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英文大广播8月24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和韩国总统文在寅24日互致贺电，庆祝中韩建交25周年。

世界上有两个名字的地方并不少见，譬如世界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岛又称伊里安岛。在这些“一地多名”中，位于东亚的朝鲜半岛可以说是最为特殊的。一方面，在英语里，它被确定无疑的称为“Korean Peninsula”，而在当地本民族语中，却由于政治原因，需要被分别称为“朝鲜半岛（조선반도）”与“韩半岛（한반도）” 

众说纷纭的古“朝鲜”

实际上，“朝鲜”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出现的极早。《山海经》里就有“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的说法。此时的“朝鲜”只是一个地名，是“东表日出之地”的意思。汉文史籍记载，西周武王伐纣消灭商朝之后，纣王的叔叔箕子率移民远避朝鲜半岛建国，史称箕氏朝鲜。周武王顺水推舟，“因以朝鲜封之”，使周室又多了一个藩国。

古代朝鲜

箕子在当地土著之中“教以礼仪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关于八条之教的内容，流传后世的仅剩三条，即“相杀者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人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古朝鲜遂成为当时的文明之邦，被人们称为“君子国”，如《山海经·海外东经》谓：“君子国……衣冠带剑，食兽，使二文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春秋末年的《论语·子罕》更记载孔子欲居九夷，并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后世有人考证，“子欲居九夷，与乘桴浮海，皆谓朝鲜”。

这个箕氏朝鲜享国极长，从西周初年一直延续到了西汉早期。公元前195年，燕地的豪族卫满叛汉东来，投靠朝鲜，并得到了朝鲜王箕准的信任。然而卫满怀有取而代之之心，设计夺取了箕准之位。这样，“箕氏朝鲜”就为“卫氏朝鲜”取而代之了。卫氏得国不正，国祚也不长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出兵灭卫氏朝鲜，在其旧地设置四郡（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古朝鲜之地成为汉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古朝鲜的历史也就此结束了。

由于早期史料的匮乏，对于古朝鲜的历史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在《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中就出现了三个古朝鲜：“唐尧戊辰岁，神人降于檀木之下，国人立为君，都平壤，号檀君，是为前朝鲜。周武王克商，封箕子于此地，是为后朝鲜。逮四十一代孙准，时有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人，来夺准地，都于王险城（即平壤府），是为卫满朝鲜。”其中说到的“檀君”，传说为天上下凡的天神庶子桓雄大王与熊女所生，是古朝鲜的开国君主，他于公元前2333年定都平壤，“御国一千五百年，后入阿斯达为山神，享寿一千九百零八岁”，故而早就被质疑“檀君立国千余年之间，无一事可纪者，而独于涂山玉帛之会，称以遣子入朝。其假托附会，诚亦无足言者矣”。虽然现代朝鲜与韩国都认可檀君朝鲜的存在，甚至宣布在平壤发现了檀君墓；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撰的《朝鲜通史》与20世纪80年代汉城大学教授李元淳主编的《韩国史》之中，仍旧未见关于“檀君朝鲜”的论述。

从“三韩”到“三国”

虽然在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设立的乐浪郡中有一个“朝鲜县”，但汉四郡设立之后就不断受到周边土著民族的侵扰，临屯、真番旋即被废，玄菟历经两次内迁，乐浪虽能自保一隅，势力也呈渐趋衰落的态势。随着乐浪郡在公元313年最终被高句丽兼并，“朝鲜”这个名词就此在半岛历史上湮灭达千年之久。

兼并乐浪的高句丽政权始建于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的玄菟郡高句丽县。据其创始传说，它是由夫余族的王子朱蒙建立的。这个政权“性凶急，喜寇钞”，“尚气力，习战斗”。它肇兴于辽东浑江流域，随着势力的发展强大，其疆域逐渐向朝鲜半岛延伸，从鸭绿江畔，一直推进到汉江流域，进入半岛腹心地带。第19代王好太王（391-412年在位）与其子长寿王（413-491年在位）时期，高句丽的疆域达到巅峰：其西部已达辽河流域，今辽阳-铁岭一线；北部到松花江流域；东部濒临日本海；南部已跨过大同江，直抵汉江流域。

高句丽王好太王碑，中国东晋时期高句丽第19代王谈德（374—412年）的记功碑。由巨大的天然角砾凝灰岩石柱略加修琢而成，碑体呈方柱型，高6.39米，底宽在1.34—1.97米之间，四面环刻碑文

