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做的一件件小事，无处不体现着他那如神如佛的境界！

点击：  作者：佚名    来源：往事越千年  发布时间:2016-11-10 12:51:20

 

 

        毛泽东诞辰又快要到了，这里，本网民将人们写过千万遍但常写常新的——关于毛泽东的“小事”，编织在一起，用以纪念毛泽东，也给多年来一直想淡忘、故意冷落、歪曲、诋毁毛泽东的右翼们敲敲脑壳，——告诉他们“一次次的歪曲、诋毁毛泽东而终致自己如投火飞蛾”的道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近似于黑格尔的──关于历史由正题走向反题，然后再发展为合题的辩证法。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论,原始社会中,人民群众的主人地位（全体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是非自觉地存在的；而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则发生了历史的颠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却受其奴役；社会主义则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让人民群众逐步登上真正的主要宝座。马克思完成这一理论创造，既不是黑格尔逻辑思辨的简单套用，也不是因他有其善良而“为民争位”，更不是他生性古怪而标新立异。这是对历史规律潜心研究后达于正确认识后的科学阐述。

 

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里，诚然，在少年时代，还不具有深沉的民本意识，仅受母亲的大慈大悲意识和《水浒》等书的影响，有着救苦济贫，为民立主的英雄意识。这一意识，说到底，中外历史上每一次推动社会发生进步性变革的人们，大体都有。但这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以民为本和共产主义时代全民自主的观念。“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粪土当年万户侯”、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等等，这一唯物史观的确立，是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以及在一段时间的革命实践后体味当代社会运动的主旨精华，才逐步完成的，不过，有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民众本位有民粹主义倾向。这种评论是西方教授仍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而说出的外行话。这种评论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在中国，毛泽东以他全身心地依贴人民群众，并以他引导群众的高瞻远瞩的理论、实践，帮助人们逐步完成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及如何逐步实现其作用的认识，同时也引导群众深化了对毛泽东本人的认识。

 

一、 一身“土气”、一生乐“土”

 

关于毛泽东的普朴、“土气”的日常生活，人们通常是从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方面去赞扬的。其实，这里内含着他的重民尊民与民同心连根，自立于民中的社会主义灵魂；表明他的以“土”为荣的价值取向。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他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穿用等情况，像一下子拆去以往阻挡着人民视线的障壁，全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这时才发现，无产阶级领袖同广大人民群众是如此的贴近：一样的简居，一样地朴食，一样的粗衣，一样的俭用，总之一样的土里土气。由此，人们进一步懂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纯真的社会主义者的追求、品格和人生价值取向。

 

对这一问题，写述一个个具体事实，实际都是一个个精彩而又感人的故事，会比一串串理论更能说明问题；或者说，更能去说明我们要阐发的理论。

 

以下的几则故事，均是尽可能完整地摘录于权延赤所著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书中记载的都是毛泽东身边卫士们的真实的回忆。

 

１、 衣着上的“土”

 

故事之一：求“舒”务“适”喜旧鞋：

 

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是其他人代他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

 

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新，而自己穿旧，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也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

 

“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的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并且说：“我们各取所好。”(1)

 

       故事之二：穿补丁衣讲究“整齐化一”，并要求“家丑不外扬”：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很多很多带有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的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间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丁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卫士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象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一个卫士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

 

可他身边的人心里总有些难过。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

 

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没法补了，旧衣就变成补丁布。

 

那是在陕北杨家沟，卫士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呢。”

 

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象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捋平上面的皱纹。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江青也是照此办理。到60年代，江青开始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摞补丁。他接待外宾时，我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露馅’了。”

 

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外一伸腿，裤角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久而久之，我将提醒的话精练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卫士们都负有提醒‘家丑不可外扬’的责任。(2)

 

故事之三：对“脚会有意见”的考虑

 

毛泽东精于算大帐。政治上、军事上算大帐，生活上也算大帐。

 

转战陕北，一个卫士新到他身边，发现他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有那条毛巾。而且那毛巾也没有什么“毛”了，象个麻布巾。

 

卫士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

 

毛泽东想了想，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

 

卫士扑哧一声笑，说：“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

 

毛泽东摇头：“帐还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象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3)

 

２、 其它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土”

 

故事之一：“太贵重，我用不动。”

 

