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素有“国家名片”之称，每个国家发行邮票，无不尽选本国最优秀、最美好、最具代表性或纪念性的东西，经过精心设计，展现在邮票上。然而，在旧中国，曾有一枚臭名昭著的邮票，既是当时中国人的耻辱更是日本侵略罪行的铁证。它就是1944年由伪满洲国发行的最臭名昭著的“日满之兴”邮票。邮票中“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9个大字出自长于书法而无节的伪满第一大汉奸、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之手。

　　伪满洲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了亡国奴的痛苦滋味。此傀儡政权“领土”包括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

　　这个傀儡政权由“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牵头，一大批厚颜无耻的遗老遗少、汉奸、卖国贼聚集在一起，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人奴颜婢膝地讨好卖乖！除了“伪皇帝”溥仪外，最高级别的总理大臣张景惠可以说是其中最会谄媚的一位了。

　　张景惠1871年生于辽宁台安县，青年时代跟随其父卖豆腐为生。他善于结交朋友，经常出入赌博场上。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统治在东北陷于瘫痪状态，各地草泽枭雄，一时乘机而起。张景惠也拉起大排，由商务会长出面，在八角台镇成立自卫团，自任团练大，为本镇的商号富户看家护院。当时张作霖遭到土匪金寿山的袭击，借道八角台投奔冯德麟。张作霖、张景惠二人一见如故。张景惠拥护张作霖做自卫团的首领，自己情愿当副手，从此张景惠对张作霖言听计从。后任奉军副司令，代表张作霖常住北京。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被委以重任，担当奉军西路总司令。但他战无决心，行动迟缓，整个战局因西路溃败而败。战争结束后，张景惠寓居北京，直系曹锟贿选为大总统后，新设全国国道局，

　　特任他为督办，张作霖深恨之。1925年冬，张景惠因母病故，不敢奔丧，求张作相、吴俊升说情，张作霖乃准其回籍治丧。张景惠回来先到沈阳，见到张作霖就痛哭流涕、叩头谢罪。张作霖原谅了他，委其为奉天督军署参议，作为张作霖的代表，奔走于京、津之间。1926年以后，先后任陆军总长、实业总长。1928年6月4日，随张作霖返奉，身受重伤。但是张作霖大帅被日本人炸死后，张景惠就失节做了大汉奸，当起了伪满的“参议府议长”。

　　当时的总理大臣郑孝胥是满清的遗老，后来因为时常抱怨日本人过分限制溥仪的权利而被打入“冷宫”，最终从总理的职位上被一捋到底。可旧人去了新人要来呀，老郑这么一走，谁来填补权利真空就成了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对新总理的人选，日本人自然格外慎重，既要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同时又不能太有主见，要对日本主子服服帖帖。几经思量，张景惠进入了日本人的视线，并且在总理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多年，成为伪满政坛的“不倒翁”，是日本的最忠实走狗。

　　至于张景惠在政坛多年来长盛不衰的原因，日本大特务土肥原在给天皇的一封电报中道破了其中的奥秘：“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当时的伪满对日本有一项政策，叫“粮谷出荷”，就是征收粮食运往日本。数量非常大，到1945年达到950万吨。很多农民连口粮和种子都交给日本人了。为了给日本人提供粮食，伪满国务院出台了很多政策，对老百姓的口粮实行严格的配给，标准低得让人难以糊口。老百姓只好吃橡子面蒸的“满洲馒头”，喝豆饼渣掺糠和杂谷的“协和粥”，有不少人因无粮可吃而死亡。

　　后来日本侵略战争越来越吃紧，物资不足，连造子弹的铜都不够了，伪国务院就制定“金属类回收法”，将百姓手中的金属制品悉数搜去，连门拉手、汤勺都不例外。张景惠还下令把伪国务院办公

　　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全部卸下来，连伪国务院大门口颇有点威势的大铜吊灯也摘了下来，交纳出去了。

　　“满洲国”是个怪胎，其实权实际上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伪政权里的中国大小官员是名副其实的傀儡。从皇宫到国务院、从省到县，都有一批日本官员，一般都以各部门次长、总务长或参事官的面

　　目出现，但却拥有真正的决定权。因此，问及“总理”有关国务的事宜，“总理”只能回答说：“总务厅长官在办。”问及各部大臣“总长”有关事务，回答就是：“次长正在办。”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70万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大汉奸张景惠被苏军逮捕，后移交中国方面，被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月，张景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终年88岁。而由他题字的“日满之兴”邮票则在抗战胜利后被大量销毁，被历史无情地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