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宪制视野中的长城

点击：作者：苏力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8-02-26 09:06:13

【有人认为长城完全被神话了，实则形同虚设，几乎没有发挥过实际功效。但长城远不止一项军事工程，它对于历史中国的构建、中华文明的生长发展意义深远。在本文中，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从正反两个方面解说了长城对于保卫、巩固和凝聚中国的宪制意义。文章节选自《大国宪制》一书第四章的第五、六节，由苏力老师授权观察者网全网首发。】

宪制视野中的长城——功能分析

长城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工程，这很直观。本节试图展示，农耕与游牧文明在东亚大陆地理条件下的漫长竞争中，长城对于历史中国和中国文明的构成功能。^【1】

要具有宪制层面的意义，一项制度或措施或工程或战略就必须有关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创建或立国，应对的必须是一个国家的长期和根本问题，至少是“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一，对这些问题有深远影响。或是改变了原有的基本格局，如西周的分封制，有别于夏商的部落联盟制；或是从此开创了新可能，如与秦汉郡县制相伴而来的种种创新。

由于其重大，有时甚至不能简单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如尽管孔子在世时很失败，但他主张的“君臣父子”等原则最终成为传统中国的纲常（宪法基本原则）；又如秦虽然二世而亡，却“百代皆行秦政法”。^【2】

因此，若从宪制层面看长城，关注的问题就不是，至少不能只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能否有个别杰出将领替代长城的功能；也不能只是孟姜女的视角，“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3】

秦长城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

至少应当考虑，诸如：（1）长城是否改变了，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农耕民族同游牧民族竞争的比较优势；（2）长城（及其配套设施）如何强化了边陲的防守，优化了边陲以及全国各地的军力配置，因此减少了历代王朝百姓若无长城必须负担的额外赋税、兵役和劳役；（3）是否避免了农耕文明为游牧民族征服，甚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原农耕文明控制和影响的疆域；以及（4）特别重要的，有无其他可行措施或制度，可以更有效率地实现上述追求。这就需要更细致的分析。

首先，长城从根本上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本来具有的战略战术上的机动优势。秦修建长城为后代确立了“因地形，用险制塞”^【4】的基本原则，总是于两山峡谷处或河流转折处修建关城隘口。即便在无险可依的平川，也修在往来必经之地。这节约了人力和建筑材料，却起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建于高山之巅的长城往往还不只一道墙，通常有两道甚至几道。在长城西段地势较为平坦的河套地区，以及北京北面军事地位极为重要的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一带，最多处甚至有10多重城墙。

城墙只能徒手攀越，即使无人防守，也很难通过。游牧民族的马匹因此就由军事行动的利器变成了其负担。游牧民族侵入中原的难度加大了，不但迟滞了其入侵的速度，而且，即便侵入后，这个障碍也会横在其归途上。

游牧民族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或越过某一或几处关隘，但劫掠了财富后，如何再次安全越过长城，撤回大漠草原？而且掠夺财富越多，撤回就越不易。可以血战后撤回，或者是减少掠夺，甚或放弃部分已劫掠物资以便加快北撤，但无论如何，这都会改变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的成本收益公式！长城的存在本身就自然弱化了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的利益驱动。两大文明竞争的基本格局也因此有所改变。

不仅弱化了对手的军事能力，长城更是提升和强化了中原的军事实力。长城总是选定修建于有险可守有利于防守的地段。进攻者要远征，还必须在一个对其相对不利的地带进攻，这会增加其后勤保障的难度和进攻的风险。守军则可以以逸待劳，居高临下，大大降低了人力和物资消耗；通常都能获得安全稳定的后勤保障。

长城不只是一道墙，更是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除了关隘、堡寨、墩台外，在重点守备地区，长城高墙向四方山岭逶迤延展，如蛛网四通八达，点、线、面配套。有预警区、前沿哨所，城墙内有军营、哨营、兵站、仓库。无论在前方，还是后方并继续伸向内地，都配套建立了烽燧（烽火台）和驿传。这不仅强化了长城守军的防御，也使得整个中原王朝可以在各地灵活有效地调配军力。

山海关明长城的重要关隘之一

与长城配套但突前于长城修建的烽燧，在这一视角下，其功能相当于冷兵器时代的长程雷达、早期预警系统和快捷的军用通讯系统。烽燧或建在视野宽广的山巅或高地上，建在平坦地区的也高达三丈。烽燧上的值班士兵有能力提前发现入侵者的动向，以逸待劳。以光（白天烟，夜间火）的形式，每昼夜接力数千里，可以确保将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传递给相邻各处驻军，并及时报告各级军政首长直至中央政府。

