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作者为《红军长征在四川》（修订版）负责起草的一节文字，该书现已出版。】

“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

——任弼时在长征中为维护党内团结和统一的重要贡献

1936年7月底8月上中旬，从甘孜出发的红二、四方面军相继完成了雪山草地的艰难行程，陆续会合于川甘边境的上包座、求吉寺地区进行休整。这一路上，随红军总部行动的任弼时一路上都做“促进党内团结和统一”的工作，也与徐向前、傅钟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谈话。

多年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回忆道：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弼时同志主动找我谈话。他讲了二方面军七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也称赞四方面军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搞得不错。他对我信任很深，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一方面军“不辞而别”，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开门见山问我：“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我不加思索地说：“不知道。”他很惊讶。我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闹到了那种地步。他仔细地听我说了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进穿越草地行军路线

任弼时听完傅钟的陈述后问了一句非常要害的话：“北上有决议没有？”在得到傅钟肯定的回答后，任弼时又问：“有，为什么不执行？”

这个问句在同为共产党员的傅钟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在场，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

任弼时没再说什么，只是让傅钟到机要部门看电报，而且“凡是我看过你都可以看”。傅钟回忆了看过电报后的结果：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任弼时还进一步了解了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问题。除了傅钟，还找过李卓然和其他人，也看过傅钟提供的卓木碉会议的会议纪录。在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信息后，任弼时也并没有批评会议上有过错误表态的人，而是说出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来——

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接下来，任弼时的谈话就更加深入了：张国焘还要怎么对待“党内统一问题”？

弼时同志继续和我谈的，是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问题。在那些天里，张国焘一直散布：他取消了“中央”，和中央那边是平等的协商关系。说是陕北那边改称西北局，这边是西南局，象上海局、北方局一样，都由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统一领导。对此，弼时同志只是静心听进去，没有说过什么。这天晚上他向我了解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自立“中央”，已是我们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分裂危机，既然宣布取消了，为什么还不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

傅钟介绍了年初林育英提出的“取消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国际代表团”的建议，以及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劝他接受这个“通融”办法，以及张国焘坚持要党中央变成“北方局”的固执……

弼时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五月二十日中央有过电报谈了与国焘的关系，“暂时采用协商方式”，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而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中央没有讲与他是平行的“局”间关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驻国际的代表团是党中央派出的，怎么能颠倒过来领导党中央呢？

弼时和我都会俄语，这有利于我们把心底深处的话，包括直接批驳张国焘的话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说出来。对于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他极为愤慨，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的这样严重。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他用俄语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而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弼时同志这种坚定的鲜明的维护党的统一的态度，对我教育极为深刻。

经过几次和弼时同志的竟夜长谈，使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力地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时同志的见解，我和王建安同志、袁克夫同志等四方面军与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作过长谈。他们完全赞成弼时同志的意见，并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这样，指战员的精神面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对二方面军同志的感情更加亲热。^[]

当部队来到青海班玛的绒玉时，任弼时在班前村就着一盏酥油灯昏暗的光亮给党中央写了起草了一份电报，表达了对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的迫切希望：“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我已取得特立、玉阶两同志之同意，向兄等有以下建议：㈠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对论党的目前紧张[急]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到了包座以后，任弼时还找徐向前谈过话。关于这次谈话，徐向前回忆道：

他同我第一次见面，就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同他的倡议，讲了几点看法：㈠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㈡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份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㈣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弼时同志很高兴，表示一定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他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任弼时为增强党内团结和维护党的统一所付出的努力，非常关键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替代！这位有着纯洁坚强党性和凛然正气的“老布尔什维克”的重要贡献，完全值得史笔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