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 | 自主联合劳动是巩固公有制主体的唯一方式
点击： 作者：紫虬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20-06-08 19:57:00
自马克思指出劳动合作工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积极扬弃”以来，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越来越高，其本身也经过了垄断、腐朽的帝国主义寄生过程。但劳动合作企业却延续下来。
劳动合作企业是历史存在
现代资本主义为了调和劳资阶级矛盾，已经盛行吸收职工入股的企业制度。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已经推行企业持股达到1200万职工(占美国职工总数的10％）（蒋一苇：《职工主体论》，【工人日报】，1991.6.21），而且这一制度逐步扩展到几十个资本主义国家。
一方面，华尔街金融寡头垄断寄生程度日益加深；另一方面，100%员工持股的企业，也存在于美国各地。
笔者在美国自费探亲期间，随机参访了5家中小企业，事后浏览网站，发现居然4家都是员工持股企业。
如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奥利弗酒厂，从50年前由奥利弗教授创办葡萄酒庄发展起来，经历过家族经营、职业经理人经营后，于2006年改制为100%员工持股（https://www.oliverwinery.com）。
佛蒙特州诺威奇的亚瑟王面粉公司，1790年建立，1895年重组为股份制，1978年遇到重大财务危机，1996年转为100%员工所有，2014年在职员工人数325人（https://www.kingarthurflour.com）。
亚瑟王面粉公司外景
身在现场，不难感受到美国工人的劳动激情，如从奥利弗酒厂的现场管理和给游客的激情演讲、服务中，可以感受到其企业文化：
“我们喜欢努力工作，我们很乐意完成任务。因为我们是美国唯一100％员工所有的酿酒厂，所以我们都对公司的成功和失败有真正的利害关系。客户脸上的每一个微笑都代表着我们发展业务的能力，为我们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未来。” （https://www.oliverwinery.com）
这些企业把员工持股作为营销卖点，突出在企业介绍和商品包装上，显示了劳动者的自豪和自信，和曹德旺先生的美国工厂是很不一样的。
西方企业管理认识到“在后现代管理范式中，人力资源已经是人力财产而不是人力成本。这并非词汇上的变换，而是客观的财务事实。（《后现代管理思潮》第七章）
这些观点自然没有突破庸俗经济学即马克思说的“财产经济学”的全要素理论，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职工入股既有因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对西方资本核心意识剑指咽喉的强烈冲击，也有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如上述两家美国公司，从网站信息分析，都发生在遭遇危机后。
亚瑟王面粉公司即便有两百多年历史，股份制运行了100年，最后通过员工完全持股才生存下来。这种劳动合作企业自马克思时代就存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补充，总体上，不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垄断化总格局。
在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企业界提出“职工主体论”（蒋一苇：同前），这是“鞍钢宪法”实践的逻辑延伸，虽然在当时大批国企员工下岗，通过股份制进行私有化改造、公有产权严重萎缩的历史环境下，职工主体论只能被边缘化，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中，从企业自身规律出发，也出现了具有劳动合作性质的全部或大部股份由员工持有，以及雇佣制改为合伙制等小微企业。
还有为数不少的私有企业依靠工人管理，也实行一定份额的员工持股。有学术文章也提到，在国企，“本企业职工持股不同于社会上分散的个人持股，而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持股”。（ 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69页）
劳动合作企业，是公有制企业的形式之一，在一定程度的社会化生产中体现出“自主”程度不同的联合劳动。
自主联合劳动是一个渐进过程
1、劳动力归个人所有和自主联合劳动的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市场上的自由工人，一方面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另一方面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售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今天中国国情略有不同，雇佣市场的劳动者如农民工和停薪留职者，多有承包田，福利房等由公有经济支撑的“后路”，增加了择业自由度。即使失业“啃老”，依赖的依然主要是前辈在公有制时留下的积累。
公有制建立以后，劳动力的个人所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对立统一，是公有制企业变革的主要课题。