在某些地形复杂艰险的地区，长城还是便于兵力物资流通的通道。看到了烽烟报警，驻守长城邻近各军营的军队，在确保本防区无敌军进攻的前提下，即便在高山峻岭间或荒原大漠上，也可以沿着长城顶端的通道（有时宽达数米），快速聚集，增援某地。就此而言，长城以及长城通向后方的大路，尤其如秦直道，在古代中国构成了类似今天的高铁或空降这样的快速运兵系统。长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守护边陲的方式，改守线为守点，仅在重要的关隘、关口、要塞驻守较多军队，其余地方仅派兵巡逻。军力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为了更有效的全国性军力配置，甚至可以将强大的机动兵团留在后方，作为国家的战略预备队。在秦代，作为长城配套设施之一的是从咸阳向北直达九原郡（今包头附近）全长700多公里、宽20米以上的秦直道。^【5】秦军可以实现人马辎重的快速机动，既可迅速增援受攻击的长城守军，也可以以部分援军从其他关口出关，直接穿插到敌军后方，实行战略合围。

秦直道路线视频截图/央视网《远方的家》

值得强调的是，在实行合围之际，无论敌方是否越过长城，长城的城墙都可以成为中原军队设定的包围圈一部分，不必四面合围，只要从两个方向向里挤压被围的敌军，就可以大大节省合围敌军所必需的军队数量。中原军队实行远距离大规模战略合围的部署协调因此相对简单、快捷和隐秘，可以更有效隐藏自己的战略意图。

作为战略防御系统设施的长城因此也可用作战术和战役上的进攻。借长城掩护重兵集结，准备和发起突如其来的进攻；长城内的守军大规模出城突击时，也不必太多担心自己后方的安全，被敌方包抄；相反对方若设想切断中原突击部队的后路，事先就会犯嘀咕：万一中原军队回师反击，会同长城上守军，很容易将自己“包饺子”。长城还可以为进攻部队提供安全的轮休，稳定的后勤保障。即便败退，也可以期待长城守军的接应，不必担心敌骑兵前插合围。一旦撤回长城，依据长城则可以立刻组织反击。^【6】

由于长城改善了军事通讯和交通，军队的战略机动性提高了，中原王朝为保证北部安全必须部署的军队就可以大大减少，为此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会相应减少。想想，有了秦直道机动，将30万秦军部署于咸阳城周边，而不是在长城上，仅此一点，就可以节省多少运送粮草辎重的劳役！

弱化了对手，强化了自己，长城因此客观上就拓展了中原的农耕文明。尽管还不大会有人长期在长城外地区耕牧、定居，但沿着城墙以内，就可以安全耕作定居，也会有商旅，著名如河西走廊上的丝绸之路，这里本来是农耕与游牧文明争夺的地区，经济社会很难发展。此外，即便农耕区实际拓展并不大，游牧文明感受的活动范围挤压却很大。

由于长城为守军带来了合围的便利，这就使长城外的游牧民族始终面对一种很难消除的风险，迫使他们总体上必须尽量靠北行动。由此，有了司马迁简洁但至今令人怦然心动的文字，“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7】有了“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匈奴的］王庭”、“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8】长城本身的存在就令游牧区大大北撤了。

太容易被今人忽视的一点是，与许多现代军事措施装备技术不一样，长城是一种农耕文明的垄断品或专用技术。只能为中原王朝防卫北方游牧民族所用，无法为对手使用或复制。相关的所有建造技术知识是公开的，但长城却只能为农耕民族甚至是生活在特定区域的农耕民族建造和利用。

游牧民族可以占领长城，但其生产生活方式注定了他们无法利用长城、烽燧来守卫和预警农耕民族的军队。除非放弃游牧，学会农耕，他们无法使用这类军事设施，因此不值得学习相关的建造技术知识。甚至，北方游牧或其他民族，也只有在入主中原之后，才能理解长城对于治理这个大国的军事政治用途，才会修建或利用长城来防范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自己当初的盟友。^【9】

正因为对于中原百姓和政权，乃至对于中国文明，有着深刻、广泛和持久的效用，长城才会在历史中逐渐在北部边陲耸起，并通过了农耕时代的时间检验。^【10】也有证据表明，每一代中原王朝的决策者，在修建长城之前，对本朝各种替代措施的成本收益，都有过仔细比较和整体盘算。^【11】

