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辰：“四·一二”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为何成了众矢之的？

点击：  作者：易辰    来源：青年力  发布时间:2018-04-12 12:53:15

 

1927年4月12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在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大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被反动军警逮捕杀害，上海街头顿时血流成河，这一事件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暴行自上海始，却并没有在上海终，很快杭州、宁波、湖州、温州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派都开始了抓捕杀害共产党人的行动。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201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献礼片《建军大业》上映。电影将“四·一二”之后共产党人于八月一日发动起义，从此走向武装斗争路线的这段历史搬上了荧屏，并就其主要过程进行了艺术化表达。但是限于篇幅和主题，电影对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进行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会成为众矢之的，被如此追杀？

 

 

 

共产党人之所以称为众矢之的，惨遭屠戮，其缘由很简单，那就是她“得罪”了足够多的有权势的人。这些有权势的人联合起来，利用手中的力量，毫无底限地绞杀共产党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页。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人会“得罪”这些有权有势，有些甚至到现在还粉丝众多的“大人物”们呢？

 

 

 

1、在农村，共产党人得罪了土豪劣绅、乡间恶霸

 

民国时的农村是什么样子？那是充满了黑暗与暴政的荒谬世界。虽然清王朝灭亡了，但是清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封建秩序与权力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地主依旧是农村社会的统治者。地主们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对于农民来说庞大的财富，还与当地的军政要员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之下，构成了对农村的绝对统治。地主们过着“杀人不犯法、打人不算事”的幸福生活。

 

 

 

民国时的农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在军阀与地主的压迫下，民国的农村就是一副人间地狱的凄惨景象。这里以广东海丰为例，令读者可以对民国时的农村有个大致的印象。海丰在广东军阀陈炯明主政时期，陈炯明曾为了搜集军饷资材、统治农村，在海丰设立了一个“将军府”，由他的母亲和六叔负责管理，“凡行政、司法、教育、苛捐杂税、派勒军饷以及商场买卖——人家死一猫、死一狗都要经过他的将军府一道衙门。”而这样的机构，在全国各地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成为了压在农民头上的沉重负担。相比军阀的“将军府”，大地主开设的“租馆”也不遑多让。民国时海丰县的高沙约地区，大部分农民都租种一家蔡氏地主的土地，蔡地主为了方便向农民收取高昂的地租（民国时期的地主理论上可以随意提高地租），专门设立了“租馆”，用来收租。如果农民上交地租晚了或者上交不够，便会被租馆中的打手抓起来关在租馆里折磨，只有家里多出钱才肯放人。有些农民家里穷得没办法，便只能变卖生产资料（牛）甚至家庭成员（妻女，民国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人口贩卖）来交齐地租，结果是农民即使从租馆中被放出来，也已经家徒四壁甚至家破人亡了。老电影中“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彭霸天”等艺术形象均是对这种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民国大地主的生动描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文艺作品对事实有所扭曲，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些文艺作品的扭曲之处往往在于对这些地主的丑恶面目揭露得不够充分。

 

 

 

后来发生了什么？共产党人来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里还以海丰县为例子，1922年6月，共产党人彭湃回到海丰县老家开展农民运动。他出身富家，因此最初下乡都是一副城市学生打扮，农村见到他都以为是来“收账的”，唯恐避之不及。彭湃经过一番思考后，为了贴近农民，穿上粗布衣服、戴上竹制斗笠、赤脚走在农村乡间，顿时与农民们拉近了距离。彭湃免租金、烧田契（前文提到了，彭湃出身富家），还主动到农民家里帮农民干活，与农民熟食起来后，便开始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组织农民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农民协会），对抗土豪劣绅。1923年3月，一条名叫朱墨的地主擅自给佃户增加地租，佃户余坤等人退辞田地以示抗议，而农会方面也联合其他农民不来耕种这片被退辞的田地，以示支持。地主朱墨见无人来种地，竟以余坤等人退辞田地数量不足为由将其告上法庭，还联合其他地主组织了一个“粮业维持会”（臭名昭著的维持会）向法院施加压力。面对这种情况，农会经过商讨，迅速集结数千民众来到法院，声援被抓的余坤等人。最终，法院见农会比地主势大，便宣判余坤等人无罪，并当庭释放。此事轰动了全县，并在惠州其他地区造成了巨大反响，农民们纷纷加入农会，“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实有应接不暇之势”，海丰县的农民运动渐成声势。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让一贯在农村中作威作福的地主们“受了委屈”，他们纷纷逃往城市，与相熟的官员名流们诉说农民的“种种暴行”。一时之间，农民运动广受质疑，在某些人口中更是成了“痞子运动”“惰农运动”。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亲自前往农民运动的中心——湖南考察实际情况，并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根据实际调查，毛泽东发现农民运动之所以备受攻讦质疑，纯粹是因为农民运动让曾经的土豪劣绅和乡间恶霸不能再为所欲为，从而得罪了他们。而对于某些对此表示“担忧”的“先生小姐”们，毛泽东则辛辣地讽刺道：“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2、在城市，共产党人得罪了资本大鳄、黑帮大佬

