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是，十年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今天“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

张维迎先生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让我们认为“中国是低人一等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比想象的少”；“意识形态约束影响国有企业卖出好价格”；“没建立好的私有产权制度是中国教育最大失败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回答为什么改革，无力回答如何进行”等观点，正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确实“存在不少挑战”。

张维迎先生观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中国、印度都被定义为野蛮和半野蛮的民族。在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我们也就自认为，中国是低人一等的，是未开放的，是野蛮的，是非理性的，是非科学的，是专制主义的。”（第7页）

笔者的商榷反驳：

习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1】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野蛮轰开中国大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马克思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从1853年5月至1862年7月撰写刊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有关中国的18篇，如《英中冲突》《鸦片贸易史》《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国纪事》等，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并且坚信，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没有任何势力能充当中国的“拯救者”和“保护人”，中国“这块活的化石”正面临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西方列强运来的“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2】。

为扭转对华的贸易逆差，英国殖民主义者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鸦片麻醉剂，1800年输入2000箱，而1834年达近2万箱，1837年高达3.9万箱，以致“上至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3】。愈演愈烈的鸦片贸易犹如洪水猛兽，导致金银大量外流、国家财政危机、经济濒临崩溃。但是，张维迎先生无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与百年耻辱，极端错误地认为“列强最初来的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或许就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可能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4】。同时，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中国、印度都被定义为野蛮和半野蛮的民族。在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我们也就自认为，中国是低人一等的”，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诋毁。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同情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和屈辱，科学评价义和团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和历史作用，热情支持中国人民为抵御列强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反抗封建压迫、争取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对中国革命寄予殷切期望，必将对欧洲革命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满怀深情地预言：“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整个亚洲将升起历史新纪元的曙光”【5】。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用大量的篇幅对西方媒体散布的谣言逐条予以批驳，中国人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因此“中国人的雄辩”、“显然无懈可击”；“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6】。

张维迎先生无视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引起网友愤慨“对于张维迎之流胡扯最好的批驳，就是澄清相关历史事实。这些年，中国公共知识领域流传的伪知识太多了。某些掌握了话语权力和传媒渠道的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张维迎先生无视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的高度肯定、无视对中国革命寄予殷切期望与热情支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将中国定义为野蛮和半野蛮的民族”，更令每一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义愤填膺，深刻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依然存在，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就始终存在。……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警惕、抵制和及时回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时刻保持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8】。

张维迎先生观点：

“人类好多利益冲突被我们夸大了，这种夸大有的出于无知，有的是因为无耻。有思想者把人类的冲突都归结于不可协调的阶级矛盾，最后将一切都归于斗、斗、斗。我们应该看到，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比想象的少，好多利益冲突是发生在工人内部，而不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第123页）

笔者的商榷反驳：

张维迎先生较多使用“无知”与“无耻”，在《理念的力量》中更以专章阐释：“人祸”之所以产生，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无知，第二个是我们的无耻。并将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视为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自上而下实行“计划经济”，明显有失偏颇。

尤其，无视中国财富基尼系数远超0.4警戒线，“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后，2020年疫情冲击再度升至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9】。更无视“中国前1%的家庭拥有全社会财富的17.1%；前10%的家庭拥有全社会财富的49%；前20%的家庭拥有全社会财富的64.5%；前40%的家庭拥有全社会财富的82.6%；最后20%的家庭拥有的全社会财富只有2.3%”【10】。

如上极为突出的贫富差距差异，来源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还是“工人内部”？可以进一步剖析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排名前1%的居民有可能有工人阶级吗？202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名榜公布，前100名全部为企业家群体，无不属于资本家阶级。与此同时，我们虽然“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但是依然有6亿人口月收入1000元以下。而数字经济去劳动关系化，灵活就业群体日益庞大，超时劳动现象突出，1076万高校生就业签约率15.4%，16-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17.9%。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11】。当前的高校生就业难、青年失业率高不仅受三年疫情影响，更要深刻认识到资本主导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产生的技术挤压，尤其高度重视“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的内在规律。但是，张维迎先生无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认为利益冲突多是发生在工人内部。我们未能找到工人内部产生的利益冲突，我们只敬重工人阶级对中国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

