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1关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主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报纸杂志、电视、书籍多有阐述，对我们深入理解这一主题很有帮助。有的学者从现代化视角进行阐述，在此过程中，笔者认为有些提法需要仔细研究。

有的人比较抽象地讲：“现代化是一种新的文明，是各国人民的期盼。”有的学者把现代化作为党百年奋斗的主题，谈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伟大复兴的历程，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主线。笔者认为，民族复兴是党百年奋斗的主题，如何实现民族复兴是探索正确道路的问题。把实现民族复兴和实现现代化放在一起，说成是党百年奋斗的主题，是欠准确的。

党中央的一贯观点都是讲：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在这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义勇军进行曲》才唱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而为实现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如果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党百年奋斗的主题，混淆了主题和道路界限，那就游离或者说弱化了民族复兴的主题。所以，还是要讲一个主题，不宜讲两个主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关涉民族复兴的大问题，因为没有现代化，民族复兴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这是历史的逻辑，理论的逻辑。如果在旧中国，我们不讲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讲民族复兴这个主题，而去讲实现现代化，能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吗？

我们当然要讲现代化，但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中心任务。1959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的谈话中曾指出：“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3]4195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同秘鲁议员团的讲话中也指出：“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3]72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成为直接的奋斗目标。

关于现代化，我们应当承认，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社会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是一种新的文明，也是人们的期盼。但是，现代化是一个中性词。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从此，现代化就有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分。所以，我们不能抽象地讲现代化，不能混淆两种性质不同的现代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资本主义现代化，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它是一种新的剥削制度。马克思对早期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过精辟分析，他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恩格斯在论及欧洲一些国家大工业发展时也说道：“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5]实践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从中国掠地、掠物、掠财，便是有力证明。即使是在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已进入发达阶段，但它依然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仍然制约着它的发展，所以它无法克服经济危机，克服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到处兴风作浪、横行于世，破坏世界和平，打压发展中国家，继续称霸世界，新的弊端和衰微已日益显现。这种现代化，当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为之奋斗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是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化，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就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14，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新”就“新”在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6]。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讲现代化。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表述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7]64，我们应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可以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的一段话来加以理解。该决议提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7]64。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2月7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8]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从理论上说、从文明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两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我们宣传新道路，既要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又要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和最终成效。它不是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是更加鲜明地显示其与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在国内特别是学校的思政课教学中，既要讲新道路，更要讲它的实质。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地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囯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23-24，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有学者清醒地指出：“谈及中国式现代化，一些国内外学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它是一种非民主式的现代化，是‘威权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民主的现代化。”[9]这些国内外学者根本不明白，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是“威权主义”“极权主义”。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一党私利，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上述那种观点是以错误的政党观来评价中国共产党。

理解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还有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有一个提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10]13为何有两个主题的提法呢？笔者认为，这是从不同领域和不同视角讲的。从内涵上看，一个是从民族复兴的视角讲的，一个是从民族复兴的道路视角讲的；从时间上看，一个是从百年奋斗的主题讲的，一个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讲的。实现民族复兴，要有科学正确的道路，道路错了，民族复兴就无法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历史性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因为我们党的理论与实践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发展、完善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使我国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就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在高校进行民族复兴主题教育，需要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结合起来。只讲正面、不讲反面，不利于学生从比较中辨析真伪。尽管有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说不是当下讲的，但也需要学生明辨清除其影响。如有学者曾否认20世纪中国革命的必然性，“指责中国选择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造成了‘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还说革命“是一种单纯破坏的力量”，说高举民主科学旗帜的五四运动“造成了历史的断裂，即从所谓‘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走上了‘以俄为师的歧路’”，甚至认为“1978年以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是一部荒唐史’”[11]。对于这种以审视为名、行否定之实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以事实为据进行理论辨析，使学生在对比中明辨是非，从而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增强对党的正确认识。

在讲民族复兴和现代化问题时，还有学者认为：“尽管洋务运动夭折、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命运，但都是以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的努力和尝试，都在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路途上留下了脚印。”这个论述是值得商榷的。根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1年版)教材论述，洋务运动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12]54。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对早期中国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某些促进作用，但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作者把洋务运动的作用说成是推动民族复兴，显然与教材的评价大相径庭。对洋务运动的这种评价，显然是扭曲了公认的历史评价。

关于戊戌变法，教材上说：“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12]58教材评价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12]62-63。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戊戌变法能否被称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努力和尝试，值得商榷。

关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教材上说：“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座里程碑”[12]79-80。其意义是：“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2]80-81。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民族复兴的一座里程碑。

