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和通信技术的突破，国际关系也进入了新的时代。在当前的这个时代，国际关系的内容和形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并导致国际竞争策略的选择和竞争策略的效果都与以往不一样了。在此情况下，以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和阶级观念来理解当前的国际战略竞争，很可能使国家陷入被动局面。因此，我们需要突破地缘政治和阶级分析等传统思维来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就中美关系而言，当前有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形成了“新冷战”，这种判断显然是以地缘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法为理论基础的。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处于网络时代，双方的战略竞争无论在内容、策略、效果、环境、领域、观念都远不同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代理人战争不再是中美青睐的战略选择，中小国家不再依据政治制度选边，东西方集团不存在，南北关系难引起关注。预测“新冷战”将来临有如上世纪50年代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发生一样，非常可能被历史证明是战略误判。本文将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和特殊性。
为了认清当今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和特殊性，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竞争和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异同。两者间的相同点决定了两场战争的共性，而不同点则决定了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各自的特殊性。第一，两者的性质相同，即美苏战略竞争还是中美战略竞争，其性质都是国际权力争夺。自古以来，大国战略竞争的本质就是国际主导权之争，美苏战略竞争和中美战略竞争也改变不了这个性质。由于国际主导权的总量是固定的，因此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必然是零和的。美苏战略竞争和中美战略竞争都是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导致国际权力的再分配的，而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则是必然改变国际秩序。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由两极转变为单极，国际权力开始向美国集中，于是老布什政府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也就是建立美国拥有绝对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如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到美国能否继续拥有绝对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如果国际主导权在中美之间进行再分配，这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将会产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认为中美是文明之争，这不符合客观现实，因为中美竞争是权力再分配问题，而不是哪个文明主导世界的问题。如果我国错判了中美竞争的性质，那也有可能导致制定错误战略。第二，两者实力对比的趋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仅仅不过几年时间，世界就形成了两极格局，而且苏联是长期都处于相对较弱的一极。在苏联解体后的近30年里，多极格局始终没能形成，有关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观点开始出现。2018年挪威学者国防大学教授额斯登•腾舍（Østein Tunsjø）出版了《世界政治回归两极格局：中国、美国和地缘结构现实主义》，该书全面分析了为什么世界格局已形成两极。就此而言，两极格局的趋势使得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有如下相似性：首先，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确定性。冷战时的美苏和现在的中美，竞争双方都明确知道自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谁。任何一方都无法采取试图隐藏自身实力的策略，找不到第三方可以转移来自对方的战略压力，也都无法采取中立的立场，就是说，要避免使双方互为竞争对手是做不到的。有些中国学者建议中国重新采取韬光养晦战略，然而在一个没有第三方能改变中美相互为最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客观条件下是难以奏效的。美国的《2018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并非是美国的冷战思维作怪，而是中美权力变化的使然。其次，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的立场变化难以改变国际格局。如今，俄罗斯、德国、日本等任何一国改变在中美之间的选边，都改变不了当前国际格局。如同在冷战期间，中国先是苏联的盟友，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并成为美国的盟友，但这种战略改变并没有改变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第三，核武器使得直接战争风险不大。核武器在1945年出现后使美苏在冷战期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不过它并不能阻止美苏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如今，核武器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继续发挥着防止直接战争的功能，这就是说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大战。核武器虽然没有防止代理人战争的功能，但由于美苏竞争主要在军事领域而中美竞争在经济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冷战时的美苏。第四，决定美苏竞争和中美竞争胜负的因素都是国家领导力。