毛泽东对日常生活的其它用品有自己的讲究。对被褥──什么鸭绒驼绒的他都不喜欢，更讨厌的确良布。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前仍然用着这些东西。每当过去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们去参观毛泽东故居，常常触景生情，泪溢眼堤，不能自己。

 

毛泽东还有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床上批阅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是特殊尊敬的。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收到仓库里。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

 

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没有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4)

 

故事之二：对床的“讲究”

 

毛泽东认为，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所以床要搞舒服。而他的舒服仍内含一个“土”字：

 

首先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记得有次走到河底村，房东的门板卸不下来，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房东家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到家里听说，埋怨母亲一番，当即锯了门轴。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连呼“乱弹琴！”他急忙检查那两扇门，确信没有影响，才放下心。夜里卸下门板作床，他比头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药便睡着了。进城后，他一直睡木床，巡视全国走到哪里都是睡硬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

 

夏日天热，他的硬木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常被汗水弄湿弄破。年年如此，算是一种“讲究”和“浪费”吧。

 

其次，他还要求床足够大。陕北的炕足够大，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便很可观了。进城后，他的木床有五尺宽，你们参观中南海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大？为了看书方便。他有躺下看书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留给书的。现在毛主席故居的床上摆的书还不算多。毛泽东在世时，床上的书比现在的多，堆得高出一尺。他不看书是睡不了觉的。不看报刊是起不了床的。(5)

 

３、 饮食习惯中的“土”

 

毛泽东身边的人大都认为, 他的饮食习惯更能反映其“土”。

 

首先是喜“粗、杂”。毛泽东一辈子都喜欢吃粗粮、杂粮和青菜。粗粮是吃红糙米、麦片等。杂粮是指在主粮中掺小米，加黑豆和芋头等。蔬菜更杂，有时就要一盘野菜──马齿苋，以及一碟辣椒。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戏言，吃竦椒的人革命性强。实际上，这戏言中也有真理的“颗粒”：辣椒刺激性强，又系乡土农家常物，穷人用来御寒，开胃纳食的，富贵人对此自然不屑一顾。因此，辣椒的革命性就在比喻性戏言中成立了。毛泽东常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动物就有这个区别。”(6)

 

其次是无规无矩，不屑于珍物美味。根据卫士们说，毛泽东吃饭也同他作诗一样，十分浪漫。不分钟点，不讲规矩，不论次数。一生都是如此。毛泽东正经吃饭，通常有所谓的四菜一汤，四菜中每次都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而汤，有时则是涮盘子水。其实，就是吃这种“正经饭”的时候也不多。毛泽东像周恩来一样，是个工作狂，吃饭似乎成了“生活负担”──能免则免。他吃饭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次的时候多。也有只进一餐的时候。如工作的连续性强，几天几夜中伏案工作，也只能在工作间隙，让卫士在电炉上随便做一点麦片粥；或煮一些挂面，或烤几只芋头……据毛泽东身边另一位工作人员讲：毛泽东的垂暮之年生活略有改善，但仍是每餐必有红辣椒，霉豆腐。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仍不改初衷，不变故习，对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和高级补品不感兴趣。对常人认为好、美、贵的食品和补品不以为然。当身边一些人劝他食用一些高级补品时，他却给这些好心人讲出一番道理来。他说：有些所谓高级的东西，我可不认为有什么特殊作用，不过是物以稀为贵。而有些稀罕东西之所以名贵，是有些人攀缘名贵造成的，因为什么名人大官用过此物，便使此物也名贵起来，好象自己若能食用，也会因此沾光有名起来；于是越抬越高，最后变得神乎其神……最能说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简朴生活的心迹本意是他这样说：本人生来不高贵，故高贵之物，不敢问津。

 

那么，毛泽东生活中的最好“补品”是什么呢？还是让他身边卫士李银桥的回忆来回答：

 

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补品，如果一定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

 

打沙家店战役，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不合眼。歼灭钟松的36师，俘敌6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对一个卫士说：“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点的。”

 

卫士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

 

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卫士搞来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吸口气：“啊，真香哪。”他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他放下碗，发现卫士们目瞪口呆立在旁边。忽然变得象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在场的人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千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一个卫士用力摇头：“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吃马肉呢。”

 

从那天起，卫士们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人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8)

 

