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屏：习仲勋、浩然和我

点击：作者：杨屏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17-05-16 1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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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习仲勋在洛阳。

　　【翟玉忠先生按】习仲勋评当代廉吏别廷芳（1883-1940）以重刑治南阳时说：“别廷芳的个人行为，可以一时一地，做一方诸侯，保一方平安，但不能长治久安。你记住：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没有包公，也没有别廷芳，还能路不拾遗，那就对了。” 别延芳为一代名吏，习仲勋评亦合天理。刑罚要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确定轻重严宽，世轻世重，关键是守经达权，实现以法生德，以德固法，抱法处势无为而治——那样就不会有包公，也不会有别廷芳了。世人多抱残守缺，或德治或法治，执于一端，以为真理，争论不休——良可叹也！

　　习仲勋和浩然毕生没见过面。因为我，他们彼此关注。

　　两位老人，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4年，我是洛阳拖拉机厂子弟中学的高中生。一个出差回洛阳的诗人，给我讲他在北京见到浩然的情形，很激动。受他激励，我认真读了《艳阳天》。1976年，在习仲勋“养病”的小房间里，我将一些章节，背诵给他听。

　　然后，讲我对肖长春等书中人物性格刻画的分析，说习老爷子当时听得津津有味，应该不算夸张。有一天，《人民日报》头版登了评论电影《艳阳天》的文章，我刚进老爷子家门，他就拿给我看。当我真诚地对老爷子说，这辈子的理想，就是做浩然这样伟大的作家时，他却并不认同，话里有话地告诫我说，那可要考虑清楚。

　　刚开始，我还觉得他是因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倒了霉而劝阻我，后来发现老爷子润物细无声地在引导我关注政治。熟悉老爷子的人，不难发现，他在给你讲大道理的时候，往往是从小例子上开始的。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陪他在南村果园里散步，走着走着，他停了下来。我永远忘不了，果园依山而建，老爷子站在了一个坡上，位置比我高，加上个子也比我高，他回过身来，居高临下地问我：你现在回家，能拿出100块钱不能？我说，不能，但能给你去借。我以为老爷子要用100块钱呢。下面的话，他讲出了一个天大的道理：如果每一家随时能拿出100块钱，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如果每个家能拿出1000块钱的话，我们就能跟任何敌人打一仗了，如果我们每个家能拿出10000块钱，那我们还怕谁呀？说完，他没有等我回答，皱着眉眯着眼，目光跃过我的头顶，在向北京眺望。

　　我理解老爷子的心思，要改变局面，就是再有10000个浩然，再写10000部《艳阳天》也不行。需要有智慧的政治家。

　　著名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

　　我狭隘地理解，为了让我热心从政，老爷子开始有意循序渐进地给我讲为官之道。这里，我再举个例子。

　　我中学时一个同学，家是南阳西峡县的，他爸爸领我去了趟西峡。在那里，大家热传别廷芳治理西峡的事，我特别有感触，就回来学给习老爷子听。一个小偷，偷了4领苇席，报案的人说是6领。案破了之后，是报案人虚报，别廷芳把小偷和说瞎话的全杀了，结果，西峡不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且没人敢说瞎话！讲的时候，我兴致勃勃。趁着我的兴致，老爷子问了我一句话：如果让你到那个县当县委书记，你会怎么干？我脱口而出：像别廷芳一样。记得为了在老爷子面前显摆我有自己的见解，我还加了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出道德。

　　老爷子也脱口而出一句话：你这样不行！

　　为什么？我问。

　　如果你本人出问题怎么办？老爷子反问我。

　　我答不出来。

　　恕我不敬，在老爷子身上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词：有时候他非常婆婆妈妈。什么时候呢？给人分析问题，讲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不允许你左顾右盼！必须认真听讲！如果你能听他像老大妈一样，慢慢的把道理讲完，你定将受用终身。

