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能过剩”是个伪命题

目前，一些美国政客和媒体频繁炒作“中国产能过剩”，声称中国新能源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并将这种指责扩展到更多工业品类。他们宣称中国通过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扰乱全球价格，严重冲击了世界市场，还将美国经济自身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产能过剩。此外，美国还对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开展国家安全风险审查，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等产品的关税，试图阻碍中国新能源产品的正常出口。这些措施实际上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竞争焦虑，也反映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双重标准。

从实际数据看，中国并不存在美西方所谓的“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的产能利用率稳定在76%左右，与美国的78%相近。截至2024年8月，中国产成品库存指数约为48，同样未触及50的警戒线，这进一步表明市场供需关系较为平衡。与此同时，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持续增长，2024年1—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5%。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增长明显，据国际能源署测算，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要达到4500万辆。这表明，当前的产能尚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中国新能源领域的产能并未过剩。

实际上，新兴产业中的产能超前建设是一种常见且有益的策略，有助于企业抢占市场份额并推动技术进步。在技术迭代迅速的新能源领域，企业在初期进行大量投资，旨在为未来的需求增长做好准备，短期内的超前建设为行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拓展，产能结构会逐步得到优化。尽管市场对新技术的接受可能存在滞后，但从长期来看，新技术领域的需求总体呈现扩张趋势。因此，将新能源领域的暂时性供需不平衡视为产能过剩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从参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的产能规模主要由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能会向那些在某一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集聚，以提升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这是市场规律的客观体现。近年来，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让全球消费者能够以较低价格购买到更优质的产品，这显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大优势。因此，将中国产品因性价比高而受到欢迎的市场现象认定为“中国输出过剩产能”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此外，国际贸易本质上是基于各国比较优势进行的分工合作，商品的出口和进口是正常现象。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在高技术产品上的出口优势被视为合理，但当中国进行类似出口时却遭遇“产能过剩”指责，这显然体现了美西方的不公正态度。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新能源领域已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忧。这些国家通过炒作“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的言论，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以保护其市场份额和霸权地位。实际上，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是一种政治宣传，是对以往“中国经济崩溃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的延续。这些指责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现实，“中国产能过剩”无疑是个伪命题。

积极应对所谓“中国产能过剩”

美西方对“中国产能过剩论”的炒作，延续了技术封锁等经济霸权主义的行径，成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新手段。这种行为对世界经济和人类可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危害，也对美国自身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国产能过剩论”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美西方国家对中国新能源产品施加高关税和国家安全审查，限制中国企业出口。这会加剧企业经济压力，还可能会影响相关产业链的稳定以及我国在全球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当然，这些措施也对美西方国家自身产生了不利影响。美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不可能有效解决自身经济问题，只会导致贸易摩擦升级，对美西方国家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技术创新能力造成损害。此外，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产能过剩论”阻碍了全球绿色转型的进程。美西方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污蔑行为，无疑阻碍了全球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这不仅损害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也可能拖延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绿色发展的进程。

面对美西方对“中国产能过剩论”的炒作，中国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减少这些指责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维护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此，中国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增强舆论主动，维护国际形象。中国需要积极应对美西方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舆论攻击，确保在国际舞台上掌握主动权。政府和行业应深入研究中国新能源领域的实际产能、市场需求及产业链情况，明确产能扩张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而非过度补贴。通过媒体、国际学术论坛、商会等渠道澄清误解，展示中国新能源产业对全球经济和环境的正面影响。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国际合作。中国应在顶层设计中注重国际产能合作的多元化，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合作平台，制定详细的国际产能合作规划，探索新型合作模式和路径。合理规划和组织重点项目，避免盲目投资和无序竞争，确保国际产能合作的高效利用。

第三，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强本地化经营。企业应学习跨国公司在目标市场的本土化经营经验，设立分支机构，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在本地化过程中，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树立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同时，企业应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预测，关注重点国家的产能合作风险，做到早知晓、早防控。

第四，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开拓国际市场。在国内，铺开充电桩等基础设施，拓展中小城市和乡镇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在国际市场方面，利用《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和美欧的绿色补贴政策，加大对发达国家市场的投资力度，同时积极拓展东盟及日韩市场。

第五，优化产能结构，健全补贴机制。我国应结合行业实际情况，调整产能发展计划。同时，优化补贴机制，确保补贴资金的有效使用，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和创新，加强补贴政策的科学性和透明性。通过合理调整产能和补贴政策，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提高全球竞争力。

（作者：毛其淋，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一鸣，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