由于长寿王于公元427年把高句丽的首都迁到了平壤，使得当时的朝鲜半岛出现了三个政权并立的情况，除了以咄咄逼人之势南下的高句丽（中国史籍往往称为“高丽”）之外，另外两个则是百济与新罗。在汉四郡将汉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中、北部时，朝鲜半岛的南方则出现了名为“三韩”的部落联盟（“三韩”一词最早于《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出现），其中马韩在西，即今韩国忠清道、全罗两道一带；辰韩在东，即今韩国庆尚道一带；而弁韩则在辰韩之南，庆尚道洛东江中下游地区。大约公元1世纪，与高句丽有亲缘关系的另一支扶余人南下，统治了马韩土著，建立了百济国。而辰韩中的一个部落后来吸收了其他城邦发展成“新罗”，并吸收了弁韩，成为三国之中唯一一个比较纯粹的土著政权。这些部族与古国的名号，表达的则都是古时当地民族语言，不过用汉字借音而已，这与东邻日本之国号直接来自汉文“日出之地”之义的情况大相径庭。譬如“韩”字，《说文解字》里解释为“井垣”，“三韩”断然不会取此含义。从这个角度说，若当时的中国人将“三韩”记做同一音韵地位（“胡安切”）的“三邯”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若是参考现代朝鲜/韩语的话，“韩”这个音就是“大”的意思，故而“大韩”其实是一个同义叠置词。这种情况在过去的“汉字文化圈”里其实并不是孤证，公元10世纪的越南国号“大瞿越”中的“瞿”就同样是越语中“大”的意思。

长寿王去世之后，高句丽的国势开始走下坡路，从北而南席卷整个半岛的梦想破灭了。隋唐之际，高句丽又与中原王朝发生剧烈冲突，遭受数次沉重的打击而走向衰落，最终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为唐所灭。唐灭高句丽“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至于高句丽遗民，也先后有数批被迁入中原，譬如唐玄宗时代的名将，威震西域的高仙芝，就是高句丽人后裔。在高句丽灭亡之前，唐军已与新罗联兵灭亡百济，朝鲜的三国时代，遂以新罗王朝统一而宣告结束。

 “山高水丽”

统一新罗的兴盛时期几乎是与中原唐王朝同步的。当公元9世纪后期唐朝爆发以黄巢起义为代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时，小小的新罗也爆发了全国性农民战争。据历史文献记载，农民军活动在全国近20个地方。与黄巢起义后唐朝中央集权瓦解同样“神同步”的是，在9世纪后半期全国性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下，新罗的王权亦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通过农民战争形成的各豪族军事势力。结果，在原新罗疆域内形成甄萱的后百济、弓裔的泰封国、苟延残喘的新罗三国鼎立局面，史称“后三国”。但这次新的分裂时期历时不久。公元918年6月，大将王建发动政变推翻弓裔自立，935年迫使新罗投降，936年更以8万大军消灭后百济重新统一了半岛。王建为自己的新王朝取名为“高丽”。

高丽太祖王建

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混淆的国号。虽然泰封国也被称作“后高句丽”，但实际上与原本的高句丽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兴起于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旧地而已。至于王建统一半岛后也根本没有把首都建于高句丽的旧都平壤，而是开城，与高句丽就更加没有什么关系了。与“高句丽”的本义早已湮灭无闻不同，王氏“高丽”取的是汉文“山高水丽”之意，“盖山水之胜，甲于天下”。

无论如何，这个新建立的高丽王朝开启了半岛历史上又一段稳定、繁荣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在这一时期传入半岛。“高丽太祖首建学校……；光宗 ……以科举选士，自此文风始兴。大抵其法颇用唐制 & &东方文物之盛，拟诸中华。”到了13世纪，偏居一隅的高丽也不免蒙古风暴的侵袭，由于拒绝向大蒙古国缴纳巨额贡赋（包括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棉一万斤，墨一干只，笔一百管，纸十万张，紫草五斤，蓝笋、朱红各五十斤，雄黄、光漆、桐油各十斤），并杀死了蒙古人的使节；123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决定向高丽兴师问罪，遣军入侵。在清川江以北的龟州（今龟城），蒙古军遭到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一位参加过无数战斗的高龄蒙古军人，对于龟州人民的顽强战斗这样感叹道：“吾结发从军，历观天下城池攻战之状，未尝见被攻如此，而终不降者。”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历经30余年的6次侵略，直到1270年才迫使顽强的小国高丽最终屈服，除了兼并大同江以北的土地之外，更在高丽设置了征东行省，将其纳入了蒙古汗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

正是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存在第一次为欧洲人所知。1245年4月，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奉教皇旨令，从法国里昂启程，出使蒙古。1246年他到了蒙古高原的和林，在这里，他见证了第三代蒙古大汗贵由的登基大典，并见到了被蒙古所征服的不同族群之人，其中也首次提到了朝鲜半岛的高丽人。他在回到欧洲后撰写的拉丁文著作《蒙古行纪》里，将“高丽”称呼为“肃良合（Solangi）”。在蒙元初期时，由于言语不同，蒙古社会的译职人员多由女真人来充当，因此“肃良合”一词很可能是担当蒙古人翻译的女真人告知蒙古人的，所以蒙古人也就按照女真人的习惯来称呼高丽王朝。

