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处于危机周期的当下，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从发生逻辑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是在金融资本帝国体系下后发国家向西方学习现代化无果，转向马克思主义、新型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的结果；从实践成就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利用国际生产力、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推动工业化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绿色发展、推动世界和平的制度功能。从世界大变局时代对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解答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实践具有稳定世界经济、推动新自由主义道路转向、发展和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成的，不能只从中国自身内部出发加以理解。

在世界古代史中，欧亚大陆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地处亚洲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诸多大一统封建王朝，因而又是欧亚大陆的重心。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成就巨大，尤其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内阁制、郡县制、科举制、文官制等。古代中国尽量把血缘关系从公共权力体系中剥离，较早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实现了较为长久的和平，也实现了民族融合。在此基础上，古代中国实际上支撑起了相对发达的内部贸易，推动了世界商业发展，这实际上也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一个重要动因。例如，元朝打通了欧亚大陆的贸易。

与此同时，在西方落后边陲，在西欧大陆产生了一个新的历史主体，即金融资本。年鉴史学派的布罗代尔、世界体系理论的阿里吉，都把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追溯到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生。金融资本是理解世界经济、世界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如果没有这个概念，那对资本主义史、近代世界历史的理解都会陷入抽象。

《资本论》阐述了这样的逻辑：从商品开始，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又转化为资本，资本又转化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这三种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相互融合，进而产生势力庞大的大货币垄断资本，这就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的“总资本”。金融资本产生后，又有能力融合地产、港口、码头、石油、矿山、森林等。随着进一步发展壮大，金融资本还有能力支配国债和公共信用以及公共部门。所谓资本主义的起源，就是西方最先形成金融资本这个主体。布罗代尔认为在印度、中国，与工场手工业相联系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及从事货币汇兑的银行等都存在片面的资本形式。但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即金融资本的产生却最先发生在西方。我们在理解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时候，不能仅着眼于技术、工业革命、分工或生产力，也需要追溯真正支配这些内容的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为什么没有首先诞生在东方比较发达的古代中国或其他地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问题。正是东方帝国比较发达，遏制资本垄断融合、遏制片面的资本形式上升为总资本的能力较强，因而就不容易产生作为支配生产关系的总资本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起源于欧亚大陆中落后的边陲地带，这再次证明了历史不是线性演化的，而是有可能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率先发生历史的质变和突破。这一规律后来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再次表现出来。

在西方率先产生的金融资本虽一开始绝对势力不大，但活动能力、机动性很强。这是一个不同于野蛮民族、军事官僚贵族的主体。金融资本融合产业、商业、银行、信用、地产、国债、公共部门、暴力机器，推动了商业革命、产业革命、世界市场革命，也以殖民主义方式打破了旧的地区共同体，在对立的形式上实现了联合，在旧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基础上实现了联合。金融资本主义积累中心从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到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到英国、美国，再到美日欧联合的金融资本，势力越来越大，对生产、流通、信用、世界分工和世界市场支配能力越来越大。金融资本在其现实性上是一个支配全球的“帝国”。

西方金融资本帝国能够支配落后国家的产业、商业、银行、地产、国债、财政，甚至国家机器。在工业革命前，西方的金融资本帝国还没有能力肢解东方的帝国，尤其是古代中国，如明、清。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东方几个大帝国都被西方金融资本帝国肢解了。在金融资本帝国渗透、瓦解之下，古老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中的旧势力成为西方金融资本帝国的代理人。这就是1840年尤其是1895年之后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历史。

西方金融资本与后发国家的金融贵族、土地贵族、军事官僚贵族相结合，成为金融资本帝国时代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不仅中国是这样，第三世界很多国家都这样，如今天的拉美、南亚、中东、非洲等不少国家。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及其在当地的代理势力，如从旧制度遗传下来的旧土地贵族、军事官僚势力等，是活跃在第三世界国家、阻碍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结构性力量，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是受压迫的阶级。

