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翻开历史，我看到一本技术手册

点击：  作者：马平    来源：观察者  发布时间:2016-03-03 10:22:45

 

        序 好老板谈工资，坏老板谈理想

又到了高中生填志愿、大学生找工作的季节。作为一个混过三四种互不搭界行业的中年人，几乎每年春夏之交我都会被一茬茬的弟弟妹妹问：“大哥（叔），什么工作干起来有意思？”。

这时我总会摆出长者的姿态，进行一场残酷的对话：

“也许有这样的工作，但肯定非常少。你们最好不要抱期望，因为如果不用付钱你就愿意为兴趣去做事儿，谁还会为此付工资呢？”

“有趣的事情都去哪了？”

“一般圈在游乐场和旅游区里收钱。运气好的话，还有不少免费的乐趣可以用业余时间去发掘”

“那……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咱们不是富二代，工作当然是为了在不破坏健康的前提下赚钱，让你有足够的财富和闲暇去享受那些美好而有趣的事情。”

给出如此“可怕”的结论，我不是想毁掉弟弟妹妹对生活的憧憬。相反，看清了“好老板谈加薪、坏老板谈理想”的事实，他们就更容易避开传销的诱惑，丢掉一夜暴富的幻想，踢开“人人可创业”的鬼话，踏踏实实地去找工作——年轻人越是敢于正视这个并不浪漫的社会，未来的生活离自己那些浪漫的梦想就越近。

同样的逻辑可以从个人的职业感悟推广到整个社会——所有社会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强迫人类做“不情愿”的事情，绝不会有哪条法律要求人类进餐喝水，因为人人都自觉完成的任务无需再通过制度来确认。人类建立的制度要么对抗人的本能，要么违反人的直觉，总之必然会让一部分人甚至所有人觉得不“舒适”或“不自然”。

但正因为这些“不自然”的存在，人类超越了所有靠本能和“天性”生活的生物，用成千上万“不舒适”的“制度”搭建了45亿年来地球上最大的奇迹——文明社会。所以，不分专业，无论学校，几乎所有毕业生就业的时候都会因为工作的枯燥无趣而失望。这正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主流社会节奏之外的校园，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人类社会的缘故。

那么，问题来了，人类为什么能建立一系列让自己觉得“不舒适”的制度？我们为什么要走进“枯燥”的文明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也很枯燥，枯燥到让人不舒服。我尽量把它讲的简单一点。

一 为了文明，让我们造一个神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于尘土。

——《圣经 创世纪》

我们和黑猩猩的不同，是要在超过150人的门槛之后才开始显现……智人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值，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

定居农业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但依照人类学领域的主流看法，史前人类并没有“主动”走向农业文明。相反，他们倒是很有动力抛弃文明。因为和游猎生活相比，农民的食物更单一，营养更匮乏，健康水平更差，闲暇更少，社会更不平等，而且容易因为新出现的不动产而爆发激烈的冲突，更何况还要接受诸多新制度的约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早期的农民都宁愿做一个旷野里打猎采果的自由人。

古人的选择不难理解，收集自然的出产显然要比挥汗种植单一作物要轻松愉快。古代神话中，上帝对亚当夏娃子孙的惩罚是世代耕作谋生，几乎所有农业民族的贵族都以狩猎为娱乐，这正是几百万年的草原游猎生活塑造人类本性，淘汰不热爱游猎生活的基因的证据。直到21世纪的网络时代，“偷菜”还是中国人的乐趣。

然而，农业社会拥有人力优势。在最富庶的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很难养活一个猎人，但至少能给几十个农业家庭提供足够的耕地。如果农业社会和采集社会发生正面冲突，胜利的必然是农业社会。更重要的是，农业社会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可以强迫农民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拿出口粮供养士兵和官吏，再派遣这些专职人员去消灭竞争对手。游猎部落无法储备食品，即便没有打败仗，但只要被士兵们打断了正常的生活，就只剩下迁徙和死亡两个选项。所以，农业文明缓慢而不可阻挡的前进，最终占据了大多数适合耕作的地区。

不过，农业文明能赢的前提是农业文明已经存在，是已经有足够的人选择辛苦耕作的生活方式，并在糊口之余向统治集团交出剩余产品。所以，我们无法绕过最初的问题：怎样让人忍受文明社会的制度束缚？怎样让曾经自由的人类种地并缴纳余粮？

 

图1 曾经的最强兵器——燧石矛头

 