习总书记指出：“不能瞧不起产业工人，一定要看实际贡献！我们这些年一步一个脚印，真正在添砖加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厦的人，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12】。百年前的工人，是受剥削最严重的，也是在中国革命中最英勇的。今天，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工农联盟理应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理应获得劳动就业权、劳动保障权、劳动获得权，理应抵制以资本为主导对劳动的技术挤压，理应使人工智能成为获得“劳动解放”走向高质量就业的智能推动，理应使数字经济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技术支撑。尤其，智能时代人类面对“资本主义向更深层次异化与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分岔路口【13】，理应有更多的企业家如刘强东一样提出“共产主义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实现”（见视频链接：刘强东《共产主义就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云管书视频号，2022年10月24日）。

尤其，我们更为期盼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张维迎先生基于资本的“资本家阶级”，只有社会主义基于职业的“企业家群体”，这个群体能够如马克思17岁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14】。

张维迎先生观点：

“意识形态约束制约中国改革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我们可以公开讨论国有企业如何改革，谁也不能用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摆在桌面上，最后形成一个包含目标和实施步骤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国有企业就可以卖出好价格，无论改制前还是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都可以大大减少。但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国有企业改革只能由地方政府偷偷摸摸地进行，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反倒没有办法避免。”（第133页）

笔者的商榷反驳：

习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5】。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张维迎先生以“自我中心”、“为钱正名”、“私有资本”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定是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过程中，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如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理直气壮地约束着中国改革，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因为中国改革是受“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约束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以“做强做优做大”而绝非“搞小搞垮搞没”为目标方向的。无需质疑，张维迎先生将“国有企业就可以卖出好价格”的目标导向是错误的，“改制前还是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都可以大大减少”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国有资产不允许流失！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6】，“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7】。苏联亡党、亡国的最重要原因便是放弃意识形态主导权，赫鲁晓夫思想文化领域“解冻”政策，勃列日涅夫思想理论工作的“官僚化”，戈尔巴乔夫精致利己主义最终摧毁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成为我们必须吸取的经验教训。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8】。但是，张维迎先生却试图将意识形态抛于国有企业改革之外，无视“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亡成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导向，即“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国有企业改革须臾不能离开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如果像张维迎们那种违背国企改革“三个有利于”价值导向的意见“摆在桌面上”，那就理所当然地必须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

意识形态是立国之本、政党之魂、文化之核，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基础性权力，是国家权力结构中最容易忽视又最不能忽视的组成部分，是保障国家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基本文化权力。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19】。张维迎先生试图回避意识形态的国家基础权力，将国企改革置于无意识形态环境中，聚焦“卖出好价格”，不仅违背了国企改革“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导向，更违背意识形态国家基础权力的政治常识。

尤其，张维迎先生将思想归入市场，认为“理念从哪里来的？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观点、信仰、理念、思想、主张之间平等和自由的竞争”【20】。原来张维迎的所谓“思想理念”都是市场买卖的产物？这完全违背了一个基本常识，即“市场，指买卖商品的场所，把货物的买主和卖主正式组织在一起进行交易的地方”，而“不同观点、信仰、理念、思想、主张”不是市场买卖的商品，也不存在“平等和自由竞争”的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观点、理念、思想、主张”必然具有主导性，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必然被“警惕、抵制和及时回击”。

张维迎先生观点：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在哪里？不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创造性，消灭了他们的好奇心，最大的失败是使人变得虚伪，说假话不再脸红！为什么？就是因为没建立一个好的私有产权制度。很多地方，总在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却很难看到做为人民服务的事。”（第121页）