根据其他卫士的回忆，一直到建国之后，毛泽东仍保持这个习惯。什么好东西他都不追求，需要时，只求一碗红烧肉，用红烧肉补脑子。然而，红烧肉补脑子───在毛泽东看来，还得讲条件，比如战争中的某些困难时期，战士们断了粮，他即反对吃红烧肉。他说：脑子是要补，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这时，毛泽东就用勤梳头来“补脑子”。60年代初，国家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为了同人民共度难关，毛泽东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是7个月没吃一口肉。

 

对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卫士们的解释是：一是习惯，二是艰苦奋斗，三是与民同心。因为猪肉是“大路货”，人民群众享用得起。

 

毛泽东的这种习惯显然不十分符合现代卫生科学。所以，建国后，常有人劝他改变，但他执意“拒谏”，饮食依旧从故。也有人反对他吃红烧肉，但反对也无济于事。毛泽东的“拒谏”之理，是很能说明他的尊民爱民，与民同根连心，视己为民的价值取向的。

 

──他对要他改变生活习惯、注意营养的保健医生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9)“……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我习惯了，你不要勉强我改变，不要勉强么！”(10)

 

──当江青反对他不注意营养，特别反感他爱吃红烧肉，而批评他是“土包子”时，他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这与其说是毛泽东愠怒而断然的反驳，倒不如说毛泽东傲然自信地申述。他爱民，向民看齐，并视己为民，以民为荣。

 

毛泽东的生活的故事，我们只能引述其中一小部分。对这些真实故事的反映，也是因人而异的。受几千年旧思想习惯影响较深的人，大抵会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对待它，并批评毛泽东的苦行主义；另一些深深打着利己主义，官贵民贱思想烙印，陷入“出人头地”情结中的人，也会讥笑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或对毛泽东贯彻终生的这方面言行迷惑不解；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广大群众，却在这些故事里，不光看到了毛泽东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伟大品格，也看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理解时代主体精神及其趋向的革命家──根在民众，以己为民众一员而自豪的本质。

 

应当进一步说明，毛泽东以“土”自律，始终让自己扎根在民众之中，与民同根共脉的民本意识，是同中国历史儒家的“重民为了驭民”的统治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没有“谋术”，没有欲取先予的技巧，没有前诚后伪的变节。他压根儿把自己扣在人民中，坦露赤诚，忠心不二。他所说的：贵重的东西，用不动；本人生来不高贵，以及自豪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土包子……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当然，在这方面也不是说毛泽东绝对没有缺陷。也许，他在社会主义才问世不久的年代里，便不分层次地要求所有共产党人，所有干部，甚至一切希望当先进分子的人们，都要像他本人那样：都应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民众中，就是不现实的。这种要求，也与他通常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理论相悖。并且在他为达到使广大党员、干部永与民众同根而采取的措施中，一时还缺乏操作性……所有这些，还需后来者进一步摸索、研究，逐步加以解决。

 

二、与民命脉通同

 

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重民的系统理论。最早是西周的周公“天畏非忱，民情大可见”，及召公的“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等观点。这是一种借神威来讲民力，托民力给神权的迷信观点。到了春秋时代，有然明的“视民如子”，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等丰富的重民思想。在唐代，唐太宗则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思想和理论，表明了中国历史上一些统治者的精强。但要说这些充其量不过是统治者在看到社会斗争中的民众作用，而忌惮民众，不得向民众让步，给民众一点安抚，并以此互相告诫的统治术。从历史的全局高度上说，这种理论的出现，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力量的一种自在性存在的表现。也是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最终达到群体性的自我实现道路上的必经过道。当历史达到今天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大阶段时，忠诚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真正把自己置放在民众之中，并通过各种强力措施，使自己不被历史的旧思想、传统、习惯（在社会主义建立后一个较长时间，这种旧力量仍是很大的）拉出民众行列，从而深刻的阐述出民主思想；并以坚韧不拔的行动，推动人民群众走上解放之路。毛泽东是这一类革命家。

 

１、 对历史的过正性“矫枉”

 

