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革命中心城市彼得堡

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的147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激流网特别选编列宁在革命中心城市彼得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部分供大家学习。

萨马拉不能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提供更广阔的活动天地，凡是在萨马拉所能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他都已经完成了。1893年复季，他常常感到十分苦闷，渴望到政治更活跃的中心城市去。这时，他们一家准备迁往莫斯科，而他不愿去莫斯科，因为莫斯科被彼得堡人称为“大乡村’，再者他也不愿住在家里，怕因革命活动而连累家里的人。他决定到思想和革命中心-一彼得堡去。

列宁很帅

1893年6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母亲的名义与谢·罗，丹年别尔格订立合同，把阿拉卡也夫卡附近的庄园卖给他。8月下旬，弗拉基米尔向萨马拉州法院院长提交申请书，要求证明他在1892年和1893年担任律师助理，并领有承办诉讼案件的权状，以便他在彼得堡取得律师职业。

弗拉基米尔在随全家到莫斯科的途中，在下新城（现名高尔基市）逗留，结识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巴尼斯克沃尔佐夫、米·格·格里哥里也夫、谢伊·米茨凯维奇等人，从他们那里得知彼得秘堡密接头的地点，同他们商定了以后与下新城秘密联系的方法，弗拉基米尔在莫斯科结识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同他们建立了联系。一个月之后，莫斯科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者小组。

9月12日，弗拉基米尔来到彼得堡。住在谢尔吉也夫斯卡亚街58号20室，后来又迁到驿站街4号11室。他注册为穆·弗·沃尔肯什坦律师的助理，出席律师助理会议以及彼得堡州法院律师公会，在那里进行法律咨询会商和处理案件。彼得堡律师会议决定，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承办诉讼案件的执照。

弗拉基米尔常常在自己的住室里接待因法律案件前来请求帮助的人们。他的房间有两个窗户。家具很简单：一张铁床，一张写字台，三四把椅子，一只五斗橱。

弗拉基米尔一边工作，一边从事革命活动。1893年秋天，他与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彼得堡大学一年级学生米·亚·西尔文、工艺学院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列·波·克拉辛、斯·伊·拉德琴柯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工艺学院马克思主义小组。弗拉基米尔第一次同这个小组成员会面，就给组员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小组成员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我们面前的这位年轻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在值得纪念的1892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通晓俄国文学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第一流专家，而且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结交朋友时很谨慎，他知道，他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的弟弟，当局在警惕地注视着他。他看到，有些青年人常常因为随便乱讲话而受到了惩罚，结果一事无成。他从来不务空谈，他要把自己的知识和工作交给他认为一定能完成革命的那个阶级，即工人阶级。他寻找这样一些人做朋友，他们跟他持同样的观点，他们也认为，革命的完成不能期望似乎具有社会主义情绪，似乎具有祖先那种共产主义信仰和习惯的农民，同样不能期望具有献身精神、准备牺牲生命，单枪匹马地去干的那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民意党人。他寻找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也跟他一样，坚信俄国革命将由工人阶级来实现，否则就根本没有革命。这样的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时只是少数。多数怀有革命情绪的受过教育的人都持有民粹派和民意党的观点，但由于组织已被破坏而无所事事，所以很少有人积极行动，大都是空喊一阵和发表一通议论完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力避开种种知识分子的清谈。警察机关和当局当时认为民意党人是更为危险的，因为他们采取暴力，拼命进行暗杀活动，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同他们比较起来，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在工人中间进行和平宣传为目的，他们的危险性就小些。当时的警察司司长兹沃梁斯基曾经说过：“这一小批人，要说在什么时候能起作用的话，那得在五十年之后。”

以列宁为首的彼得堡工人阶级斗争协会

社会上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概念，主要是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议会活动，当时俄国连议会的影子都没有，因此，在那些没有耐性的、急于进行革命活动的、未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青年看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简直是给自己挑选了一份安闲的差使：读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等待着自由的曙光在俄国上空冉冉升起。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态度，说得好听一点，只不过是迟钝和老年人远虑的遁词，说得难听一点，则是为利己主义者的利益掩饰。持这种观点的人看不见俄国经济条件已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资本主义占据的领域愈来愈大。他们看不到俄国将经历与西方同样的发展进程，看不到俄国的无产阶级也将与西方一样，成为领导阶级。那些持民粹派观点的人相信，农民在本质上具有共产主义观点，能够避免资本主义那条艰辛的道路，他们说：“最好不要资本主义”，并力图找到证据来说明这种“最好”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们恨马克思主义者，就象不懂得必须施行某种手术的人恨医生的“冷漠无情一样，认为医生让病人经受手术的痛苦而无动于衷，不去设法“最好”避免这种痛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种善良的愿望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在青年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了彼得堡大学生左翼团体里，整个团体立即处在一种前斯未有的活跃气氛中，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成了核心人物。由于他是勇敢的民意党人，被判处死刑的亚历山大·伊里奇的胞弟，这为小组成员友好地接近他创造了最良好的前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上那种心灵纯洁，热情洋溢的特点，他那种掌握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惊人本领，根据第一手统计资料了解国内经济状况的非凡才能，使那些书生气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钦佩不已。弗拉基米尔给小组作的那些专题报告，展示了大量丰富的统计资料，使大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对认识俄国的经济提供了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他驳斥了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种种含混不清，牵强附会的论点。