　　那天，老爷子就以别廷芳为话题，给我讲了至少一个多小时的道理。细节不能都记住，大意忘不了。

　　习老爷子说：任何一个人，他的行为必须被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要有他个人突破不了的监督机制。不然的话，他就无法无天，无法无天了，就要出问题。你杨屏现在还小，有些事你还不懂。别廷芳是个人，一个算是成功的男人，只要是个人专权，从人性的角度，他难免要经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同甘共苦；他要和拜把子弟兄们出生入死，才能活下来，才能打下一片天地。第二个阶段，大权独揽；洪秀全占了南京，那几大天王见他时要下跪了，必须听他的，也只能听他的。第三个阶段，重色轻友；我就不给你解释了，等长大结婚你就懂了。一句话，他会觉得，只有女人在身边才安全和开心。第四个阶段，孤家寡人。这个阶段最容易出大问题，他谁都不相信了，甚至觉得连自己的女人也会害他，疑神疑鬼，往往滥杀无辜。

　　老爷子最后总结说：别廷芳的个人行为，可以一时一地，做一方诸侯，保一方平安，但不能长治久安。你记住：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没有包公，也没有别廷芳，还能路不拾遗，那就对了。

　　类似这样给我讲道理的事，在不一定怎样的一个场合就会发生，渐渐地，我也会向老爷子提出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了。

　　1976年12月25日晚上，习仲勋老爷子亲手给我做了碗螃蟹酱和西红柿打卤的捞面条，为我去海南岛当兵送行。那天晚上，老爷子郑重其事地跟我谈话，主要内容有3层：第1层意思，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男人，如果想影响社会，争取最大程度地造福于人民，虽然充满了风险，还是去从政为好，不是文学，更不是商人。第2层意思，千万不要在女人和金钱面前栽跟头，那绝不是一个大男人一辈子的生活目的（老爷子特别鄙视小肚鸡肠的小男人）。第3层意思，一定要有大局观，个人情绪不能抗拒整体利益，警告我必须改掉火爆脾气。老爷子还兴奋地告诉我说，几个月后，他就将重新出来工作。让我跟他密切保持联系。1977年3月26日老爷子在给我的信中写到，1977年5月1日前，他将回北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1978年4月才到广东出任省委书记。不是胡说八道，如果老爷子果真提前一年出来工作，很有可能就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1966年我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里就基本上不好好上课了。我家房后，仅一路之隔，就是拖拉机厂子弟中学，图书馆被造反的学生给砸了，成千上万册的书散乱一地。我和别的小伙伴抱回来很多，炉子灭了用来生火，或者叠小孩子玩的面包、手枪之类的。无意中，我翻看了《烈火金刚》。从小记忆力有些超群的我，看完基本就能记住，然后就去向小朋友们“显摆”，结果，身边聚拢了一堆人，听我给他们讲故事。他们还主动帮我做家务，给我腾出时间看书，好接着给他们讲故事听。也许是我抱的那堆书是当时称为苏联文学的专柜，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我都读了。甚至搞不明白地还读了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等。这纯属意外的事情，点燃了我少年时期的文学梦。我初中的同学们可以证明，那时候，学校里诗朗诵，快板书，以及相声的演出，我就是作者。

　　到了部队，这点小本事，没有被埋没，团里，师里，军区，我经常被抽去搞创作，小有名气。但是，习老爷子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是我的脾气越发地火爆了，当兵半年，先后动手打了我认为绝对是军风不正的班长和连长。虽深得了战士们的心，但还是受到了处分，不是为了考验入党，把我踹到了炊事班，然后又让我去喂猪。好在骨子里的男人气没有丢，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前，从猪圈又混到了军区教导大队打字员的我，主动要求参战，到战备值班师的步兵连队当了机枪手。

　　打完仗后，我因为血尿严重而住院一个月，这期间，闲着也是闲着的我，读《金光大道》时，给心中最大的偶像浩然老师写了信，用现在的话说，粉丝在表述衷肠。没有想到，老师给我回信了。这下子，我的心就飞出了部队。找理由回洛阳探了家，回母校找了数理化复习资料，放弃所有的提干机会，决心退伍到地方考大学。开始寻我的文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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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1932-2008）中国著名作家。