宪制视野中的长城——经验与教训

不能只从理论上做功能分析，还应考察中国从正反两面提供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经验。因为曾有不止一个人称，长城纯粹是个神话，因为从其第一天建设，在军事上，长城就毫无用处。^【12】我必须打其脸。

正面的。简单说来，至少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3年马邑设伏或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捷开始，沙漠之南就基本没有匈奴的势力了。到公元前53年，汉宣帝时期，匈奴单于投诚，亲自到长安朝见汉宣帝，之后北方再没有什么有威胁的战事。公元89年东汉窦宪奉旨远征匈奴，其实是帮南匈奴去打北匈奴，北匈奴失败后向西远徙，东汉的匈奴威胁最后解除。尽管此后中国北方的民族关系并非和谐，中原地区也有战乱，但从漠北大捷到西晋“八王之乱”引出五胡十六国，中国北方至少有400余年基本安定，不受游牧民族南侵影响。

八王分封图图/新浪博客

中原农耕区百姓的深重灾难是在西晋灭亡后的南北朝时期。起因是中原王朝的内乱，加剧这个灾难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中原地区已无法利用长城予以抗拒。西汉的沉重军事打击先导致了匈奴分裂，部分匈奴以及北方的其他游牧民族（所谓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归顺中原，被西汉安置于长城周边地区。

东汉则特意让南匈奴定居于长城以南的边境八郡，在当地建立宫廷；同时又从内地移民到此，设立了代表朝廷的卫护机构。^【13】与汉人杂居的匈奴人由此向中原迁徙，逐渐扩展开来，广泛定居于关中及泾渭流域。这一政策本来为了增强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促进民族融合。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条件是中原王朝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长期保持强大实力。

但这个前提缺失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三国战乱，中原地区人口锐减；西晋统一后不久发生“八王之乱”，持续了10余年，中原王朝极度孱弱，政治统治名存实亡。中原王朝无力依靠长城抗击和隔离游牧民族南侵，更谈不上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为后盾促使南迁胡人实现民族融合。先是内迁的胡人造反，紧接着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乘机南侵。

南匈奴灭了西晋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王朝；之后各民族在中原地区曾先后建立过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其中存在时间较长、有较大影响力的有十六个。中原地区开始了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和战乱时期，中原百姓极度悲惨，大量被杀或南逃江南，华北地区人口丧失了90%，汉族几近亡种灭族。

中原地区另一个大动荡时期是五代十国。这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恶果，而藩镇割据至少部分或间接与唐朝放弃以长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决策有关。唐太宗和高宗时期，唐军先后打败并灭了北方游牧的东突厥和西突厥，又打败了西部游牧的吐谷浑。由于国力强大，加之唐王室本身也有游牧民族鲜卑的血统，唐代的北方边陲政策是兼容各边疆民族，放弃了修筑并倚重长城应对众多北方游牧民族不时侵扰的战略。

这一决策事实上增加了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弱化了唐朝防卫农耕区域的能力。作为弥补，唐睿宗时（公元711年）开始在北方边陲地区设立扩充了防戍军镇，设置了长驻且专任的节度使，统率当地军、民、财三政。这违反了和平时期军政分权这一传统的中国政治教训和制度。

不仅如此，由于没了长城，就需要协调漫长边陲各区域间的军事防御。唐便以一镇节度使兼任其他两甚至三镇的节度使，使边陲地区的军政权力进一步集中。没有长城，还必须增加北方边陲的驻军，这引发了军费和粮草供应的紧张。为缓解军费压力，唐实行了募兵制，军队财政均由各节度使自行筹措解决。这等于边防军私人化了。所有这些在没有长城条件下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制度和措施，累积起来，导致边镇军事将领权力膨胀。

如安禄山一人就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管辖区从如今辽宁的朝阳到山西大同，下属数十万日益私人化的军队，手握地方行政和财政大权，尾大不掉，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势力自此兴盛起来，河北三镇事实上已成割据。黄巢起义后，部分实力雄厚的藩镇先后被封为王，实际已成高度自主的王国。唐亡后，藩镇纷纷自立，其中地处华北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了中原，形成五代王朝。其中至少三代，即后唐、后晋和后汉，由西突厥的沙陀族建立。北方另一游牧政权契丹也趁中原内乱南侵，建立了辽国。

