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目前仍存在一些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和倾向。本文详细阐述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多种具体表现：美西方主要国家鼓吹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新表现新变种、“网络暴力”“网络炫富”“利己主义”“娱乐至上”等社会极端倾向和学术界照搬“民粹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生态主义”等西方概念的危害。在当前形势下，意识形态安全仍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斗争仍然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时刻警惕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断把意识形态工作引向深入。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指引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有力部署下，经过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支撑。尽管如此，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仍面临复杂情况，存在各种问题倾向与风险挑战。有的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有的新近出现，迷惑性强。虽然表现各异，但都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安全构成较大威胁。202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尖锐复杂，需要全党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善于斗争的本领主动应战，牢牢掌握主动权。”①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充分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性、长期性，不断把意识形态工作引向深入。
一、认清美西方国家政要鼓吹“普世价值”的战略图谋
目前国内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与危害有着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但在国际上“普世价值”舆论仍有很大影响。美西方主要国家政要不断鼓吹“普世价值”，企图抗衡我们党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破坏我国改革发展大局和民族复兴大业。事实上，美西方主要国家政要鼓吹“普世价值”由来已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出其相应的战略图谋。从殖民时代起，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工业化、现代化文明成果和坚船利炮，向世界强制兜售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在两大社会阵营对峙时期，西方价值观对瓦解苏联、东欧等国社会主义政权发挥了巨大作用。冷战结束后，美西方统治集团开始调整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明确举起“普世价值”旗号，主张用西方价值观取代非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消融非西方社会的文化主体性。奥巴马政府更是把向世界输出西方“普世价值”，提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拜登上台后，重拾民主党的“普世价值”战略。2021年3月13日，他在主持美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三国领导人“四方安全对话”时表示：我们重申承诺，即确保我们的地区受国际法管辖，致力于维护“普世价值”，以及免受胁迫。其目的无疑是要用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引领所谓“自由世界”，强化美国与其盟友的观念认同，在西方社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意识形态共同体，以此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所谓意识形态威胁和挑战。美国的“普世价值”战略得到西方主要国家的积极响应。早在2013年当选日本首相后不久，安倍晋三就在印尼雅加达发表围堵中国的所谓日本亚洲外交“新五项原则”，其中第一项原则是巩固和普及所谓“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矛头直指中国。2016年安倍晋三明确表示，七国集团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捍卫者的聚会”，应该以美国为中心，团结在美国周围，以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2021年9月13日，日本执政党候选人岸田文雄接过安倍的旗帜，扬言“在中国，威权主义蔓延”，围绕台湾稳定与香港、新疆“人权”等问题，日本将“毅然应对”，维护“民主主义、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同年10月8日，岸田文雄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明确表示日本将与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合作，联合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东盟、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通过日美澳印四方机制，大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韩国也同样展示出了其拥护美国“普世价值”战略的政治姿态。韩国总统尹锡悦当政一年多来，多次强调与美国、日本等致力于维护“普世价值”的国家合作。2023年3月16日，尹锡悦表示，“日本是共享普世价值的全球议程伙伴”。同年8月15日，他在首尔梨花女子大学举行的光复78周年祝贺讲话中说，“日本现在是与我们分享普世价值、追求共同利益的好伙伴”，“韩美同盟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和平与繁荣联盟”。除日本、韩国外，比利时、新西兰、法国等国家也紧随美国“普世价值”战略。2016年比利时前首相米歇尔宣称：“普世价值观是一座灯塔，必须永远照亮人类的道路。尊重人权、法治和民主不应有任何例外，不应作任何妥协，也不应遭任何放弃。政客所关心的是下一次选举，而政治家关心的则是下一代的未来。让我们努力满足我们公民的期望，践行我们的普世价值，像政治家那样行事。”②2018年10月9日，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提出，新西兰“致力于在普世价值基础上促进和捍卫开放、包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③。2019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美国接受“普世价值”。他对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特朗普总统说：“只有你们的国家为普世价值而战时，它才是伟大的。”④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高举“普世价值”大旗，实质上并不是为了弘扬全人类的价值，克服全人类的问题，而是推崇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是要把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包装成为全人类的价值。