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遗产点交河故城，我国保存两千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遗迹

唐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早设在交河故城。

       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界带，有一条古老的河流由东向西北方向横穿而过，这便是塔拉斯河(Talas River)。这条全长不过500余公里的小河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一般的中亚地图上，人们甚至很难找到它的影子。在河谷中游左岸的平原地带，坐落着一座以它的名字命名、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塔拉兹(唐译“怛罗斯”)。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战争，交战一方为镇守西域的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另一方是将领齐雅德统帅的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

　　“何当千万骑，飒飒贰师还”

　　怛罗斯战役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750年，大唐帝国在亚洲内陆的威势达到了顶点，如同日后《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大唐帝国成为整个塔里木盆地和伊犁盆地的主人，以及塔什干的宗主，帕米尔(“葱岭”)谷地与克什米尔的保护者。作为安西节度使的大唐名将高仙芝刚刚在帕米尔高原“深入万里，立奇功”，对吐蕃势力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这为他在西方赢得了“中国山地之主(阿拉伯语：Sāhib jibāl al-sīn)”的美誉。而高仙芝衣披鳞甲、身跨青海骢(一种古代宝马)的飒爽英姿，也令“诗圣”杜甫赋诗一首《高都护骢马行》，以表敬意。

　　也是在公元750年，唐朝在中亚最大的竞争对手阿拉伯帝国(唐称“大食”，来自波斯语Tazik，今译“塔吉克”)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自747年一个获释奴隶阿布·穆斯林率众在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与中亚南部)起义到749年，历时两年，倭马亚王朝军队迅速溃败。起义者占领库法城后，于749年年底在库法清真寺宣誓拥戴阿布·阿拔斯，是为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任哈里发。由于这个新王朝的旗帜尚黑色，在中国史籍上被称作“黑衣大食”。750年1月，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支流扎布河畔覆没，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西逃，8月在埃及遭阿拔斯军队追杀而死，倭马亚王朝宣告灭亡。

　　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局势不稳，自称“萨法赫”(屠夫或仁慈、慷慨的人，双关语)的阿布·阿拔斯致力于扑灭和铲除前朝余孽，残忍地设计屠杀了倭马亚家族80余人;倭马亚王朝历代哈里发的陵墓也遭到破坏，尸体或被鞭打或被焚毁。由此引发的国内动荡亦波及了8世纪初刚刚被阿拉伯人占领的中亚河中地区(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驻军哗变，各土著王国(唐称“昭武九姓”)也乘机响应。这是因为阿拉伯帝国向来对各中亚属国横征暴敛，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据10世纪中叶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记载，呼罗珊总督逼迫布哈拉(唐称“安国”)赔款100万迪拉姆，其数额相当于布哈拉五年的税入;又强令撒马尔罕(“康国”)一次缴纳200万迪拉姆，以后每年交纳20万迪拉姆以及3000“头”奴隶(每头奴隶折价200迪拉姆)，各国负担十分沉重。

　　为应对帝国东部边疆的变乱，阿布·阿拔斯委派阿布·穆斯林出任呼罗珊总督。这位开国元勋位高权重，驻节木鹿(土库曼斯坦马雷州的一个古代绿洲城市)，号令一方，颇具势力。他命令手下大将齐雅德·萨里率领新王朝的统治支柱——精锐的呼罗珊军队——进入河中地区，镇压了布哈拉等地的叛乱。

　　与此同时，唐廷也企图利用大食国内的混乱形势，全面恢复阿拉伯人进入中亚前唐朝在葱岭外的势力范围。高仙芝遂率兵首先进攻在大食的中亚属国中地位最重要的塔什干(石国)。这个国家农业发达，地处中亚商贸中心与交通枢纽的特殊地位，原来曾臣服于唐朝。但那个向唐称藩的国王已被降为石国副王;时任国王鼻施特勒是大食册立的。750年唐军攻陷石国都城;第二年初，高仙芝将前石国国王一行带入长安，斩于阙下。诗人薛能在《拓枝词》中写道，“悬军征拓羯(即石国)，内地隔萧关。日色昆仑上，风声朔漠间。何当千万骑，飒飒贰师还”。对此役赞赏有加。