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看到了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大时代中，“天翻地覆慨而慷”。人民正开始学习怎样自觉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人角色。他讴歌人民群众，认为比起历史的名人豪士、天才圣贤和帝王将相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风流人物。曾有极少数的研究者──主要是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分子，从毛泽东以上的词句中分析毛泽东的帝王意识。这是一种驴头不对马嘴，是对汉语词文知识缺乏的表现，或是自身的“总想炫尊于他人之上”观念的推己及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旧意识的思维定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毛泽东的批评，深含着狡黠的战略性动机。在当代新、旧意识激烈碰撞中，他们并不是以此来批评──最终扫除旧意识，而是用人人都有旧意识，毛泽东也是如此，来证明历史新意识的虚伪性──即旧意识（利己主义、名利排他性等）的千真万确性，不可动摇性。这种通过“泼脏水”而对旧意识加以保护的战略，在一些已经被“和平演变”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得到采用。尤其是前苏联,从50-60年代开始，境内外的一些反社会主义势力，先是在斯大林身上，接着便在列宁身上寻找缺点，编造缺点，而加以散布，去证明革命者的虚伪和革命目标是“乌托邦”。请注意，这里还得重申：这种寻找、编造缺点，似乎是言辞凿凿，动机真纯，其实真意并不在改正缺点，而是整体地推翻、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的退步之潮，通常是从这里打开缺口，而淹没初绽嫩绿的新意识形态的莽原的。

 

理性在曲道中前进。毛泽东逝世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较为成功地抑制了非理智的情绪，进而粉碎了极少数敌对分子的这种战略。在评价毛泽东的有关民众观点的思想上，不少人已较为客观公正了。当然，因为有些人缺乏对唯物史观的深刻了解，社会本身也缺乏将人民群众逐步推上彻底解放之路的经验和知识；况且，这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毛泽东凭借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而“参悟”的民众主体及运动规律的思想，尽管符合辩证法，但仍要等历史许久。即仍会在很多人中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被接受而被拒斥在社会实践的大门之外。人民对关于自我解放观的拒斥，这正是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理论实现的前期形式。除此之外，在今天这个特定条件下，这种拒斥，表示人民群众正从当年的“迷信毛泽东”这一认识怪圈中走出，进而从一切“迷信”怪圈中走出的历史性进步，这也正合历史规律之“天机”。有此迂回曲折的发展前进，毛泽东的在天之灵定会为之颔首微笑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是我们这个大时代中应运而生的战士，人民的赤子。他对人民的忠诚尊崇和热爱，是这个时代精神从理论到现实教育、催化的结果。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具有较为典型的封建专制特征的富裕农民家庭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父亲是家庭中的执政党，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是在野党，即在这种生身父子、结发夫妻的亲情关系下，也没有多少温情，在野党常常受到执政党的辱没人格的压迫。这就使毛泽东自幼年起便具有受压迫者的一般心理情感：心地善良、同情受压迫者。毛泽东的家庭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或者说一般的阶级社会里，一个个家庭的缩影。与毛泽东所受的家庭压迫，以及所看到的家庭压迫相一致，在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中，人民身受帝、封、官三座大山重压，做牛作马，饱经风霜，深受欺凌。人民呼喊，战斗，可依旧大山难搬，重压难除，悲苦常在。在这种社会的背景下，毛泽东本来缘发于家庭中的同情受压迫者的直朴情感，在一定的文化思想引导下，就必然转化为纯真而深刻的与民同根连命的归属意识。在毛泽东成年之后，当他迈出韶山之地，进入社会民众的汪洋大海，这种心理则更加强烈。如果说，十九世纪是世界范围内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开始意识到自己存在、自己力量、自己使命和自己未来的世纪，二十世纪则是广大人民开始行动，在漫长的自我解放道路的开端点上匍匐前进，并取得一定成果的世纪。这就构成了这两个世纪的时代主旋律：人民在争取解放,争取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当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列主义传到中国，当“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的歌声传唱在当时的工农大众中，毛泽东强烈的民众归属意识的兴奋，诸如：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唤起民众的大联合；“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自毛泽东心底的劲唱、呐喊。完全可以说，此时，毛泽东在经过受压迫，到同情受压迫者，再到坚定地同广大受压迫者站在一起奋斗等一系列前进性转变，已完全成为与人民“同一付心肝、同一付肠”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来的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中，毛泽东的这付“情肠”非但始终未改，而愈生愈烈、愈长愈坚。

 

