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我的高中同学文工团的“芳华”生活

点击：  作者：郝贵生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8-01-06 13:45:51

 

 

 

　　最近，围绕冯小刚的电影《芳华》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昨日，也看了该电影，总体感觉太虚假了（片中最后刘峰受城管的欺负是真实的）。网上已有许多文章揭露了该电影对那个《芳华》时代及其人物的歪曲和丑化。我基本赞同其观点。

 

　　昨晚，突然想起一高中老同学上世纪70年代也曾经在部队文工团服役几年，且写过书描绘过那几年的生活。我找出该书又看了一遍。写得太好了。这才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真实的“芳华”生活。突发一想法，何不把她的这段生活放到网上，让网友们回顾、了解和熟悉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呢？同时也是对《芳华》电影的最好批判。于是与该同学上午通了电话，征得了她的同意。

 

　　我的这个同学名叫秦凤英，与我是高中同届同学，虽不是一班，但也非常熟悉，特别是我们老66届高中同学文革期间在学校多留了两年，又属于文革同一派的，思想意识和共同语言多一些。秦凤英同学1968年6月与我校其他20余名同学第一批赴内蒙古科左后旗上山下乡。因文艺特长，1970年11月应召入伍，到吉林省军区战士业余演出队（实际就是文工团，曾做过主持人和电影演员的王刚和其妹王静也在该演出队）服役4年。1974年复员回到她的原籍唐山民政局工作。2002年退休。因中学母校每5年、10年都要举行校庆纪念，我俩都是常客。同时天津唐山距离很近，唐山也有我许多同学，近些年也多次到过唐山，也曾到秦凤英家座客。对当今社会问题也有许多共同见解。2012年，她对自己一生做了认真回顾，撰写了约十七八万字的自传《我的人生》一书，最初看到电子版认真阅读后，我打电话大加赞赏。一是赞扬其精神，二是赞扬其真实，把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道路真实地叙述出来。对于我们回顾和研究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有极其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该书共有十章内容，叙述了她从童年一直到退休以后的六十多年的生活、工作、学习。最后一章的题目是“悟”，实际是对其一生的思考与总结。又包括七方面内容即：我的信仰、我理解的群众心里不平衡、和平演变、什么是命运、老伴儿、传统与现实、知足者常乐。可以看出该同学中小学受到的教育的基本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变，退休之后也还在力所能及的发挥共产党员的余热。正是由于电影《芳华》的争论，又导致我把这本书翻出来。把书中关于她的部队文工团生活的一章内容拿出来（文字和内容没有丝毫改动，原汁原味）放到网上。

 

　　她的这章内容反映她的芳华生活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浓厚的政治氛围，二是追求理想信念、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三是努力钻研业务的刻苦精神，四是相互信任、团结友爱的互助环境和集体主义精神，五是严格要求自己勇于吃苦耐劳，六是领导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一个团体凝聚力的真正的思想基础。

 

　　《芳华》电影除表面高歌刘峰的雷锋行为外，丝毫看不到其整个团体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真正的思想凝聚力，有的是对弱小者的欺凌、对他人的诬陷、思想政治工作的简单粗暴等。这哪有什么丝毫值得回忆和留恋的“芳华”生活呢？这与片尾写到文工团解散时大家不离不弃的状况完全自相矛盾。希望秦凤英同学的这段真实“芳华”生活（标题是我给加上的）能够帮助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真实认识历史和现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批判当代社会形形色色的错误观念特别是《芳华》中宣扬的荒谬的观点和思维方式。

2018年元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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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凤英：我的文工团的“芳华”生活——《我的人生》“第六章  当兵的日子”

 

　　1、新兵

 

　　1970年11月1日，我们来到了长春斯大林大街的营房“军人俱乐部”。战友们迎上来：“你就是那个二十四岁的大姐吗？欢迎欢迎！”唉！看来我的年龄居然成了热点。女兵们都很漂亮，年龄都比我小，象王静、何焱红才十五周岁，比我小八岁，但比我早半年入伍，在这里我是名副其实的新兵大姐啊！

 

　　11月2日，赵烨和我去领军装，军务处的一个干部问：“你多大了？”我答道：“二十三周岁。”“这么大岁数了还当啥兵？”一句话噎得我半晌没透过气来，我嘟囔着：“是你们把我挑来的！”一路上我心里老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一颗迟到的违了农时的种子！”管他呢，既来之则敢当之！第二天我就去照相，取了相片儿马上给家里写信。父母收到我的信，看到我穿军装的照片，惊喜至极，我家成了军属。妈哭了，爸一夜没睡，喃喃的说：“二闺女为我平反了！我在政治上解放了！”四妹给我回信说：今年咱家有两件大喜事，一是二姐光荣的参了军，二是十一国庆晚会上四妹所在的首钢矿山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天安门广场演出，幸福的见到了毛主席。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家里只剩下爸妈和两个弟弟，我们姐四个都自食其力了，我家的经济状况好了许多。

 

　　在军营又陆续来了不少新兵，有哲盟地区的、吉林地区的、四平地区的、白城地区的、通化地区的、延边地区的、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等等。老兵也就比我们早一年半载当的兵。可笑的是新兵的年龄几乎都比老兵大，因为新兵不少人都是来自各地京剧团、评剧团、歌舞团等单位的演员，原来都是挣工资的。最大的是哲盟京剧团二十九岁的李永才，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可是哲盟京剧团的台柱子，唱得好，武功也很漂亮，只是个子瘦小了些。老兵也大都是吉林省戏校、艺校、省体校的学生和省军区所辖各部队有特长的文艺骨干。

 

　　吉林省军区本意是打算建立专业文工团，先找好人马，随后等待中央军委的批复。要带好这些兵可不容易。省军区政治部直接领导，配备了团级干事、营教导员、连指导员抓具体工作。部队抓政治思想工作很有一套的，首先明确部队名称叫吉林省军区战士业余演出队。指导思想是实行连队化管理，面向边防，面向连队，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基层战士服务。接着开始对我们进行新兵训练：走步、跑步、队列训练，整理内务，紧急集合，雪地伏击等。雪地隐蔽阴湿了我们的棉衣。一夜几次的紧急集合使我们紧张得不敢睡觉，还出了不少洋相。