有学者对此作出了在笔者看来经得起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检验的的理论探讨。首先是有基层劳动经历的工人学者。有十年的农业劳动与十年的井下挖煤生涯的巫继学，在1981年共同提出《自主劳动范畴初探》（《全国经济学团体通讯》1981），2002年提出中国劳动具有“自主性”与“雇佣性”双重性质的观点。
1985年，曾在钢铁企业劳动十年的李炳炎首次提出自主联合劳动：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范畴是自主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是雇佣联合劳动的对立物,它表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李炳炎：《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创新》，【经济研究导刊】，2007.第四期）
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
“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毛泽东年谱》1959.12.11）
对这种“不容易”，很多人缺乏足够认识。
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面对着两种资产阶级强大势力。首先是官学商中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倾向，它们以改革名义，如“冰棍理论”、“靓女快嫁”理论下鼓励国有资产被劫持，在“有进有退”名义下实质上单向萎缩国资总体占比。
这种势力虽然在十八大后受到遏制，但乔装打扮成“深化改革”姿态，依然图谋着时刻进攻，例如即使疫中公有经济发挥了重大体制优势，当前依然逆势意图在公共服务领域对公有经济实施围猎。习近平警示的现象其实是个长期矛盾。
习近平指出：
其次是公有企业中的官僚特权势力的蜕化对企业活力的侵蚀和窒息。十八大以来，国企反腐揭开了令人吃惊的贪腐内幕，巨贪硕鼠无不“国有资产个人化”，“用人个人化”，二三级单位频发腐案。令人想起毛泽东同志对国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示：
“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泽东年谱》1964.12.12）
建国以来，在公有经济中，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频发的，大量地以非对抗性矛盾形式，通过逐渐蜕化演变而存在。
对于对抗性矛盾的暴露，今天主要是通过法制手段解决，但怎么预防？值得关注的是，舆论和对策对腐败现象能否亡羊补牢。
有专家在主流媒体发文认为，国企反贪，要解决公司治理官僚化，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治理主体，经理层是治理客体。
有的观念认为只有依靠私人资本混合进来，或者在市场上和私人资本公平竞争，就可以解决国企内部人控制。这类观点纸上谈兵，脱离实际，解决问题隔靴搔痒，远离工人阶级。
这类倾向的病症是无视公有企业劳动者主体地位，乞灵于资本主义几百年来资本中心的产物，把资本信用制度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适宜性，和企业内部治理中自主联合劳动的人际关系相混淆；受资产阶级视野影响，聚焦于物化劳动的财富，忽视创造财富的活劳动，夸大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内部制约作用；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干群之间的自主联合劳动关系，蜕变成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异化为雇佣劳动。这种倾向对国企改革的指导具有长期误导性。
职工在企业中是主体地位还是客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公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分界线。
国企改革在当前有以下几点理论和实践问题：
员工主体是国企深化改革的方向。对于员工主体地位，有错误观念认为是“极左”，把“主人翁精神”，“厂兴我荣，厂衰我耻”这些公有经济长期坚持，被肢解前拼死一搏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弃若敝屣。
有些干部甚至以“文革那一套”为名，向上级和社会表明打压企业内部民主监督要求是“政治正确”，以维护少数管理人员特权。凡是了解国企管理的人一般都知道，员工主体思想被排斥一天，官僚特权泛滥的危险就存在一天，就无法调动、激发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
在国企改革中，劳动合同必须体现是主体劳动，而不是雇佣劳动；国企改革的中心，国企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营造、引导营销、管理、科研、生产、服务等全部劳动者主动、积极地劳动，排除被动劳动，而资本中心的运作不能占据国企改革的中心位置。
保证员工主体，是企业党的领导的主要任务。企业党组织如果不深入群众，了解、代表群众心声，很难在研究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中把好方向；如果不督促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深入基层，参加劳动，平等听取职工、职代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的意见，就会滋生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如果不重视职工代表的选举，选出思想端正、了解下情、有威信的职工代表，民主管理就没有坚实基础。