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大搞“价值观外交”，开动意识形态机器，刻意强调西方同中国在种族、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煽动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种族歧视、文化敌视和意识形态偏见，全方位抹黑和丑化中国，目的是构建针对中国的西方意识形态阵线，配合美国政治上打压中国、外交上孤立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技术上制裁中国的战略需要，以维护西方统治集团的全球利益和世界霸权。显然，美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旗号，蓄谋已久推动的“普世价值”战略，越来越鲜明地展现其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苏东剧变后，美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政权的重点转向中国，国际反华势力加紧向我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有利时机，不仅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而且诋毁马克思主义，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发现，把美西方价值观包裹上“普世价值”这一堂而皇之的漂亮外衣，就能起到迷惑民众、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普世价值”成为美西方国家孤立打压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并以此配合美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技术封锁、军事威胁、外交孤立等战略。事实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从来不是抽象的、“普世”的，而是具体的，有着民族的国家的特色。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这些共同价值是建立在尊重包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价值观及文化观的基础上，建立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的基础上，是人类共同价值与民族国家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相得益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弘扬并率先垂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弘扬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权、法治道路。这两个方面是并行不悖的。我们需要认清美西方政要鼓吹“普世价值”的真面目，努力打破西方舆论封锁和话语霸权，主动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坚定信念，排除干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美好新世界。同时，需要深刻认识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科学内涵，适应世界大调整大变革的要求和趋势，从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较量斗争的高度，深刻领悟国际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深刻领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艰巨性、必然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提升国家传播力、国际话语权，坚定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二、防止“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思潮死灰复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带头批判错误观点和思潮，揭露了一度甚嚣尘上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实质和危害，对阻止错误观点和思潮的蔓延泛滥、消除人们认识上的困惑发挥了巨大引领作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近乎失守的被动局面开始得到根本扭转，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持续保持向上向好的积极态势。尽管如此，顽固坚持错误观点的人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中的一些人迫于形势和压力暂时蛰伏起来，但一遇时机便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这些人数量不多，但懂得抱团取暖，善于抓住敏感事件炒作舆论，善于勾连境外势力兴风作浪，能量不可小觑。一段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屡禁不绝，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梦”的声音依然在叫嚣，“新自由主义”仍有较大舆论市场，便是这些人及其背后势力依然活跃的表现。比如，“宪政民主”思潮仍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活跃在网络空间。在一些网站、博客等自媒体上仍能见到鼓吹中国搞“宪政”的文章，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网站为“宪政”代表人物提供言论传播阵地。特别是个别期刊仍堂而皇之地刊载宣扬中国搞“宪政”、曲解中国法治道路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没有明确提出在中国搞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方宪政，但却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也在考虑建立符合自己的宪政模式”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文章的作者显然没有认清西方宪政民主的实质，没有分清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同西方的宪政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从而把西方的宪政制度当作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普世道路”。这表明，继续深入学习宣传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批判西方“宪政民主”的重要论述，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西方“宪政民主”道路的原则界限，认清西方“宪政民主”的实质和中国照搬西方宪政制度的危害，仍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还比如，“新自由主义”老调重弹，蛊惑人心。“新自由主义”源自西方，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由来已久。