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起初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军备竞赛把苏联搞垮了。这说法解释不了为何军备竞赛没有把美国、朝鲜、古巴、以色列搞垮。此后又有一些新的解释认为，苏联重视重工业而轻视轻工业，由于轻工业没搞好导致国家解体。这说法无法解释为何其他轻工业没搞好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解体？再后的说法归因于苏联政治体制问题。这说法无法解释为何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未解体。当然，还有把上述观点集中起来的文章。但这种说法同样没有说服力。目前对中苏进行比较研究后，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苏联的解体源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次序不合理。他应该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而他领导的改革次序颠倒了。当然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过，有一个观点是有较强说服力的，即如果勃列日涅夫没有去世，戈尔巴乔夫没有当选为苏联国家领导人，苏联就不会如此快地解体，这表明国家的领导比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更直接的决定性作用。章百家同志认为中国是靠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这个说法非常符合客观实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性，这是所有大国的共性。也就是说，崛起国和霸权国都是靠把自己建设强大或搞衰败来影响世界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单极的转变，原因是美国靠自己发展强大，苏联因其自我解体。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就是比哪国政府有能力领导自己的国家比对方发展得更快，倒退得更慢，这是领导力竞争，而不是制度竞争。除了上述相同点之外，美苏竞争和当前中美竞争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与美苏战略竞争具有不同的特质。在众多差别中，最为突出的是时代背景不同，即中美是在网络时代和数字经济时代进行竞争，这是美苏竞争时代所没有的环境。第一，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在资源上的竞争将不再集中于自然资源领域，而是数字经济领域。根据华为发表的报告，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增长迅猛，其增长速度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研究院的报告，在2016年，德国的数字经济占GDP总量的59.1%，美国占58.2%，日本占57.7%，韩国占43.3%，法国占39.0%，中国占30.3%。现在还找不到完整的2018年大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统计数据，但根据前几年的发展速度，2018年德国、美国、日本的比重有可能已达到60%。有关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没有权威的数据，但超过了30.3%是共识。根据腾讯研究院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2018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为29.9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2.02%，占GDP的比重为33.22%。这是目前最低的估算数据。根据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对GDP的贡献为55%。无论何者更接近实际情况，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性也必然呈上升趋势。在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大国的战略竞争，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自然会集中到数字经济领域。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如果将其经济竞争重点置于数字经济领域之外，那么其无疑将会在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从数字经济的绝对规模上看，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则是第二大国。当数字经济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非数字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就下降了。中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数字经济中占有绝对主导权，则必然是世界主导国。战略上强调对地理的控制，措施上重在连接国家间的地面交通运输，这都是工业化初期的地缘战略思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思维方式。那时大规模的空运技术还没有，更没有网络技术。当时国家财富主要源于获取地理自然资源的技术。然而今天，国家财富主要源于从网络世界获取，人类创造的数据正在成为资源，运用数据的技术成为财富的来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是无线领域，即网络上，而非传统的自然陆地和海洋上，大国战略竞争的策略能和以前一样吗？制定适合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能力呢？由于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对所有大国领导都是新生的事务，因此决策经常不符合客观世界的实际需求将成为必然，善于纠偏的领导无疑最能适应当今中美战略竞争。也就是说，中美战略竞争将主要在于何方能比对方更及时的纠正自己的战略错误。以华为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案为例。当孟晚舟于2018年12月1日被加拿大逮捕时，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国已经把抵制中国科技进步作为维护美国21世纪霸权的核心战略，美国对华贸易战并不是要获得中国市场，而是要阻止中国科技进步。