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绍恩教授谈琵琶名曲《狼牙山五壮士》创作历程

点击：  作者：记者梁珠    来源：《中国乐坛》  发布时间:2018-03-05 16:36:05

  

　　1960年7月，中央音乐学院国乐作曲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吕绍恩，根据“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事件，创作了琵琶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乐曲歌颂了“狼牙山五壮士”面对强敌奋勇斗争、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歌颂了中国军民坚贞不屈、浴血抗战、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琵琶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在1960年国庆献礼音乐会上成功首演，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成为抗战题材的经典民族器乐作品，被中国唱片社列入“古今中国十大琵琶名曲”之中发行。

 

 

（图为1960年创作琵琶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时的吕绍恩，年25岁）

 

那么，琵琶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是怎样诞生的？为回答读者的关切，本刊记者对《狼牙山五壮士》的作者，八十一岁高龄的吕绍恩教授进行了专访，听吕绍恩教授亲口讲述了创作这首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心路历程。吕绍恩教授还讲述了作品背后的很多故事，并向记者提供了和作品有关的很多珍贵史料。在此，本刊代表海内外读者，向吕绍恩教授表示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

 

　　在七月这个与《狼牙山五壮士》有着密切联系的月份，本刊“乐坛聚焦”栏目刊发“吕绍恩教授谈琵琶名曲《狼牙山五壮士》创作历程”专稿，以飨读者。

《狼牙山五壮士》是国庆献礼作品

 

　　五十六年前，1960年的夏天，7月1日，我们中央音乐学院七个系（作曲、理论、指挥、钢琴、管弦、国乐、声乐）的本科学生，从学校出发，到北京市西城区的各工厂进行边劳动、边创作、边演出、边辅导的“四边”活动。

　　当时的情况是，北京市彭真市长根据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刘少奇（时任中央第一副主席）、邓小平（时任中央总书记）两位领导的指示，组织在京的高等院校进行教育改革试点工作。彭真与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邓拓研究制定了一个方案，对在京高等院校的学制和教学工作进行了改革。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的大、中、小学实行每年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每年的上、下两个学期各四个半月的学制。上、下两个学期中，每个学期有半个月时间要停课复习考试，又占了一个月。学生在课堂学知识的时间，每年只有8个月，占每年12个月的三分之二。彭真在北京市组织进行的改革，主要是把暑假的两个月变为一个月，另外的一个月时间用来组织学生进行劳动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因为艺术院校的学生在象牙塔里学习，不接触社会，容易使自己的学习脱离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艺术院校的学生在暑期要集中一个月时间到北京市区的工厂里面进行“四边”活动。我们当时是7月1日开始下工厂，到月底才开始才放暑假，整个七月份都是在工厂里度过。

　　1960年的暑期“四边”活动，我被分配到位于北京动物园附近的西城区建华轧钢厂去劳动与实践。我们当时是12个人一组，刘秉义是组长，我是副组长。7月1日到达工厂，劳动了仅一天，就接到院办的电话通知，调我回学院，说有创作任务。

　　1960年7月2日一大早，我就坐车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赵沨院长给我们作报告，说1960年是建国十一周年，要组织向国庆十一周年献礼创作活动。同时，文化部还要举行全国的声乐及钢琴、小提琴、琵琶、二胡等器乐单项比赛，学校要组织作曲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写一批技术高、音乐好的声乐、器乐作品供文化部选用。听完赵沨院长的报告后，学院给我们做了分工。音乐艺术的表演形式不外乎是独唱、独奏、重唱、重奏、合唱、合奏六种，歌剧音乐、舞剧音乐、电影音乐等也都离不开这六种形式。我们的创作也按这六种形式进行分工——合唱、合奏由学院安排，其余的重唱、重奏、独唱、独奏的艺术形式，由大家自选。要求每个声部（男高、男中、男低和女高、女中、女低）及每种器乐都要有人写。