但这才是中原农耕区所受的威胁和苦难的一个序幕。公元936年，五代十国中后唐的石敬唐认契丹皇帝为父，出卖了从山海关直到雁门关以西（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其称帝。这一事件影响了随后中国政治格局长达400多年。这十六州地处太行山东部、北部和西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失去了它们，中原王朝的粮食主产地华北平原完全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眼前。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 /新浪博客

北宋统一中原后，曾试图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宋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无法获得长城庇护的汉族中原王朝。整个华北无险可守，积弱的宋朝一直为边患困扰。统治中国东北和华北的辽（契丹）和金（女真）军队先（1004年）后（1127年）南下，穿过华北平原，或威胁，或攻占了北宋首都开封，宋徽、钦二帝被金国俘虏。宋朝廷只能渡江南迁杭州，建立了南宋。^【14】

1213年，燕云十六州为蒙古占领；之后，忽必烈大军南下，建立元朝，先后灭金和南宋，中原又一次全面为北方民族统治。一直到1368年，明太祖派徐达、常遇春攻克北京，中原王朝重新控制了燕云十六州，控制了沿前朝长城的北方边陲要地。

从大历史视角看，如果说秦汉正面例证了长城对于维护中原农耕文明的制度意义，那么从唐睿宗设节度使开始的长达65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自然实验：在冷兵器时代，不依赖长城，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结构整合以农耕区为核心的中国。结果无情，战乱迭起，死人无数。元初中原人口损失80%。

如果仅看王朝更迭和中原战乱，长城确实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脱因游牧民族南下的政权更替，中原民众未能逃过一次次劫难。但这种看似后果主义的对长城制度功能的理解是偏颇的，甚至是非后果主义的。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种绝对保险的制度，长城实现其功能自然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即中原王朝的有效治理。长城不可能替代其他。真正值得政治家/法律人关切的，其实是天下无数生命脆弱且短暂的苍生“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卑微视角。应当将一些不曾发生但完全可能发生的有关人和事的想象纳入对制度功能的评判考量。

不曾发生不等于从来不会发生，很可能只是因某些努力、某种对策、某个制度甚或某个人避免了其发生。因此，恰当的思考就一定要界定并考虑那些“不在场”的因素。^【15】或所谓“脑补”。评判长城的底线因此不是不修长城会少了多少“将军白发征夫泪”，少了多少“悔教夫婿觅封侯”，会有多少农民安居故土“你挑水来我浇园，你织布来我耕田”，他们个人和家庭乃至整个农耕区民众的幸福指数会增加多少；而是，若不修长城，无人戍边，这些“被”幸福的农民，会有多少人，有多大可能，会额外地成为“两脚羊”？^【16】

再宏观点，如果没有长城，这个农耕文明会是何种形态，何种规模？甚或，还一定有这个堪称辉煌灿烂并令今天的我们自豪的中华文明吗？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脱离许许多多具体的人、事、物而单独存在或持续。若无长城，这个号称人类持续了最久的华夏文明，如同比中国文明更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或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那样，被后起的或周边的其他文明灭了，也并非不可能。

这种历史事件在世界各地其实比比皆是。被马其顿征服之后，古希腊城邦便永远消失了。继承希腊文化的罗马人，则被驰骋奔突于欧洲大地的阿提拉军队横扫。这些被称为“上帝之鞭”令欧洲人胆战心惊的匈人，据说只是被卫青、霍去病特别是窦宪击败西窜的匈奴后裔！^【17】

长城保护的是农耕文明，但还必须注意，修建并利用长城的，并不只是中原农耕民族！后代许多入主中原的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如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为防护柔然、突厥和契丹南下，也曾多次大规模修缮甚或重建长城。^【18】即便未修建长城的，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放弃了长城的军事用途，或低估长城的军事价值。

清朝是来自东北的畜牧渔猎民族，又有牢固的满蒙联姻。康熙甚至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19】但实际上，鉴于“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溯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20】康雍乾时期，在东起辽东，西迄甘凉的明长城沿线，清一直部署驻扎了重兵，构建了针对北方的完备防御体系，其严加防控的对象恰恰是满族的政治盟友，曾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蒙古人！^【21】

如果长城对于历史中国的构成，对于中华文明的生长发展，意义如此，那么，还怎么说其可有可无？！有些决策及其实践，仅因其对国家影响深刻和久远，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注定是宪制的，甚至无论其成败，也无论其被视为军事、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甚或文化！长城就是其一。