中国以很大的诚意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但经过约半年时间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中美竞争的性质不是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谁的国际技术优势和技术标准制定权大于对方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4月就5G问题发表专门讲话，他说：5G网络将与21世纪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紧密相联，“美国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未来重要的工业领域超过美国……5G竞争是一场美国必须赢的竞赛。”中美双方在网络领域开展战略竞争的经验都不多，在实践中都可能制定错误战略而遭遇挫折。这就意味着双方谁能及时调整战略、纠正错误，谁就能赢得这场竞争。到目前为止，我国如何应对数字经济为主战场的战略还不清楚，能否及时调整现行战略尚不得知。第二，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垄断性和跨越性的竞争特点。学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受三个定律的支配：一是梅特卡夫法则，即网络价值以网络节点/用户数的平方的速度增长，联网用户越多，每户价值就越大。财富量的增长等于用户数的平方，即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2013年，"谷歌光纤"在美国推行，之后向非洲、东南亚等地推广，于是4G网络建设在全球开花。4G网络的普及，使得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经济，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自2013年起，网络公司不断地将能源和金融企业从世界前几强挤出去，2015年起前三大的世界企业就都是网络公司了。2018年全球十大市值企业分别为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伯克希尔、脸书、阿里巴巴、腾讯、摩根大通以及强生，其中七家为网络公司。梅特卡夫法则决定了数字经济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也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将聚焦于数字世界。二是达维多定律，即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其他公司生产的同类新产品只能分享其余的50%。这就形成了数字经济垄断式竞争的局面，世界网络公司很多，但真正能参加竞争的只有几家大公司。如2018年前十大公司中的七家网络公司，而这七家公司分别为美国五家和中国两家。达维多定律决定了数字经济垄断式竞争的特点，这也决定了数字经济竞争中很可能形成中美两极格局。三是摩尔定律，即芯片的处理能力每十八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却不断下降。这意味着，虽然第一个进入市场的第一代新产品占有50%的市场份额，但它被淘汰的速度也非常快。例如，手机通讯的1G时代是摩托罗拉为全球霸主。2G时代来到，诺基亚凭借机身小和显示屏迅速称霸全球市场，淘汰了摩托罗拉。3G时代的初期是群雄竞争，但后期则由苹果称霸，苹果还成功地将其主导地位延续到4G时代。摩尔定律则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超越式竞争特点。这个特点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是一次性的技术优势，而是长期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殊性突显了国家领导力的核心在于改革能力。由于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决定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结果，因此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改革为创新提供持久的动力，它就有了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的可能。有人认为，持续不断改革表明上次改革没有成功，这种认识源于对改革的误解。任何改革都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新解决方案，然而原有问题解决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就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来解决新问题。这就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美国能在制度、教育、科技、体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其原因是美国在持续改革方面比绝大多数国家做得好。同理，在美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先进的条件下，中美综合实力的差距缩小，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改革没有中国进行的广泛和深入。国家领导力的差别，其核心是改革能力的差别。政府改革能力越强，一国的创新能力上升得越快，国家实力也上升得越快，反之则越慢。当政府采取倒退的破坏政策时，该国的创新能力将趋于零，国家则出现衰败。对改革效果的评价并不是横向比较实力的大小，而是纵向比较一国实力增长速度的快慢。所有国家的国民都是根据现实生活来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做预期判断的，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未来是否能比现在好。生活在一个不断改革的环境中，民众就会认为将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而在一个没有改革的国家，即使该国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横向比较都好于其他国家，但该国的民众仍会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因而失去奋斗和创新的动力。改革是一个动态的事务，因此不宜进行静态比较。国家之间不是比较哪一方的起点高，而是比较谁的改革速度快、改革深度大，因此弱国只要能长期保持改革力度大于他国，缩小与他国的实力差距就是必然结果。比较当前中美两国的社会期望，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千禧一代”和“Z世代”（指20世纪90年代中叶到2010年前出生的人。——编者注）认为他们的未来难以超越他们的父母一代，而中国的80后和90后则认为他们的未来必定胜过他们父母一代。