近代中国洋务派、立宪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没能革除官僚买办资本、土地贵族、军阀势力，都没有能力突破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本这三种势力的结合，都没有力量解决阻碍现代化的制度症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在内的劳动者的处境没有根本改变。目前世界上还有相当多国家仍处于三种势力结合形成的制度症结之中。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终于发现，破除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制度症结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后发国家相结合的道路是由列宁开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的民主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现代化道路从此有了一个主心骨，有了一面旗帜。孙中山到晚年也意识到需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提出新三民主义。那时，国共合作、北伐与大革命如火如荼。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右翼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又开始寻求新的道路，逐渐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设根据地，做更艰苦的组织工作，组织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民众的大联合。最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消除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制度症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伟大建党精神，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是在什么道路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新时代更加不能遗忘。对此，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出发进行理解。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发生在不同时空条件下。西方金融资本及其主导的现代化发生在近代历史早期，在欧亚大陆边陲地带，发生于东方大帝国还处于鼎盛时期的中世纪晚期，是通过金融资本与国家机器的结合、对外殖民扩张方式生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发生在金融资本帝国时代，发生在金融资本帝国已经支配世界经济体系，且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像西方那样走上金融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道路之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果。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制度上不同于西方金融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首先，中国的土地制度建立在消除土地所有权私人垄断的基础上，实行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这跟印度、拉美到处都是大地产不同。地租尤其绝对地租是一种寄生性收入，不仅马克思，而且斯密、李嘉图等都把矛头指向土地贵族。隐含在社会现代化制度中的土地贵族，使现代化的制度成本高昂，因为在每一笔生产和贸易中，土地贵族都要征收一笔地租，养活一个寄生阶层，从根本上阻碍了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成本相对较低，我们的土地国有、土地集体所有，最大限度保障了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资本主义时代土地所有权的私人垄断有两个属性：一是寄生性，二是被动性。寄生性就是并不创造财富，被动性就是社会越进步，地租反而越增加，土地所有者从生产中拿走的财富越来越多。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土地私有权的地租收入是对财富的截留，这种分配既不利于工人阶级改善生活，也不利于产业资本家改进生产，不利于资本扩大再生产、推动分工、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土地私有化，这是西方现代化给出的方案，如果土地私有化，那么后发国家现代化制度成本会非常大。其次，一系列战略产业是由公有制经济支配的，如国家电网，高铁、航空航天等。再次，大银行的国有制。银行实际上是为居民、产业资本的货币业务等提供公共服务的。银行经营的是社会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枢纽。银行尤其是大银行不应私有化。在西方国家，银行是由金融家支配的，金融家把银行这一信用机构当作剥夺社会的工具。我国银行制度主体是公有制。马克思非常注重银行国有化，《共产党宣言》就提出了银行国有化的纲领。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把银行国有化。最后，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媒体这些领域具有公共服务、公共保障性质，也应由公有制经济主导，而不能由金融资本支配。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制度上不同于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现代化。要破除阻碍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就必须变革国家形态，要有一个积极能动、能够把社会组织联合起来的国家。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执行最小社会公共职能，作为金融资本的守夜人。那种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理念下的消极国家，是没有能力、意志和愿望对抗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的。要改变金融资本、金融寡头对生产关系的支配，必须要有一种新型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与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能动性更强的国家形态。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在意识形态制度上不同于西方金融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意识形态制度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撇开生产关系而把所有人作为抽象的理性人来看待，把金融家和失业者都作为抽象的理性人同等保护起来，同时又把私有权、金融寡头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金融资本剥夺社会的权力作为个人的天赋人权保护起来。在自由主义看来，公平正义指的就是契约精神。但是，金融资本恰恰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确立了剥夺性积累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制度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联系着生产关系来分析具体的自由，认为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才能使个人获得现实的自由；只有改变金融寡头基于生产关系支配的剥夺性积累，只有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现代化，才能推动人类自由发展到新阶段。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后发制度优势。西方现代化制度是在金融资本与旧制度的妥协中建立起来的，存在着大量新旧贵族、寄生阶层对社会制度的支配，而中国的现代化制度建立在彻底的新型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消除了金融贵族、土地贵族和军事官僚势力，消除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制度症结。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具体形式，更适合后发国家的实际，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更公平、更正义，更代表人类历史前进方向。