暴力当然是必需的手段，但有组织有训练的暴力应该是农业文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农业刚出现的时代，人类只能用木材、石头和毛皮制造工具，最强的武器不过是镶嵌燧石的长矛，或是皮索制作的弓箭，和众多普通农民的武器甚至农具相比都没有压倒性优势。如果只依靠暴力来迫使农民劳动、交出剩余产品，恐怕监工和税吏就会耗光所有收集的粮食。

 

 

 

 

图3 历史比金字塔长两倍的哥贝克力神庙遗址及复原图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第一代农业文明的凝聚力来自宗教。在地中海东岸，一万年前的城市耶利哥（Jericho）除了城墙和防御塔之外，唯一的公共建筑就是神庙；同样建于一万年前的恰塔尔休于（Catal Huyuk）连城墙都没有，但也有专门的神祠；一万一千年前的哥贝克力（Gobekli tepe）遗址，没有民居，只有数千吨巨石构筑的一个个祭坛。再晚一些中国的牛河梁遗址有一座直径100米、高40米的土石山，完全靠人力夯成，只为向女神致敬。

在一个没有金属工具，没有车辆，没有纺织品，全靠石器、木棍和皮索来工作的时代，这些和物质生产无关的伟大工程证明了早期农民对神灵的虔诚、对祭司阶层的敬畏。而且，同期的遗址中完全没有宫殿和兵营的位置，神庙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权力中心。构筑神庙的工作看似“无用”，但如果没有宗教活动来凝聚社会，那些所有文明都不可缺的世俗事务，如修筑渠道、收取余粮、组织军队都无从谈起。

这样，文明诞生的原因似乎延伸到了更具体的问题：为何文明社会的早期成员都会虔诚地相信超自然神灵？为何祭司集团能制定一系列规则约束所有人？为何他们能利用非常简陋的物质条件布置足够慑服人心的宗教仪式，甚至让农民心甘情愿地充当人殉？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根本不必回答——如果你在招聘启示中提出了本科学历的要求，就不该奇怪为什么绝大多数应聘者都经历过高考。既然在石器时代，能动员大多数人口采取违反人类“天性”的生活方式、并长期保持为制度的唯一力量是宗教，自然所有的文明在早期都会存在宗教主导阶段。至于那些没有选择宗教化的石器时代族群，那些宗教凝聚力不够的部落，要么被文明化农业社会赶走，要么被早期宗教文明吞并，根本就没有资格被文明人记录为历史。

这个阶段从史前一万年左右开始，持续了四、五千年。和后世的文明社会不同，那时的社会没有什么“世俗”和“宗教”的区别。在祭司和普通人看来，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本是一回事，僧侣也不是所谓的“出家”和“出世”之人。相反，负责祈祷的是祭司（僧侣）、负责管理生产的是祭司、负责储存物资的是祭司、负责商业的是祭司，负责开办学校传授知识的是祭司，负责治安的还是祭司，甚至负责组织演出，娱乐神灵（也允许平民围观）的也是祭司。两河流域古神话称，恩奇神（Enki）之所以造人，就是为了替神灵耕种土地，免除神灵的辛苦。祭司们有义务也有权利替神管理人类，让农民按照神的意志去劳作。

所以，与其说神庙是早期文明的政治、文化、司法和军事中心，不如说此时的文明城邦就是神的庄园，类似后世的寺庙地产。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两河文明，祭司团体还直接拥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土地，神庙依然是古代城市中唯一引人注目的建筑。典型的神庙会在壮观的高台之上设置祭祀大厅，周围被祭司的房间环绕，这些房间就是最早的的办公室。神庙外围则排列着仓房，储存整个文明的剩余产品。文明居民要办几乎任何事情都必须去找祭司，就像我们去政府办事大厅，去社保中心，去学校和剧场一样自然。

图4 苏美尔神庙-城市复原图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遵守祭司转述的神谕，而不是来自世俗政府的法律。早期苏美尔人如果遇到纠纷，神庙就是法院，祭司就是法官，占卜和神谕则是终审判决。按中国古神话，司法源于尧舜禹时期的大法官皋陶：“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这描述的显然也是文明肇始，由祭司（巫师）主持的占卜“神判”。对于此时的“文明人”来说，恐怕根本就想象不出一个没有祭司和神灵的社会。

公元前1300年，游牧蛮族以色列人到达巴勒斯坦，开始创建定居文明社会。和其他文明的早期阶段一样，以色列最早的文明领袖是先知祭司，称“士师”，旧约圣经专门有一章《士师记》描述这个神权时代。而士师的英文译名正是Judge，即法官、裁决者，兼有管理世俗社会之权。最后一任士师是撒母耳。《圣经 撒母耳记》记载了士师神权制度的末日：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生产的粮食和蔬菜水果，他们必取十分之一……”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