 

　　长春的冬天冷啊，但年轻人的心是滚烫的，新兵连都是这样过来的，我觉得非常过瘾，我太喜欢过这样的当兵生活了。不久我收到了甘旗卡王大姐的来信，她告诉我“集体户某某真不够意思，去旗里反映你爸有历史问题，为什么还让你当兵？”她劝我别背思想包袱，部队是经过政审才征兵的，好好干没错！不知道为什么集体户有那么几个人总是拿我爸的历史问题打我闷棍。这使我想起分队长曾对我讲过，我来部队之前有一个天津知青小吕，手风琴拉得非常好。但因她爸爸当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只当了三个月的兵就被退回去了。难道我也要步她的后尘吗？我真的忐忑到了极点。尽管我在部队表现很好，经常受表扬，但话非常少。

 

　　当时我队正在为排练京剧《沙家浜》做准备工作，我一连十几天脚踏缝纫机打夜战制作天幕，景片子，整理完善服装，不怕苦和累，深受领导和战友的好评，但就是不开心。领导看出我有思想包袱，政治部刘主任亲自找我谈心。我说出了心里话后，刘主任笑着告诉我：“你爸爸的问题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且历史清楚。部队经过政审才让你当的兵，部队要对战士负责！”刘主任的一番话让我拨开乌云见太阳，豁然开朗了！

 

　　针对新老兵的人员组成情况，部队开展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大讨论：批判“一招鲜吃遍天”的错误观点；批判“同行是冤家”的狭隘嫉妒意识；加强“动作一盘棋”的整体观念；树立一专多能和对艺术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边防军民服务和为基层战士服务的思想。通过学习讨论战友们的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抢担重任、服从分配、不争角色。苦练业务、互敬互学、取长补短。男演员分队、女演员分队、器乐演奏分队三个分队积极开展政治学习、军容风纪、内务卫生、军事训练、业务素质等项工作的比学赶帮活动。舞台灯光美术设计组、创作组、炊事班最辛苦：工作时间长、事无巨细，甘当幕后英雄。成恒健团干事、教导员王兰贵、指导员吕秀才、队长刘金生真是太有办法了，大兵小兵、新兵老兵很快成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斗整体。军区首长很满意，几次来看我们，张罗着给我们提高伙食标准，那时连队战士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四毛九，而我们是每人每天一块钱。另外还发水果和白糖，怕我们劳累影响健康。

 

　　的确我们的运动量很大，尤其是武功演员和舞蹈演员，每天翻跟头打把势，下腰劈腿的，还经常出伤，一些戏校、体校出来的战友说：“干武戏这一行真不是啥好活儿，可从小用泪水、汗水、血水浇出来的这点儿工夫还真舍不得丢掉。”最好的是我们唱歌的，每天就是练声练歌和形体训练，还有一些简单的舞蹈训练，以备表演唱时用。乐队也很辛苦，每天要练基本功，伴奏曲，还要和演员十几遍、几十遍的磨合。省军区政委张兆仁听说我是唐山人，叫我“小老乡”。张政委是冀东老革命，说话一口唐山味儿，让我感到格外亲切。张政委的夫人唐春光阿姨总叫我们到他家玩儿，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后来张政委因心肌梗突然去世，我队的官兵就像失去亲人一样难过，有的失声痛哭。

 

　　我在女兵里年龄最大，又是老高三，虽然是新兵，但战友们都很尊重我，这就更促使我勤奋工作，低调做人，争做五好战士。

 

　　2、排演《沙家浜》

 

　　七十年代初是大力推广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时候，全国各地舞台上基本都在演八个样板戏。

 

　　省军区领导说：《沙家浜》演的是新四军战士，我们当兵的最适合演这出戏。当时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排此剧的电影，真是个学习的极好机会。经军区首长联系，沙家浜剧组的演员们抽空来给我队做对角辅导，他们没有一点大演员的架子。演郭建光的谭元寿辅导李永才；演阿庆嫂的洪雪飞辅导张伟华；演沙奶奶的万一英辅导焦洁；演胡传魁的周和桐辅导刘金生；演刁德一的马长礼辅导赵广禄。其它小角色也都做到了对角辅导，一招一式认真得很。王刚在那时就显示出他的天才，他只演了刘副官那么一个小角色，却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是歌唱演员，在戏中没安排角色，负责在后台帮演员管理服装。就是这样的工作北京京剧团的同志也对角手把手的教，一个头巾，一块补丁，一个鞋上的红樱也毫不马虎，真让我感动。舞美、灯光、道具、服装都有北京剧组把关。

 

　　我们的战友年轻，画出妆来漂亮，又有战士的气质，演员也大部分有专业功底。做后台服务的战友们也各司其职：拉幕、抢景、抢妆、抢装、拟制雷电雨的效果、追光、切光、助唱等。乐队的战友也辛苦，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中西结合进行演奏，与演员的唱腔、文戏表演、武打套路一招一式无数次的磨合。在演出时全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避免失误。因此我队演的“沙剧”在长春很轰动，人称“第二沙家浜”，意思是仅排在北京京剧团之后。

 

　　如果是现在，北京京剧团的辅导费一定很高很高，而在那个年代，京剧团的名演员们为我们花费了那么多心血，却分文不取！只为了军民团结，为了普及样板戏。

 

　　真是时代不同了，价值观也不同了！

 

　　3、面向连队、面向边防

 

　　将内蒙的部分地区划给吉林后，吉林省的版图就像一只大蝴蝶，西线到中蒙边界，东线至中朝和中苏边界，有两条边境线。面向连队、面向边防是我们的服务方向。

 