　　被学院从劳动现场调回来的，全部都是作曲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当时本科作曲、音乐学、指挥这三个系是五年制，搞吹拉弹唱的钢琴、管弦乐、国乐、声乐四个系是四年制），王世光（歌曲《长江之歌》作者）、刘霖、刘廷禹等人都是二年级学生，没被调回来。王立平、鲍元恺等人是附中理论学科高中部学生，也没参加创作。如果当时王世光被调回学校参加创作并写出一首名曲的话，我想他用不着等到二十四年后他四十三岁的时候才写出他的成名作《长江之歌》。

 

（1940年，5岁时的吕绍恩）

 

　　我们按学院的要求开始分工，学院指定大合唱由作曲系四年级学生集体创作，定名为《反美风暴大合唱》，有现成的诗做歌词，由戴宏威、杨振维、关乃忠、李西安、军驰等几名同学集体创作，每个人写一个乐章，包括乐队总谱。当时，我们中央音乐学院采用的是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学大纲，实际上全世界包括巴黎音乐学院、德国的一些音乐学院在内大体上也都是这样，就是要求作曲专业本科生毕业作品需交验单乐章奏鸣曲式的交响诗，或是多幕歌剧、舞剧的一幕，又或是独幕歌剧、独幕芭蕾舞剧音乐，最差的学生也需交验一部多乐章管弦乐组曲才能通过毕业。作曲系的毕业作品最符合基本标准的就是写一首交响诗，十五分钟左右。我们组织集体创作的时候，辛沪光已经于1956年毕业去了内蒙古艺术学院，她的毕业作品就是交响诗《嘎达梅林》。学院按照这个标准，要求四年级的学生写交响诗类的作品，安排施万春、魏作凡、徐志远三人合作，创作《开国大典•节日序曲》。我记得他们三人合作的规模很大，时长约15分钟，乐曲中描写了很多少数民族舞蹈的场面，很适合节日气氛。现在大家听到的《节日序曲》，已不是当年的全部，而是删除了魏作凡、徐志远二人创作的歌舞插部，保留了施万春创作的主体部分。因为施万春学过两年唢呐，他在《节日序曲》中使用了民间唢呐曲牌《淘急令》，采用唢呐与乐队变奏的写法，表现了普天同庆、万众欢腾的节日气氛，乐曲后来成为被公认的新中国八大管弦乐名曲——《春节序曲》、《瑶族舞曲》、《嘎达梅林》、《梁祝》、《节日序曲》、《红旗颂》、《黄河协奏曲》、《北京喜讯到边寨》之一。而这八首曲目中，竟然有三首出自本科生之手，这是新中国音乐院校成功办学的杰出例证。

　　剩下的独奏、独唱作品，由大家自报、分工创作。我记得五年级的彭家幌（广东人）写的是小提琴独奏；三年级的田保罗（田丰）写的是钢琴独奏《高山族组曲》；助教黄晓飞写了板胡独奏曲，四年级的赵永山写的是三弦独奏，郭石夫因为正在西藏采风没有回来。刘文金报名写的是二胡独奏《三门峡畅想曲》，表现的是1958年他家乡三门峡市工业建设的劳动场面，河南风格很足。刘文金首次在国乐创作中使用了大型回旋曲式，刘天华没有用过这种曲式，他用的主要是中小型曲式。刘文金用的是复三、回旋这两种大中型曲式，并在其中做了国乐化的革新贡献。自报选择器乐作品乐器种类的时候，琵琶这种乐器，当时没人选。

　　琵琶这个乐器，左右手并用，一共有74种演奏手法。弹拨乐器历来很复杂，比如古琴、古筝、琵琶、三弦等，都比笛子、二胡、唢呐等复杂得多。作曲系的学生中，施万春修了两年的古琴和唢呐，李西安修了两年古琴和三弦，我是选修了两年的琵琶副科。由于我修了两年琵琶副科，大家说，你吕绍恩当仁不让，你写琵琶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便选择写琵琶曲。其实我心中一点底也没有，不知写什么好，两年副科，仅弹到《旱天雷》为止，初级水平而已。

 

 

 

（吕绍恩8岁时，小学三年级学生）

 