　　也就在这期间，我对习老爷子干了非常混账的事。每每回想起来，特别特别地对不起老爷子！2012年3月11日，我去陕西富平老爷子墓前，虽跪地谢罪，也不能减轻心中的愧悔！

　　由于不想在部队干了，在给习老爷子（已经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我所在的部队归他管）的信中，我把在部队里看到的坏现象一一列举，加上自己非常情绪化的评论，向他发泄不满，甚至说，现在（指1979年）的社会风气比粉碎四人帮前坏多了。我实在干不下去了，要退伍。

　　不是我攀龙附凤，习老爷子在我心目中就是个亲人，是一个平日里总拿我逗乐的胖老头儿，一个我无论怎么胡说八道，也不会生气的长者。结果，对我爱恨交加的老爷子，这次在广州军区党代会上却对我发了脾气，军区保卫部来人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检讨。我很委屈，不无气愤！歪着脖子跟保卫干部吵了起来，挑衅地问他们：敢枪毙我不？过了不几天，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部队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去治病。到了广州以后，习老爷子的秘书张志功叔叔跟我谈话。说老爷子不知道保卫部居然找了我，但是，我对当前形势的糊涂认识，还是让老爷子心里很不安然。希望我认真查清血尿病因，恢复健康之后，好好看书学习，在部队好好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张叔叔在关心了我一番之后，又温和地批评了我。他告诉我，习老爷子对广州的气候很不适应，几乎每个月都要感冒。发着烧还要开会和到外地调研，几乎天天休息不好，工作非常繁重，广东又问题复杂，老爷子十分辛苦。张叔叔希望我以后胡乱发牢骚的信就不要写了，“你信中说，一些老干部简直比四人帮还坏的话，让习书记非常生气”。记得很清楚，儒雅的张叔叔，对我说这话的时候，表情非常严肃。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些档案的解密，我才知道习老爷子在广东搞深圳特区时担了多大的风险！才知道当时已经往70岁去的习仲勋老人受了多少累！遭了多少罪！他另一个秘书曹志斌大哥，曾经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老爷子到徐闻县调研，住县委招待所，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夜里起来到院子里上厕所，被突然降下的大暴雨困在厕所里近两个小时。就在老爷子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夜以继日地呕心沥血时，不懂事的我，那真是吃饱了撑的，总对老爷子胡说八道，惹他生了不少的气。

　　后来我明白，老爷子发脾气还有一个原因：失望！他觉得我恋家，是个小肚鸡肠的小男人，没有出息！

　　1979年12月24日，我离开部队，退伍回了洛阳。

　　1980年12月22日，作为洛阳日报记者的我，在北京月坛北街6号楼1门8号浩然老师的家中，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中国有句老话：总有一些不要脸的人，美不过你，他喜欢与你比丑！就像现在网络上一些拿裸露当噱头的臭女人一样！类似于从维熙这样的人，也挂着作家的名头，作品写不过浩然，别的本事却不小，热衷于搞人身攻击。这让生性软弱的浩然老师非常无奈，气得血压窜高，高血压药吃猛了，又转成了低血压，回过头来再治低血压，结果又弄成了脑痉挛。我见他的时候，状况非常不好！从小爱帮人打架的我，对浩然老师说，我可以去找习老爷子说明情况。

　　我永远不会忘记32年前那一幕，影响了我一生的一幕：浩然老师盯着我的眼睛问，仗势欺人是美德吗？

　　看我半天无语，老师又问，你来世界上一遭，准备干什么想好了吗？你准备小时候与人打架，长大了与人斗争，不是整人，就是被整的过一辈子吗？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人这一辈子最难的是什么？浩然老师接着问我，没有等我回答，他就说了如下的话：就你这个子，一天24小时不睡觉，刻苦到家地练打篮球，累死你，也不会有出息，因为你没有找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