　　节目排练好了，就要下去演出。每年五月到七八月是我们到西线下基层的时间。我们坐上敞篷大卡车，行李当坐位，皮大衣白天用来在车上御寒，夜里睡觉当褥子。全队一分为二：大队演《沙家浜》，七八十人，精简后的布景道具灯具也得拉一车，加上各种乐器，队伍比较臃肿，所以只能到团以上单位演出。小分队二十多人，演出歌舞、曲艺、小话剧、样板戏片段等短小精干的节目，手风琴、扬琴就算最大的乐器了，灵活轻便，目标是去边防哨所慰问边防战士和边境军民。

 

　　我是小分队的成员，能为守卫边防的战友们演节目是我一生的荣幸。小分队比较艰苦，每天坐着敞篷汽车，行驶在盘山道上，汽车上不去的地方我们就背着乐器爬山到哨所。去边防哨所的路不仅偏远，而且崎岖危险。有一次刚下完雨，汽车打滑，司机往前开，车却横着走。幸亏我们坐的是专门走山路的嘎斯车有两个压包，司机加用了前面的压包，车刚刚开过去路面就发生了塌方，差一点儿我们的汽车就掉下了山崖，想起来真后怕！大队的战友和小分队的战友分手时开玩笑说：“祝你们活着回来！”这里并不是没有担心的成分啊！

 

　　我有晕车的毛病，呕吐是家常便饭。但我们每到一处就忘记了疲劳和不适，休息一会儿喝点儿水画上妆就演出。相比之下，我们觉得边防战士是最艰苦的，他们在哨所远离大本营和老百姓，多则一个排，少则一个班，成年累月在山上或要塞地段站岗放哨。那时还没有电视，半导体信号也不好，战友们之间就是每天见到的面孔。边防战友见到我们憨厚的说：“你们就是不演节目，来看看我们就知足了。”有意思的是他们养的军犬也只认穿军装的人。当我们因节目需要换上彩服时，哨所的战士要看好军犬我们才不会被狗咬。

 

　　中蒙边界伊尔施附近的一个哨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们离大本营近七十里地，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三四十里地。每年九月份就大雪封山，冬天最低温度曾到过零下五十多度，此山又称冻死人山。因此每年九月之前就得把蔬菜粮食等给养全部运上山，喝的是雪水，烧的是桦树皮和树枝。每天在齐膝甚至到齐腰的雪地站岗放哨巡逻是多么艰苦可想而知！第二年五月份雪化时才能下山回大本营。夏天蚊子、跳蚤、苍蝇、大牛虻很多，各种虫子都是吸血鬼。有一种叫草耙子的虫子，头小肚子大，钻到人肉里吸血，肚子胀得像黄豆粒那么大。如果你想把它揪出来，必须用烟头烧才行，否则它的肚子下来头却留在人的肉里，人的伤口处就会发炎。我们演出是动态的，蚊虫叮咬的机会相对少些，而战士们坐在地上看演出则需带上防蚊面具，不然就会被咬得满脸是包。就是这么艰苦的地方，战士们还都争着抢着去。

 

　　那时中蒙边境较紧张，我曾经问过他们如果有了敌情怎么办？回答是：一、及时向大本营报告情况，服从命令听指挥；二、阻击敌人，坚守阵地，等大部队增援；三、与阵地共存亡，誓死保卫祖国每寸土地。这就是我们的边防战士！为他们服务我们真是舍的把心掏出来啊！每次下边防我们都是有备而去的，事前带了从军服厂要的军装碎布、皮子等下脚料，女战士负责帮他们洗衣服、补衣服，男战士帮他们补鞋、理发。而边防战士总是把最好的东西（如他们自己采晒的黄花、木耳、蘑菇、山菜、鱼干儿等）拿出来给我们吃。因客观条件所限，山上的战士最缺的是新鲜蔬菜，食品中的菜大都是棕色黑色的山珍和干菜。我们在山里转上半个月，就想菜想得见着绿草都想吃。那边防战士呢？真是太不容易了！

 

　　在哨所演出基本是演员比观众都多，有时战士们坐在炕上看，我们在地上演，有时战士们席地而坐观看我们的演出。我们演出非常认真。演《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片段时，演员投入角色流泪，观众感动得流泪。边防战士有时也演上一两个小节目，演员观众亲密无间，气氛十分感人。

 

　　有一次蒙古国发现了我们小分队，以为是我方增兵了，他们很紧张，也开始增兵了。中蒙双方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边防部队领导指示：一旦战斗打响女兵先撤到身后的原始森林里待命，男兵和哨所战友一起参加战斗！那一夜男兵都是抱着枪睡的觉（我们下边防都带着几条枪，为的是防野兽），哨所放了两个潜伏哨。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化好妆开始演出。中蒙国土相连，一个界桩划开了国界。我们泰然自若的演出，蒙古兵也在对面观看，边境线两边一派和平。下午我们告别了哨所战友回到大本营，听说蒙古也撤了兵。这对于我们是一场虚惊，也是一次临战考验。

 

　　在军民联防的大本营演出，当地的军民就像过节一样。为我们搭起简陋的舞台，拉好电线，安好电灯。各种飞虫也来凑热闹，有时一张嘴唱飞虫就飞进嘴里，吐出来继续唱就是了。有苦就有乐，西线一路上的好风景美不胜收：那里有连绵莫测的原始森林，我曾看到高山上有几株奇异的大松树，肉粉色的树干，苍翠茂密的枝叶，犹如美女亭亭玉立。我看得眼睛都不会眨了，“美人松！”认识它的战友喊道，从此美人松常常闪进我的梦乡。还有那清晨云雾缭绕的青山翠岭；阿尔山多处汩汩涌出、清澈滑润、有理疗肌肤功能的温泉；那成片成片的桦树林；那风和草碧的大草原；在泉边喝水的四不像；沿山路奔跑的黄羊子；都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当我们七月告别了大兴安岭到长春换季时，人们看着一群背着行李、拎着皮大衣的大头兵，不禁哑然失笑。其中的原因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八月到十月的三个月是我们下东线的日子，吉林省的东线是延边地区和通化地区。东北部和苏联接壤，东南部紧连着朝鲜，两国只一江之隔。东线虽没有西线那样粗犷广袤，但却大小河流纵横，景色秀美，群山叠翠，郁郁葱葱。边防哨所有的在山上，有的在图们江、鸭绿江畔，生活条件比西线哨所相对好些，中苏边境比较紧张，中朝边境相对友好和平。哨所需设在利于观察利于防守利于隐蔽的要塞处，各方面条件依然十分艰苦。

