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义和团反侵略战争避免了中国被瓜分

——兼评晚清“东南互保”的理性爱国模式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有过两场最重要的战争，即抗美援朝战争和义和团反侵略战争。前者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后者避免了中国被瓜分。

只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崇洋媚外的意识形态，对义和团队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采取了妖魔化手段，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全盘西化，更加把义和团妖魔化土匪强盗，以满足西方人瓜分中国失败的泄愤心理。直到今天，从官方教科书到民间网络舆论，仍然把义和团当作一个负面现象加以报道和传播，所以必须要重新认识一和团的历史意义。

第一，义和团战争的最大意义，就在于避免了中国被瓜分。当时西方列强进来，是要瓜分中国的，因为大家要利益均沾，只能瓜分，而不能象印度那样被英国独占。只是遇到了义和团，瓜分阴谋才没有得逞。在义和团之前，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没有任何实质性障碍。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更加没有障碍，不是战败后割地赔款，就是根本不战而割地赔款，甚至打了胜仗也同样割地赔款。眼看着如此割地赔款下去，整个中国就要被列强逐渐瓜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惊天动地的义和团反侵略战争一下子把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彻底打碎了。

这主要是30万义和团烈士被全部杀光而绝不屈服的惊天动地精神，彻底震撼了西方列强，彻底改变了此前他们认为中国人如同非洲人和印度人一样，可以随便打随便杀随便欺辱的观念，使他们意识到了要瓜分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才被迫放弃了原有的瓜分念头，转而采取培养在华代理人的方法，通过在华代理人和在华势力，制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来实现对中国的掠夺和统治。由此，中国才能够作为一个完整国家保存下来，只是成为了半殖民地而没有成为完全的殖民地。

可见，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保留下来的文明古国，就是义和团反侵略斗争的结果。如果不是30万义和团宁可被杀光也绝不屈服的惨烈事实，迫使西方列强改变了政策，估计中国早已变成了中东地区那样支离破碎的许多国家。

第二，从扶清灭洋到反清灭洋的转变，是民族主义革命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义和团开始的，而不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正是清政府和西方列强联手镇压和屠杀和团的事实，告诉了中国人民，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打倒封建主义才能打倒帝国主义。由此，才有了辛亥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后来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可见，是义和团的鲜血和生命把中国送入了现代化进程，开始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反映的两个历史转变，与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转变十分类似。最初由“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大义，十分类似于后来共产党的“北上抗日”；后来再由“扶清灭洋”到“反清灭洋”，则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觉悟，十分类于战后打倒国民党。所以不仅是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也同样仇恨义和团。

第三，中外极右势力通过妖魔化义和团，全颠倒了爱国和卖国的概念。他们在妖魔化义和团的同时，又把“东南互保”的卖国汉奸行为，歌颂为是伟大的爱国行为。当时沿海地方政府投降八国联军的所谓“东南互保”，与后来抗战期间投降日本的“华北自治”，完全相同，都是投靠侵略者的汉奸卖国行为。

可是，至今的教科书和网络百科，仍然颠倒黑白说什么，东南互保使沿海地区免于战火，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仿佛是义和团抗战造成的战火和杀戮，而不是西方列强侵略造成的战火和杀戮，只有投降才是爱国行为，从而得出了“抗战有罪，投降爱国”的汉奸逻辑。

当时东南互保的理由，就是朝廷对外宣战是受义和团影响的“乱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受极左影响，是文革浩劫，所以拒绝抗战，选择投降。当时盛宣怀扣押了政府的宣战诏书和召集义和团抗战的诏书，使清政府失去了发动全民抗战的机会，最终归于失败。可见，东南互保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官僚富豪集团背叛国家，把中国推向了亡国道路。

第四，妖魔化义和团形成了当今的汉奸文化。虽然中国历史上汉奸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形成过汉奸文化，中国的汉奸文化就是从妖魔化义和团开始形成的。包括大汉奸汪精卫，都是这种妖魔化的受害者。汪精卫就是受妖魔化义和团、歌颂东南互保这种罪恶历史观的影响，才选择了与李鸿章东南互保同样的道路，实行曲线救国，投降了日本人。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抗战胜利，汪精卫肯定是今天中国知识精带讴歌的伟大民族英雄，如同今天讴歌东南互保是“理性爱国”一样。东南互保已成为“理性爱国”的典型样版，是对“理性爱国”的最好诠释。所谓“理性爱国”也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晚清和民国时期汉奸文化只是初露端倪，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文化。真正的汉奸文化，是在改开后极端妖魔化义和团的基础上形成的。之所以会极端妖魔化义和团，是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他们不敢极端妖魔化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所以才把对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全部发泄到了义和团头上。

（注：该文摘录于张宏良《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周年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