概言之，在民族复兴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科学准确的评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项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3]18。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 现在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该怎么理解呢？

关于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决定社会性质的经济制度，可称作基本经济制度；一种认为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规范性，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制度，也可称作基本经济制度。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和坚持的是前一种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无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15]62由此，他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经济显然不能决定我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因此，有的同志不大理解为什么把作为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那么，对此应怎样理解呢？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确实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它不具有社会性质的规定性，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一般，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创造性发展，摆脱了过去人们认为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固有观念。但是，市场经济的运行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世上根本不存在离开一定社会制度的市场经济。所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中央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16] 由此而言，市场经济便是一种经济制度了。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起长期性、稳定性、规范性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将其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有一定道理。对此要作一点具体分析。作为基本经济制度，毫无疑问，它是起着长期性、稳定性、规范性的作用，但是并非起着这“三性”作用的经济制度就一定是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种笼统定性内涵不清晰，因而欠周延。

笔者的理解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它不仅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而且在诸多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个体、私营、外资等)中，在所有制领域，它是基本的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诸多分配领域的制度(如个体劳动所得、合伙经营所得、在私企外企打工所得)中，它是基本的分配制度，也可称作分配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一个社会中，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那么，何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最基本的呢？在我国，我们认定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为资源配置方式中的基本经济制度。简言之，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说，在所有制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资源配置方式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种基本经济制度并列提出，因为它们是三个不同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但这并不表明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完全并列的。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17]这种一定的生产关系，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18]5他特别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18]5这一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23日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出的。这里讲的基本经济制度指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如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能否用习近平总书记上述重要讲话来套用这两个基本经济制度呢？显然是不能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它不能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性质。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同样也不能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性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决定分配。正因为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所以才有按劳分配为主体。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是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进行资源配置的，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决定性作用体现在资源配置方面，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尤其是不能把市场经济带入到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

综上，三项基本经济制度虽并列提出，但就其关系而言并不是割裂的。提升后两者为基本经济制度，是告诉我们要坚定地、更加自觉地、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两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两项基本经济制度不是措施性的制度，而是起着规范性、稳定性、基础性的经济制度。

三项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解开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市场经济提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还有一个提法值得研究，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对其他领域制度建设及国家治理效能有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其他两项则不好这样说，市场经济只是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三、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19]53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提出的“时代命题”，彰显了中国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不懈努力和大国担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囯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60国内外学界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学者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思想进行论证，也有学者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进行追根溯源。联系这些思想并汲取其中的精华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这一重大命题。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是直接从这些思想出发的。任何思想理念的产生和提出，都是为了回答实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时代之问”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世纪之问”。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这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测的因素也在增多，国际关系中的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冷战思维、强权政治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所发展。全球贫富差距过大、分化严重，“逆全球化”思潮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有序发展。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病、全球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持续蔓延。这些层出不穷的挑战和风险，使全世界人民既充满期待，又深感困惑。在世界面临关键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怎么办？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共建共赢还是搞单边主义，是对抗还是对话，是恶性竞争、兵戎相见还是友好合作、求同存异？“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20]对这一“世纪之问”，必须予以科学正确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回答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期待：“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19]539

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我国外交战略提出来的。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为强劲。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19]481，世界各国兴衰相伴、祸福相依、安危与共。面对世界风险挑战，任何一国都不能独善其身。我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9]42。我们要发挥大国外交的积极作用，要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人民谋幸福的生动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我国外交的总目标，是我国自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来对外工作基本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正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发展的时代相适应，与当今的国际潮流相适应，凝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它一经提出，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赏。

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由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际地位所决定的。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世纪之问”，表明中国具备了相应的主客观条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吸引着期盼过上美好生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中国为了世界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赢得了广泛和高度的赞誉。中国有能力、有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7]61。

四是要准确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绿色通道”，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实践。马克思讲的“自由人联合体”，实际上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绿色通道”，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医疗、交通运输等部门设置的手续简单、安全快捷的通道，泛指简便、安全、快捷的途径或渠道”[21]。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艰巨、长远的历史过程，需要若干代人披荆斩棘地艰苦奋斗，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再百折不挠地继续接力奋斗，方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怎么能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便捷的“绿色通道”呢？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实践，则完全混淆了我国外交战略总目标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界限。