 

　　记得一次我们爬上了海拔两千多米的哨所，好几个战友出现了高山反应：头晕、恶心、嗜睡。在那里王刚一边说着相声一边呕吐，但他还是坚持着把节目演完。我这时反倒很精神，帮炊事班赶了不少面条，还和哨所战友一起去采了好多黄蘑。哨所领导一个劲儿的说：“你们这个女兵身体真棒！”听说还有一个哨所冬天严重缺水，离着这里最近的村庄各家用盆、桶等盛水的器具冻好很多大冰块，由朝鲜族妇女们集体顶冰上山，给部队解决了吃水问题。这段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佳话感人至深。我们的舞蹈演员们一直想编一个“顶冰上山”的朝鲜族舞蹈，但因水平和其它原因所限没能如愿，真是一大遗憾！

 

　　听大队的战友讲：有一次他们正演到《沙家浜》中《坚持》一场时，忽然刮来一片乌云，戏中的老班长刚喊完“暴风雨来了”这句台词，大雨果真哗哗的下起来了，真有天人合一之感！战友们在大雨中演唱着：“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都被浇得湿淋淋的，但大家都被戏中新四军的英雄豪气感染着、激励着。台上演出继续，台下观众稳坐不动。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全场掌声一片！

 

　　东线朝鲜族居多，那里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长白山脉有举世闻名的长白山风景区。当我们在龙井至和龙的山路高处遥望环绕天池的白头山时，忍不住欢呼雀跃，啊！多像一朵巨大的白莲花初开在天际！我们一定要上天池，一定要去慰问在那里守卫气象站的战友们！然而由于那几天气象条件不允许，我两次去东线都没能上去天池，这又是我的一大憾事！（1974年9月我已经复员回家，战友们写信告诉我他们终于实现了登上天池的愿望，真为她们高兴！）

 

　　在东线我们浏览了图们江，徜徉在鸭绿江边，眺望对岸的朝鲜，饶有兴致的欣赏能浮在水面的石头-江石沫和能沉到水底的木头。穿行过森林的海洋，无边的落叶松林脚下的土地积满了落叶，走在上面像踩着锯末一样。我们漫游过连绵环绕的群山，采摘着野生的五味子、草莓、园枣、山葡萄、山核桃。但汽车在山里走的时间长了，人好像没了方向感，心里也闷得慌，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盼望着柳暗花明的那一村哪！汽车在山上盘旋，在无限风光尽收眼底的同时，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过了险象环生的飞机岭算是松了一口气。我几乎天天晕车天天吐，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学会了打扑克也不见效果，那酸甜可口的苹果梨也解决不了问题。遇到下雨天，汽车上搭起帆布篷，我宁肯把头伸出篷外让雨浇成落汤鸡。我常想哨所的战士别说回家就是回趟大本营也不容易呀！

 

　　中朝边境一带的四道沟、六道沟、几道沟几道沟的，臭虫多得让人不敢睡觉，这里的驻军太不容易了！人民的和平生活就是解放军全体将士的军功章啊！

 

　　在东线演出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朝鲜族人。鲜族人给我的印象首先是勤劳，性格倔强坚强。我特别佩服的是鲜族妇女，家务事几乎全部担起来，地里的活比男人也不少干。收割稻子的时候，看见地里移动过来一个个稻子山，下面顶稻子的人分不出男和女，妇女真是顶起了一大半天。二是爱干净，喜欢白色，家里到处擦得光亮无比，洗的能见本色。爱吃辣椒，家家户户房檐下少不了一串串红辣椒。三是能歌善舞。朝鲜族人的文艺细胞特别多，吹拉弹唱人才也多。唱歌跳舞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喝完酒就是坐在炕上颠着膀子晃着头也要舞起来，唱起来。四是感情细腻，讲究传统礼节、礼貌，尊敬老人孝顺父母。我特别爱吃那又辣又甜又酸的朝鲜咸菜，真下饭那！

 

　　中国的朝鲜族和对岸的朝鲜国语言、文字、生活习惯都一样，两国人民经常经过边境口岸相互来往。在中朝边境线明显的感觉到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比朝鲜高一些，这是可以自豪的。

 

　　1973年，我队又排演了现代京剧《杜鹃山》并把此戏送到了基层。这出戏的剧情紧凑感人，唱腔非常好听，战士们和老百姓都很爱看，非常受欢迎。由于唱腔近似歌剧，我们唱歌儿的也爱唱，什么“乱云飞”呀，“家住安源”呀，“黄莲苦胆味难分”呀，清唱几段没问题。那时我的左膝盖在训练时摔坏了，缝了三针，但没伤筋动骨。我坚持和大家一起下去，每天倒着走路，在后台做一些细小的辅助工作，和战友们在一起心里踏实。这几年我队几乎走遍了吉林省各个军分区。

 

　　在和基层连队、边防战士们接触的日子里，我感知到了当兵的苦和乐，我喜欢他们的朴实无华，也非常钦佩他们热爱祖国心系人民的博大胸怀。在基层当兵的几乎都比我的年龄小，他们长得什么模样我虽然一个也记不得，但他们就像我的弟弟一样令我心疼令我惦念。每年到了下基层的季节，就总想快点儿下去为他们做点什么心里才好受些。

 

　　4、拉练

 