公有制企业要与见物不见人的西方经济学划清界线。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都是活劳动的创造。
国有固定资产，其价值在一次或数次生产中以折旧转移入新产品的价值中，其账面价值即物理价值不发生变化，其精神价值因技术更新，物理老化产生的价值耗散，则需要活劳动在创造新价值同时予以补偿。
在公有企业，让劳动者自发地、自觉地、自由地、愉快地创新、生产劳动，是先于资产保值增值的工作重点。
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是活劳动受到尊重后的自然结果。
如海尔营造岗位创业，面向客户的人单合一模式；华为员工独自在战乱、自然灾害的逆境下，想到当年革命者赤手空拳开拓根据地等，使命驱动的形成，就是生产方式的改革。
有些聪明的私营企业，如海底捞对基层主要考核员工满意度和客户满意度，并不考核短期利润，却实现了高速发展。
国企要向市场竞争中快速发展的劳动主体管理方式开放。国企改革不能只盯着西方，也要从国内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快的中小企业学习，克服大企业病。国企改革要取得新进展，官学商决策者和影响决策者，要深入企业基层，不仅深入公有企业，也要深入私有企业，比较鉴别对比，去粗取精。
国企混改，不能重资本，轻劳动。从承认活劳动对财富增殖的决定性作用出发。国有资产存量是全民所有，由劳动前辈创造，包含大量共产主义奉献。因此在国企混改中存量不动，且要保值。
而增量是现有劳动者的创造，在劳动者取得必要劳动报酬，即补偿再生产所需成本即工资、劳动保护、培训等的薪酬费用后，劳动者还应该“有折有扣”（《哥达纲领》批判）地参与增量利润的分配，使联合劳动的“自主”性具象化。这应该是国企产权混改的方向，而不是“给资本更多机会”。（参阅：紫虬：“宁与友邦，不予‘家奴’”乎？——劳动贡献视角的格力混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做出了部署：
“支持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骨干员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
只有充分尊重员工的主体性、创造性，按照社会化生产的联合程度，营造本企业充分发挥个人创新能力文化，才能向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的“自由人联盟”迈进。
在当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重温的“人民是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既是我党立党为民的宗旨、初心在公有企业的哲学概括，更是坚持唯物史观，奴隶创造历史，以群众路线作为基本的认识路线的问题，在实践上，是重建公有企业主人翁文化，激发个人创新和集体目标的统一。
3、很多有志向的私企看到了劳动者主体的趋势，企业前景取决于如何处理股东至上与市场价值的关系
有的劳动密集性私企，以高于市场的工资、福利谋求凝聚力，运用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加强民主管理，依靠工人群众监督制约职业经理人，防止内部人控制，也实现了迅速做强做大，抵御了境外资本的收购。
但是，随着劳动力不足，年终奖、加薪等吸引人才的传统办法正在失效。凡是发展飞速的企业，无论是消极的缓和劳资矛盾，分化劳动队伍，还是积极留住人才，营造企业活力，大多或多或少采取了员工持股，力求“上下同欲者胜”。
股权激励的实行，既能使员工获得了财富增值，又使员工获得了具象的企业主人翁地位，最终企业和员工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充分的员工持股，就是对雇佣劳动的否定。
这些在高科技企业比较多见，以华为为标杆。华为和字节跳动创造的劳动者自我驱动管理模式，迄今为止在遵循以员工为主体的企业内部规律上，做得比许多公有制企业要好。
今日头条和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公司，在60%多的员工中实施员工持股，这家平均28岁的五万青年构成的企业，尊重员工创新的主体作用，内部人际关系中，淡化职级资历，废除传统的绩效指标考核KPI(关键绩效指标)，实施自我驱动的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面向客户最大限度释放员工创造力，企业业务决策更为仰仗中、基层员工。
企业运用资本运作信用制度，吸引了著名的风投、私募基金为重要投资方，投资价值和市场价值飞速提高，三年间员工增加10倍，至三月底抖音国际版“TikTok”下载量逼近20亿次，引起美国政客惊恐。目前为全球最大的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公司）。
当前字节跳动正处于十字路口，CEO张一鸣认为，字节跳动致力于信息更多更快到达用户，回避给用户带去鲜明主张。此法对于迅速扩展国内外市场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但也有评价认为，抖音采用的迎合客户趣味、价值观的计算机算法，诱使客户沉溺，或娱乐至死，在繁荣中潜藏危机，其兴也勃，也存在其亡也忽的风险。
在克服一系列市场经营风险后，在这个员工自我驱动型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深层次价值观，必将对员工的创新、创造产生最后作用。