“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乃命重黎 绝地天通 罔有降格

——《尚书》

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 使人神不扰 各得其序 是谓绝地天通

——《尚书孔氏传》

圣经竭力宣扬神权至高无上。但很明显，撒母耳立王是一个神权向王权让步的故事。长老们逼迫祭司交权，理由是以色列需要军事统帅；祭司则告诉他们王权意味着缴纳永无休止的税赋，供养官僚机构。与虚无缥缈的上帝相比，这两个理由才真正无可抵抗。

最初的文明是“孤岛”式的农业城邦，生存和扩张的主要障碍是自然环境，以及周围保持游猎生活方式的“蛮族”。宗教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后，在一些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农业城邦开始变成“群岛”，进而边界相接，开始竞争土地、水源、矿产等稀缺资源。人类遇到了从未有过的的局面——现有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是另外的人类。军事活动第一次成为文明社会的必需品。

军队需要纪律，需要统一的指挥，必须有稳定的领导，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团体。另外，军队不仅可以对外征伐，还可以用于对内镇压。所以新兴的军官团体有能力发动政变，把自己变成国王和贵族，强迫祭司和民众都服从自己。这个逻辑似乎很顺畅。

但石器时代还没有后世意义上的军事阶层，因为缺乏合适的武器。受材料限制，军队只能用木棒石块来制造兵器，比如骨制箭头的弓，或是精心磨制的石斧。这些装备杀伤力并不明显胜过农具、猎具，而且难以持续作战——最好的燧石刀，也很容易一击碎裂，变成普通的钝器。

这意味着无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镇压，少量职业军队都没法压倒临时组织的民众。宗教的动员能力明显胜于刚刚出现的军官团，而全民动员往往能打败少量凶悍的入侵者，或是阻止军阀夺权的企图。所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祭司都是军事行动的主导者，神权的地位依然稳固。

渐渐地，祭司们努力搭建的贸易网带来了压制神权的新材料。大河流域周边的山区提供了铜、铅、锡的矿石，几种柔软的金属混合在一起，可以凝结成坚固且有韧性的合金——青铜。原本主要用于装饰的金属从此可以用来制造工具。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各个早期文明相继进入青铜时代。

在随后的五千年中，铜在大多数地区都是货币的重要材质，虽然比不上金银，但这也足以证明铜是一种准贵金属。早期文明大多处于大河冲积平原，远离矿区且缺乏冶炼的燃料，青铜的价格更是昂贵到平民难以承受。所以，青铜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农民和工匠换上了青铜工具，他们一般只在工具的关键部位使用一点点青铜，比如木犁的尖端，比如锯子的齿部。大多数工作依然使用纯粹木器和石器，效率没有明显改善。

但是，有限的金属完全可以改变战争的形态。青铜兵器，哪怕只装在矛头上，也足以把军队的杀伤力提高一个数量级。几百名精兵持剑、披铜甲，射出青铜箭簇，可以轻松打败上万名石器时代的民众，而且武器并不会因此出现明显损耗。

金属刀具的出现还给人类带来了精密加工硬木的能力。此前人类虽然已经使用陶轮来制作陶坯，但直到青铜工具出现，人类才能造出廉价的车轮和车轴，并在关键的受力点用金属部件来加固，交通因此进入了车辆时代。青铜时代的马还没有被驯化成后世的强壮马种，体型比驴大不了多少，没法背负一个骑兵作战，但体力恰好足以拉车。多匹马合力，双轮马车就能带着射手或粮食飞驰，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冲击力和后勤能力。

图5 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的陪葬战车

对于大河流域的文明来说，青铜武器和马车（包括马）的价格都非常“合适”。既没有昂贵到无法批量生产，也没有廉价到人人拥有。这意味着职业军队可以不依赖祭司集团的支持，自行解决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问题。神权社会因此遇到了两难境地——不组织新型军队，就会被外部压力消灭；组织了新型军队，就会被反噬。总之，祭司和他们控制的民众不是向其他城邦的军队投降，就是向本城邦的军队低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世俗政权的出现。

圣经里的以色列人要求：“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与之对应，中国上古史中也有禅让制被废除，大禹子孙世代称王的记录。这显然都是军事贵族集团确立自己地位的过程。实际上，甲骨文和金文的“王”字本身就是斧钺之形，意思是控制武装的人。军事首脑称王，军官和骨干士兵就成了军事贵族。

不过，除了军事动员之外，宗教集团还在文明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早期的农业社区没有文字，所有的信息都要靠记忆来保存。这意味着无法对社会进行精确控制，也不能对一个人的长期工作给出准确评价，甚至很难在记忆出现冲突的时候做出评判。后世最好的管理手段在这种条件下也束手无策。