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有关长城的诸多知识性的介绍，主要参考了，罗哲文：《长城》，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以及，景爱：《长城》，学苑出版社，2008年。

【2】“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卷13，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361。

【3】陈琳：“饮马长城窟”，《古诗源》，前注42，页129。

【4】《史记》，前注18，页3565。

【5】旬邑县博物馆：“旬邑县秦直道遗址考察报告”，《文博》，2006年3期。

【6】翻看《史记》，就会发现，卫青、霍去病每次出击都始于长城一线，休养补充时也会以长城做掩护；飞将军李广几次远征的出发地，无论雁门、上郡、代郡或右北平等，也都在长城一线。

【7】《史记》，前注18，页196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8】《汉书》，前注21，页3770，380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9】为防范柔然南下侵入，入主中原的鲜卑族北魏王朝先后三次修建长城，其修筑的长城防线与秦汉长城防线也很一致。吴洪琳：“高闾的务边思想及策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4期，页4-6；又有清朝，请看，宁侠：“康熙‘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辨”，《阴山学刊》，2012年2期，页19-22。

【10】战国时，“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大约在公元前306年-前300年间）；“秦昭王时，……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2年）；“燕也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约公元前254年）。秦统一六国后，把各国间相互防卫的那些城墙拆掉，留下了，拓展并勾连了各国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城墙，因此有了长城。《史记》，前注18，页2885-86。

【11】例如汉文帝时晁错的分析，请看，《汉书》，前注21，页2278；又请看，北魏孝文帝时，高闾分析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请看，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页1202。更细致的经济学分析则是明代的余子俊。巡抚延绥时，余子俊力主在最便利蒙古骑兵南侵的延安至庆阳一线，依据山形重建长城。为说服皇帝和反对者，余子俊比较了两种可能的防卫措施的成本收益。一是发兵征讨，聚集延绥准备征讨河套敌寇的士兵军马有8万，如冬季敌寇不败北离去，每年154万粮草，加上825万运费，总计979万两银子。二是在次年春夏交替鞑靼兵马疲乏之际开工修建长城，征用陕西运粮百姓5万人，供给食物，两个月就能搞定，只需300万个工作日。据历史学家吴思计算，每日工价三分银子，才9万两银子，还不足延绥镇每年军费开支的1%；且不说劳工也因此获有实惠。结果是余子俊征用军兵5万人，不到3个月就完成了东起清水营（今宁夏灵武市区东北），西至花马池（今陕西定边县城西北），绵延1770里的长城；而城墙内的土地，也分区屯垦，每年可收获粮食6万多石。八年后，蒙古军入侵延绥河西清水营一线，明军大胜——“军民得安耕牧焉”。张廷玉/等：《明史》，前注33，页4376-78；又请看，吴思：“明长城的投资与收益——‘战、守、和’及抢劫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家茶座》（总第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26. 稍收敛的类似说法是，“其实在历史中，长城几乎没有发挥过实际功效。”杉山正明：“备忘录：万里长城的意义”，《游牧民族的世界史》，前注35，页26-28。一个有严格限定的准确概括是：“一旦中原王朝失去军事实力，长城就形同虚设”（着重号为引者增加）。葛剑雄：“长城的价值”，《往事与近事》，三联书店，1996年，页32。

【13】范晔：《后汉书》，前注22，页2945。

【14】关于失去燕云十六州之后对中原王朝的影响，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页436-37）中引前人称：“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燕蓟之北，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此中原险要，所恃以隔绝中外也。……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澶渊之役，寇准欲邀契丹称臣，且献幽蓟地。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真宗不从。及女真取燕山，遂成靖康之祸。”

【15】福柯称“谱系学甚至必须界定这些事件不在场的那些时候，即它们一直未能实现的时刻”。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The Foucault Reader, ed. by Paul Rabinow, Pantheon House, 1984. 这类努力，又请看，Niall Ferguson, ed., 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Basic Books, 1999.

【16】“自靖康丙午岁(公元1126年)，金人之乱，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烧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庄绰：《鸡肋编》，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页44。

【17】请看，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卷2，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页363-370。但对这个说法也有质疑，晚近的体质人类学的基因测试表明匈人与匈奴并非同类。中国学者的研究，可参看，刘衍钢：“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古代文明》，2010年，卷4/1, 页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