　　拉练是当兵必须经历的训练。1971年冬天我队和省军区机关兵一起参加了拉练，这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1966年我们徒步串联去延安时吃的住的穿的比这艰苦多了！唯一的就是东北太冷了。给养车上无法带菜，白菜都冻成了冰棍儿，可以做菜的就是一色的黄豆，有时到了宿营地炊事班用黄豆和老百姓换菜吃，反正不会让老百姓吃亏。豆浆、豆腐、豆腐脑儿、煮黄豆经常吃也不行，吃的我消化不良拉肚子，军医给了我不少胃蛋白酶等助消化的药，总算坚持下来了。

 

　　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处放下背包就帮老百姓干活：挑水、劈柴、扫院子、女兵还帮房东看孩子，伙食上有好吃的就省下点儿给小孩儿。东北大都是南北大炕，炕沿儿拉个幔帐。房东睡南炕，我们睡北炕，房东把炕烧得热呼呼的，可解乏了，军民关系非常好。拉练除了急行军、强行军外，还做一些穿过敌人封锁线、毒气弹区、野外宿营和野炊的演习，虽然累得气喘吁吁，憋得头晕脑胀，但非常过瘾。当然第一次走这么远路的战友的确吃了不少苦头，脚打泡是常事。

 

　　夜里站岗那是真冷啊！我们女兵有时也要站岗，男兵很不以为然：“最好少安排她们站岗，她们站岗，男兵还得为女兵暗地站岗！”那也得站，女兵也是兵！想一想国家养兵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保卫祖国。平时多吃苦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少牺牲。记得有一位大嫂问我：“当女兵多好啊，你们的爸爸都是当大官儿的吧？”我听了很别扭，一本正经的说：“我爸就是每月挣五十多块钱的小铁路工人。”也不能怪那位大嫂有偏见，那时的女兵很多都是有背景的后门儿兵，有时互相比谁的爸爸是军职的、师职的、团职的，是地方什么职的等等。而我们演出队的女兵绝大部分都是百姓家庭，都是凭着有一技之长被部队挑选来的，有着平民的情感和气质，不像高干子弟那样有优越感。

 

　　我队有几个干部家庭的女兵在部队大熔炉里锻炼得很能吃苦耐劳，并没把革命家庭的光荣史作为个人资本。谢玉梅的爸爸是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但小谢很注意自找苦吃历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我认为家庭背景不是很重要的，关键在于要摆好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位置，提高个人素质，在于后天的自强自立。大家还总结了好多拉练的经验：首要的一条就是烫脚，不仅每天晚上要烫脚，中午吃饭前也要烫脚，烫完脚下午走路特轻松。第二要坚持冷水洗脸，从当兵的那一天起就要用冷水洗脸。记得那天过饮马河，气温有零下三十多度，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我们都戴着皮帽子、口罩和护鼻罩。急行军的我们过了河后都没事儿，只有小何的脸上口罩和鼻罩的空隙间冻起了一溜白泡，原因就是她没坚持用冷水洗脸，皮肤没有抗寒能力。第三是走路要穿胶鞋，垫上海绵鞋垫儿，这样走起来才轻松，脚也不冷。休息时要换上大头鞋，不要怕麻烦，免得把脚冻坏。第四是脚打泡时要用马尾毛把泡穿透且留在脚上，而不要挑破。

 

　　在拉练过程中我们听到了陈毅元帅逝世（1972年1月8日）毛主席亲自去吊唁的消息，大家都很悲痛。陈毅是开国元勋，共产主义信仰坚定，大是大非旗帜鲜明。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为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鞠躬尽瘁，我们从心里尊敬爱戴他！而1971年的9.13事件，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大家先是惊愕，后是愤慨。林彪也曾为革命做过不少有益的事，立过很大功劳。但他后来野心膨胀，急于抢班夺权，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暗害毛主席未遂，自己走上绝路。看来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也要一生一世走正路，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历史如实记载，百姓自有公论！拉练结束后，我们都觉得自己象一个真正的兵了。

 

　　演出队除了要完成拉练任务外还有更重要的本职工作，那就是结合拉练搞好文艺宣传。我队学习和编演了一些有关野营拉练的节目，如：相声“雪地露营”说的是部队拉练过程中在雪地里露天宿营的真实过程，包袱甩得恰到好处，既引人发笑，又能让人从中得到教益。小评剧“拥军爱民”、单弦“大年三十儿吃饺子”、小舞剧“军民鱼水情”等，各从不同角度把拉练中发生的军爱民、民拥军的小故事用不同的文艺形式表现出来，深受广大官兵的好评。

 

　　文艺就是要鼓励人们同心同德、奋发前进的，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我们的努力就是值得的。王刚因说相声“雪地露营”显示出非凡的才华而被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调走，成为我队进入部队专业文艺团体第一人。其实人的天赋是很难得的，王刚也曾是下乡知青，并未受过专业培养，他后来能成为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影视明星，我认为后天的努力不可否认，但他的天才是第一位的，他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王刚的妹妹王静和我一个班，也非常有艺术天才，嗓子好，唱得好，戏也足，后来成了总政歌剧团的歌唱家。这无疑是他们父母的遗传基因使然。

 

　　5、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

 

　　部队非常重视政治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解放军报》有关内容，学习有关文件。队里每天都有安排，并即时讨论。因为女兵里我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自然理解能力和发言水平相对要略高一筹，很受战友们的欢迎和佩服。女分队大多数战友年龄都不大，除了我还有两三个高中学历的战友外，都是初中甚至小学的学历，我觉得我应该在政治学习中起骨干作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各班的班务会抓得也很勤，做到有了问题及时解决，矛盾不过夜。部队这一做法非常好，战友之间除了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外，还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找出来，以便今后改进。战友之间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诚相处，亲密无间。我感到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心情特别舒畅。我们的排练和演出任务较重，学习时间非常不够用，部队作息时间又相当严格。为了不影响别人，几乎每个同志都买了一个小手电，以便熄灯后猫在被窝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也干过这样的事。

 