管理有偏差，最好的结果是是让员工能容忍偏差；赏罚不准确，最好的消息是大家依然保有底限的积极性，依然相信判决的权威性。一般来说，我们只能在亲朋好友的圈子里看到这种容忍和信任，一旦范围扩大到陌生人，不精确的管理必然会导致利益冲突，进而导致分裂。在文字出现之前，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靠宗教，用神的权威“抹平”粗糙管理中出现的混乱，用氏族共同利益的传说来化解不可避免的内部矛盾，这才能维系一个超出“熟人”圈子的文明社区。所以，在王权形成的最初阶段，依然以神庙作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机关，早期的苏美尔王宫面积一般只有神庙的一半左右，直到文字的出现。

公元前3500年左右，文明社会控制的人口和资源都越来越多，即便以神的名义也很难弥合管理的错误。负责具体事务的祭司们绞尽脑汁解决这个问题，先是用图画来记录账目，然后逐步简化图形，公元前3000年，与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几乎同时，楔形文字出现了。

文字的出现结束了“空口无凭”的时代，档案记录了物资和历史，让命令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间精确传递，让已经达成的承诺有据可查。这让分层管理和精确的计划成为可能，也让管理者能够考察不熟悉的下属，官僚机构因此第一次成为可选的组织方式。发明文字的神庙随即培养雇佣了第一代纯粹处理行政事务的技术官僚——书吏。

图6 楔形文字泥板文件

书吏不需要兼任祭司，不需要有坚定的信仰，也能像过去的祭司一样管理生产，也能征税并组织公共工程，甚至还做的更好一些。中国古代传说称“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似乎讲述的就是书写对生产的促进，以及对神权的打击。

军事贵族很快发现了技术官僚不依赖于神权的特征，迅速地把官僚机构纳入自己的麾下，雇佣纯粹的世俗官吏来管理社会。到了公元前2300年左右，苏美尔王宫的规模已经压倒了神庙，开始接手社会日常管理工作。类似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立的商朝拥有文字和青铜，自立国起就有强大的王权。

所以，青铜-文字时代的典型特征是王权压倒神权，军事集团依靠暴力专政。由于青铜的稀缺和制造不易（需要多种金属融合），贵族军官很容易垄断金属的供应，进而垄断了从政（管理经济）和从军（掌握暴力）的资格。普通农民如果想在青铜时代糊口，就必须紧密依附于军事贵族，甚至充当奴隶，才可能获得军事保护和有限的金属工具。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奴隶制时代，但似乎用“属民制时代”描述更合适一些。

农民只有石器和木器，所以少量青铜贵族可以轻松地镇压底层的反抗，比此前用神话来维护秩序更有效，这意味着阶级秩序严格而稳定。但在统治集团内部，必须有暴力之外的力量来维护秩序。因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存在金属-石器的技术鸿沟，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暴力来夺取权力。一群军官如果只靠暴力的平衡来划分利益，势必战乱不止，互不信任，既不会产生稳定的王权，也不可能和其他文明的军队相对抗。

所以，虽然消灭了旧的神权政府，但成功的军事贵族集团还会在世俗统治机构内部保留一部分的宗教神话和氏族体制。《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军事贵族和宗教的结合足以稳定政权。只是这一次神的世界有所后退，普通人再也不能直接和神打交道。国王和大贵族成为神灵代理人，以半神的身份进行统治。在青铜贵族统治的周朝，王获得了“天子”的身份，“受天命”身份管理国家，垄断了和神交往的权利。两河流域有巴别塔的传说，中国有“绝地天通”的神话，都是在描述这个神灵撤回天上的故事。

除了军事统帅和首席大祭司，周王还是所有贵族的族长，利用古代氏族的权威来占领道德高地。至于其他贵族之间，可以用源于上古圣贤的“礼”制来约束行为，避免军事贵族动辄使用暴力来解决矛盾。只是“礼”的适用范围到最底层的贵族“士”为止，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因为再下层的属民和奴隶没有青铜，可以用暴力迫使他们服从秩序，就不必多客气了。在这个半神的时代，神保佑的文明只会覆盖装备青铜、懂得书写的社会阶层。

新兴的青铜贵族集团很清楚自己权力的来源是对金属资源的控制。以色列第一任国王所罗门为圣殿铸造了铜柱和青铜水池，在远东的中国，“（青铜）鼎之轻重”可以衡量国家的强弱。这些青铜“礼器”既是炫耀，也是战略资源的储备。按照半神统治者的设想，只要子孙保有这些铜器，就能应付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礼崩乐坏”的末日危机并非源于青铜储备不足，而是因为新的金属改变了游戏规则。