　　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赵沨院长有指示，要借鉴苏联文艺方针结合中国实践，提倡“生活、思想、技巧”，采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刘文金采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写三门峡的工业建设题材，我则选了现实主义的革命历史题材。我当然也可以写现代题材，像《彝族舞曲》一样，写少数民族歌舞题材，容易成功。但是我这个人天性不喜欢这种轻歌曼舞、风花雪月的题材，如果我是画家我恐怕不会画小桥流水人家，我一定会专门画人物冲突、激战场面、山川大河这类歌颂祖国的壮丽山河的作品。我作为搞作曲的，心目中最崇敬的人是贝多芬、勃拉姆斯、穆索尔斯基这些音乐英雄和思想家。我始终认为，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家是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只能说是著名作曲家，和穆索尔斯基相比，在思想境界上有很大的差距。业余音乐爱好者是搞不清的，仅从感官上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好听。但音乐进入最高阶段，好听不好听并不是全部。当然，好听是一个起码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深刻不深刻。音乐的最高阶段，当它进入哲学境界时，那才是伟大的。

　　于是，我决定写历史的、革命的、冲突的题材。我反复阅读了革命将士们写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各集，从中找适合的题材，找了很多，最后决定写《狼牙山五壮士》。我又征求了和我要好的高年级同学魏作凡的意见，我们两人创作志趣相近，关系很好，晚饭后经常一起去音乐学院旁边的太平湖公园散步，谈创作体会，魏作凡表示支持我写《狼牙山五壮士》。

　　我写此曲，主要的创作动力是狼牙山五壮士保家卫国、还我河山、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的大无畏精神。我虽然外表上看起来像一介书生，但我骨子里是山东大汉、武松打虎、林冲夜奔的热血性格，这种侠义情结，决定了我一生中我只能写江山社稷、家国情怀的作品，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题材，从来不是我的强项。

我之所以决定写《狼牙山五壮士》，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我出生在山东青岛，当年青岛人口很少，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历史上，青岛先后被德国和日本侵占，五四运动二十一条口号的第一条就是“还我青岛”！我出生在1935年，我两岁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七七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我在青岛上小学的时候，正处在青岛被日本占领期间。日本人在青岛开的酒馆、酒吧，成天在门口用喇叭播放日本音乐，青岛人普遍对日本音乐很熟悉。写《狼牙山五壮士》肯定要写日本侵略者的音乐，我对日本音乐有所了解，所以我决定报名写琵琶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

 

　　就这样，7月2日听完报告后开始报名分工，7月3日，我确定了选题，开始了琵琶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的创作。经过9天呕心沥血的艰苦创作，《狼牙山五壮士》完稿。刘文金的二胡独奏《三门峡畅想曲》也同期完成。我们的作品完稿后，学院把刘德海（琵琶演奏）、王国潼（二胡演奏）、李婉芬（古筝演奏）、王九州（板胡演奏）等陆续从劳动岗位调回来，试奏我们的新作品。刘德海等人没再回劳动岗位，一直在学院练习新作品。按当时的规定，要把新作品演奏给院领导和作者听，一共听两次，由大家提意见，供作者修改。我印象里是我的作品领导和老师们听后都给予了肯定，我也没进行过修改，一直按原稿进行演奏。

　　1960年10月1日国庆献礼音乐会上，我创作的琵琶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由刘德海成功首演，我圆满地完成了学院领导布置的创作任务。

（12岁的吕绍恩，初中一年级学生）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创作影响深刻的两个因素

 

有一些外国在华研究新中国文化史、音乐史的硕士、博士生，在向我采访了解《狼牙山五壮士》创作过程时，我都明确谈到，有两个因素对我创作此曲影响很大。

 

第一个因素是琵琶独奏曲《十面埋伏》对我的启迪。这是世界民间音乐史上唯一的一首一个人演奏的表现战争题材的音乐作品。西方音乐史上擅写激烈钢琴音乐的贝多芬和李斯特，擅写热情小提琴曲的帕格尼尼和萨拉萨提，他们谁都没写过一个人独奏的战争题材的音乐作品，包括有伴奏的独奏曲和与交响乐队的协奏曲。世界各国的《大百科全书》和《牛津音乐百科词典》上都没有这种作品收录。我想继承发扬《十面埋伏》在民间音乐史上的贡献，在世界专业音乐史上开创一个新局面，写一首一个人可以演奏出两军作战场面的音乐。