　　在部队我通读了毛泽东四卷，受益匪浅。四卷的字字句句都是他心中所思、亲手所书。那就是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和人民大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历史长卷。我学习毛选写了不少心得笔记，可惜没保存下来。我非常崇拜毛泽东的领袖天才，崇拜他看问题高屋建瓴的雄才大略和博大胸怀；崇拜他用笔杆子指挥枪杆子的神奇军事才能；崇拜他大气磅礴潇洒犀利、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且又有力有节入情入理的文风、文章和诗歌；崇拜他艰苦朴素清廉自律不忘本的品德；崇拜他虽痛失亲人仍心系天下人、无私无畏百折不回百战不殆的刚毅不屈的性格；他无愧是最有骨气的中国人。

 

　　此外我还学了一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仅皮毛而已。我非常想上大学，我是到了大学门口儿被挡了回来的人，不甘心啊！但那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是需要单位推荐的，我有耳闻军区大院儿的某某、某某等上大学了，但一次次演出队没有一个被推荐。我想我的未来难测，要多学一些本领以备将来应付各种局面。我还买了裁剪书学裁剪，真是什么都想学。我们老百姓的子女必须要做一个多才多能的人将来才能自立自强。

 

　　自从省军区篮球队搬到军人俱乐部后，两家作息时间上的冲突越来越大，篮球队习惯早睡早起，天刚蒙蒙亮就在楼外的儿童公园进行晨练，嘿、哈的喊叫。而我们由于工作需要经常晚睡晚起。他们的晨练经常干扰我们睡觉。有时我们晚上演出后兴奋劲头未尽，一走进楼道就想唱几嗓子，接着还要吃夜宵、卸妆、洗漱，得折腾到半夜。球队住楼下，晚上我们影响他们休息时气得他们用球砸房顶。两个队真的不能同住在一个楼里。没多久军区领导决定把我们调开住，我队暂时搬到军区政治部大院儿，领导借此机会派我们到各大文艺团体分散学习进修。

 

　　我是我队的民歌独唱演员，大家都说我嗓子好，可我知道自己唱歌方法还很业余，几乎全用真声，原生态成分太多。长春是一个文化城市，文艺团体、艺术名家很多。我被送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学习，是个难得的机会。那时长影乐团的鲍惠芳、李世荣、朴准山、王云芝、温明兰等都是名气很大的歌唱家。长影乐团的大合唱、小合唱都是响当当的，为电影配音担任乐队指挥的是我国第一代指挥家尹升山。能在那里学习真是我的荣幸。

 

　　我每天早上坐环行有轨电车去红旗街，到了乐团和学员们一起练功，韩熙老师负责辅导我。韩老师是唱民歌的，曾在电影《青松岭》主题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中担任领唱。她的声音高亢悠扬，我很欣赏。老师们及时指出我发声的毛病，并作示范。和乐团学员相比，我的差距较大，我也虚心向他们学习，抄她们的笔记，听她们发声，毕竟我们年龄相仿，彼此随便一些。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每天下午我在营房靠手风琴自己练习，领悟着理论说教，改正自己的毛病。一段时间内我破了旧唱法，新唱法却立不起来了，一开口就觉得唱法不对，变得不敢唱了。心里真急呀！那我就多听，多看，多模仿。乐团排练演出时我都是最专心致志的观众。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了，在长影乐团我受到不少指导和熏陶，对我唱歌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一段时间后我逐渐找回感觉，克服了真假声换声区的尴尬，唱法提高了一大步。

 

　　我队搬到新营房后，正好赶上热唱五首革命历史歌曲（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新的女性、毕业歌）。我独唱的“翻身道情”和领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很受欢迎。并曾在长春市体育馆一次省里举办的军民联欢会上独唱了“翻身道情”，反映不错。长春是个文化城市，有长影乐团、省歌舞团、市歌舞团这样水平较高的文艺团体，还有延边歌舞团、吉林市歌舞团等较有名气的地区歌舞团。看了他们的演出让我们看到了差距。我深知艺无止境，我的进步才刚刚开始，学也无止境啊！

 

　　6、入党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沐浴毛泽东思想雨露阳光，共产主义信仰、唯物主义世界观那是基本确定了的。人生的三次政治生命我完成了两个，八岁入队，不到十五岁入团，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渴望已久的心愿。

 

　　我敬佩战争年代那些为了新中国不怕流血牺牲冲锋陷阵的共产党人，敬佩那些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敌人屠刀下受尽酷刑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也敬佩那些和平年代为建设祖国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共产党人，敬佩那些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共产党人。我决心向他们学习，做他们那样的人。为此我在高三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知道高中学校不发展党员，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表明自己的志愿为的是有了目标就有了前进的动力。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绊了我一跤，减缓了我进取的速度。当兵之后我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经常受表扬。可就是没写入党申请书。分队长和指导员都问过我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我说：“我的家庭有历史问题，我要比别人更严格的要求自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等我觉得条件具备时再写申请吧。”

 

　　我在政治学习中是当然的骨干。在军事训练中不怕苦和累。在业务工作中谦虚谨慎，服从分配，不争角色不出风头，每次都能较好的完成本职任务。下边防能克服困难尽心尽力为边防战士服务。在宿舍我的内务总是标杆儿。经常偷偷早起把厕所打扫干净，从不声张。星期日休息常去炊事班帮厨。有时帮别人做点针线活儿，用缝纫机帮男同志补补衣服、做些乐器罩什么的。因我爱关心帮助别人，战友们有什么事也爱找我。比如谁病了先找卫生员，之后就爱找我说，于是我就帮着炊事班为她做病号饭，我赶面条比炊事员还好呢。政治学习中写批判稿、写学习心得大家都愿意找我交流或请我帮忙。

 

　　有一次营房的锅炉坏了，一个星期没有暖气。长春的冬天多冷啊，在宿舍洗脸水溅到地上马上就冻成冰，夜里冻得睡不着觉。我是班长，叫上几个人每天晚上睡觉前到军人俱乐部锅炉房把每个人的军用水壶都打满开水，回来塞到被窝里捂脚。每天早上我从楼下拎上两桶水让大家洗脸刷牙。在日常生活中我就是老大姐，我也非常愿意为战友们多做点什么，这也是一种乐趣。