　　怛罗斯之战，此战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一次正面碰撞

阿拔斯王朝建立时依靠的军事力量。选自军事资料图书 《穆斯林征服时期的军队》

　　“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向西破犬戎”

　　不料，唐廷凯旋盛典余音未终，边关警报已千里传驿，飞报长安。高仙芝的军队劫掠石国，杀死老弱，奴掳丁壮，这导致了新的麻烦。侥幸脱逃的石国王子奔走于“昭武九姓”，极言唐军之残暴，“诸胡皆怒”，而后他又前往康国(撒马尔罕)，投奔率军驻扎在那里的大食将领齐雅德·萨里。最终传到安西的消息是大食兵有可能与诸国连谋进攻四镇。为争取主动，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御来敌于国门之外。

　　这年初夏，高仙芝征召安西各镇军队主力向西进发。据郭沫若考证出生在碎叶城(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托克马克市西南)的大诗人李白以“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向西破犬戎”的豪迈诗句为从征的族弟李绾壮行。而作为安西都护府下的一名幕僚，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大军临行前也赋诗“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极言唐朝军容之盛。

　　“甲兵二百万”自然是艺术上的夸张。安西大都护府总兵力不过二万四千，至多不超过三万人。除去留守部队，高仙芝率领的汉兵不过两万，从安西都护所在的库车出发，长途跋涉两千余里，在会合了葛逻禄(一个突厥部落)等附属国的军队后，总计约七万(据杜佑《通典》)的唐军于公元751年7月末抵达了石国大镇怛罗斯，并在这里遇到了大食与河中各国联军。怛罗斯也成为继汉代陈汤击灭匈奴至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及李广利远征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之后，中国古代史上汉兵所达最远的地区。

　　在怛罗斯战场上对峙双方的军队服饰迥异，语言不通，武器装备亦大不相同。高仙芝统帅的唐军本部以步兵为主(安西都护府仅有军马2700匹，即使全数出征，按一骑两马计亦不过骑兵千余人)。安西汉军在当时号称“天下精兵之最”，身着著名的明光铠，重量轻而防御力强;擅长使用两面开刃的长柄陌刀。当步兵手持陌刀以密集队形横向列于阵前“如墙而进”时，敌军人马当之皆碎。唐军将陌刀与另一种特色兵器弩相配合，“去贼一百步内战，齐发弩箭;贼若来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过前奋击”，创造了步兵克制骑兵的战法。高仙芝将步军部署在怛罗斯河边抵御敌人进攻，自己则率领少量的骑兵驻扎在步兵阵地之后，作为机动部队，而把战斗力较弱的葛逻禄部队部署在两翼充当警戒部队，以充分利用威力强大的弩射杀敌人。

　　反观阿拉伯军队，恰恰是清一色的骑兵组成。装备长矛盾牌，配以弓箭和马刀。阿拉伯世界的冶铁业为中世纪之冠，阿拉伯马刀当时即以锋利闻名天下，杜甫在《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中就盛赞“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而阿拉伯骑兵的马匹也占有绝对优势，因为阿拉伯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种，游牧的贝都因人相信，真主赋予了阿拉伯马“活跃的北风、力量的南风、高速的东风及智慧的西风”。

　　以优秀的骑兵纵横亚非大陆的大食军队与依靠陌刀与弩以步制骑的唐军在战场上针锋相对。尽管阿拉伯军队握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各种记载从15万到20万不等)，但凭借着武器和训练的优势，高仙芝率领远征唐军仍与之苦战了五日之久，不分胜负。但到了第五天傍晚，灾难发生了，唐朝的盟军葛逻禄部队突然叛变，从东北方向高仙芝军队的后方发动了袭击(此类中亚部落叛附不定，在唐与大食间首鼠两端并不罕见)。阿拉伯军队趁唐军阵脚已乱之机，以重骑兵突击唐军阵线中央，致使唐军全线溃败，令唐王朝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阵亡和被俘各约一半，只有数千人在高仙芝率领下败退，回到安西都护府的驻地。

　　战后，穆斯林史家大肆吹嘘怛罗斯的胜利。麦格迪西的《肇始与历史》记载：“他们分几次将他们(唐军)各个击败，共杀死四万五千人，俘获两万五千人，其余纷纷败逃”。而艾西尔的《历史大全》的记载则是：“两军大战于怛罗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五万人，俘获约两万人，残部逃回中国”。可谓是言之凿凿，却唯独对大食军队自身损失语焉不详。这恐怕亦是在前五天的激烈战斗中阿拉伯军队伤亡数字较大不能示人，故而“为亲者讳”罢!