三 铁是怎样炼成的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

——《汉书 傅常郑甘陈段传》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越绝书》

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封建论》柳宗元

人类使用铁器其实比青铜要早。宇宙飞来的陨铁是非常好的材料，不需要冶炼就可以打造工具，只是数量实在太少，不足以支持人类进入金属时代。所以，第一种改变人类的金属是熔点摄氏1000度的铜。青铜时代持续两千年后，公元前1500年，今天土耳其境内的赫梯人首先发现了如何从铁矿石中提取熔点1500度的铁。但赫梯人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在海上蛮族的冲击下灭亡，制铁工匠流散四方，到了公元前800年，亚欧大陆东侧的中国也出现了本土的铁制工具，铁器时代开始了。

和青铜相比，铁并不是一种非常优越的材料。青铜百世不腐，铁却会在几十年内出现明显锈蚀。但铁矿比铜矿分布广泛的多，几乎遍及所有文明地区；而且铁不需要锡、铅等金属来制造合金，直接就能制造工具，任何掌握冶铁技术的地区都可以自行打造铁器，还可以通过控制碳含量的方式来锻造坚韧的钢材。就算早期的铁制武器质量还不如青铜器，至少也可以明显改善农具和其他工具，把有限的青铜集中给军队，大大缓解金属稀缺的问题。所以，炼铁技术一出现，就迅速扩散，在两三个世纪内传遍整个欧亚非大陆。

图7-1 中国铜矿分布图，可见黄河中下游非常稀少

 

图7-2 中国铁矿集中区分布图，几乎遍布所有适于农耕的地区

如果金属工具足够廉价，就不会只有贵族才用得起。一旦村里也有了铁匠，即便不依附于贵族，农民也可以自行用铁犁翻开坚硬的土地，各行工匠也不必一定要留在贵族的私家作坊里，可以带着钢铁工具到处去施展自己的手艺。从此，家庭是最基层的独立经济单位，只要国家能直接向家庭征税、征兵，就能从平民中组建强大的军队，扫平各路诸侯。青铜贵族因此成了多余的阶层。在中国，这意味着统一的帝国取代分裂的贵族领地。试图拯救青铜时代“礼乐”的孔丘去世还不到三个世纪，秦始皇就消灭了所有旧时代诸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设置太守。此后郡（州）县制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就算是长城外的蛮族军事集团夺取了政权，也会放弃原本的军事贵族分权制，转而用中央任命的官僚去管理地方。

然而，我们知道这并非世界历史的通例。虽然整个欧亚大陆在公元前就完成了铁器化，虽然青铜市场的城邦在此之前就被消灭光了，但在铁器时代，中国以西的许多文明并没有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依然保有强大的独立军事贵族阶层。尤其是拜占庭帝国以西的欧洲，不仅整个文明地区分裂成许多国家，各个国家内部也是诸侯林立，层层分封，直到14世纪之后才逐渐出现集权制趋势。

图8 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割据图

同是铁器时代，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当然中、欧地理条件不同，青铜时代的历史遗产也不同，不能用某个单一因素来解释政体区别。但从技术角度来说，中国和西欧、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地区进入铁器时代的“路径”和“深度”很不一样，的确是决定对集权程度的重要因素。

从地理角度说，欧亚大陆有欧洲、西亚、南亚、东亚四个主要农业文明区域。其中前三者之间交通比较便利，没有明显的地理阻隔，技术交流很方便。唯独中国所处的东亚农业区，西北有戈壁、正西有青藏高原、西南有山脉雨林，和其他几个文明区相对隔离，科技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半独立性，炼铁技术就是如此。

今天的炼铁是把燃料（一般是焦炭，即碳元素）和铁矿石（氧化铁）一起装进高炉，点燃之后不鼓入热空气，让焦炭燃烧发热，同时夺走氧化铁中的氧，形成铁水（液态铁，含有部分碳）。铁水或是用于炼钢（降低碳含量），或是倒进模具铸造，凝固了就是生铁工具。中学化学对此有详细的介绍，本文就不赘述了。

但在炼铁技术刚发明的时候，并没有后世的高炉，也没有用焦炭炼铁的概念，只是把高品位的铁矿石和木炭塞进一个小炉子点燃焙烧，在供氧不足的情况下产生大量炽热的一氧化碳，以夺走铁矿石（氧化铁）中的氧，最后留下的就是被还原的固态熟铁。但这产品不是常见的坚固铁锭，而是又软又疏松的的海绵铁，而且因为未曾融化，还包含有铁矿石中的所有杂质，必须通过反复的锻打，除去孔隙和杂质，才能成为可用的金属材料。由于最终的产品是固体，这种技术被称为块炼铁技术。固体的铁块不可能透过炉体拿出来，所以每次炼铁结束，都必须拆掉炼铁炉。