人们一般都会懂得，作为历史上某一时代的革命者，同情受压迫者，关心社会的广大群众，这也许是起码的品德条件。但历史的革命，因为私有制的决定，在革命成功后，不少当权者通常会逐步转到与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去。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旧传统旧习惯的作用，也由于政治上层建筑自身的存在，也容易使一些本来的社会主义者，脱离人民，而渐渐成为人民的二子逆臣。毛泽东一生都十分警惕这一点。时刻注意把自己的心和人民群众的心贴在一起，把自己置放在人民群众的队伍中，关心着人民的一切。

 

这里我们已不准备一一介绍毛泽东的一生中无数个的捐钱助人、分食与人、救助贫病者、关心战士，以及看老百姓吃窝头，怆然泪下，走遍大江南北，问寒问暖；足迹矿山学校，求教于民众的若干故事。仅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到两件小事上来。

 

第一件事：伟人见不得民众泪。

 

1947年，毛泽东东渡黄河后,乘吉普车去西柏坡。行进途中,他看到了路旁有一个生病的女孩和泪流满面的妇女。他身子一阵震颤，急忙下车──以下为毛泽东卫士们回忆的原文：

 

毛泽东大步走到那女人的孩子身边，摸摸孩子的手和额部：“孩子怎么了？”

 

“病啦！”女人泪流满面。

 

“什么病？”

 

“请一个先生看过，说是伤风着凉，气火上升。可吃了药不管事儿，烧得说胡话，这会子只剩了一口气……”女人呜呜地哭出声。

 

我看到毛泽东眼圈泛红，猛地扭回头，朝车上看。

 

“我在这里。”朱医生在毛泽东身边说。

 

“快给这孩子看病。”

 

朱医生用听诊器听，又量体温，然后问那妇女孩子发病过程……

 

“有救吗？”毛泽东声音颤抖，提着一颗心。

 

“有救。”

 

“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

 

“可这药……”

 

“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

 

“有是有……只剩一支了。”

 

“什么药？”

 

“盘尼西林。”

 

“那就快用。”

 

“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得已……”

 

“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请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用给了生病的孩子。那时，抗生素不象现在这么泛滥，所以很显特效。朱医生打过针，用水壶喂那孩子水。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掀起眼皮，轻悠悠叫了一声：“娘……”

 

那妇女呆呆地睁着大眼，泪水小河一样哗哗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要泛红：“也不知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把她带来治疗一段就好了……”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11)

 

这种事，已完全不需要我们去作更多的评论。人民的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心贴得如此之近，如此之紧，人人一看便能明了。

 

第二件事：看《白蛇传》拍案而起。

 

据卫士们回忆，毛泽东喜欢看戏，尤其是《霸王别姬》、《白蛇传》。1958年，毛泽东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他准备一台文娱晚会，又演出《白蛇传》。以下也为卫士回忆的原文：

 

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显然，他是进入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对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跟着鼓。

 

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法门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恐慌。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我有经验，忙轻轻咳两声，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已失意义。现实不存在了，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簌簌，顺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

 

糟了，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我忧心地用目光朝两边瞄，身体却不敢有大动作，怕吸引别人更注意这里。还好，观众似乎都被戏吸引了，没有什么人注意台下的“戏”。

 

可是，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朝这边稍触即离，这已经足够我忧虑。我有责任保护主席的“领袖风度”。我又轻咳一声。这下子更糟糕。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惹来几道目光。我不敢作声了。

 

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擤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也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

 

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对这件事情，世人反映不一。个别旧文化思想较为浓重的人，对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在这种场合下的这种形象，这种态度，这种语言十分失望。这正如斯大林所揭示的，有人第一次见到列宁，见到列宁个子矮小，讲话自然随便，完全不进行形象“包装”，显得缺乏领袖风度，而感到失望的心情一样。这种失望，说到底，不过是“官尊民卑”，“上荣下贱”的唯心史观的反映。不过，这里应当强调指出，对以上事件，毛泽东的卫士们通常是从毛泽东不掩饰个人好恶、情感来评价毛泽东的。实际上，这里既自然深刻也极为明显地显示毛泽东心系民众,诚挚地与民众同心连脉的新时代的领袖形象。同时,这种形象也是一种不装腔作势的无高无下、无尊无卑的自然人的形象。

 

三、一意向“下”倾斜的认识取向

 