美国建国以来的成就是建立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重大改革不多。虽然美国当前的总体实力和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但美国年青人对自己未来的期望却低于中国年青人。对中国来讲，现在急需的是恢复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决心和能力，不能被所谓“深水区改革比浅水区难”的主观臆断所误导。任何时期的改革都同样的困难，相比较而言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中国的物质基础和知识储备都远不如现在，但当时改革的意愿比现在强大数倍。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重点就是政府不断地进行改革，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希望，使人民保持创新的激情，以促进社会快速进步。网络经济靠技术创新推动，而技术创新能力靠政治改革推动，而政治改革靠政府领导力推动。这意味，当下中美战略竞争比拼的是政府领导力。
中美战略竞争处于数字经济时代，因此在这个时代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战略选择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因此双方竞争的重点、策略及影响也将不同。第一，数字经济及其技术竞争呈现“三个世界”的分化趋势。根据2017年数字经济的规模，第一世界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为11.50万亿美元，中国为4.02万亿美元。第二世界的日本和德国突破2万亿美元，英国、法国、韩国的规模在1万亿以上；剩余国家是第三世界，目前规模都小于0.5万亿美元。在全球化条件下，网络经济也必然是两极分化的趋势。2017年，全球 GDP达到80.68万亿美元，而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国累计GDP规模占比全球85%，世界上其余170多个经济体只占不到15%。如今数字经济的第二世界国家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冷战时期工业化经济的第二世界国家数量。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小于澳大利亚，数字经济的规模只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目前俄罗斯凭借军事力量来维持地区大国的地位，但它已从发达国家衰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逆转迹象。数字经济之所以近年来成为中美两国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主要是靠无线通信技术的快速升级换代，因此无线通信技术优势成为中美两国竞争的焦点。2019年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发布了《5G全球竞争》报告，根据其评分，中美并列第一（19分），韩国第二（18分），日本第三（17分）。美国国防部2019年发表了《5G生态系统：对美国国防的风险与机遇》报告，认为：“中国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投资和频谱分配举措，在5G发展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而在5G发展上，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是第一梯队，英国、德国和法国为第二梯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为第三梯队。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的报告认为，位于前10位的拥有5G技术专利的公司是，三星、华为、中兴、爱立信、高通、 LG、英特尔、夏普、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诺基亚（含阿朗）、交互数字技术公司。虽然这些报告数据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显示出中国的5G技术至少与美国处于相同水平或略有优势，因此网络领域的中美两极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中美竞争也将会更加激烈。第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向技术标准制定权集中。冷战结束至今，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是国际规则制定权，当前的国际规则制定权越来越集中于通讯技术的标准制定，具体而言就是关于5G的技术标准。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研究所负责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说：“中国想要确保其龙头企业能够成为全球竞争的赢家，这样他们就能够设立新的规则。我们在与中国进行科技竞赛，这不是下一个季度谁的利润率更高的问题，而是一个持久战，两个不同体系、不同规则的竞争。”美国国防部的《5G生态系统》报告指出：“先行者国家会制定标准和规范，其他国家将不得不采用这些标准和规范。”网络技术与其他技术有何不同？自古以来，在大国的战略竞争中，技术都至关重要。例如在古代，铁器、云梯、马镫的发明都使发明方增大了在战争中获胜的机会，所以技术一直都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如今的网络技术创新不仅决定了国家战争能力的强弱，还决定了社会财富增长速度的快慢，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大小，以及综合国力的发展状况。网络技术与核技术两者的应用范围是没有可比性的，核技术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但网络技术则是无限的。网络在今天社会中起着中枢的作用，它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无法与网络相分离。网络技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面临的大国战略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将与先前不同，网络技术的核心性与重要性也将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逐渐凸显。就中美战略竞争而言，其本质是双方实力差距缩小导致的国际权力再分配的竞争，即国际权力要按照新的实力对比进行分配。以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为例。