一段时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鼓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彻底私有化，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有了新表现，即每遇中央强调支持和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倡导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时，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割裂“两个毫不动摇”，主张以后一个“毫不动摇”取代前一个“毫不动摇”的言论，便沉渣泛起，扰乱民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⑤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说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各有优势，各具特色，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一样缺一不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中国经济才能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切不可以发展公有制经济为名，否定非公有制经济，也不能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名，否定公有制经济。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以时代变迁、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等为由，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鼓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过时了”“无用了”。某地方报纸2023年3月14日发表的署名文章，打着发展民营经济、创新基础理论的名义，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质疑共产党人的理论原则，宣扬西方庸俗经济学，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2023年11月，某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价值理论专题研讨会”依然有人在重复这一老调。还有学者提出所谓“所有制中性论”，认为当代中国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都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不仅地位平等而且相互混合、紧密联系，因此，为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不宜再区分公有或私有企业、国有或民营企业。这些论调并不新鲜，改革开放后一直存在，实质是随意裁剪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事实，用以教条地机械地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具体论述，进而否定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当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科学分析了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的抽象劳动这一重大结论，科学揭示了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克服周期性经济动荡和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从国情实际、发展阶段以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区分基本理论与现实纲领，把握好长远目标与具体政策的有机统一，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开辟前进道路。既不能死抱经典作家的某些原理或具体结论不放，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故步自封、裹足不前；也不能被眼前的发展和实践中的假象所迷惑，打着“创新”的名义，随意修改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忘掉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殊不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之一，没有这一理论基石，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将会崩塌。要结合实际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律，善于区分不同问题和问题的不同方面。比如，在认识方法上要把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性质、地位及作用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作用、作出重大贡献而否定其非公有的性质，把它看成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或模糊其私有性。从人类经济发展史来看，尽管存在各种经济形式，但所有制的类型从来就只有公有或私有这两种，这是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的客观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切不可以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经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动摇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个别人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或打着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名义，掩盖基本经济事实，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割裂“两个毫不动摇”，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当前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遇到的暂时困难有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既有国际上美国打压、世界经济低迷的因素，也有国内一些民营资本盲目扩张、急功近利的因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基础理论创新不足导致的。事实上，即使按照一些人说的去做，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取消所有制“姓公姓私”的划分，或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也不能解决目前的困难。因为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仍有较大影响表明，要结合具体实际和时代发展要求，全面准确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原理，既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充分体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创性贡献，又要避免否定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照搬照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从而把我国经济改革引向歧路邪路。这是当前思想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新表现、新特征、新变种