　　杜环西游

　　俄国近代历史学家巴托尔德曾认为，怛罗斯战役“决定了中亚细亚的命运”，“中亚细亚应该是中国的，但它却变成了穆斯林的”。这种说法实在言过其实。唐廷在中亚的势力并没因怛罗斯的战败而受到严重损失，怛罗斯战役两年后，唐将封常青即再次远征克什米尔，又一次取得辉煌的胜利。而到了公元754年，“昭武九姓”又一次周期性地倒向唐朝，集体上表请求长安出兵驱逐大食，这也是中亚各国最大规模的请求唐朝出兵中亚，足见怛罗斯战役并未对当时西域政治军事格局造成实质性影响。正因如此，高仙芝虽然兵败怛罗斯，但并未以败军之将受到处罚。他虽然离开了安西，却出任权力较大的河西节度使一职。而后被召回长安，进一步加官进爵为右羽林大将军。

　　至于大食方面，阿拉伯人对于内部争权夺利的兴趣远比对向东方的征服更大。在怛罗斯战役获胜的齐雅德·萨里向他的上司阿布·穆斯林进献了战利品——一枚举世无双的宝珠。作为奖赏，阿布·穆斯林也任命齐雅德为河中行省总督。但好景不长，出于对齐雅德功高盖主的担忧，一年后，阿布·穆斯林杀死了齐雅德。又只过了一年，出于同样的理由，新任哈里发曼苏尔谋害了帝国东部的实权人物阿布·穆斯林，并镇压了呼罗珊军队的兵变。

　　实际上，在怛罗斯与唐军发生冲突的并不是哈里发朝廷派遣的政府军，而只是一支呼罗珊的边疆守军。此时的阿拔斯朝廷正忙于解决内政，而后又跟永久的敌人拜占庭展开战争，并未注意到东部边疆有什么战争发生。因此，这次战役并未影响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的关系。怛罗斯战役的第二年，黑衣大食即遣使来华，这是阿拔斯王朝正式与中国通好之始。仅在公元753年一年里的，3月、4月、7月和12月，阿拔斯王朝使节就四次进入长安。

　　怛罗斯战役就这样结束了，但另一段传奇才刚刚开始。唐代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是战败被俘的唐王朝军队的一员，他作为文官参加了怛罗斯战争。杜环被俘后被带至康国(撒马尔罕)，再到阿拔斯王朝首都亚俱罗(Akula，即库法)，后又随哈里发使团考察非洲，先后在中亚、西亚、非洲十余国游历和生活过;总计流离大食12年，遍游黑衣大食全境，基本上走完了丝绸之路全程，最后于公元762年附商船从海路回到广州。他把十余年间异域耳闻目睹、亲历亲为的生活阅历真实地记入所著《经行记》中，成为研究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和研究中世纪中亚、西亚、北非风物情貌的地理著作，这是一本足以与当时另一位杰出旅行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提并论的游历专著。可惜的是，《经行记》早已散佚，没能全部留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杜佑在自己的著作《通典》中保留的片段，只有1511字。

　　杜环在库法城里发现当地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唐朝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工)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长安)人樊淑、刘泚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人乐陵、吕礼为“织络者”。在历史上，怛罗斯战役结束后不久，中亚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很快美索不达米亚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原地区的工匠师傅所传授是无疑的。时间如此巧合，只能是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唐朝士兵在当地生产纸张并将手艺传给了当地的阿拉伯人及中亚人。平滑柔和、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羊皮、树皮等书写载体，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对唐人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社会，为此杜环在《经行记》里特地记载了大食法、寻寻法和大秦法这三大在当时阿拉伯世界流行的宗教。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把《经行记》对于伊斯兰教的记叙与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并列为怛罗斯之战的“两种影响”。