在国际金融领域，尽管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但在该领域的权力却并没有相应扩大，依然受到美国的制约。中国建立亚投行在客观上稀释了美国在全球的国际金融权力，因此美国阻止其盟友加入。根据实力结构变化进行国际权力再分配的调整，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进行调整；二是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对华为的遏制属于后者，即制定什么样的国际规则。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有利，增强了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权力；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对WTO的影响太大，WTO的许多规则都服务于中国的利益而非美国利益。美国想要废弃WTO规则，依据美国的需要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即从其原先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改变为公平贸易原则，即双边贸易不得有大顺差。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问题，则关系到技术标准和技术保护问题。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关键已不再是平衡贸易赤字问题，而是美国想通过新的双边贸易协定阻止中国科技进步速度。公平贸易是指双边贸易中进出口相对平衡，美国现在已不关心贸易赤字问题，而是将重点转变为以协定压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于是竞争的焦点聚集于国际电子通讯技术的优势问题。目前全球性的网络规则尚不健全，现有的一些规则覆盖面不广泛，约束力也不强。奥巴马将这一领域的规范问题称为是“蛮荒时代”。制定什么样的网络规则正在成为中美之间竞争最核心的问题。在网络规则的竞争中，中美分歧是多方面的，其中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一是关于美国企业在中国独资经营的问题。是否允许外国网络企业在华独资经营，这是一个网络规则的问题。二是关于国企补贴的问题。国企补贴问题反映的是国家科技发展政策问题，即政府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技术创新的竞争。特朗普声称，美国的5G战略是由私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不依靠政府的扶持与干预。而美国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华为的遏制，显然并不是美国所声称的不得动用政府力量支持企业的技术竞争。美国国防部的《5G生态系统》报告更是明确要求美国政府全面直接介入5G的战略竞争。1958年美国决定建立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则是一个完全由政府主持的科技竞争例子。三是网络规范应是自由流动原则优先还是安全保障原则优先的问题。美国强调网络是用于传输信息的，流动自由应为网络规范的第一原则。而中国认为，互联网事关国家和百姓的生活安全，因此将网络安全视为第一原则。这就使中美双方就网络规则产生严重分歧。网络规范的竞争充分体现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规则制定权之争。特朗普政府在战略竞争中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的策略。特朗普政府认为，在多边场合美国无法发挥其绝对优势，因此选择只进行双边谈判的单边主义策略。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只要是双边谈判，美国就自然获得实力优势。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朝核问题谈判中，美国都坚持双边谈判而不进行任何多边谈判。在遏制华为5G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着策略分歧。以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部分政府要员认为，需要借助盟友的力量共同遏制中国，因此他们到处游说盟国拒绝华为的5G技术。特朗普本人则认为盟友指望不上，因此盟友们会以协助美国遏制华为为砝码，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因此特朗普一面遏制华为一面对盟友提出增加关税的威胁。自2018年12月美国让加拿大抓捕孟晚舟以来，彭斯和蓬佩奥游说盟国遏制华为5G的外交成果有限，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坚决支持美国，其他的盟友表现得并不积极。英国率先表态，认为5G的安全问题是可控的，变相拒绝了美国的要求。此后，德国、法国、意大利都表态不拒绝接受中国的5G技术，印度也表示无法排斥中国的5G。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2018年12月时它坚决支持美国，但到了2019年3月突然宣布在5G技术采购上不会排除特定的国家和企业，这就是变相放开了与华为合作的限制。今后日本在5G上的政策仍可能摇摆。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坚决抵制中国的5G技术，但西澳大利亚州在调查了联邦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则后，仍表示同意华为继续提供5G产品和设备用于该州的地铁项目。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基本上采取了多边主义的策略，这不仅体现在政府的表态中，更体现在中国的具体行为中。中国的主场外交活动都是多边国际会议，中国积极参与的G20、金砖国家峰会、亚投行、上合组织、“10+1”、东亚峰会、“17+1”都是多边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强调多边主义原则，但遇到了一些现实困难。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大，因此愿意参加多边投资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很少，到目前为止，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几乎所有项目都是双边合作。相比于美国特朗普政府，中国提出的改革方向是正面的。从2017年1月开始，中国政府就反复强调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表现出非常大的决心，并表示坚持改革开放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原则。