　　再往下，一问一答中，老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给我指明了生活的道路。

　　知道莎士比亚吧？老师问。

　　知道。我答。

　　知道莎士比亚同时期的皇帝和百万富翁吗？老师问。

　　不知道。我答。

　　你这个年纪，有这么丰富的阅历，还上过战场，多难得呀，不要怕吃苦，赶快写东西吧。我的文化底子薄，你要汲取我的教训，学好外语，将来写不动了，还可以像鲁迅那样翻译作品。本不该替人拿主意，咱们关起门来说话，哪说哪了啊。千万不要走当官的路。现在的当官的，他能说人话吗？在家里说的话和在场面上说的话，什么时候敢一样啊？他们多累呀？这么多年，毛主席、周总理，我什么人没见过呀？除毛主席自己以外，哪个人不得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哇？风风光光的后面，哪个人不提心吊胆呀？邓小平文革中间出来工作，第一次会见的外宾，是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我陪同。他小心问我文艺政策，生怕说错了什么。他当年真是谨慎谨慎再谨慎哪！没两年，还是被打倒了。现在又起来了，再接着干，你说这搞政治的人，肚子里得有一颗多硬帮帮的心脏哪！我这肚子里的心太软，干不了，劝你也别干。

　　浩然老师的话，我听了一辈子。几次已经当上了小官儿，在仕途一片光明的情况下，我都丝毫不犹豫地辞去了。以至现在连公职都没有了。

　　在这里，我还得赘述一件事。熟悉习仲勋老爷子家况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在老爷子身边见过我？这事，还得归咎于浩然老师。

　　原本从浩然老师家出来，我是想去见习老爷子的。浩然老师对我讲了下面一番话：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你打酱油买醋了，你现在对他最大的尊重，就是不打扰。除非你把当年对他的帮助作为投资了，要是那样的话，你的人品就有问题了。

　　听老师的话，我一直没有去打扰过老爷子。

　　8年后的1988年10月20日，洛阳矿山机器厂一位姓任的师傅走进了我的办公室，素不相识，确认我是杨屏后，告诉我，他哥哥原来是习老爷子的兵，领着他在北京见到了老爷子。老爷子让他回洛阳一定要找到我，叫我马上去北京一趟，并把老爷子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由于我已经买好21日带4岁的女儿去新疆的火车票，我先去了独山子和克拉玛依，然后28号从乌鲁木齐飞到北京，29号上午，我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了阔别12年的老爷子。他笑呵呵地抱着我女儿，说日子过得真快，小杨屏都有孩子了。

　　我问老爷子，叫我来北京有什么事？他的一句话，夸张点儿说，让我泪落如雨：“男子汉30而立，你今年31，准备怎么立？需要我怎么帮你”？

　　贵为国家领导人，如此重情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仍惦记着我这总惹他生气的小朋友，让我除了落泪，当时真的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轻轻地摸摸我的头，竟然老顽童似地笑咪咪叫我的外号，杨大头。他让我别激动，鼓励我像以前那样说实话，提什么要求都可以。结果，我还真提了要求，内容，他觉得很意外，但很高兴。我请他推动国家尽快设立新闻法，如果立了新闻法，一方面，法律可以保护舆论监督政府；另一方面，可以用法律约束品行不好的记者。我告诉老爷子，我非常喜欢新闻工作，就是因为写批评稿件，得罪了市委书记，被赶出了洛阳日报。

　　老爷子龙颜大怒，责怪我为什么不早说。

　　我没敢告诉他，浩然老师不让我打扰他。

　　但是，话题马上就落到了浩然老师头上。老爷子要为我安排宾馆，我说在浩然老师家住下了。

　　浩然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老爷子很认真地问我。

　　我回答：浩然老师一辈子除了写作，心无旁骛。文化大革命中不但不整人，杨沫等好多个作家都被他保护过。1974年江青让他带信到广州军区，他把信交给许世友后，在万人大会上，始终一言未发，随即就去了西沙。1976年元旦，浩然装病住进301医院，一直到粉碎四人帮。

　　你怎么不早说！老爷子在埋怨我。

　　肯定是有哪个王八蛋在你面前告黑状了吧？我问老爷子。

　　老爷子闭口不言。

　　我追问老爷子，他说了下面的话：代我向浩然同志问好。

　　第二天，我到河北省三河县见到浩然老师，转达了习老爷子的问候。

　　如今，对我恩重如山的这两位老人都走了，我一事无成，让他们都失望了。

　　真是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