 

第二个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荆轲刺秦”的音乐文字描述。我决定写《狼牙山五壮士》以后，就反复考虑，用什么样的音乐语言来表现狼牙山五壮士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民族精神？我首先想到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关于荆轲刺秦的记述。当年，燕太子丹送荆轲、高渐离二人，在易水河边（现在的河北省易县，也是狼牙山所在地），荆轲与燕太子丹拜别之时，每当荆轲唱起“羽”声的时候，歌声悲凉而沧桑。而转到“变徵之声”的时候，歌声便慷慨而激昂。所谓“变徵之声”就是今天的升高半度的“fa”音。而这个调式正是中国北方的地方戏曲“北昆”常用的调式，比如《单刀赴会》、《林冲夜奔》都用这样的调式，这种调式最能体现“燕赵自古多义士”的豪放粗犷气派。在我们国家的地方戏曲中，采用“升fa”调式的还有河南梆子和河北梆子，这是河南、河北的地方语言特点决定的，南方地区的语言不能产生“升fa”调式。就像我们平常听秦腔，其调式是将“si”这个音降低半度，这也和陕西地区的地方语言有关。

 

《狼牙山五壮士》的开始部分怎么写？荆轲刺秦音乐中的“变徵之声”，给我很大启示，我首先想到的是写高山。有人也许会问，你吕绍恩从来没去过狼牙山，怎么能写出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作品呢？我虽然没去过狼牙山，但我生长的青岛有六座山，其中最有名的是与泰山齐名的崂山，我读小学、初中的九年，每年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都是去崂山远足，崂山奇峻的山峰、幽深的山谷培养我从小就崇尚大山的雄伟和气派。站在大山中放声呼喊，山的那边会出现回声。我写狼牙山，没有开门见山地交代狼牙山的形象，而是开篇就表现“还我河山”口号声中一人振臂、万众呼应的气势，这正是《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之写照。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我提到的是“河山”而不是“山河”。“山河”是自然景色，而“河山”则是指江山、国土，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还我河山”的主题又怎么表现呢？经过认真思考，我决定用北方昆曲中的主要唱腔，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变徵之声”，提炼出“la、do、so、升fa、mi”五个音，构建了“还我河山”的主导动机。之后出现了用食指、中指前挑，模仿钟声——抗战的钟声在远处响起。在展开部中，这五个音组成的主导动机，引起了犹如戏剧角色行为的各种变化：或昂扬，或迂回。引子之后“还我河山”的主题也顺其自然地通过写作技巧的处理，转向到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形象中去化合融解了。

（1952年，17岁的吕绍恩在青岛建筑工程局工作）

　　创作《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我刚学完为期两年学程的《曲式学》，我决定用奏鸣曲形式来写。新中国建国30周年时，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琵琶名曲选》中，按创作年代排列，《狼牙山五壮士》排在第六首，此前的五首琵琶名曲都是历代演奏琵琶的老先生们创作的。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人用和声写作琵琶曲，因为当时中国的国乐界还没有和声的概念。但中国有“和音”的概念，比如笙，便是和音乐器。人们觉得和音好听，却没人进行深入研究和改进。倒是笙这一乐器启发意大利人发明了风琴和管风琴，又在管风琴的基础上发明了钢琴。意大利人发明了钢琴和小提琴，对世界音乐史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奏鸣曲是西方主调音乐的最高曲式，犹如一部戏剧或电影，有男女主角、男女配角、群众角色这三层的深度关系，是冲突的结构，是哲学中三段论法“肯定、否定、再肯定”在音乐中的最高反应。但奏鸣曲在意大利原文中却是共鸣、和谐的意思。一点也没有道出其高级曲式的内涵。我决定利用这个曲式来结构全曲，引子部分写“还我河山”，喊出了中国人的呼声，空谷回声，大山之中到处回荡着“还我河山”的呼唤，呈现了抗战时期国土沦丧、国破家亡的时代特点。紧随而出的是狼牙山五壮士雄壮、大无畏的形象，这一部分构成奏鸣曲式的主题，是主部主题。乐曲的副部主题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形象，和乐曲主部主题形成对立关系。这就形成了奏鸣曲一正一反、水火不容的两个主题。