错误观点和思潮懂得乔装打扮，如渗透在历史、文学、绘画等领域的隐性历史虚无主义。隐性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就其表现而言，它相对于赤裸裸地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显性历史虚无主义)有所收敛，更讲策略、更具欺骗性，但本质上仍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运用含沙射影、移花接木、牵强附会、戏说调侃等方式歪曲历史，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肢解、碎片化，用支流冲淡主流，用枝节取代主题，割裂历史的逻辑，割断历史的主线，宣扬现象化、表征化的历史观。概括起来，隐性历史虚无主义有着以下几方面的表现和特征。一是坚持伪价值中立，把历史虚无主义“学术化”。即从历史研究领域着手，用历史唯心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大喊“价值中立”“理性反思”等口号，高举“学术探究”“史学研究”等旗帜，假学术之名，行干政之实。一方面，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将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成就剥离出特定历史环境，解构其历史价值与时空意义，通过杜撰、歪曲等手段，以“告别革命”“重新评价”等为名，否定人民领袖、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否定历史发展主流和党领导人民创造的辉煌历史。另一方面，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西方史学观为指导，采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事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历史研究的政治性和学术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有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尤其是正史、官史，都是为了维护当代当朝的政治合法性；当代的历史自然是为了肯定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历史的选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近代史就是政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是政治，而不是所谓‘学术’。官方对近代史的解释是一根完整的证据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容抽掉或脱节。学术研究仍应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但在成果发表时，要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如不利可在内部说，或直接报告当局。‘宣传有纪律，学术不进去’。”这一观点表面上在维护官方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和执政合法性，但其实质却是把对近代史的研究包括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都看成是政治的需要或政治活动的需要，看成是仅仅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需要，否定我们党得出的历史结论是建立在基于大量事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是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立场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科学结论。仿佛给人以一旦展开学术研究就得不出共产党执政具有合法性这一政治结论的印象，这在本质上属于历史唯心论。二是假借文学、艺术等形式歪曲历史，把严肃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庸俗化、娱乐化。比如，某穿越小说篡改史实，污蔑孙中山是“开启中国混乱与战争的乱臣贼子”，美化李鸿章是“为了中华民族而甘愿成为历史罪人的忠臣”，颂扬慈禧是“极力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明太后”。又比如，某著名作家公开宣扬“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的任务是“揭露黑暗、社会不公和人性的邪恶”，完全不提社会主义的文学还需要颂扬真善美，歌颂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歌颂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伟大变革。再比如，某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以毛泽东的肖像为创作体裁，采用低俗的艺术手法贬低伟人的光辉形象，画作整体色调灰暗阴沉，构图夸张怪诞，其创作用意明显，即使不懂艺术的外行人也能看出端倪来。这在艺术创作领域不是个例。在艺术品日益市场化的今天，一些文艺观价值观扭曲的艺术创作人员，有意迎合社会的阴暗面和不良情绪捞取个人好处，借助艺术创作，抹黑党的领袖，歪曲党的历史，传播不良政治信息，成为继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之后历史虚无主义的又一新表现。2021年、2022年引起网民广泛关注并加以谴责的“眯眯眼”事件和“毒教材”事件，也反映出艺术创作领域个别从业人员的创作导向问题。这表明，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三是利用网络技术，依靠资本力量，潜入大众日常生活。当下历史虚无主义隐匿化、危害性加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搭乘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信息时代发展快车，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悄无声息地潜入大众日常生活中，呈现多样化、情感化、生活化的特征。在文化资本化、社会娱乐化等趋势驱动下，丰富的历史领域容易成为资本满足逐利本性的狩猎场，严肃的历史话题容易变成社会“泛娱乐化”的牺牲品。人们看到或学习的往往是碎片化、快餐化、娱乐化的历史，散发着资本的铜臭味，迎合着少数人的猎奇心理。“资本化”“娱乐化”的历史，距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由于社会大众对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共享技术的依赖与日俱进，虚无历史的人利用社交软件、自媒体平台、社群营地等，把自己伪装成“资深行家”“网络领袖”“公知大V”，在积累了一定名气和流量后，向网民推销错误的历史观、政治观、价值观。如遭到有关部门查处并全网封杀的个别演员、博主、网红等，就是通过微博、视频、演出等传播方式，触碰日本侵华历史的底线红线，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诋毁人民军队光辉形象，遭到广大人民的声讨和谴责。当然，也要注意避免将历史虚无主义以隐性之名随意泛化、扩大化。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应当严格限定在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辉煌历史这个特定涵义中。不能把否定历史的现象都看成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把民众对历史的理解出现偏差看成历史虚无主义。
四、反对“网络暴力”“网络炫富”“利己主义”“娱乐至上”等极端倾向