中国现代化内蕴的制度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推进现代化的能力更强、成本更低、质量更高、前途更广。具体说来，中国式现代化有能力吸收国际生产力，有能力更好发挥市场作用，有能力推动现代化持续、快速发展，有能力实现共同富裕，有能力实现生态绿色发展，有能力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有能力吸收国际生产力。我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吸收和利用国际生产力的能力，比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更先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在“两个平行市场”基础上。苏联一开始是“不开放”，后来一“开放”又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俄罗斯经过艰难矫正，仍处于低度发展的境况。而我们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培育一批有能力适应国际竞争、有能力跟跨国公司竞争的世界一流的国有企业，有能力有信心跟跨国公司打交道。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有能力更好利用多种经济成分，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西方市场是金融资本支配的，配置资源固然是其功能，但这种配置主要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市场看成进行资源配置的场所，但西方市场同时是金融资本对中小资本、一般职能资本、工薪阶层进行剥夺的场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市场中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剥夺遮盖起来，假设这种剥夺不存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假设不存在的东西，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可以“真实不存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型假设垄断、剥夺在市场中不存在，这不符合金融资本主义的事实，倒是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事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能更好地在国家规划下、在公有制经济主导下发挥配置资源作用，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市场越来越表现出其剥夺社会的一面，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下，市场却可以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这个辩证法是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意想不到的。然而，只要把金融资本主义的剥夺逻辑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逻辑加以比较，这种辩证法就是自然而然的。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之一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认为，斯密的自由竞争模型在中国比在西方更接近现实。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有能力推动现代化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我们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这种图景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是看不到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新中国可以把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完全转化为生产资料的投资，把经济剩余从寄生阶级及其仆役阶层的非生产性消费中节省出来，运用于生产投资，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无法做到的，例如，拉美国家剩余产品由金融贵族、土地贵族来支配，剩余产品首先要满足寄生阶层及其仆役阶级的消费，然后才能有一部分转化为投资基金。社会化大生产、大工业需要整体布局规划，我国中长期规划、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等一系列战略规划可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重工业基本为零。后来我国从苏联引进156个工业项目，很快初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尤其是后来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带动了各种材料行业。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和十年前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十四亿多人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城镇化率提高十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七。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一万亿元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有能力实现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没有能力避免两极分化。金融资本的积累主要有三个逻辑：一是生产性积累；二是剥夺性积累；三是生产性积累向剥夺性积累日益偏移的规律，剥夺性积累成为主导性积累的逻辑，这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制造业成本增加，工薪阶层相对和绝对贫困化。金融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工薪阶层的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向绝对贫困的发展，是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必然结果。今天西方工薪阶级处境相对困难，这不是因为西方不发达，而是因为生产力没有转化为社会福利，反而变成剥夺社会的工具。中国式现代化有能力消灭贫困，实现劳有所得、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中，“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8.2岁，工薪阶层、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待遇发生实质性变化。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承诺”，这个承诺只能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之下才能兑现。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有能力实现生态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使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西方国家是“先发展后治理”，中国本着“边发展边治理”的理念。西方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情况下，很多纷纷收回了关于生态环保的一些理念和政策承诺。现在世界上中国是在认真走绿色发展保护生态路径的。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担负的时代使命，是对人类的贡献。进入新时代，我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环境保护上取得了长足进展。2022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概括了中国在生态环保上取得的成就：一是，空气质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空气质量指标PM2.5，也就是细颗粒物全国的平均浓度从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到了2020年的33微克/立方米，进一步降到了去年的30微克/立方米，历史性达到了世卫组织第一阶段过渡值。优良天数比率2021年达到了87.5%，比2015年增长了6.3个百分点，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根据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报道，2013年到2020年这7年，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幅度相当于美国《清洁空气法案》启动实施以来30多年的改善幅度。二是，水环境质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10年，我们I—III类优良水体断面比例提升了23.3个百分点，达到了84.9%，我们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也得到了有效保障。三是，土壤环境质量发生了基础性变化。这些年我们出台了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开展了全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详查，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应该说，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有能力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西方国家不断爆发周期性危机，而且要不断通过对外输出危机、引发国际矛盾等来渡过危机，这是西方现代化道路历史中常见的现象。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稳定世界经济、推动全球化在更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运行的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将为稳定世界经济、推动新自由主义道路转向、发展和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推动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新动力。

当下西方世界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金融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必然会从经济上升期转入下降期，导致危机日益深化。金融资本积累的第一个逻辑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即金融资本也能推动生产的革命、流通的革命、信用的革命，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全球化发展，尤其是战后金融资本推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深入发展，这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第二个逻辑是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通过技术专利权、定价权、金融地产、股票市场的投机、支配国债、支配国家的公共财政、支配货币发行权等来直接来剥夺社会。第三个逻辑是生产性积累向剥夺性积累日益偏移。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能力越强，那么其剥夺性能力会更强。金融资本的趋势是剥夺性积累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剥夺能力越来越系统化，各方面剥夺能力互相配合、支撑越来越强。金融资本越发达，其剥夺能力越强，工薪阶层被剥夺的机会和可能性途径越多。剥夺性积累就成为金融资本的主导性积累方式。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制造业的成本增加、工薪阶层的贫困化。工薪阶层从相对贫困向绝对贫困发展，这是今天西方的现实。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新寄生阶级、新仆役阶级越来越多。新仆役阶级是为金融寡头的奢侈性消费提供劳动和服务的阶级，例如，在赌场、赛马场、高尔夫球场提供服务的劳动者。西方有一些左翼学者把金融资本主导的金字塔社会叫作“新封建社会”，也有学者用“僵尸资本主义”来形容，即日益庞大的剥夺阶级、寄生阶级、新仆役阶级需要不断从工薪阶层中吸取财富，才能维持这个庞大集团不断膨胀的欲望。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遇到了危机的自我强化机制。西方市场经济是由金融寡头主导，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支配的市场经济。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西方一系列危机，如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生产过剩的危机、利润率下降的危机、金融市场上的债务通缩危机。面对债务通缩危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的药方就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滞胀危机。滞涨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过一次。后来，西方依靠跨国公司乃至全球化、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瓦解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扩大世界市场暂时渡过了危机。但2008年之后滞胀危机再度发生，进一步导致工薪阶层贫困化，阶级危机、政治危机加剧。面对底层民众的愤怒，为重建国内政治共识，西方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毒瘤”即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替代自由主义人权政治，获得了一些大金融寡头和部分民众支持，推行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破坏了二战之后西方金融资本帝国建立的全球制度框架。