 

　　我入伍一年多才写了入党申请书，并对父亲的历史问题作了如实的交代和深刻的认识。1973年冬，党支部将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当时我心里很紧张。记得讨论一个战友入团时，团支部书记说：“这是关键时刻，要把她的不足都指出来，让她痛下决心改正，不要破不开情面。”结果大家把这个同志批评得直哭。今天我做了思想准备，大家无论对我提出什么意见，我都会虚心接受。支部大会上党员们都充分肯定了我的优点和成绩，提出了希望和鼓励，最后全体举手通过，气氛非常和谐。我的入党介绍人王继青、李双荣说我是一个高质量的新党员。我很激动，表示一定把大家的希望和鼓励变成前进的动力，不管组织上是否批准，我都要用一个合格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早日做到从思想上入党。

 

　　不久经上级党委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有了第三次政治生命。我觉得入党是起点而不是终点，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为革命挑起更重的担子，做更大的贡献，永远做党的忠诚战士。

 

　　7、恋爱

 

　　部队有纪律，战士不能结婚，不能在部队驻地也不能在本单位谈恋爱。说实在话我在这方面成熟得晚，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定向，不具备谈恋爱的条件，感情的窗口关得特别死。后来我二十五六岁了，自己还没想法，别人倒替我着急了。首先是家里几次来信催我找对象，问能不能在部队找。第二是部队政治部刘主任亲自找我谈，说我的情况特殊，如果本人有要求部队领导可以帮忙。我这时才感觉自己的确年龄大了，太悲哀了！回忆起我到政治部打字员小王家里串门（小王的爸爸是省里的高干），小王妈妈曾对她说过：“小秦都那么大了还当大头兵，真不理解她是怎么想的。”是的，我当兵的动机很简单，从小就喜欢解放军，真想在部队干一辈子，一直等到要超龄了才如愿当了兵。我怎么有条件和那些十五六岁就当了兵，二十岁出头就提干的人相比呢！

 

　　我听说省军区大院儿不少人都知道演出队有一个二十五六的女兵，每当我独唱出场时似乎都有人窃窃私语，因年龄大而闻名可是一件很糟糕的事。那时我已经预感到省军区演出队可能不会被批准为专业文工团，那就不能有提干指标，占外单位的提干指标更是一件没有准谱的事，加之家庭的历史问题，我的未来就是复员。还是现实一点，走常人之路，把恋爱结婚作为人生必经之路来进行吧！

 

　　我决定不麻烦部队，不在部队找对象。一是不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二是不想给队里的小女兵造成负面影响；三是想回家孝敬父母。我写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可真是立竿见影，亲戚朋友都帮我找对象。我的五姨夫非常关心这件事，把他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介绍给我。他叫董其伟，高中学历，共青团员，是唐山齿轮厂保卫科的干事。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父亲是一个中专学校的校长，母亲是家庭妇女做家务。我觉得他家比我家条件要好些，可以考虑。没想到五姨父是急性人，不久就借出差机会带着董其伟一起到长春看我。和董其伟见面的第一印象是小伙子面带忠厚，英俊帅气，话语不多，比较稳重大方。五姨夫说他是唐山一中毕业的，无形之中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聪明比较有能力的，因为唐山人都知道唐山一中历史悠久，能考上唐山一中的人都是学习上等的好学生。革命先驱李大钊就曾是唐山一中的学生，为母校增添了革命的光彩。五姨夫问我意见如何，我说：“还可以，但他是六八届高中，比我小两岁，挺别扭。”五姨夫说：“你也不想想自己多大了？人家不嫌你大，你倒嫌人家小？你五姨比我大两岁，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说心里话五姨夫在我心里很有威信，他也是部队转业干部，思想先进，为人正直。一直很关心我，还经常帮助我家。五姨夫看准的人，应该不会错的。我说：“那就处处看吧。”从此董其伟我俩就靠书信来往交流思想，还算挺合得来。

 

　　因为唐山是我家，唐山来信队里也没人多想，谁也不知道我在处男朋友。我的四妹曾替我到董家看望家境和老人，四妹来信告诉我董其伟家条件不错，她的妈妈是个非常干净和善的老太太，妹妹说希望我们能成。董其伟第二次去长春时我觉得我们已经挺投缘了，便决定就是他了。

 

　　我送他一本书《世界各国概况》和一个笔记本儿，本子的首页写了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把秘密告诉了我在部队最要好的朋友王勇、王继青。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家的女儿，有共同的语言，相似的性格和亲密的友情，都是属于能吃苦耐劳朴实无华的人。那时王勇因练武打节目时腿受伤，已经调到电影放映站，她请董其伟我俩在她那里看了一场电影《第八个是铜像》。王勇是我的战友中唯一看到董其伟的人。董其伟请我去逛街，我不去。请我去胜利公园，我也不去。请我去照相，我答应了。我就怕离部队近了被战友发现不好意思。在距火车站不远的一个照相馆我们照了合影，这是我俩最早的纪念。

 

　　1973年，我和战友万一兰（因她是万一英的妹妹，家又在北京，办事方便些）、王玉成、小邹去北京为队里买演出服装，请了两天假顺便回古冶看望父母，又抓了半天时间到唐山市里看看董其伟的妈妈。老太太是小脚，白白净净，慈眉善目的，也不会拉什么家常，只是忙着给我做饭。小董的爸爸在邯郸峰峰薛村矿煤校当校长，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一家三口只有一间房，住得比较紧张。总的印象仅此而已。我没在唐山多呆一天就匆忙回了部队。董其伟我俩结婚前就见了三次面，连手都没拉过一次，这就是我们再简单再机械不过的恋爱。

 