近些年来，“网络暴力”时有发生。随着互联网经济和自媒体技术的发展，一些别有用心者和利益团体为博眼球、赚流量和牟取好处，自设议题或炒作热点事件、敏感话题，通过知乎、微博、公众号、短视频等渲染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将批判的矛头或指向党和政府部门，或指向高校、国企等单位，或指向无辜的群众，煽动网民的激烈情绪，制造紧张的社会气氛。造谣传谣、泄露隐私、恐吓诈骗、人身攻击等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大行其道。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规定了五种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包括网络诽谤行为、网络侮辱行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线下滋扰行为、恶意营销炒作行为等，还列举了从重处罚的五种情形，即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的、组织“水军”“打手”实施的、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利用“深度合成”技术发布违法或者不良信息以及违背公序良俗、伦理道德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发起、组织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人们希望有关部门从快从重处理一批典型案件，还人民群众一个清朗安全的网络空间。“享乐主义”之风也颇为盛行。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获得感幸福感普遍增强的背景下，一些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缺乏正确的财富观、人生观，热衷于搞“凡尔赛(晒)”，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平台公开自己的名包、名表、昂贵首饰、高档化妆品、名牌服装等奢侈品，拍摄高档住宅、餐厅、宾馆、写字楼等奢华场景，高调张扬自己的奢华消费与优渥生活，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优越感。个别“富二代”、影视明星和自媒体大V也加入“炫富”行列，推波助澜。不少年轻人受此奢靡之风影响，不顾自己的收入水平、家庭条件，盲目攀比搞超前消费、借贷消费，寅吃卯粮，铺张浪费，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债务风险，有的还陷入“套路贷”等陷阱中。还有的年轻人自己没有消费能力却盲目跟风，在虚荣心驱使下靠租借或集体购买等办法获取名牌服饰，然后拍照录影传到网络用于炫耀。一些商业机构迎合一些年轻人梦想跻身上流社会的心理，开办名媛绅士培训学院或培训班，招揽家境并不富裕的学员甚至年幼的孩童。炫耀奢靡的生活方式，崇尚浮华的人生格调，助长了社会人群特别是年轻人好逸恶劳的习气，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利己主义”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少人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和道德评价标准，一切向个人利益、小圈子利益看齐。狭隘的个人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备受推崇，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观念却受到挑衅。值得警惕的是，商品交换原则和不良社会风气也波及校园。一些青年学生入团入党、当学生干部功利色彩浓厚，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处理自己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把学校、班级、师长视为实现个人理想的跳板或工具。缺乏奉献精神，集体观念淡漠，不尊敬师长、不团结同学等现象时有发生。我们倡导合理合法的利益观，主张人们把个人奋斗与社会需要、国家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反对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之上，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反对唯利是图和精致利己主义。“娱乐至上”现象也屡见不鲜。这是由资本、市场、新技术、大众传播等要素融合生成的资本逻辑主导的网络社会乱象，并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灰色的甚至黄色的文字、视频、评论充斥在网络自媒体中，一切话题哪怕是严肃的社会话题也成为一些自媒体和网友恶搞的对象，被人为地添加各种不可理喻的搞笑元素。甚至一些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也参与其中，“娱乐至上”“搞笑第一”似乎成了节目的宗旨与追求。这种缺乏正能量、不负责任的现象，干扰了公众的思想观念、生活态度，污染了社会风气。我们需要积极健康的娱乐方式，但反对庸俗低俗媚俗的“娱乐主义”。
五、谨慎对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生态主义”等西方概念
近年来，学术界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生态主义”等列为中国社会需要警惕的思潮。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民粹主义”是个舶来品，在中西方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内涵。西方语境中的“民粹主义”至今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主要是对底层民众向西方政府表达不满与愤怒情绪的一种蔑称，被西方主流舆论视为危害国家稳定、阻碍社会进步的破坏力量，通常与“暴民”或“暴政”等联系在一起。“民粹主义”意味着政治动员、全民狂热和领袖崇拜，是大众政治中的“乌合之众”现象、极权统治中的“愚忠盲从”现象，是滋生蔓延“极权主义”“纳粹主义”的温床，对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构成严重威胁。
“民粹主义”还被西方用作抨击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领袖的话语工具。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外一些学者如迈斯纳·施拉姆、沃马克、史华慈、永野英身等，从西方“民粹主义”概念出发，研究毛泽东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抨击毛泽东有“民粹”情节、中国革命有“民粹”色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些学者不加辨别地拾起西方学者的牙慧，照搬西方学者的观点，依样画葫芦地批评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批判中国革命和“大跃进”“文革”等群众运动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党的十八大之后，公知大V、媒体人士，包括境内外学者，把“民粹主义”概念进一步泛化、复杂化，用来否定和批评中国社会中的问题或现象。有人把反思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说成“反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民粹”，说“民粹主义的要害是反对改革”；有人把群众对钓鱼岛、“南海仲裁案”等涉及国家主权表现出来的强烈爱国情感说成“民粹主义”，戏称他们为“小红粉”“五毛党”甚至“爱国贼”；有人把平民百姓上访，网民对党和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知识分子抨击违法乱纪的官员、警察、法官、富商以及散布错误观点，说成仇官、敌富、反智的“民粹主义”。还有人批评共同富裕，说这一目标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纲领，其源头可追溯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颁布的宣扬“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朝田亩制度》；有人说中国走向文明、走向世界存在两大阻力：一个是极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跟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现实中存在一种走向法西斯的力量，而且相当不弱”；还有人把中国“民粹主义”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长期以来的专政思想、阶级斗争思想、阶级斗争立场的“宁左勿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应当看到，我国社会中确有一些人对改革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意见，网络上也存在各种不理性的情绪与言论。