 

共产党人在农村发动农民，在城市里则是动员工人。当时的共产党人发现，大部分工人都处于帮会即黑社会的控制之下。工人加入帮会的初衷，往往是因为在城市中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所以为了寻得庇护而加入帮会，当时城市中帮会的大多数人员都是这样的工人。而帮会中的中上层，则往往都是些拥有一定财产和社会关系的中产或大资产阶级，他们中的佼佼者便是黄金荣、杜月笙等耳熟能详的人物。这些黑帮大佬一方面利用下层帮众为个人谋取利益，另一方面在面对资本大鳄收买的时候便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下层帮众的利益。事实上，黑帮的存在，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对城市人民的压迫，而这种压迫被掩盖在纷繁的“江湖规矩”“帮会冲突”和“哥们义气”中，迷惑了很多人，使城市中的工人得不到真正地团结，陷入到“群众斗群众”的可悲螺旋中。

 

 

共产党人到来后，一切又有了变化。共产党人通过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的方式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工人的阶级身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工人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不应该相互仇杀”，其结果是工人们越发认识到了帮会组织的局限性和工人阶级团结的正确性，逐渐团结到了共产党人身边。

 

 

 

而这种团结的必要性与帮会的局限性，很快就在事实的考验下得到了验证。1921年7月，上海一家外资工厂的工人因为监工克扣工资和殴打工人举行了罢工。一段时间后，洋人工厂主找到了工头、青帮头目王凤山，试图用500元大洋收买他，令他出面让工人停止罢工。这家工厂中的工人里有很大一部分青帮帮众，王凤山很快就说服了一些人复工。面对这种情况，打入青帮的共产党员李启汉对其他帮众进行劝说，指出青帮应该讲义气，而“老头子”（王凤山）擅自带人复工，被工厂主收买就是不讲义气，是犯了帮规。得到了大量帮众的赞同。于是第二天，王凤山带人复工时，被大批帮众挡在门外。最后罢工取得了胜利，也令更多的帮众认识到了帮会上层的本质和共产党人为大众谋利益的本色。

 

共产党人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城市中的形势。以往在工人中“一呼百应”的黑帮大佬，如今唯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维持自己的“江湖地位”，因为如果不跟着共产党，他们那用来拉拢人心的“江湖义气”大旗就成了散发着腥膻恶臭的破布。而那些一贯依靠黑帮大佬们弹压工人罢工的资本大鳄们，在面对共产党组织的罢工时束手无策，只能乖乖答应工人的要求，对共产党更是恨得咬牙切齿。结果便是，共产党人在城市里得罪了资本大鳄与黑帮大佬两方势力。后来，青帮大佬杜月笙秘密联络黄金荣等其他黑帮大佬，提出：“共产党胜利了绝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

 

 

 

3、内政上，共产党人得罪了国民党右派

 

共产党人在农村发起农民运动，在城市发起工人运动，动摇了城市与农村的封建秩序，不仅令前文提到的那些势力恨之入骨，得罪了他们，也得罪了与这些势力有着密切关系的国民党右派。

 

从现实来看，如彭湃那样出身富家但是愿意为了农民的翻身得解放而穷尽心心力的人只能代表一部分人。还有很多同样出身的人，他们视农民被压迫、工人被剥削为等闲，丝毫不认为这种情况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甚至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如此“快活”。这些人加入国民党后，形成了庞大的反动势力，一般称之为国民党右派。