　　这里和大家简单谈谈奏鸣曲的结构。奏鸣曲的第一部分叫呈示部，把对立的两个主题直接展示出来，属陈述型的音乐。奏鸣曲的第二部分叫展开部，即中间部。当然叫法也有不同，俄罗斯叫展开部，英国叫幻想部，德国叫裁剪部，法国叫自由部……不管叫什么，在这一部分都是对已呈示过的音乐进行否定、论证、推理、发展的阶段，音乐的逻辑层次在这里得到极度自由的飞翔。在展开部，两个对立的主题要进行抗争、厮杀，有时需要将两个主题进行分解乃至重组。这一中间部分，是最考验作曲家功力的地带。

　　《狼牙山五壮士》的副部主题，是日本侵略者的形象，音乐语言带有鲜明的日本音乐的特征。我是怎么只用了十几分钟就顺利地写出日本侵略者的形象呢？前面说过，我出生在青岛，而青岛又是日本沦陷区，我因此听过很多日本音乐，对日本音乐比较熟悉。日本音乐的宫调音乐和中国的宫调音乐一样，但是日本的小调音乐却与中国的极不相同，使用“la、si、do、mi、fa”，而中国的小调音乐使用“la、do、re、mi、so”。在写《狼牙山五壮士》中日本侵略者的主题时，我利用自己熟悉日本音乐的特点，运用日本小调式，写出来的主题是一种节奏与音调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而又阴险狡诈的音乐形象，和狼牙山五壮士的慷慨激昂的英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1957年，吕绍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在这里，我要多说两句。作为作曲家，只有深入研究各国、各地、各民族的音乐，熟悉其音乐语言特点，写出来的曲子才能有特色，才能顺畅。顺畅，好听，是音乐创作的基本要求。就像是一幅画，首先要好看，然后再谈深刻不深刻。写旋律一定要注意前几句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写好第一句。德国音乐家写的音乐，经得起推敲，这和德国人理性、讲究逻辑有关，也跟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是由民族天性来决定其音乐的素质。譬如，勤劳的中国人，音乐平和，徵调式是主导调式。俄罗斯音乐，主导调式则是小调式。我们通常说严谨的德国音乐，冷静的英国音乐，热情的意大利音乐，华丽的法国音乐，机智的美国音乐，冷峻的北欧音乐，幽默的捷克音乐，自由的吉普赛音乐，激烈的匈牙利音乐等等都与该国的生存环境、人种天性、生理结构、气质禀赋甚至喉头的结构组织形成的语言有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民歌，而器乐音乐是民歌的深化。

　　在《狼牙山五壮士》的展开部里，我使用了一、二年级学完的《和声学》课程里学到的大量不谐和的和弦，频繁的转调、复杂的节奏音型，构建主副两个主题的交织、冲突，来描写战斗的残酷与激烈。激烈的战争过后，是令人窒息的停顿。后面的曲调缓慢而沉痛，表现了对五壮士的深切怀念，这是“悼歌”段落。接着是“赞歌”段落，那是老百姓亲切的歌声，赞美五壮士的英雄壮举。在最后的“颂歌”段落中，我用明亮的大调色彩和充满深情的合唱式的器乐写法，歌颂视死如归的狼牙山五壮士，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在最强烈的号角性的音乐中结束全曲。