即便是如此麻烦的炼铁流程，也比搜集稀少的铜矿和锡要容易，炼铁技术很快向整个欧亚大陆扩散。发明炼铁的赫梯地处西亚，技术向东南传入南亚，向西传入欧洲都只需要克服3000公里左右的距离，唯独中国远在亚欧大陆东端，需要传播5000公里、经新疆绿洲链才能进入中国文明核心区，所以中国进入铁器时代较晚。公元前800年，中国才有本土冶炼的铁器，此时距离欧洲蛮族多利安人用铁器毁灭迈锡尼青铜文明已经好几百年了。

中国人一开始也使用块炼铁技术，但很快遇到了问题——高品位铁矿石很难找。中国铁矿的特征是贫矿多富矿少。直到今天，中国铁矿探明总量460亿吨，澳大利亚400亿吨，但中国铁矿的含铁量仅150亿吨，澳洲倒有250亿吨，所以中国钢厂每年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海量的矿石。古人没有海外的铁矿可用，必须立足本土的贫铁矿解决问题。

恰好中国进入铁器时代较晚，在青铜时代多停留了几百年，铸造大型青铜器的能力比较强，冶炼金属的温度比较高。很快，中国人就转向了高温液态炼铁法，即砌筑一个平地立起的耐火高炉，装入矿石和煤（而不是木炭），用兽力乃至水力驱动鼓风机供氧，使炉内温度超出铁和矿石的熔点，低品位铁矿石被还原成铁水。矿石中的杂质虽然很多，但在液态环境下，可以形成铁渣，自然地和铁水分离。铁水可以从预设的开口流出，铁渣也可以从专门的开口引出，然后只要连续投入燃料和矿石，高炉就能不断地炼铁。这已经很接近于现代炼铁流程了。

显然，高炉炼铁法比块炼铁法先进很多。从效率来说，连续生产铁水肯定远胜于反复拆炉子取铁块。从最终产品看，高炉生产含碳量高，耐磨但偏脆的生铁，可以直接铸造部分农具或容器，也可以通过锻打、搅拌变成熟铁和钢。块炼铁生产的是不含碳的海绵熟铁，杂质较多，完全不能直接使用，必须通过锻打渗碳才能成为钢或者铁锭。更重要的是高炉可以使用低品位铁矿石，最充分地发挥了铁器相对青铜器的最大优势——原料分布广。直到今天，中国这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还是使用高炉炼铁技术。

所以，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沿用块炼铁技术直到近代的背景下，中国独特的高炉炼铁法让中国比其他地区更“深”地进入了铁器时代。到了1100年左右的宋朝，中国人已经学会了把煤炭干馏成焦炭作为高炉燃料，铁产量跃升到15万吨，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钢铁产量到达十万吨数量级的国家。其中有数万吨生铁会通过炒铁法、灌钢法变成坚韧的钢材。相比之下，整个欧洲1500年的钢铁产量也只有4-5万吨。

不同的铁产量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没有足够的铁制工具，就没法开垦坚硬的荒地，也没法砍伐森林，更没法生产足够的财富，支持专业化的官僚体系。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之间有广阔的未开垦荒地，农具往往是木制包铁，多数农民家里没有铁锅，一把好剑可以从领主手里换到一个村子，几百个顶盔带甲的骑士就可以打下一个国家。这虽然比青铜时代用石刀木铲工作要先进，但即便按照农业社会的标准，也依然是严重的金属稀缺状态，少数贵族对众多农奴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和经济控制力。所以，中世纪欧洲形成和青铜文明类似的贵族分封制也不足为奇。

中世纪后期，欧洲冶金业逐渐追赶上来。13世纪，欧洲终于发明了中国在公元前就使用的水力鼓风机和高炉，开始批量生产铸铁，中世纪也因此渐渐接近尾声。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欧洲各国都出现了中央集权化趋势，开始驱逐教会势力，形成近代民族国家，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先进炼铁技术和郡县制的相关性。又过了几百年，富铁矿更多、内部水路更方便的欧洲积攒了足够的钢铁，开始铸造压倒所有文明的火炮，又试制蒸汽机和机床，以替代手工业的简陋工具。一个让铁器时代文明黯然失色的新时代到来了。

四 谁能适应指数增长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生产的国家，因为我们有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我们有良好的政府，我们有丰富的煤炭，我们有精巧的机器和机械，尤其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雄厚的资本积累。