有人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结构中，人民或群众的称谓，总是与“小人物”、“穷人”、“贱人”、“被压迫者”等，划等号的。这种认识有对的一面。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小人物、穷人、被压迫者等等，只是构成人民群众的主体和主导。在当代，小资产阶级阶层、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都在人民的范畴中，鉴于任何同类事物和人物，都不可能是绝对同一一致，总是存在差别的情况，可以说，在人民中，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人民中，最能代表人民本质特征的，当然只能是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穷人和被压迫者等。新时代的革命和变革，当然得以这些小人物为基础、中坚力量。没有区别、没有重点，即没有政策。毛泽东的重民意识、民本观念中，即体现这一正确的区别和重点。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区别和重点，也展示毛泽东对历史运动辩证法的精深理解和把握。历史是在有倾向的摆动中前进的，有时为了克服某种积弊流污，不得不以另一种与之相对立的倾向（甚至是明显的倾斜）来抗衡。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人民群众真正确立自己主人地位的前期过程，革命家们不可能不以矫枉过正的战略性手段，炫举下层人物、穷人、“贱人”的反抗精神，以及一切被压迫者的真正面目、才干和创造历史的作用。有些时候，毛泽东在这方面也遭到个别人的嫉恨。不过，毛泽东本人并不介意这种嫉恨。因为，他坚信未来历史定会对此作出宽容性的解释。

 

１、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生活在阶级统治之下，饱尝艰辛，倍受欺压，加之统治阶级的各种欺骗理论的灌输，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确有自卑自贱者，自愚为愚蠢者。他们看不到自己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不能自觉地认识自己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尤其在中国，广大的农民在过去的两千年中，生活在小生产的狭小天地里，禁锢在封建礼教的枷锁之下，自我意识未得到资产主义大生产的培植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基本仍处于病弱缺损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3)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车轮从封建主义躯体上辗过，封建主义的总体结构是散体了，但其魂灵并未消灭。这样，按社会发展自然程序的两本账目：一个是封建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都得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去算清。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特殊革命。因此，可以设想，只要不陷入乌托邦的幻想，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存在一个一元主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多元并存合一的过渡状态：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公私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军对垒的文化结构。有鉴于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之后，在开初的一个时间里，人民领袖不得不十分强调政治，以及强调与此相关的人民自身的解放──尽管经济是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之一。这就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后，为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战略大计，常常以乍听起来有点极端的语言来宣传民众，大讲特讲民众作用的原因所在。这也可以理解为“矫枉必须过正”。当然，过正的东西还不是正，仍有待于历史去矫正。不过，对“过正”的矫枉是历史的第二步行动，必须在第一步行动之后的。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想和言论，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 为“把颠倒过去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鼓呼。

 

以往的历史，使人民屈辱，人民低头弯腰，做牛做马，为奴为婢。不少人以为命该如此，习以为常；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妄自菲薄。这是历史颠倒的结果。在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吴妈、祥林嫂等，即是对这些民众心态的典型化揭示。毛泽东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但毛泽东和鲁迅又有不同。鲁迅对民众的这种意志，常有“怒其不争”的情绪。毛泽东则相反，努力鼓呼，尽力推动群众“奋起力争”。他一再向人民揭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14)“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15)“真正的铜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6)。并把人民比喻为至高无上的上帝。对人民可谓是忠诚不二，并充满热忱,从不心灰意冷,也无怨情怒气。

 

第二， 努力揭示小人物创造大事的道理。

 

针对群众中一些人不同程度的迷信名家、权威、洋人和死人的心理，建国以后，毛泽东一再提倡破除迷信。让人民群众认识自己，发挥创造力。50年代后期的一次会议上，他说：“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17)他列举了数十个有作为的人来证明他的观点，并肯定地说，多数如此。他甚至提示人们去研究其是否是规律。同期，毛泽东在读一篇文章后这样的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18)到了60年代，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干，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19)

 

第三， 情感的天平始终倾向最下层的人民群众。

 

