国首席顾问利思·罗斯以私人的身份与德国驻英商务参赞吕特尔和德国经济部官员施文迪在伦敦进行非官方秘谈，他再次提醒德方官员慕尼黑协定之后建立的欧洲安全集体合作的排外性质，说：“作为英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他有责任使促进欧洲国家合作的任何适当机会都不致错过。同样，假若欧洲四大国不是相互合作，而是互相拆台的话，那么欧洲经济就将处于严重的危险中，特别是在面临美利坚合众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时候。”参阅《德国驻英大使狄克逊的备忘录》（1938年10月19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364页。

　　[32]“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33]1940年11月，美国天主教梅利诺大学的秘书长德劳特与主教沃尔什访问日本，同近卫首相的密友、日本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秘密举行改善美日关系的“民间会谈”。1941年2月14日，野村大使会见罗斯福总统，商定从3月8日开始日美谈判。3月中旬，德劳特和沃尔什在与日本高层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特别助理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拟出包括解决中日冲突在内的《原则协定初步方案》。双方分别报告美日政府首脑。4月2日，岩畔大佐作为野村大使的助理介入日美谈判，双方磋商后，由岩畔执笔拟出《日美谅解方案》“两神甫与岩畔和井川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罗斯福总统邀请赫尔国务卿，听取两神甫的意见”。（参阅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639页；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尽管这个方案只是草案，但罗斯福事前已听取了德劳特与沃尔什关于他们与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谅解方案》的汇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日美谅解方案》内容已获美方的相当认同。方案开宗明义：“日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为了谈判并签订一项旨在恢复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的全面协定，现愿承担共同责任。”194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大使野村开始会谈。其间，赫尔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并不反对《日美谅解方案》。（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页。）关于这个方案的具体细节，可参阅《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34]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参阅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页。

　　[35]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36]关于这一段事迹，参见梅绍武回忆文章：《傲骨从来耐岁寒——忆父亲坚决拒为敌伪演出的事迹》，载于梅绍武著：《我的父亲梅兰芳》，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3页。

　　[37]《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38]［清］曹雪芹著：《红楼梦·第五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39]“我们的将军百分之九十大字不识，或者只识很少的字。蒋介石的将军都是大学毕业，什么陆军大学、黄埔军官大学，那样的学校我们只有少数人进去过。”毛泽东：《打仗的办法主要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

　　[40]潘慧惠：《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41]［印］阿玛蒂亚·森著，任頣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另外，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成就在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也有全面客观的介绍。

　　[42]《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9月19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31页。

　　[43]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进渣滓洞监狱，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他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对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进行总结。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从狱中死里逃生的罗广斌为了完成难友们嘱托，晚上就趴在床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12月25日，他向重庆市委递交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共七个部分，最后部分就是《狱中意见》，共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红岩烈士“狱中八条意见”的现实意义》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72943/5142894.html。

　　[44]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45]《美参议院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向全美华裔致歉》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1/10-08/3370515.shtml。

　　[46]《美国防部宣布对台军售计划，总价值高达58亿美元》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1/09/22/007836685.shtml。

　　[47]《中美建交后美对台军售54次总金额725亿美元》http://war.news.163.com/11/1004/08/7FGRE9FM00011MTO.html。

　　[48]《外交部：望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要一错再错》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070212.html。

　　[49]“但是如果美国退出亚洲，撤出日本，届时无论美国的抗议声有多大，套用总理的说法，我们都是在放空炮。那么，我们抗议的效果将微不足道，因为相隔一万五千英里的距离竟无法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页。

　　[50]《利比亚过渡委当局称将调查卡扎菲死亡真相》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10/2112175.html。

　　[51]“秦使陈驰诱齐王内之，约与五百里之地。齐王不听即墨大夫而听陈驰，遂入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战国策·齐策六》，见王守谦等译注：《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页。

　　[52] 转引自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54]在认识上，“自由王国”指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认识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并自觉依照这一认识来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社会状态。与此对应的“必然王国”是指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认识而不能自觉地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社会状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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