　　8、复员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队变专业团体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974年就明确了：省军区一级不建立专业文工团，只有沈阳那样的大军区才能有专业文艺团体。这就意味着我队的未来就是解散。年龄大的主要演员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向问题。本来嘛，不少人是专业团体的正式演员或国家正式职工，有好几个人有老婆孩子，到这里来当每月六块津贴的大头兵算怎么回事？说实在的部队在招兵时对某些人说了大话，招了不少年龄大的特长兵，真有一点儿受愚弄的感觉。都说部队养小不养老，但总的说队领导对这些人还是比较负责的，千方百计积极为这些人联系复员的单位，总的原则是要比原单位各方面条件好些。

 

　　女兵里我最大，轮虚岁，都知道我二十八了。但我在队里的威信较高，口碑较好。队里决定给六个人提干，我是其中的一个。领导的决定让我感到欣慰，又让我为难，我要是不搞对象就好了！肯定留部队提干了。我给五姨夫写信说了此事，五姨夫也为了难，来信说董其伟好几天不爱说话，还说不要我勉强，不要耽误我的前途。是留下提干，还是复员回家？我彷徨极了，几天睡不好觉。我是非常讲信用非常重感情的人。搞对象是很严肃的事，不能出尔反尔，不能伤别人的心。如果因要提干而提出和董其伟分手，他并没有过错，那肯定我就是负心人，我的良心受不了，我将会在深深的自责中度日。如果不分手，一个在长春，一个在唐山，肯定会给将来的生活造成很大麻烦。

 

　　没办法，只好把进行了一年多的秘密恋爱告诉了队领导。教导员王兰贵找我谈话说：“组织上为了你能留下来做了多方面的努力，现在并不因你有了对象而影响提干问题。组织上可以帮你对小董的情况进行调查，可以批准你结婚，但还是希望你留下来。”我说：“结婚两地分居会影响工作的。”教导员说：“可以帮你把小董调到长春来呀。”我无话可说了。果然时间不长部队就对董其伟进行了外调，并承诺提干后也同意我结婚。教导员还提醒我不要做政治上的近视眼。进行了身体检查、填写了提干表后我的心越发不安了：演出队肯定是要解散的。我提干后不知将会分配到哪个单位。别人都是二十几岁就提干了，而我都快三十了，在年龄上绝对处于劣势，我真的是一颗迟到的违了农时的种子啊。教导员说可以把小董调到长春来，谈何容易呀！再说董其伟是独生子，父亲又在外地工作，母亲身体不好，丢下母亲到长春，董其伟是不会同意的。结婚后难免要有孩子，那今后如果孩子跟着我，我又要工作又要一个人带孩子，艰难点儿还好说，领导和同事会怎么看这件事？而且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绊我一腿，没准还是做复员处理。如果孩子由董其伟带，一个男人和一个多病的奶奶会怎样为难？孩子从小缺少母爱是绝对不行的，我的心会像油煎火烤。唯一的办法是我复员回唐山，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只是我对部队有着太多的不舍。从穿上军装那天起，我就发誓要在部队干一辈子。和董其伟谈对象成了转折点，开弓没有回头箭，此后的事情一步一步把我挤到旮旯，只有牺牲我自己了。宁肯他人负我，我绝不能负他人！我自己翻来复去想了多少遍，最后做了抉择：申请复员。我把想法告诉了分队长李双荣，她很同情。教导员问我：“下决心了？”我说：“决心已定，不会改变了。”教导员说：“地方也需要骨干，相信你到哪里都错不了。”已经五月中旬了，我队将要下边防慰问演出。队领导给我开来了结婚介绍信，给了我长假回家结婚，说是等战友们从边防回来时，再给我办复员手续。对我的做法战友们都轰动了，有的说：“在部队提干是大部分当兵的愿望，放弃这个机会是错误的，不要前途了，你真傻！”有的人说：“你的选择是明智的，走的明白！”也有的说：“你到地方还干文艺吧，那么好的嗓子别白瞎了！”我则横下一条心：爱啥啥了！

 

　　战友们听说我要回家结婚，都给我凑喜钱，还有的另外给买了枕套、枕巾、床单儿等，我知道当兵的津贴费很少，战友们的情谊真让我感动。我回家那天，几乎是全队的战友都去了车站送我，他们祝福我，我却哭个不停。我真舍不得离开部队呀！回到唐山后，当然是全家团圆的喜悦，父母又忙着给我准备嫁妆。

 

　　1974年6月2日我和董其伟办理了结婚登记，6月9日举行了婚礼。七十年代的百姓生活水平都不高，结婚都很简朴。那时顶时髦的是“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我知道董家只有一间房子，临时向居委会借了一间房子，没有买新家具的必要。我觉得不能向两家父母张口要这要那，只有靠自己奋斗才硬气！我是党员，要带头文明节俭办婚事。以前我几次写信都让两家简简单单办婚事，不要浪费。我认为婚姻质量不在于婚礼办得体面与否，要靠两人的感情和今后的合力，这也正合了董家的意。公公说工作离不开没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结婚那天我四姨陪我坐火车到唐山，董其伟到车站接我坐公共汽车到婆家。没买一件家具，没有布置新房，只是全新的被褥，买了两身新衣服，烟酒茶糖和两桌饭菜，只花了二百块钱就把喜事办了。我们的婚礼也可谓再简单不过了！两个多月后，部队来信让我回长春办复员手续。战友们吃了我的喜糖，喝了我的喜酒，高兴极了。因我怀孕害口，瞒不过大家，战友们向我道喜祝贺。王继青还把饭给我端到宿舍照顾我。战友们很快又要到东线慰问演出了，我不想给别人找麻烦，办完复员手续就要回家。王教导员说：“你先回家，过几天我就去唐山给你联系工作，部队要对你负责到底。”战友们和队领导送我到车站，又一次送别，又一次难舍难分。刘队长说：“有困难来信，我们帮你！”

 

　　我带着感动、带着留恋、怀着无限的伤感彻底离开了部队——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最热爱的集体。

 

　　（作者：郝贵生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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