　　我创作《狼牙山五壮士》的时间虽然只有九天，但这九天可以说是呕心沥血。1960年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大学生每月发30斤左右的粮票，身体好的发33斤，身体差的发30斤。我身体比较差，不是很壮，每月发30斤的。当时每月还发2两糖票、半斤肉票、半斤油票以及布票、棉花票等限量供应物资的票证。油票、肉票都交给食堂，糖票、布票、棉花票等自己留下使用。当时，大家普遍吃不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音乐创作，实属艰难。搞作曲的作品要想写得感动人，就要在钢琴前拼体力，一个病怏怏的人是搞不了作曲的。这是一个高情感劳动的职业，要钢琴上构思主题、寻找乐思、解构主题、展开主题，拼命演奏，几乎就像运动员参加比赛一样，没有好的体力完全不能胜任。写作的时候不感觉累，但写完一个段落停下来就会觉得特别累。有时候连续写作七八个小时，也不饿，不知道吃饭，但停下来后就会觉得空前的饿，会急着吃饭，饮食没规律，我就因为废寝忘食地创作《狼牙山五壮士》得了胃溃疡。一年后，我去北京房山参加“四清”运动，因为吃的是原粮，病情加重，发生了胃溃疡大出血，住进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合同医院——邮电医院。住院两个月，身体恢复后才回学院上课。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胃疼，返酸水。这就是我创作《狼牙山五壮士》这个曲子带给我的终身疾病。

（吕绍恩创作《狼牙山五壮士》音乐手稿局部）

 

《狼牙山五壮士》与邓拓的故事

 

　　1960年8月初，学校开始放暑假，九月初学生们回校继续学习。国庆期间，《狼牙山五壮士》在中央音乐学院向国庆献礼音乐会上公演。公演之后，社会上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评论很多。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邓拓（邓拓，福建人，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1937年任晋察冀边区《抗战报》社长、主编和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1945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6年5月18日，邓拓因在文革中受迫害含冤而死——编者注）得知此事并看到评论后，打电话到学院党委办公室，要《狼牙山五壮士》的作者和演奏者和他见面，演奏给他听，并谈谈创作构思。因邓拓曾是晋察冀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兼任《晋察冀日报》社长、总编辑。晋察冀边区司令员是聂荣臻元帅，副司令员是杨成武上将。狼牙山五壮士跳崖义举发生后，邓拓对事件进行过现场采访。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由聂荣臻元帅题字，碑文则是邓拓书写的。可以说，邓拓对狼牙山五壮士感情深厚，也对我这个《狼牙山五壮士》的作者很有好感。

　　当年寒假期间，我没回家。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六年，一年级学二胡演奏，后五年学作曲，我记得所有的暑假从来没回家，寒假也只在家里从除夕到初六，初七就坐车回学校学习。这么用功学生，作曲系可不止我一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是最用功的，其次是音乐学系和指挥系的学生。不像学声乐和学器乐的，他们没那么重的课业负担，每个人只有一个主科。而我们五年制的三个系却有五个主科：作曲、和声、复调、曲式、配器，全是主科。

(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

 

　　寒假期间，刘德海因为家里有事，没有准时回校。但邓拓只有约好的那天有时间，我只好一个人去见他。当时，我先找到《北京日报》副刊陈姓主编，他开车带我来到邓拓的家里。邓拓家的客厅很大，悬挂着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常委的画像，还有邓拓自己的书法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邓拓书写的杜甫之千古警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时因为刘德海没有回校，邓拓家里也没有钢琴，因此没办法演奏。该曲当时尚未制作发行唱片，所以我只能哼唱着《狼牙山五壮士》的旋律给邓拓听，邓拓很感动。他对我说，他准备写四首歌词，希望我为他作曲，共同创作一部歌颂狼牙山五壮士的大合唱，问我愿意写吗？我回答，我当然愿意写，但我现在才读三年级，怕写大合唱有些吃力，但希望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努力把大合唱写好。邓拓书记待人十分亲切，送我出门，嘱咐司机一定送我到学院门口。等我乘坐的车开出快一个路口时，我回头见他仍在门口向我挥手。