——1816年 英国议会演讲

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1956年《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从石器时代说到铁器时代，我只用了短短几千字，仿佛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从几百万年人类进化史的视角来看，这一万年的确是“突变”时期。但如果我们换到每个时代的居民视角，这一万年中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停滞”年代，每个人从出生到死，周围的世界都没有什么变化，大多数人的祖父可以很容易地适应孙辈的生活。虽然历史书上隔几页就有翻天覆地的变革，但从平民生活的角度来说，起码以世纪为单位才能感受到明显的进步，普通人一生怕是还盖不满历史书的一页。所以几乎所有传统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都在描述稳定的社会，并试图描绘一个更稳定的理想社会蓝图。

为何文明史前9000多年的基调是停滞？其实本文前面的部分已经给出了原因——工具进步缓慢，9000年间只有寥寥几次重大变革，而工具几乎决定了人类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铁器取代青铜，少说也用了几百年时间，人生不满百，怎么能亲身体会到社会的进步呢？

问题因此转移到下一个层次——为何工具进步这样缓慢？

原因是工具的“力量”和精度无法累积。比如说无论人类在一条河流上安装了多少水车，再安装新的水车还是只能靠人的肌肉力量；而无论人类打磨了多么精密的金属工具，想制造新的精密工具还是只能靠工匠的经验和耐心。所以，工具的力量和精度提高很慢，直到距今200多年的18世纪中期，除了少量的水力和兽力外，绝大多数工作还是靠人类的双手拿着简陋的工具去完成。

此时的英国出现了几个貌不惊人的改良。

首先是烧煤的蒸汽机被用于煤矿。当时的蒸汽机还非常笨重，效率很低，只有自身产煤的煤矿用得起。不过，蒸汽机的应用降低了煤炭成本，低廉的煤炭成本又反过来增加了蒸汽机的适用范围，往复循环，在局部领域实现了力量或者说能量的累积。

其次是机床的出现。带丝杠和刀架的机床可以精密地按照图纸加工标准化零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工匠的个人经验。更重要的是，机床可以制造新机床的部件，用于装配更先进的机床。只要配上熟练的操作工人，工具的精度也能够在机械制造行业内部实现累积。

当然，这两种累积都有很大的局限。简陋的蒸汽机没法移动，甚至没法给工厂提供稳定的动力，只能干点采矿抽水之类的粗活；人力操作的机床切削金属效率很低，不能给所有行业提供廉价的机械。所以当时的人并没有觉得这是划时代的进步，直到两者的优点相结合。

蒸汽机的力量传给机床，机床的加工能力不再受人力的限制，用同样的成本可以制造更大、更精密、更复杂的部件；另一方面，机床加工的精密零件提供给蒸汽机，工程师们可以实现很多此前无法尝试的构想，蒸汽机的效率因此更高、输出动力更稳定，还能帮助煤矿采出更多、更廉价的煤。在这个动力——机械的循环中，每个行业的技术进步都能通过其他行业反馈回来，促进本行业的再次进步，进步因此永不停滞。从此，工具的力量累积和精度累积跨越了行业和地理的界限，能为所有领域提供更强、更精密的工具，让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更高效的劳动。这个循环进步的起点就是炼铁术发明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最大特点不是制造了生产效率空前的工厂，而是让工厂联合起来可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工厂，让强大、精密的工具可以制造更强大、更精密的工具。实现了这一点，人类社会终于摆脱了9000年农业社会的准停滞状态，进入了指数增长时代。只要持续地向核心工业部门投资，整个社会就能实现连续的进步，每一代人都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日常生活的明显变化。到了今天，蒸汽机和机床已经“进化”出了核电厂和电脑芯片这样的“后代”，增长趋势似乎还在继续。

从经济的“硬件”角度来说，工业革命为一个持续增长的社会准备好了“硬件”，但显然传统农业社会中缺乏与之相配合的“软件”，即适应经济指数增长的社会制度。无论是地主、王侯、军官、还是僧侣，他们适应的都是一个静态的世界，不喜欢变化，更不愿意为可能的持续增长而持续投入资源，只有商业资本家除外。

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中，商人是少数懂得并喜欢指数增长的人。他们很清楚，钱不仅是用来消费的筹码，更是用来赚更多钱的资本。只要还有盈利空间，就应该把利润重新投入经营，获取更多的利润。然而，在传统社会中，大多数产业很容易达到生产极限，没有机会让商人无限地投入，只有蒙古帝国开通内陆商路、哥伦布发现美洲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大事件，才会给商人带来久违的指数化扩张。但一旦新的市场空间划分完毕，暂时的指数增长机会就结束了，社会重新回到缓慢增长的状态。