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原则在这两年遇到落地的困难。由于具体措施不能有效实施，因此改革的大政方针还需要实践结果的证明。由于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国采取了单边主义的战略，而且政策出尔反尔，因此对国际秩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遵守国际规范的现象越来越多。遵守国际规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遵守成文的条约，二是遵守对外承诺的和宣布的政策。当大国做不到这两方面时，其他国家违规现象就会相应增加。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制裁的现象正日益增多，而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实际上就违反了WTO的规定。中美谈判发展到相互指责对方尔反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国际规则之争的特性，同时也反映出单边主义的上升趋势和多边主义弱化的走向。
当前国际社会中代理人战争看似少于冷战时期，但如果将网络攻击纳入其中进行计算，代理人战争的数量并不一定减少了。网络战正在成为军事战争的替代形式，且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因为是在网络上进行的，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员伤亡现象，因此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看不见的冲突的严重性。由于网络战的频繁发生，国际社会中的网络主权观念在强化。即使在强调网络信息流通自由的美国，在“通俄门”事件发生后也提出要强化主权规范。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出席马歇尔基金会的演讲，都是强调要维护美国的主权，防止他国干涉美国内政。美国开始担心其主权遭到侵犯，可想而之网络时代维护主权的难度之大。当世界主要国家将网络攻击视为对本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威胁时，传统的主权观念会得到强化，而自由主义价值观就会弱化。那么网络主权该如何保护？目前联合国已成立专家组，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中国也是参加方之一。中国坚决支持网络主权原则，主张网络必须有主权，不能因为网络信息流动自由而否定网络主权。强调网络主权就不可避免地会限制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之相关联的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技术，还可能出现约束人员流动自由现象。美国现在限制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学习高科技专业，限制中美科技人员交流就是典型例子。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要求所有美国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调查其项目研究的涉外情况，并将相关人员开除。在技术创新优势为战略竞争核心内容的时代，大国都担心自己的先进技术被对方学去，于是出现技术保护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同步上升的现象，对科技人员的流动和网络上信息的流动都会加以限制。今后，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可能导致各国政府的管制加强，使全球化的自由流动出现倒退趋势。美国限制中美学者交流就显示了这种迹象。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提供了交流的便利条件，但科技保护主义则可能使这种便利条件发挥不出全部作用。相反，由于各国政府对网络安全的恐惧，它们更加强调网络主权和保护主权。目前已有迹象显示，中美在数字领域的战略竞争正在产生这方面的影响。第一，联合国组织的关于网络规范的专家，多数认为网络也有主权问题，如果各国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的网络规则，必定会像《联合国宪章》一样会首先强调网络主权，而不会否认网络主权。第二，中美对于全球化都不是全面支持。中国政府只支持经济全球化而不支持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特朗普政府则明确表示，全球治理对美国不利，因此美国不参加全球治理。事实上，各国政府在全球化问题都是有选择地支持，有利的方面就支持，不利的方面就反对。由于多数国家的数字能力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因此他们希望制定有利于保护他们数字领域利益的规范，因此会更支持网络主权规范。第三，由于在数字领域正在形成中美两极格局，因此在不合作的情况下，双方都无力单独为世界提供领导，这意味着任一方都无力建立起数字领域和网络领域的全球性规范。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不愿承担这样的世界领导责任，特朗普本人认为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使美国得不偿失。美国不仅在军事上从阿富汗和叙利亚撤军，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科技领域也是以阻止中国成为领导为目标，而美国并无意成为领导者。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承担起世界领导的责任，这远远超出中国的能力。即使在数字领域里，中国并没有明显超越美国的综合实力，因此还无力建立全球性的数字经济规范。在没有世界领导的情况下，国际规则必然得不到有效地执行，新的国际规则也无法制定，其结果是各国各行其是。美国学者曾创造了两个词：一个是G2（两国集团）和Chimerica（中美国）。这两个词含有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像法德两国给欧洲提供领导那样，为世界提供一个联合领导。然而，这种想法过于理想主义，现在看来中美关系的性质是竞争大于合作的。由于中美两国不能给世界提供一个联合领导，同时各自又无力提供单独的领导，这就使国际社会陷入到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之中。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政治出现了两个新现象。一是网络上各种观念的多元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下降。