我国私营企业随着“五六七八九”的形成，85%以上已家族化，创业初期的劳动历练和改革前的尊重劳动思想观念逐渐蜕化。企业活力能否持续，能否继续发展创业平台而非守成平台，成为每个私企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而劳动合作程度的渐进，是企业变革和管理思想革命的过程，是优化组织，挖掘效率的过程，一切要接受市场检验。
建立集体性质的劳动合作企业，是现阶段回归公有制主体的稳妥办法
“变雇佣制为合伙人制！”提出者似乎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口号，却已经成了当下中国一些企业咨询公司、管理公司流行的市场理念广告，正如有美国观察者不无羡艳地评价，中国企业有上乘的内外协作性。在这里，通过内外反响，在市场唯利是图的竞争中，我们意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企业发展内在规律的“耦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有控股企业所有者权益在2016年出现上升拐点，但私有存量主体没有根本改变（见表一）。
以下各表根据2019年、2018年《国家统计年鉴》13-3,13-5,13-7,13-9表数据，按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私有=私营+外商，占比=各成分数据/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得出，表一、表二依据2019年数据，表三为2018年数据，各表仅供阅读本文参考。
（表一）
（表二）
由图三看出，首都、传统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有控股企业占优，布局事关国家经济主导和疆域安全；历史上商品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非公经济发展较快，其中一些全额或主要额度由员工持股的劳动合作企业也被统计在非公企业中，这是统计不准确之处。
（表三）
在数字经济时代，非公企业走劳动合作之路，作为企业内在发展规律的要求，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是，一切操作必须根据企业具体条件而定，一切都是企业活力迸发的自然需求，才能水到渠成。
这个过程，除了公共服务行业、事关国计民生行业和国家指令行业以外的领域，在一切非垄断的需要充分竞争的行业，切忌长官意志，只能是充分尊重企业主体性，尊重员工主体性，市场检验的结果。
在这个质变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的“少数勇敢的’手’”（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605）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华为创业初期，初始集资21000元被退股后，任正非面临独资还是员工持股选择，这实际上是任正非对各种价值观对垒的抉择，为此专门和父亲商量，父子深思熟虑后的意见是员工集体持股，共同进退。
这种选择的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性：毛泽东思想对两代人深层次影响的时代特征。这是一场革命。
古巴卡斯特罗博士、潮汕彭湃烈士、鄂豫皖吴焕先烈士把自家土地分发给赤贫农民，火烧地契，是反叛大地主家庭，启动革命；任正非选择员工持股，既是深远的市场判断，又是变革雇佣劳动为自主联合劳动的革命，当初看似平凡的一个决策，却掀起伟大序幕，出演了当今震撼世界的社会化大生产雄壮剧目。
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弹核武器未曾让帝国主义魁首宣布进入紧急状态，20万华为人却做到了，这是百年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在微观经济中，为了社会需求、客户价值、国家使命，不断创新的、使命驱动的企业家精神、工程师群体文化、科学家群体文化、能工巧匠群体文化和俯首孺子牛的服务文化构成的自主联合劳动，取代、演化占有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统领企业内外部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最大程度地优化企业协同性效率；
在宏观经济，在国家垄断、指令的领域以外，用市场手段和国家力量坚定地演变境内外私人资本对行业和局部的垄断，管控货币贬值，建立公平竞争、法制完备的市场，理直气壮地站在全民利益角度实施计划调控以克服商品生产盲目性，同时，政府作用必须接受市场主体和全社会、特别是劳动阶级的监督制约；
在公共服务领域，坚定地逆市场化、逆私有化，通过建立旨在抵御劳动者市场风险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解放社会主体的中低层大众的购买力，成为经济良性循环的始点，我们就可以驾驭市场经济，领先科技创新，涌流社会财富，笑看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日益力不从心和惊恐万状，像引领抗疫一样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历史逻辑的胜利。
当然，我们首先要排除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的干扰，这是首要工作。
2020.5.19（文中图片均为紫虬摄影）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紫虬视野”微信公号【作者授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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