还有学者认为，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大变革，从而为人类迈向共产主义提供历史动力。其理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能做到求同存异，而且能做到聚同化异。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大辞典》的解释，生产方式又称“社会生产方式”，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划分社会形态的基本标志[22]。当今世界基本上是两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可以理解为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变革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而为人类迈向共产主义提供历史动力。我们应当承认，人类有许多共同价值，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并且有共同利益，因此，在一些领域和一些问题上，能够求同存异，也可以聚同化异。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上，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则难以聚同化异。如果能，岂不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可以趋同了吗？！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岂不是过时了吗？！所以，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哪些能做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哪些不能，否则，就会陷入趋同论的泥沼。

学界还有一种看法，即从“人类”的类属性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说人类是互爱的人类，人与人之间不仅只有利己的动机，还有利他的精神。有学者还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类特性的观点：“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23]，进而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于人类性问题的时代回答，是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的概念体系的内涵延伸。有学者还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人类”指的是马克思所述的人的“类本质”属性，因此以人性为基础才能阐发命运性。而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笔下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拓展。这个观点不准确之处在于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性为基础，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是划分为阶级的，不讲阶级性，用人性来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科学的。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我们一定要正确阐发。从理论上说，它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战略，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总目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世界治理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从实践上说，它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了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理论与实践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世界潮流的鲜明旗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2]6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新时代党中央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断和理念，几乎在党的重要文献中都有论及。如在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24]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八个明确”，其一便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0]16 党的十九大新修订的党章，在总纲部分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0]78 2018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了宪法总纲。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并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13]6。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不仅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且还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1]11。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八个明确”拓展为“十个明确”，第一个明确便是重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7]24。此外，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其他重要讲话及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论断。这里比较多地列举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断，是想说明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对这一关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命运所在的问题，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万万不可动摇。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恰恰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还存在着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纠正的问题。如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对党中央重大决策和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因此，党中央一再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丢掉了党的坚强领导，就丢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丢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我们从理论上一定要明白，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现在诸多方面，在经济领域体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文化领域体现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领域体现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制度。但是，这些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东西，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我们决不搞西方鼓吹的那种“多党轮替”“三权鼎立”的国家制度。因为那是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统治制度。西方一些政客攻击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搞“一党专政”“不民主”，是与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其实，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西方所谓的“多党轮替”是为了调节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并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谓“三权鼎立”是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种形式，立法是为了维护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执法、司法也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因此，从根本上说，西方的国家制度才是名副其实的一权统治。

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不与其他阶级分掌政权是“一党专政”，这是对党的领导的实质性的歪曲。党的领导是什么？是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当家作主的伟大实践，为人民谋幸福。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私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为之奋斗的目标。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共产党员违背党的宗旨、追求个人私利、腐化堕落，那是党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党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铲除腐败毒瘤，打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也验证了这一点。不能把个别党员、少数党员的堕落归结成整个党。我们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面临着多方面的考验。因此，也有为获取政治利益入党的投机者，以及因个人主义的膨胀而跌入错误泥潭者，对这些败坏党的形象与威信的叛逆者，当然要予以铲除。但是，在当今国内外环境下，要做到完全避免这些问题是很难的，所以要全面从严治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政治纪律，遏制、纠正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保证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得到坚决贯彻。

要从思想上真正解决坚持党的领导问题，还要解决一个思想困惑问题。常言道：“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但这一谚语用在共产党的身上就不对了。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面临的“四种”危险也将长期存在，置于这种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保持绝对的纯洁是难以做到的，但是能够做到保障全党主体的纯洁性。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18]589，“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18]590。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4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25]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自我革命？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26]86-87。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7]1。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26]19，而这个理想信念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此党推动惩治腐败才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决心。

党勇于自我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党植根于人民，能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1945年7月，黄炎培去延安，在与毛主席的谈话中，他提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27]黄炎培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对此，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7]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1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人民进行自我革命，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历史性课题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时代，我们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25]

概言之，坚持党的领导，能够通过自我革命克服党内存在的弊端，归根到底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但是，坚守党的性质和宗旨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忘记初心，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就有变质变色的可能性。所以党中央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一切错误思潮的侵蚀。苏东剧变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一定要牢记和警觉。

坚持党的领导，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要真正做到全面从严治党，有效做到“两个维护”，扎扎实实、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战略、基本方针。对于“两个维护”，国内外敌对势力污蔑歪曲，认为是树立个人权威、搞个人迷信。实际上，一个党、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必须有一个核心，才能做到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党核心，才做到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没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就没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和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个人迷信是对领导的盲目崇拜，这和正确发挥领袖的核心作用不是一回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美好祖国的建设，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要靠青年一代的持续奋斗。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因此，青年学生一定要学好、掌握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绽放青春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