所以，商人或者说资本，比任何阶层都欢迎工业革命。一旦意识到现代工业部门提供了无限的增长空间，商业资本就源源不断地流入工业，用机器制造机器，用工厂制造工厂，再用工厂和机器生产海量的廉价商品。工业得到了投资，资本得到了与日俱增的利润空间，两方面各取所需，共同创造了指数增长的力量，为世界提供了百倍于农业时代的财富。

同时，工业的财富也可以用来控制政权，制定社会运行规则。一切挡在工业资本主义面前的国家和社会集团都迟早会被指数增长的力量打败，甚至宣称要阻挡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的各路势力最终也会学习资本主义的工业资本积累方式。

但资本主义也不是一个为工业社会“量身定做”的制度。只是因为在工业革命爆发之时，其他社会集团还不适应经济进入指数扩张时代的事实，这才出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随着工业社会的复杂化，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矛盾、资本主义和普通人的矛盾也越来越深，爆发的越来越频繁。比如说资本主义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阶级对抗，经常在物质生产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制造严重衰退；比如说资本主义并不会积极为基础研究投入资金，而基础科学研究正是工业经济扩张、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原因。

随着工业产业链的增长和基础研究所需资金的增长，后一个问题日益严重，往往会导致停滞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市场、资源而争斗，进而出现全面战争。然后战争刺激各工业国不惜代价地开发新技术，投资基础研究，在战后缓解矛盾，带来暂时的繁荣。资本主义世界因此出现了和平和战争的反复循环。上个世纪，人类为此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核武器。

世界大战之后是冷战，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进行军事-科技的全面对抗，却竭力避免发生“热战”。基础科技研究因此突飞猛进，为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最“舒适”的发展环境。人类在核战争的阴影下获得了史上最长期的经济繁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享受这次繁荣的尾声。

然而，总是靠战争或核战争的威胁来换取繁荣也不是个办法。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高度分工、一半以上人类居住在城市的年代，任何战争都可能导致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战争威胁带来的金融风险则可能完全抵消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如果人类还希望工业社会的进步能稳定地持续下去，我们的确应该考虑资本主义之外的工业化模式。

这个想法并不新鲜，自从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结合的那天起，就有人发现了两者之间的矛盾，200年来，利用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建设新社会的尝试不计其数，但众所周知，他们都没有撼动资本主义的主流地位。这就是今天大多数人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原因。

五 当我们可以选择

从文明肇始到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从神权社会到贵族专政，从专制王权到现代政府……每个时代都有人以为自己替其他人类选择了生活方式，或是认为神替人类制定了社会制度。实际上，做出最终决定的是工具，或者说是时代的技术水平。一万年来，人类只能通过发展技术的方式来间接影响社会制度。

不过，如果技术水平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是超出任何个人意志的客观规律，那我们探讨这个规律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篇文章又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吗？

好奇当然是人类研究这个世界的重要理由，但一旦对规律有了正确认识，人类自由意志对未来并非毫无影响，因为客观规律还是给人类留了很大的自由选择余地。比如说，规律并没有限定：“工业化必须由资本家牟利的动机来推动”，而是说“适应工业化的指数发展规律、正确、及时地调动资源投入工业，是任何社会集团驾驭工业力量的前提”。如果你顺应这个规律，还有可能去克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问题和风险，同时享用工业化的福利。但如果无视规律，坚持要跳出规律来设计乌托邦，那才是真正把自己交到了规律手中，必然重新走向最极端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

希腊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濒临国家破产的希腊人在左翼政府领导下发起公投，既不选择还钱，也拒绝进行财政紧缩，还不想退出欧元区，结果就是收到了德国和债权人最严厉的最后通牒——要么干脆利索地退出欧元区，要么把财政交给债权人控制。最后希腊将500亿美元全部优质资产交给国际债权人共管，沦落到要卖岛屿和文物换现金的地步，几乎要把雅典卫城卖掉了，才换来了暂时留在欧元区延缓还债的资格。这怨谁？希腊人对未来的设想并非不美好，但没有物质基础的蓝图只能带来重重的碰壁，最后还是不得不转身去接受比此前更坏的事实。

回到本文的开头，我建议弟弟妹妹们不要奢望“有趣”的工作，而应该现实地寻求：“在不破坏健康的前提下赚钱”，以实现“有足够的财富和闲暇去享受那些美好而有趣的事情”的目标。类似地，自然规律对人类没有恶意，但也没有特别的善意。如果让我谈谈对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看法，我也想说千万不要凭空设定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应该先研究支撑现代社会的工业经济规律，这样才可能设计出离幸福最近的社会制度。只有立场和良心的“设计”，向来是悲剧和闹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