为了矫历史之枉, 毛泽东始终以最真挚的热情对待人民群众,保护并讴歌人民群众革命热情、创造精神和自我教育而解放自己的行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他力排众议，愤笔疾书，为农民运动叫好,欢呼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20)的革命行动，认为这些是亿万人民在朝着解放的路迅跑的大好事。建国初期，他高度赞扬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1958年的大跃进中，浮夸、共产风肆虐全国时，他同自己往日战友发生严重分歧的根因之一，就是要保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而不在于左倾错误要不要纠正的问题（左倾错误是要纠正的。庐山会议前期，以及庐山会议之前的几个会议，毛泽东都是在实际地纠正左倾错误。不过，他始终认为，这人民群众──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好心努力中犯的错误，故而要在保护积极性的前提下；在不摧残建国后好容易才培植起来的思想解放、敢想敢干的群众精神的前提下，不泼群众冷水，严肃认真地、逐步地克服左倾错误）；就连文革后期，在种种原因下，不少作为“造反派”的群众，犯一些严重错误，他还告诫领导者们，对这些群众要“高抬贵手”，正确引导犯错误的群众改正错误。

 

素来强调开展积极思想斗争、分清是非的毛泽东，在对待群众缺点错误的问题上,确似有点偏爱和“护短”。其实，这个“短”有时是需要“护”的。因为有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为了推动人民走出涤罪所，去除群众身上沉重的迷信、畏惧、保守等包袱，是必须以“允许犯错误”为代价的……。舍此，就可能犯因噎废食的错误。不过，在社会的实际斗争中，对这一点的把握，始终得以全局可控、局部适度为条件。当然，这是一个新的领导科学的历史课题，现在就下结论，也许有信口开河的错误。

 

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情倾广大基层群众，推动群众在大胆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是有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的。也是同他不懈的社会主义追求连在一起的。

 

２、 最干净和最具力量的是工人农民和小人物。

 

在毛泽东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之后，他过去的真朴民本意识，便出现了一个理性的飞跃，个人的感情也完全投向工人、农民。他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21)

 

毛泽东的这句话，不可仅理解成一般性的比喻，而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在阶级社会和阶级还没消灭社会里，与凌驾于社会之上──有时确发生异化──的社会上层组织（主要指国家组织）相比,基层、基层民众的生活领地，是一片净土、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源。人民群众的整体运动指向总是合理的；其本质性追求和是非标准总是正确的或大体正确的。在当代，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是互为生存发展条件的。

 

毛泽东这一比喻的深广内涵，可以从他如下几个方面的言论来说明：

 

第一， 任何时侯都立足扎根在群众之中。毛泽东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脱离群众的行为是一切弊端之源──就是脱离开净土，就会变得不干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几次谈到这个运动本意源点。他认为，在我们队伍里，有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必须有个处理。他还说：有些人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人、农民，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第二， 在一切劳动群众中，更重视体力劳动者的情绪意向，把一切劳动中的体力劳动看成是思想意识最佳净化方式。毛泽东不否认脑力劳动的作用，也承认知识、科学及知识分子的重要价值。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三大差别存在的今天，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能为我们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政治营养。所以，建国以后，他反复强调干部要下去，要同劳动群众实行三同；要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青年要大有作为就必须下乡去；文艺要送下乡；医疗卫生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等等。他甚至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22)毛泽东这种重视体力劳动，重视基层体力劳动者的意向情绪，重视从中取得营养的真切性，特别表现在他自己身上。建国以后的毛泽东，不但仍坚持经常下去调查研究，参加劳动，并且在1962年还曾表示要骑马视察黄河全流。他甚至指责自己：进了紫金城，官做大了，成了党内的最大官僚主义者了……所以，他曾设想下放自己去办一年商业、办一年农业……

 

第三， 也和毛泽东的好多言行一样，这也是一个争议较大，有些知识分子颇多看法和批评的问题。较为普遍的批评是：不切实际。但对高瞻远瞩、属于未来的革命家来说，对于过于拘泥于眼前“实用、实利”而致使千年停滞的民族来说，看上去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也是对历史的补充──极可能是对历史进行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式的冲撞和推动。

 

第四， 支持“小人物”的“三敢”精神。从毛泽东一意向“下”倾斜的思维模式中──姑且让我们这样说，还可以很快发现毛泽东对小人物“三敢”精神（即毛泽东自己经常提倡的敢想、敢说、敢干）的高度赞赏和保护。当人们尽可能多地了解掌握毛泽东工作、生活情况后会发现：他对来自大官们的议论、批评的接收听取度，同来自最基层广大群众和小人物的批评建议，有一定的差距。他对来自基层的老百姓口中的批评意见，总是热情的，认为其有较大的可信度。并认真而迅速地纠正错误。1960年和1966年，湖南农民贺凤生两次在毛泽东面前“骂娘”(23)，直言批评共产风、浮夸风，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行为，毛泽东非但没有指责他，反而反复表扬他敢说真话，十分热情地希望他多来反映真实情况，并表示改正某些不正确的做法。除此，还坦率承认自己的个人责任。无疑，在作为官方的各种文件、报告面前，毛泽东当然是要相信的，但他更相信来自“下层小人物”大胆反映上来的第一手的材料。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此难一一列举。

