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请客人吃饭。席间，著名爱国将领辛亥元老续范亭先生问起毛泽东的年岁和生日，毛泽东告诉他，自己出生的年月日是1893年12月26日。续老一想，去年正是毛泽东的五十整寿，延安各界怎么没有什么举动？甚感诧异，便当场赋诗给毛泽东：

半百年华不知老，

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

好与先生祝寿考。

毛泽东阅后，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

也难怪续范亭诧异。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不主张甚至拒绝在党内为个人搞什么祝寿活动。但在延安时期，这一惯例被打破了。

当时为何要搞祝寿活动，1937年1月31日《新中华报》发表的祝贺徐特立六十大寿的社论做出了解释：在国难斗争中一切个人的、集体的、领袖的、群众的、有模范作用的例子，无论大小都值得提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奖励之，而做寿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1937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为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徐特立老人，破例搞一次祝寿活动，鼓舞红军指战员的士气。

中共中央为祝寿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例如，在祝寿过程中不许收礼，只收信件和祝词；允许群众自发的聚餐活动，不过红军将士们如果需要聚餐的话，应从苏区银行发给的津贴中拿出钱来自己解决……

1947年2月1日，徐特立年届七旬。中共中央决定再次为这位革命老人祝寿。此时，胡宗南的部队正逼近延安。1947年1月10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祝贺徐特立七十寿辰的贺信:“亲爱的特立同志：党的中央委员会热烈庆祝你的七十大寿！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

与徐特立同为“党内五老”的吴玉章，也享受过党中央为其祝寿的荣光。1906年就加入同盟会的吴玉章是资深革命家，他于1917年在北京创办的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两千人，为我党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留法学生中的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等，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

193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六十岁生日，此时他正在重庆忙于出席国民参政会。次年11月，吴玉章返回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提议为吴老补祝六十大寿。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了“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庆祝会”。

1942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中共中央为刘伯承祝贺五十寿辰的报道。为刘伯承组织的这次祝寿活动，集中展现和弘扬了抗战军民们一种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宣传了一种抗战必胜的希望、理念和信心，让处在艰难斗争条件下的抗日军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祝寿活动的政治意义和宣传作用远大于表面形式，也成为中共抗战史上，借助庆寿活动开展政治动员和斗争宣传的精彩篇章。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六十岁诞辰纪念日，正值国民党向陕北、山东发动重点进攻的重要时刻，中共中央为朱德祝寿如期举行，庆祝活动十分隆重。

11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共中央祝贺朱德六十寿辰的祝词说：“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利益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全解放区军民，一定要用胜利的自卫战打退和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作为替你祝寿的纪念品！”

从11月29日起接连三天，延安城大张旗鼓，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为朱德六十大寿题词、撰文、致电，以示祝贺。

延安时期党中央为这么多领导人祝寿，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其中徐特立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吴玉章是旧民主主义阵营的代表，刘伯承是军事与抗战事业的代表，朱德是整个中国人民的代表，为他们祝寿，就是对战斗在解放事业各条战线的中国人民的褒奖。毛泽东主席很谦逊地不让为自己祝寿，是为了把这个极大的荣誉让给战友们，体现了其虚怀若谷的领袖品质，令人感动。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并分成前委和后委两部分领导解放战争。在此后的严酷战争环境下，举行有规模、公开的祝寿活动已不可能。更主要的是，随着中共力量的快速增长，祝寿原本具有的打破敌人封锁的意义已不复存在。

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不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的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之后，党内公开的祝寿活动就成为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