克拉辛是大家默认的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来到这个小组。克拉辛提议由他本人作关于市场问题的专题报告，他用四开的本子折成两半，在半页上写自己的报告，留半页空白，以便传阅时让别人在那里写上自己的意见，弗拉基米尔在这个半页空白的地方写了许多反对意见。在克拉辛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会上，弗拉基米尔作了发言，他的发言显示出特有的技巧，可以看出，他总是设法避免刺痛报告人，但报告人还是感到无地自容。他没有引用马克思的任何词句，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应当从研究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他用鲜明的线条描绘了农民破产和分化、货币经济排挤自然经济、国家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的图画。他的观点在发言中得到详尽的发挥。他使多数听报告的人得到这样的结论，他才真正是大家的领袖，是带路人和理论家，跟着他，决不会失败。西尔文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心头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因为正是我们小组，我们这个组织拥有这样一个大睿大智的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这位新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市场问题提得特别具体，把它和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在整个问题的看法中都令人感觉到这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具体坏境和发展中考察一切现象的。”

人们开始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近起来，他的无穷的智慧，他的知识，他的刚毅性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把他看作是鼓舞人们去为事业而献身的巨大精神力量。

还是很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性情非常温和，同别人谈话时十分亲切，他是十赤诚的同志，在待人接物方面既朴实又爽朗。他偶尔和同志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非常高兴，对朋友那么亲密，那么随和。但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思想集中，寸步不让。极端严峻，从不温情。他说，革命不是儿戏，来不得半点庸俗．他为人爽直，从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从不自我标榜。他热爱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乐趣，但他最大的乐趣是斗争，是争取胜利。他前额宽阔，学识渊博，从而使他得了个“老头”的外号。这个外号同他年轻好动的性格和他身上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这个青年人具有运用自如的深湛的知识，善于有分析地、恰如其分地处理重大问题和对待各式人物，他在与人接触时善于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他不是以盛气凌人的老师身份，而首先是以朋友和同志的身份去对待人。过一切使小组给他起的外号在他身上生了根。他使人感到，有他在场，同他亲切交谈，会使生活特别充实。他一走，生活就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失去了光彩，思想也就随之飞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小组秩序革命化。他从对一些由优秀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小组进行“深奥”的讲课，过渡到对彼得堡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扩大影响，从宣传过渡到鼓动。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革命，除了与革命密切相关的生活之外，他没有别的生活，也没有别的需要。对于那些不能全心全意参加工人运动，不能同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彻底决裂的人，他不喜欢。

1894年1月，弗拉基米尔从彼得堡专程去下新城和莫斯科，在下新城和莫斯枓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秘密会议上作评论瓦·巴·沃龙佐夫《俄国资本主义》一书的讲演。沃龙佐夫是一个举止非常庄重的莫斯科的民粹派。因此，弗拉基米尔在莫斯科讲演时，沃龙佐失和一些民粹派参加了会议，沃龙佐夫身材不高，但很结实，淡黄色头发，秃顶。青年人对他很尊敬。他坐在几分像“贵宾席”的地方。23岁的弗拉基米尔和一群年轻人站在通向另一房间的房门口．弗拉基米尔先是说了几句引人发笑的讽刺话，使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着他，接着他就发起言来。他满怀激情，以广博的知识为武器。用深信不疑的语言，大胆而坚决地驳斥了民粹派的理论，使它绝无立足之地，对这种“后生无礼”之词的敌视态度也开始逐渐转变，可以说已经从敌视态度变成尊敬态度了。大多数人都把他当作一个认真的对手来看待了，特别是弗拉基米尔第二次发言答复那位举止庄重的沃龙佐夫之后，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高兴得不得了。年长的对手的倨傲态度和有“科学根据”的反驳并没有窘住弗拉基米尔，他用科学证据和统计数字阐明自己的见解，用更尖锐的语言和更大的气势回击对方。整个讨论变成了“父与子”两代人代表之间的对阵。所有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场舌战。民粹派的声调开始低了下来，话也说得有气无力了。最后竟慌乱起来。会后各个青年小组热烈地议论这次辩论，弗拉基米尔使许多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促使他们走上了学习马克思著作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引人注目地抬起头来了，都说弗拉基米尔是出现在天际的一颗新星。

弗拉基米尔在下新城的演说是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作的，由于保密的原因。来听报告的人都是经过挑选过的。弗拉基米尔在报告中透彻地探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他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讲得十分明确，而他的广博知识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在莫斯科和下新城两地的演讲，大大地加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两个城市中的地位。

列宁在讲演

1894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中结识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彼·伯·司徒卢威和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他的同道者司徒卢威那种非常革命者的异己的弦外之音。他不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得出全都结论，而是停留在纯粹合法的，经院式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司徒卢威身上嗅到了未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味道。于是他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所级著作中的反映》的讲演，批驳彼·伯·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的观点，随后写了一篇用克·士林为笔名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文章，猛烈抨击这种有害的倾向。这篇文章刊登在波特列索夫于1895年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里，这本《资料》虽然收入了几篇枯燥乏味尽是数字堆砌的文章，却因刊登了士林一文而被书报检查机关焚毁了，只有几本被抢救出来，这样书报检查机关很快就看出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民粹派革命家中某些人开始了解到这种区别，发觉他们的论敌--社会民主主义者，其实也是革命者，不能把他们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混为一谈。后者虽然弄明白了俄国“向资本主义学习”（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这本书上的题词）的事实，却没有从中得出必须同现存制度作斗争的任何结论。青年民意党人过去是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者团体的作用的，现在他们中间有些人也开始更靠拢社会民主圭义者，因为他们确信，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不反对政治斗争，而且高举着政治斗争的旗帜。在被得堡的民意社分子的印刷所（拉赫塔印刷所），主动地向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承印其传单和小册子。他们认为，两派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社会民主主义者面向的是工人，而不是社会的其他阶级，但这个派别也是革命的派别。拉赫塔印刷所承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许多传单和小册子，如《谈谈罚款》、《谈谈罢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