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集团分别建立起两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意识形态，苏联向世界推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向世界推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之争成为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核心矛盾。冷战结束后，苏联主导的东方集团不复存在，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世界的主导价值观，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具有与之竞争世界主导地位的力量。如今，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衰落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主导地位也衰落了。欧洲的民粹主义和美国反建制主义的兴起，使得自由主义失去了社会基础。这是为何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撰文表达“民主已死”的原因。但与此同时，世界上尚没有出现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成为世界主导价值观的迹象，现行所有宗教和非宗教的思想都不具备主导国际政治的影响力，都无法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观。网络世界里的思想多元化，使得任何政府、政党和教派都无力塑造出一种具有全球主导地位的价值观。面对这个现实，中美决策者在战略竞争中也不把推广本国意识形态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二是网络塑造了“后教社会”，使青年人对老一辈的意识形态毫无兴趣。所谓“后教社会”是指后代教育前一代，即青年人教育老年人。在中国，老师一般被称为“先生”，青年人被称为“后生”。先出生的人往往比后出生的人有更多的经验和知识，因此青年人向老年人学习成为普遍现象，这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先教社会”。在先教社会里，上辈人塑造下辈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成为天经地义的事。然而，现在的情况逆转，“后生”们在网络上学到的知识远比“先生”们知道的多，于是“先生”塑造“后生”世界观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后生”们认为“先生”们的知识和思想观念都过时了，他们以蔑视的心理来对待“先生”们的价值观。由于网络使“后生”们知识多于“先生”们，于是“后生”们与“先生”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平等，思想的多元化成为常态，任何强调某种意识形态先进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作法，都会被视为缺乏包容性的不道义行为。在先教社会，意识形态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是个基本路径，所以有“培养年轻人价值观”的想法。如今，在后教社会这个路径已经走不通了，因为网络使下一代知道得比上一代还多。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在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都非常相似。美国皮尤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人超过70%都认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但在“80后”中，认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价值的人已经不到三分之一。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有类似的结果。年轻人之所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失去兴趣，是因为他们从网络得到的是多元性的知识，他们会进行比较，进而形成一种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不会轻易相信权威们对他们的说教，更加相信所看到的现实。例如2018年后发达的民主国家深陷金融危机，而摆脱危机的速度远比一些非民主国家慢，因此他们不相信民主对经济发展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在网络时代，人们不再相信某种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也是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学界仍缺乏关于民粹主义的共同定义，人们将各种对立和极端的思想流派都置于民粹主义这个名称之下。如果说民粹主义名下的各种对立思想有一个共性的话，那就是这些思想流派都反对自由主义政府的“政治正确”。大众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有可能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能接受与政府意识形态不一致就属于不正确的认识。与此同时，人们又都相信自己的观念是绝对正确的。由于“政治正确”开始从褒义词向贬义词转化，各国政府在政策表达中开始与“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拉开距离。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国际层面的变化是和国内社会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国内社会年轻人的思想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取向。年轻人中反对“政治正确”的力量呈上升趋势，流行的是多元包容理念。多元包容理念的兴起，使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难以主导世界，中小国家在大国战略竞争也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了。在中美5G竞争中，美国盟友的不同立场说明，重新回到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可能性很小。随着意识形态在大国竞争中的作用下降，人们会用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来认识现行的国际政治。冷战结束后，“东方国家”这个概念就消失了，如今，“西方国家”这一概念有可能面临相似的命运。也就是说，政治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有可能不再适于作为国际关系分析的概念。