对于群众提出的批评意见，无论是有根据的还是没有根据的，无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都需要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即使群众作出诸如越级上访等不理性不合规的举动，包括爱国言行中出现偏激甚至违法的情况，也需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耐心地去做工作，依法依规进行引导、教育和处理，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对待。如果笼统地将这些现象和问题与西方“民粹主义”挂起钩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排斥与批判，只会将这些人推到党和政府的对立面，这既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相悖，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除了不能乱贴西方“民粹主义”标签外，也不能在中国笼统地反对“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生态主义”。维护国家和民族正当权益的民族主义，非但不能批判反而需要弘扬。我们反对的是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反对把本国本民族利益凌驾在别国别的民族利益之上，反对牺牲别国别的民族利益来满足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把“民族主义”视为“国际主义”“全球化”的对立面，以“世界公民”或“国际视野”自居，片面强调拥抱“国际主义”“全球化”是极其危险的，很容易弱化甚至瓦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样，对于“消费主义”“生态主义”也有一个科学理解、准确把握的问题。不加区别地反对“消费主义”“生态主义”，与我国目前坚持的促进合理消费的政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相悖，容易在群众中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反对的是各种不合理消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反对把环境问题政治化，反对借环境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的西方“生态至上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⑥他还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⑦对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生态主义”等西方概念，我们切不可照搬照抄，不能想当然地以为西方存在这些现象和问题中国就必然存在，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与实际。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无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还是在指导思想、话语体系、意识形态属性等方面，都与西方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并没有产生西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生态主义”等思潮的思想基础、政治条件、社会土壤。如果不在这些问题上深入思考，随意照搬西方的概念、话语、理论、方法，就容易落入境内外一些人精心编织的话语陷阱，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加剧人们的思想混乱。必须准确把握批判对象，避免误读误判、胡批乱斗。
六、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把意识形态工作引向深入
近些年来，经过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社会各界努力，广大人民群众对错误观点和思潮的危害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抵制错误观点和思潮的自觉性坚定性显著增强。尽管如此，滋生错误观点和思潮的内外部条件并没有完全消除，境外反华势力仍抓紧推进对我意识形态渗透。意识形态领域暗流涌动，有时交锋激烈，呈现出隐匿性、顽固性、难治理等特点。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牢固树立阵地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全面贯彻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网络等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网站，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法治建设，把意识形态工作引向深入，构建清朗安全的舆论生态环境，切不可因眼前的成就而自满，放松了意识形态这根弦。对错误观点和思潮的认识与处理，既要高度重视政治原则问题、政治方向问题，也要高度重视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相对而言，政治原则问题、政治方向问题容易处理，而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不易解决，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只有处理好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才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科学理论、正确思想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目前党中央对错误观点和思潮的批判，立场是鲜明的，揭露是深刻的，是非界限也是清晰的，这有利于全社会开展舆论斗争和意识形态工作。尽管如此，思想认识、学术观点方面的教育引导仍显得薄弱，需要调动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强理论辨析和思想引导。比如，如何看待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如何厘清“普世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区别？如何认识西方“宪政民主”的实质？如何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宪政民主”的区别？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话语体系？等等。要改进意识形态工作，避免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学术研究，搞一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于设置敏感出版题材，实行出版物送审及审查制度，这些想法、做法的初衷是好的，但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使好的愿望变成好的结果。送审及审查的重点应围绕是否存在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重大政策问题，是否存在违背学术研究的一般规范问题。要严格规范匿名评阅审查制度，对审阅专家实行有限授权，用清单的形式明确审查方向。要允许认识能力和水平上的差异，只要不存在严重违反政治原则、政治方向、政治纪律的问题，不存在严重违反学术研究规范和学术道德的问题，这样的学术成果应当允许出版和发表。要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倡导健康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通过理论辨析和思想引导努力达成共识、共同进步。