 

其实，对于这些人，国民党中有远见的元老早已认识到他们的危害。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就认为国民党之所以经常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内部大量人员“沾染官僚恶习”，孙中山先生也说：“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主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自己的主意。”但这些人因为人员众多、势力庞大，始终在国民党中有很大影响。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孙中山才试图通过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来改变国民党内的腐败风气，通过黄埔军校来培养一支新的革命军队。但面对绝大多数右派和右派掌握的军阀气息浓厚的军队来说，这些都只是杯水车薪。

 

 

当农村与城市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掀起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的时候，这些人终于坐不住了。他们说农村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利用手中的权力抓捕农会成员，为地主阶级张目。在城市里，他们暗中联络，寻找“同路人”，谋划有朝一日对共产党人的反攻倒算。他们之中有政府要员，有“革命”军人，还有因为战败而不得不归附的前北洋军阀，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认为共产党是他们的心腹大患。最终，这些人团结在了蒋介石的周围。

 

 

 

4、外交上，共产党人得罪了外国列强

 

众所周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一大重要目标，就是要统一中国、驱赶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更是成为了北伐军的口号。而身为“列强”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北伐军、对于中国的革命、对于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共产党人无疑是充满了敌视的，可以说共产党人的存在就得罪了各国列强。而其中有大量共产党人担任作战骨干的北伐军的高歌猛进，也令各国列强战战兢兢。长期以来，列强只承认北京的北洋政府，并不承认广东的国民政府，双方可以说是积怨已久。

 

而这股他们曾经完全漠视的力量，很快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1927年1月，爱国群众冲入英国位于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国民政府顺势将其收回，而英国方面则束手无策，只能接受。事后，英美各国列强更是如坐针毡，他们担心眼看就要统一中国的的国民政府不承认那些不平等条约，不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甚至还担心在中国的企业是否会被国民政府所没收。种种担忧令他们一方面增加派驻中国的军队与军舰，另一方面又暗中在国民政府中寻找合作者。最终，他们发现了一直在培植个人势力，对打倒列强除军阀兴趣缺缺，对共产党却恨之入骨的蒋介石。

 

 

 

5、历史的吊诡：注定了悲剧的过程，预示着光辉的结局

 

正如前文所言，在“四·一二”前夜，共产党人已经得罪了以上这么多群体，这些群体有的有钱、有的有人、有的有军队、有的有枪、有的有炮，还有的连军舰飞机都有，他们最终都选择了蒋介石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而当时的共产党人手中，能真正握在手中的，只有一支支笔，和寥寥几杆枪。

 

这悬殊的实力差距，导致了一个悲惨的结果，那就是当这些被共产党人得罪过的群体合起伙来对共产党人不利的时候，共产党人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在中外反动势力掀起的血雨腥风之中，无数共产党人被捕牺牲，无数工农群众惨遭屠戮，而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共产党人“打倒列强除军阀”和帮助人民大众“翻身得解放”的宏愿在中外反动势力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妄想”，是不可容忍的“僭越”，是对他们根本利益的极大损害。因此他们勾结起来，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毫不顾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道德与公理。

 

 

 

初心，还记得吗？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大众、为了国家民族，不惜得罪土豪劣绅、乡间恶霸、资本大鳄、黑帮大佬、国党右派、外国列强的决心与行动，注定了共产党人会遭遇腥风血雨，但为了人民大众、为了国家与民族的未来，纵然成为了众矢之的，也是荣耀与光荣！因为仇恨义人者皆是恶人，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却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共产党人为人民而死，重于泰山！而历史也雄辩的证明了，只有人民才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只有站在人民一边才能获取最终的胜利，所有的反动势力在人民的力量下，都必将在人民的唾骂声中灰飞烟灭，化为历史的尘埃。纵使反动势力能依靠刀枪制造惨案、笔墨混淆视听，但终究逃不过人民的制裁与审判，终究逃不脱失败的命运，正印证了那句老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谨以此文悼念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为人民大众、为中华之崛起而献出生命的无数志士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