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姝：习近平青少年时期的20个小伙伴

点击：  作者：王姝    来源：政事儿  发布时间:2017-02-05 09:28:50

 

           1969年至197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土高原，度过了7载青春岁月。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自去年11月起，刊发系列报道《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截至目前已刊发15期。

系列报道以对谈访谈的形式，采访了7名梁家河村民、7名赵家河村民、4名跟习近平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当年曾采访过习近平的中国作协会员谷溪。19名受访者讲述了跟知青习近平相处的故事，还回顾了习近平与作家路遥交往的场景。

这19名受访者与作家路遥，在黄土高原上陪伴习近平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习近平青少年时期的20个小伙伴。

“黑子”：他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摔跤

梁家河村人王宪平(小名“黑子”)是当年的返乡知青，比习近平大三岁，有一次和习近平摔跤，一下就把习近平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

 

 

2009年11月13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延安考察，把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请到了延安，王宪平是其中之一。

 

 

2009年，延安，习近平与王宪平握手

王宪平回忆， 习近平提到了当年的摔跤经历，“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王宪平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习近平哈哈大笑：“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娃”：“他当年搞这些副业，很容易被扣帽子”

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小名“随娃”)接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现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2015年2月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村，身后是石春阳

石春阳回忆，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做了很多事情，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等等，“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石春阳说，“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

上述习近平于2009年，跟几名梁家河村民在延安的会面，石春阳也参加了。他准备了稿子，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就被习近平打断：“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石春阳说，“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梁玉明：为通电、办学，找过近平帮忙

习近平插队时，梁玉明担任梁家河村支书，是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

 

 

习近平与梁玉明握手

梁玉明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他曾两次找习近平帮忙。

一次是习近平在厦门工作时，“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

梁玉明以为事情办不成了，“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

第二次是习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时，“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

梁玉明说，他到福建去的那一次，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他问习近平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7位赵家河村民：他开会讲得可有意思了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习近平在赵家河工作了8个月。7位受访村民高小梅、武刚文、聂瑞兰、赵福有、赵秀全、赵勋功、赵胜利，讲述了跟习近平打交道的几件小事。

 

 

赵家河村部分村民

习近平来到赵家河的第一顿饭，是在聂瑞兰家吃的。吃完，习近平掏出粮票和钱，聂瑞兰不肯要，因为给知青做“派饭”，也能挣工分。习近平离开后她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

武刚文曾经当过生产队长，后来因为不让开荒，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再也不肯当生产队长。习近平来到赵家河后，很快就找到他，让他出山。

武刚文说，尽管他脾气倔，习近平却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

赵勋功、赵胜利等村民回忆，当年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大家都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可习近平到赵家河后，一听说他要开会，大家都赶紧过去。“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特别实在。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 ”

他们至今记得，当年习近平给他们讲过“水门事件”，还讲过电影《三笑》，“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戴明：近平那天和我们一起唱《山楂树》

戴明曾是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戴明回忆，当年生活条件艰苦，洗澡也比较困难，因为不怎么会挑水，曾经穿着游泳裤，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洗澡，“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有一次，他们还曾帮助邻村一个不会唱歌的男知青队，跟女知青队“对唱”。“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

还有一件事令戴明印象深刻。

当年，他们6名知青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躺在炕上就聊吃的，越聊越饿。不过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他们知青，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可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

王燕生：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太艰难了

王燕生当年是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1969年也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他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1993年出国留学。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王燕生称，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

“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1969年至1971年一两年间，同来的知青相继离开，可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

曹谷溪：奖励一辆摩托车，只有近平不高兴

曹谷溪笔名谷溪，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山花》文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1975年曾采访习近平，写成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

曹谷溪回忆，刚插队时，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习近平的工作热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一次他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

“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 ’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曹谷溪说，尽管如此，习近平仍旧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92年，习近平与曹谷溪在延安重逢

他记得，当年，北京曾给延川县一辆130工具车，一台三轮摩托车。县上决定把摩托车奖给时任梁家河党支部书记习近平。

“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唯有习近平不高兴。他说：‘这个摩托车对咱有啥用！拉不了多少东西，又不能下地干农活，难道我天天开着它去兜风吗？’他当即就委托梁家河的老支书梁玉明，到延安农机公司把这辆三轮摩托换成手扶拖拉机等农机具”。

路遥：他比我小四岁，知识面比我广得多

2015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与上海代表曹可凡聊起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全国热播时说：“我和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路遥和谷溪办《山花》的时候，还只写诗歌，不写小说。”

曹谷溪讲述了当年习近平与路遥交往的故事。

当年，路遥是“农村通讯员学习班”的学员，长期脱产学习，和曹谷溪一起写通讯，办《山花》。《山花》当时有一个骨干作者——陶海粟，原是清华附中的高材生，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习近平每每进城办事，必然到陶海粟那儿落脚。

 

 

作家路遥（资料图）

曹谷溪说，土生土长的路遥，一直渴望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以实现自己干一番大事业的理想，着魔似的让京都文化与乡土文化在自己的心中融汇与碰撞。因此，只要习近平一来，他总是主动去找他交谈，有时竟彻夜长谈。两人交谈的范围很广，谈农村，谈城市，谈社会，谈时政……他俩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谈。路遥惊叹：他年龄比我小四岁，知识面比我广得多，志气比我高得多。

其他小伙伴

其他小伙伴还有梁家河村民武晖、张卫庞、刘金莲、吕侯生，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赵华安、张春富。

武晖至今记得，习近平跟他聊过当时的想法：“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这次谈话后，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习近平都没有报名。

赵华安回忆，在窑洞里，习近平在炕桌上、炕沿上写字。天气暖和了，就搬一块石头，坐在石头上，趴在磨盘上写。“他写字的姿势挺有意思，把纸斜着放，手也顺着纸的角度，斜着写字。后来我也试过一次那样写字，感觉是比较顺手。近平写字很规矩，一笔一画地写，每一个字都整整齐齐，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