美国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即修正美国所制定规则的国家。美国把中国锁定为头号战略对手，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美国认为真正能够挑战美国秩序的是中国。中国的体量庞大，发展速度快，是一个有独立制度基础的现代化模式国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西方新自由主义及西方给苏联休克疗法设计的那一套制度来运行。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了制度基础，有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能力，参与世界治理的能力也更强。

对当下西方世界的变局及其与新时代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做了客观的评估和冷静的应对安排：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要发扬斗争精神，展现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发扬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要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在西方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实践彰显了更广泛、更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为稳定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在新时代，我们要以更积极的姿态迎接全球化。我们主要是做好自己，但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有企业可以实现低廉的制度成本和优质服务，以价廉物美的产品来参与世界市场竞争。根据海关总署公布海关进出口数据，2022年1月至5月我国汽车共出口108万辆，同比增长高达43%，今年5月汽车月度出口达23万辆，同比增长35%，我国汽车出口量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今年5月出口量排名第一的国产车企是上汽集团。我国目前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未来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开放，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打造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为推动新自由主义道路转向注入新动力。自由主义典型逻辑是认为每个人本性都是理性人，与理性人相适应的就是确立自由的产权、自由的人格、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交往、自由的契约等。相对于封建制、等级制、身份制，这是进步的。自由主义在理性基础上确立人人平等的观念，把每个人都看作一样的，把财产权当作人权来保护，完全看不到包含在财产关系中的社会矛盾，它把金融寡头对工薪阶层剥夺而来的财产和每个人的工资收入同等保护起来，认为保护金融寡头剥夺性积累的权力就是保护人权。自由主义主要反对契约之外的强制和剥夺，但它完全不能分析包含在契约关系中的强制和剥夺，不反对金融资本运行于契约关系之中的强制和剥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缺陷，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新中国对科学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的成功实践，必将进一步推动对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反思和超越。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为在21世纪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新动力。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实践和发展。社会主义所要跨越的资本主义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金融资本帝国的世界体系。“这个跨越”首先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取得政权，其次，再推动现代化，追赶发达国家，进而越来越接近战略均势，最后，遭遇战略围剿。突破这个战略围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世界的希望就在这。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超越金融资本帝国，而公有制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也为在21世纪金融资本帝国大变局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复兴，提供了方向和路标。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注入新动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吸收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为中国传统优秀制度文明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实践主体。古代中国很早就实行了中央集权下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用科举制把知识分子吸收到国家治理中来，这在其他国家的古代史中都是没有的。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特点是国家比较强，公权力比较强，公法比较强，中世纪欧洲的国家制度没法与之相比。西方文明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公权力比较弱，因而没有办法遏制金融资本。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古代政体的一些优秀因素，建立并逐步完善具有驾驭金融资本能力的国家政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个鲜明特征。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为开辟人类新文明形态注入了新动力。中国道路体现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但以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革命夺取政权、实现追赶型现代化、获得生存权等。现在社会主义吸收了市场经济的制度要素、吸收了东方制度文明的优秀成分，其引领人类文明的制度潜能日益发挥出来，而金融资本阻碍人类发展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在此背景下，思考和阐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引领人类文明的意义，就有了必然性和现实性。

从发生逻辑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是在金融资本帝国体系下后发国家向西方学习现代化无果，转向马克思主义、新型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的结果；从实践成就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利用国际生产力、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推动工业化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绿色发展、推动世界和平的制度功能。从世界大变局时代对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解答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实践具有稳定世界经济、推动新自由主义道路转向、发展和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就需要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高度自觉地理解和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10期）

【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