　　大食法，也就是伊斯兰教。《经行记》是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汉文记录。杜环记载道：“一日五时礼天……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真主)而已。”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伊斯兰教的文化，而“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更是真实地描述了阿拉伯世界的典型风情。当时正是伊斯兰教“率土禀化，从之如流”的兴盛时期，大食国内“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的繁荣经济也给杜环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杜环的这些记叙完全是他亲眼所见的事情，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可叹史载大食使者来长安甚多，唐朝却没有使者到达过阿拉伯半岛。真正身历这个当世大国，并且留下记载的唐人，恐怕就只有杜环这个怛罗斯之战的俘虏了。

　　“大食法”之外，杜环所写的“寻寻法”即祆教(拜火教)，是原波斯帝国的国教。“寻寻”即唐译“zemzem”，是阿拉伯人对祆教徒的称呼，意为“私语之人”。祆教近亲通婚，纳姊妹为妻的习俗被有儒家文化背景的杜环视为奇风异俗，称之为“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而《经行记》中记载的另一个宗教“大秦法”指的就是基督教。给杜环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基督教医生最善于治疗眼病和痢疾，许多病都能有预防的办法，而脑外科手术尤其惊人。当时阿拉伯医学中心在埃及和叙利亚，基督教徒的医生，主宰着阿拉伯医术，杜环称他们是大秦医生，他在《经行记》中这样写道：“其大秦，善医眼与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这也反映了当时地中海地区高超的医术。

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

　　杜环的足迹所到之处，已经跟信仰“大秦法”的“拂菻”(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一说“拂菻”即希腊语对首都的称呼Bolin的唐译)接近了，这些地方的文化中，或多或少也沾染了拂菻的文化气息。而且当时大食和拂菻也征战连年，在大食也一定会有拂菻战俘，而且更有可能和杜环有所接触。杜环的《经行记》里的拂菻国“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如实记载了拜占庭帝国人民肤色白里透红，男人穿单色衣服，妇女爱好服饰，喜欢喝酒，吃面包，每七天有一天(礼拜天)休息娱乐的实际状况。

　　虽然杜环未曾进入拜占庭帝国从而亲身踏上欧洲的土地，但他却是历史上可考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根据《经行记》的记载，杜环到过的“摩邻国，在勃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沧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

　　这个摩邻国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是，“摩邻”即阿拉伯语“马格里布(意为日落之地)”的唐代译音，“摩邻国”就是今天的摩洛哥。杜环是从巴士拉(即“勃萨罗”)出发，经过苏伊士地峡到达埃及，随后跨越撒哈拉沙漠到达摩洛哥的。在同时代的阿拉伯旅行家笔下，这条道路既有“荒无人烟的沙漠”，也有“沙石遍布的荒野，或怪石嶙峋的高地”。在这条路上虽然“少米麦”，但“椰枣林立”之区不少，椰枣产地“实际上包括(自西向东)一条展开的大腹带”，恰与杜环的说法相合。而整个北非，尤其是利比亚，是基本没有河流的。地中海以产沙丁鱼、海青鱼为盛，杜环讲的“马食干鱼”之情形，也只能是靠地中海边的渔人捕捞。

　　杜环所在的8世纪的摩洛哥，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时间尚不足百年，因此，当地在人种上的阿拉伯化是几乎不存在或是不明显的。那里是柏柏尔人、黑人的家园，尤其是广大的村镇，其肤色是黝黑的。比较大的海港城市中才住有白色皮肤的罗马人。即使今天，北非的一些阿拉伯人(如苏丹总统巴希尔与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肤色也比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要黑得多，这同千余年来的异族通婚有关。因此，杜环才有“其人黑”的说法。

　　除“摩洛哥说”之外，亦有人考证“摩邻国”在今天红海西岸的东非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甚至肯尼亚的著名港口马林迪，迄今并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上述地方都位于非洲大陆。在杜环之前，中国还没有任何对非洲进行描述的书籍出现，足见杜环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编撰的《经行记》，在不知不觉间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个踏足非洲的中国人，直到今天，仍能让人感觉到游历人生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