现在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些国家的国际身份发生变化的阶段，一些传统的概念正在失效。例如，“南南合作”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因为国际上能够符合南南合作标准的国际组织日渐减少。巴西宣布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这导致金砖峰会不再是南南合作；新加坡已进入发达国家，这导致东盟不再是南南合作。一旦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出现变动，很多南南合作也都会消失。这不仅是“南南合作”这个概念不适于分析国际关系，很可能“南北合作”也不再适用。2019年3月，中美各自发表了批评对方的人权报告，但这次发表报告后未能像以往一样引起较长时间的报导和争论，国内外媒体都只是报导了一天就没有任何后续报道了。这个现象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是日渐衰微
上面的分析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传统地缘政治的观念和分析框架是否适于分析在无线网络上进行的大国战略竞争？战略竞争的内容、方式以及效果是否和以往一样？如今，世界中心在向东亚转移是因为这个地的地理环境重要还是因为这一地区的网络和数字经济发达？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数字经济大国都集中于这一区域，这三国拥有的网络专项技术已经超了美国或欧洲。由于网络技术与市场、财富、军力、权力以及国际地位紧密相联，大国战略竞争聚集于网络优势。网络技术领域的两极格局很可能成为全球两极格局的基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处于数字时代，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不同。这还是人类第一次以非自然地理领域为主战场的大国战略竞争，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充足的经验，而且也缺乏历史经验可以借鉴。这给我国带来的一个优势是，虽然美国的网络技术优于中国，但是网络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在10年之内，而战略制定需要依据技术变化而调整，因此每次新的网络技术出现都使两国在同一起跑线上制定战略，这就弱化美国的战略优势。数字时代的战略竞争对技术创新有了新要求，即创新在众多领域进行且要求创新速度快。因此，中美两国都不可能靠企业的科技创新来实现这样的战略任务，两国政府都必然会深度介入科技创新，以争取科技创新能力的长期优势。网络技术成为财富主要来源，技术迭代速度快以及垄断和跨越式竞争，这三个特点对大国领导的改革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即竞争的成败取决于领导的改革能力强弱。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讲道义的政治领导比不讲道义的政治领导改革能力强，赢得竞争的机会大。当一国政府的施政方略在于富民强国的正确方向上，那么带给国家的变化被称为“改革”；但如果处于弱化国家实力的错误方向上，使国家走向衰败则属于“倒退”。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提供的领导无论在国内和在国际上都被视为是倒退而非改革。政治领导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落实改革政策的能力。只有改革意愿而无改革能力的仍是弱领导。一国政府的改革能力越强，国家综合实力增长的速度就越大，国际权力（也就是国际影响力）也就相应的越大。因此，判断政治领导力的强弱需要从政府的改革方向和落实改革政策的结果两方面进行考查。改革方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府集中力量办什么大事的问题。各国政府的权力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然而，关键不在于能否集中力量，而是集中力量干什么事。集中力量做的事不同，对于国家实力的影响不同。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政府是集中力量搞阶级斗争，同期的美苏两国政府集中力量搞军备竞赛。集中力量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我国家实力遭到严重破坏，集中力量搞军事竞争的结果是美苏两国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大幅提高。这意味着，中美两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看谁更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两国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谁能将更大的力量集中于科技创新，谁能通过改革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创新成果，谁就有较大的希望胜出。数字时代的特殊性意味着，减少意识形态领域的资源投入，将更多资源集中于科技创新，将是中美战略竞争与美苏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区别。从大国自身变化角度讲，搞倒退比搞改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度要大。管子曰：“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一国只把自己建设好还不足以成为世界领导，还需要对手变得衰败才行。美国只靠自己的建设是无法获得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的，还得依靠苏联把自己搞解体了。苏联如果不解体，两极格局就不会变成单极格局，美国也不能获得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要考虑哪一方的改革多于和快于对方，还要看哪一方倒退的少于和慢于对方，倒退快的一方同样会失败。这个原理同样适于当今的中美战略竞争。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来源：昆仑策网，原载《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二辑，总第四辑；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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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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