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在信息化时代，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人接受信息的途径，已经从报纸、电视、门户网站转移到自媒体平台，包括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这就要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需要与时俱进，在公众信息接受度高、影响力大的地方建立舆论阵地，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主流媒体必须发挥好主力军作用，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观，主动适应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趋势和规律，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并向纵深发展。要积极开展与有影响的自媒体平台及用户的合作，特别是与在年轻人群中有影响的自媒体平台及用户的开展合作，主动运用自媒体的优势和资源，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实现优势互补、相互配合，共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不断创新传播形式，坚持内容与形式并重，做到内容丰富扎实、形式新颖多样。应当看到，信息的碎片化、形式的娱乐化成为当今传播方式的重要特点。严肃的新闻报道和传统的长篇社论，权威性虽高但接受度在降低，而内容轻松、语言活泼的短视频、短文章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主流媒体要主动适应这一变化，切实改进文风，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搞好新闻舆论工作，真正回应群众的关切，切忌枯燥的八股习气。要强化对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的管控，积极扶持网络正能量。有些市场化资本化程度高的社会媒体，以及为赚流量谋利而不顾道义的自媒体，往往是网络负面舆情的推手、制造传播谣言的集散地、境外势力影响国内舆情的桥头堡。虽然这些媒体不占主流，但其破坏力不容小觑，对缺乏自主意识和判断力的青少年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强化对市场化媒体的监管，净化网络空间，弘扬正能量，意义重大。监管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把不良媒体的负面影响和社会危害降到最低，同时支持和扶持积极传播正能量的自媒体，扩大其网络影响和社会影响，推动其形成带动示范效应。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推动构建国家监管、平台履责、网民自律的网络治理新格局。国家层面要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立法，给各类新兴媒体以及广大网民划出法律红线和政策底线，让网络平台和网民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要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各类媒体的网络治理责任，防范和打击各种网络暴力犯罪活动，斩断滋生网络暴力的利益链条，严厉打击网络水军造谣生事，追究网络平台及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责任。要做好舆论研判工作，及时掌握舆情最新动态，准确评估舆情走向并做好相应预案。要适时进行舆论引导，不拖延、不敷衍，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主动权。要注意舆情反转现象，及时公布事实真相，因势利导。要旗帜鲜明开展舆论斗争，严格区分红色地带、黑色地带、灰色地带“三个地带”和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三类问题”，敢于批驳错误观点，坚决遏制负面舆情。要规范个人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的行为，严禁发布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以及公序良俗的信息，严禁发布侵犯他人隐私、损毁他人声誉的信息，严禁发布发泄对他人不满情绪的信息，严禁超越事态范围进行人肉搜索、人身攻击等行为。要加大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教育，培育网民的法治意识和底线意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各网络平台要牢固树立“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正确处理好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组织专门的队伍自查自纠，规范平台用户言行，履行好平台应有的社会责任。广大网民要了解相关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提升个人素养，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不盲从、不恶搞、不中伤，不搬弄是非、颠倒黑白、违法犯罪，做到文明上网、理性表达、遵纪守法。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同样是治理意识形态领域乱象的根本途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搞好意识形态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生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平衡的发展，解决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现实问题。一方面，通过高质量发展，将“蛋糕”做大，同时促进共同富裕，将“蛋糕”分好，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筑牢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程恩富、伍山林：《促进社会各阶层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思路》，《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2]李帅：《意识形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武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8期。[3]石镇平、刘雨：《谨防跌入西方“民粹主义批判”的话语陷阱》，《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7期。[4]汪亭友、吴深林：《美西方语境语义中的“民粹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分析》，《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3期。[5]阚道远：《警惕国际经济竞争中的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9期。①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7期。②参见联合国官方微博2017年1月17日发布的“声音2016”，https：//mhtbprolweibo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status/4062784469404257？③《带娃上班，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联合国谈“善治”》，https：//wwwhtbprolsohu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a/258370374_681048.2018年10月9日。④《诺曼底纪念日马克龙呼吁特朗普：接受普世价值，美国才会伟大》，https：//pagehtbprolomhtbprolqq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page/OYQJ3tT A_Bb_sH lX AbvF WQKg0.2019年6月7日。⑤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⑦《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政治经济学研究》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