　　和邓拓书记分别后，过了几个月，他来电话告诉中央音乐学院党委，说他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写歌词。并说他要写的话，会用古诗词的格式，如调寄菩萨蛮、西江月、沁园春、念奴娇等。邓拓希望中央音乐学院组织诗人来写词，由我作曲，创作大合唱《狼牙山五壮士》。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期党内的斗争已经开始，邓拓根本顾不上写歌词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拓因所谓“三家村”（邓拓和吴晗、廖沫沙）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说邓拓经常召集年轻学者和老专家等精英人才在家里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沙龙。我由于受过邓拓的两次接见，也成了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工作组重点关注的对象，被说成是“三家村”村长邓拓的“裴多菲俱乐部”成员，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乱扣帽子！

(吕绍恩全家福，摄于上海)

 

(60岁时的吕绍恩）

 

《狼牙山五壮士》公演之后

 

　　琵琶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首演于1960年10月1日国庆献礼音乐会上。1961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狼牙山五壮士》录音，刘德海演奏，我和录音师监录。录制完成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出，记得每年的七一、八一、七七事变、8•15日本投降这四个纪念日期间连续播出多日，我印象很深。1966年5月，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参加学校组织的招生组去广西招生，从南宁到北海，又到临近越南的东兴县，一天早晨六点多起床，听到高音喇叭里播放《狼牙山五壮士》，试想我这个作者在国境线上听到自己的作品，心中是何等感慨！即使是在文革极左期间，《狼牙山五壮士》因其是歌颂抗日英雄的作品，就连四人帮和红卫兵也不敢冲击。

　　1961年，《狼牙山五壮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文化部召开了首次全国高等音乐专业院校教材会议。会议在上海召开，全国九大音乐院校都派员参加。当时的音乐院校中，只有中央、上海、天津是音乐学院，其他还都是音乐专科学校。在教材会议上，刘德海演奏了《狼牙山五壮士》，王国潼演奏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中央音乐学院两名国乐作曲专业仅仅学习一到两年作曲课的本科生洋为中用的三首作品，给与会者带来很大震动。特别是我在《狼牙山五壮士》中，解放了左手的大拇指上品按弦的新演奏技术。因为两千多年的琵琶演奏历史上，都是用虎口卡住琵琶的琴柄，《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等，再复杂的曲子，左手四个手指就够了。我因在合奏课中拉了四年大提琴，所以借鉴了大提琴左手拇指按弦的演奏方法，开创了琵琶左手大拇指按弦的历史。

　　同时，在《狼牙山五壮士》的创作中，我第一次借鉴了奏鸣曲式交响乐中的主导动机的写法来贯穿全曲。1961年的全国高等音乐专业院校教材会议把《狼牙山五壮士》确定为高等音乐专业院校重点教材，音乐院校琵琶演奏专业的学生必须能够演奏《狼牙山五壮士》才能毕业。

 

（琵琶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首演者、琵琶演奏家刘德海）

　　1965年，《狼牙山五壮士》由刘德海演奏，由中国唱片社出品首次灌制了唱片，33转密纹，声音效果很好。这一张唱片共两首曲子，A面是《狼牙山五壮士》，B面是王惠然（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演奏员）的琵琶曲《彝族舞曲》。这两首作品被音乐史家称为中国两千多年琵琶历史上，在秦汉隋唐、明清、民国三次高峰后，第四次琵琶高峰的一文一武标志性的、划时代的里程碑作品。这两首琵琶曲，恰巧都创作于1960年，创高峰作品群中的几个作品，同出在一年里，这是中外音乐史上极少见到的。而这两个人一个24岁，一个25岁，该是多么不易。

五十六年来，文化部和中国文联举办的国家级琵琶演奏比赛，第三轮的决赛阶段都要演奏《狼牙山五壮士》，至今不曾有合适的作品替代它。我真诚希望年轻的作曲家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超越我这首五十六年前的《狼牙山五壮士》，创造中国琵琶作品创作史上的新高峰。

 

 

(注：本文转载自《中国乐坛》2016第7期（总第82期）18-23页题名为《丝弦铮铮舞忠魂-吕绍恩教授谈琵琶名曲《狼牙山五壮士》创作历程》一文。《中国乐坛》杂志记者梁珠根据吕绍恩教授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