笔者的商榷反驳：

私有产权是指财产权利完全界定给个人行使，因私有产权具有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让渡性，私有产权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与市场运行机制构成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其生产目标是厂商利润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但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21】。私有产权制度使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大多数人一无所有，迫于生存而劳作，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难以发挥。由此，产生资本主义的两大致命缺陷：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导致资本利润与劳动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的社会矛盾不可调和。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根本性超越，我国改革始终不能将私有产权制度作为市场运行的机制基础，而必须将公有经济作为市场运行机制的制度基础，努力把国有企业塑造成适应市场机制的微观主体，而私营经济是“在我国边际改良型渐进式改革过程，由制度调整和修正而留出的体制缝隙中得到再生。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内，私有产权的产生、发展表现为对传统经济制度修正和调整的结果”【22】。由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当然不可能建立张维迎先生提出的所谓“一个好的私有产权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23】。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而不是建立“一个好的私有产权制度”，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根本在于公有制通过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将公有制经济内涵的分配模式的公平正义，与非公有制经济内涵的激励相容机制相结合，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随着时代的新要求，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4】。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即确立“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信念。毛泽东主席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25】。“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26】。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落脚于现实生活方方面面，并涌现出革命战争年代的张思德、建设发展时期公而忘私的雷锋、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大山深处的信使王顺友、人民的好警察任长霞等等，数不清的“为人民服务”楷模，张维迎先生却认为“很难看到做为人民服务的事”，确实深陷历史虚无主义。

张维迎先生观点：

“老一辈经济学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答为什么必须改革，但无力回答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者没有办法大胆地探索，难以做出知识创新；而知识缺乏导致的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又进一步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约束。”（第134-135页）

笔者的商榷反驳：

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基于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内涵，伴随着对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思考，通过唯物辩证法实现着理论史的扬弃，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给予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对西方经济学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全面超越。不仅可以“回答为什么进行改革”，而且“有力地回答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30】。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于以人为本质的生产关系客观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使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且具有实践的研究对象，指出现代化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产生的矛盾，并从社会经济运动内部寻找解决矛盾的积极力量和因素，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也曾一度受到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时出现，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人民至上”的鲜明意识形态，其形成具有厚重的“人民性”哲学基础，涵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粹，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实践的产物，积累了几代领袖治国理政的传承智慧。而“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理论体现，根本使命就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但它欺骗性地标榜自己是科学客观、公平正义的学说，以此网罗了大批信众，一定要认清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3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时空坐标从西方经济学的物理界面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界面，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战略眼光，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正在“人民至上”的意识形态，有力解决“以人民为中心”的财富涌流与公平公正之间的根本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开放性，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数理逻辑相统一的典范，而西方经济学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难以做到经济理论与经济现象的历史逻辑轨迹相吻合，难以将逻辑过程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不仅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而且试图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32】。尤其以“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根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灵魂、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武器、剩余价值规律的理论主轴”，实现着对西方经济学根本缺陷“仅仅描述了表层的财富现象与利益现象，没有揭示其深刻的社会关系根源，由此决定了它的肤浅性，沦为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33】的全面超越。张维迎先生所说“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者没有办法大胆地探索，难以做出知识创新；知识缺乏导致的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又进一步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同时违背了理论事实和实践事实。因为说到底，广大人民对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的评价与他所图求的“大胆探索”和“知识创新”，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5月4日。

【2】《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3】黄爵滋《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2页。

【4】张维迎《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5】《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4-5页。

【6】《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4页。

【7】《正因为张维迎们胡掰，澄清闭关锁国等问题尤其重要》，万里云扬公众号，2022年11月11日。

【8】李慎明《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中）》，《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

【9】《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我们能容忍多大的收入差距？》，《学习理论》，2022年8月23日

【10】《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国金融》2020年第4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12】杜尚泽《“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8日。

【13】陈高华、赵文钰《人工智能与人的未来：一条马克思的路径》，《江汉论坛》2022年第4期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1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5月4日。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1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5-36页。

【19】《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5年12月26日。

【20】张维迎《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v。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3- 874页。

【22】木志荣《论我国私有产权制度的特征》，《经济问题探索》2002年第4期。

【2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

【24】杨英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创性贡献》，《科学社会主义》2021年第2期。

【2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210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865页。

【27】《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 2014-2018）》，人民出版社，2018，第35页。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139 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3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31】王伟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32】余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科学逻辑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

【33】鲁品越《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红旗文稿》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