就常理而言，由于共通的罗马字拼写系统，当某种西方语言在接触到一个陌生的外来专名时，对这个词的最初拼写，极有可能直接被其他没有接触过这个词的西方语言继受，更不要说柏朗嘉宾用来撰写的拉丁文根本就是中世纪欧洲的普通话。但“肃良合”这个称谓终于不曾流行开来，究其原因，是另一个远比柏朗嘉宾名气更大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广为流传，影响力要远远大于柏郎嘉宾的著作，正是这本游记最早将长达500年的高丽王朝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称为“Cauli”，并最后衍生出了英语的“Korea”。“Korea”一词最早出现在1653年。这一年，一艘荷兰船只“鹞鹰号”在赴日本的途中发生了海难，它的船员在朝鲜半岛被捕，其中一名叫哈梅尔（HendrickHamel） 的船员在被囚13年之后获释。他后来在著作中叙述他的这段遭遇时说道：“那个国家我们称之为Korea……”

从“朝鲜”到“韩国”

高丽臣服蒙古汗国之后，国王世代相袭娶元朝公主为妻。自忠烈王至恭愍王为止，高丽7位国王中，除忠穆王和忠定王在位时还未成年故未娶元朝公主外，其他5位国王均与元朝公主通婚。结果，高丽王室迅速地蒙古化了，“通血缘、用蒙名、易服发、行胡礼、奏胡乐、嗜狩猎”。这种蒙古情结甚至在元朝被明朝推翻，北元势力退回漠北之后依然保留了下来，并最终导致了高丽王朝的覆灭。

1388年，高丽国王以“大军”4万西犯明朝辽东。此举极不得人心，师至鸭绿江中的威化岛，前锋主将李成桂率众倒戈而还，发动政变并于1392年自立为王。这位李成桂主政后立即改弦更张，遣使赴明，“以‘朝鲜’‘和宁’，请更国号，乞圣裁”。明太祖为之裁定：“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因此李成桂创建之国便命名为“朝鲜”，与“高丽”一样，此国号取得也是汉文“朝日鲜明”的意思。这个王朝，中、日史籍一般称之为“李朝”，而朝鲜、韩国则称之为“朝鲜王朝”。

李成桂，朝鲜王朝开国之君

李朝时期的朝鲜礼乐文物、民风土习都对明朝亦步亦趋，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朝鲜“其人业儒通经，尊孔圣之道；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比”。明清易代之后，在朝鲜看来，满洲入主中原俨然“神州陆沉”，昔日的中华在辫发易服之后已经沦为狄夷，唯有自己因为保留着明代的礼乐衣冠，因此仍是独存的“小中华”。在这种朝鲜式的“华夷观念”驱动下，朝鲜前往北京朝贡的使节们撰写的游记名称从“朝天录”，悄然变成了“燕行录”——言下之意并非去朝拜天朝，而仅仅是到燕京去出差，在私下里甚至把清朝皇帝称作“胡皇”，清朝使节称作“虏使”。而在表明清朝宗藩关系的“正朔”方面，朝鲜也开始效仿越南的先例，除了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不得不用清朝年号应付之外，一切内部文书，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则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甚至出现“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清廷与朝鲜如此貌合神离的宗藩关系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清廷战败为止。1897年，出于在尊号上与周边的清朝皇帝、俄国沙皇、日本天皇平级以取得国家之间平起平坐的美好愿望，朝鲜高宗宣布称帝。当年10月12日寅正二刻，高宗率百官备威仪诣圆邱坛，亲祭告天地后即皇帝位，并正式宣布“定有天下之号曰：大韩”。弃用明朝册封的“朝鲜”国号而改用“大韩”自然是出于认同千余年之前存在于朝鲜半岛的“三韩”，这在高宗即位诏书里已经说得很清楚：“朕惟檀（君）箕（子）以来，疆土分张，各居一隅，相互争雄。及高丽（不是高句丽）时吞并辰韩、马韩、弁韩，是谓统合三韩……”“朝鲜王朝”遂变成了“大韩帝国”。可惜高贵的“帝国”国号无助于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势，仅仅13年后，大韩帝国的国祚便以日本吞并宣告结束。

朝鲜高宗李熙，1897年高宗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大韩帝国，高宗为大韩帝国开国君主，1910年，日本吞并大韩帝国，高宗被封为“德寿宫李太王”，图中他身着大礼服，佩戴日本勋章

不过，短暂的“大韩帝国”时代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朝鲜与韩国的混用。譬如日本吞并朝鲜的条约称为《日韩合并条约》，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半岛设立的是“朝鲜总督府”，半岛上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是《朝鲜日报》，而在中国上海成立的则是“韩国临时政府”……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二战之后，在半岛北南成立的对立政权分别称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整个半岛、民族乃至语言也因政治立场的不同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称谓（朝鲜/韩）。作为一种可能的折中，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金日成曾在1980年10月10日提出以“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为半岛统一后的国名。而这是否能够实现，只有让时间去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