 

毛泽东支持小人物，可谓是满腔热忱。他多次讲过“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24)。50年代中期他支持“小人物”对红学专家的批评，并抱怨说：小人物把事情做起来了，大人物却往往不予重视。60年代中期，他表扬当时的乒乓球小将徐寅生关于用辩证法打球的文章，说“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批老将挑战了……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25)。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则全力支持青年学生和基层群众的“造反”行动……其中有无失误，不在本文论列。本网民这里说的——毛泽东真心本意，极有可贵之处。

 

无须回避，也不必隐瞒，毛泽东的这一民本、崇“下”的价值坐标,是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价值标准,有鸿沟之隔的。在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看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有人称之为“恋民”情结，是毛泽东少年时受到严厉的父权专制而造成的心理扭曲。这是近似热昏的胡话。要说扭曲，其实，扭曲不在毛泽东，而是资产阶级灰暗心理的扭曲。他们的确无法理解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恢宏博大、深沉邃远。也许说毛泽东有“恋民”情结，在某些方面还说得通。但要看到这一情结绝非是毛泽东个人生活经历造育的，而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反抗之火的聚焦。至于其中可能有“过正”之处，那是无产阶级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开创时期必须具有的。仍如上言，对“过正”的再度矫枉, 那只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继此之后的事。一切资产阶级“好心”参与，颐指意使，只能是人民权力的再度丧失。人民应当警惕这一点。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手法已变得极具技巧，很有点“迷魂汤”效用。比如打着“改革”旗号，起步点上给人民扩大点似是而非的权力，……进而把人们引入误区或陷井，最终又将人民权力全部剥夺──使人民只剩下无可奈何的沮丧。东欧和前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情况正在教给人民这一点。

 

３、 避免安泰式的错误,时刻不离开人民,永远走群众路线。

 

列宁曾给苏联共产党人讲过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大力巨人安泰，他同大英雄海格立斯角力。开初，他每一次被海格立斯打倒，从地上爬起来后，较前更为有力量，更为勇猛。其中奥秘是他每一次倒地，大地母亲总是赋予他新的更大力量。后来，海格立斯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改变了战略，将他举过自己的头顶，悬在空中，使之和大地隔离开。这样，他渐渐失去力量，而终于被海格立斯卡死在空中。列宁用这个故事教育共产党人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要永远偎依在人民的怀抱中，这样才会永远有力量。永远代表人民。毛泽东同志则常常把党和群众的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并不断强调说，群众是基础，是土壤、土地；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在实践中依靠群众、联系群众，遵循群众路线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活动中，从理论上赋予群众路线十分丰富的内容，如简要归纳，大体有如下内容：首先从出发点上说，要一切为着人民群众，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们党的宗旨。其次，从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说，要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再者，从信念上说，要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此外，从具体方法上说，必须坚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由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人们熟知，而且也不存什么疑义的问题，故而本文已无必要作展开性论述。况且这一问题的基本方面、理论基础和前提，在前面已作阐发。

 

现在的中国人大都已经懂得，历史已进入“多数人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真正人民革命的大时代，人民时代正在不断造育真正代表人民（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是其代表人民的前提）的伟大战士。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战士。他把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逻辑地连在一起，一生演出了一个个非同凡响的大戏，始终想让人民当主角。因而他有永恒的魅力，──对人民来说。他可能也有缺失，包括在对人民的问题上，但缺失中也闪烁着辉煌；他有过失败，而失败也显得雄壮且前途无限──而不是葬送了事业（从常理上说，一个终身与民思齐、为民奋斗者，其真理的占有度、事业胜利的比率，一定会个人主义精英们超出千万倍）。这也是毛泽东去世后，社会上时常出现“毛泽东热”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完全可以预言，“毛泽东热”仍将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里时常出现，并涤除某些非理性、非科学的“热”氛，而变得越来越深沉和严肃，直到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胜利。这也许是西方资产阶级分子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