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党内同志研究哲学，也要研究形式逻辑。作为普遍适用的工具，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1]“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2]。否则，思维、讲话和文章会让人头痛，没有内部联系，因而没有说服力。例如，“诡辩论就是折衷主义”[3]。

一、诡辩论就是折衷主义

公孙龙(前320年-前250年)，战国时期赵国人，名家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为《公孙龙子》。其中代表作之一《白马论》提出了"白马非马"论点，是著名的诡辩学：

“马”是对物“形”方面的规定，“白马”则是对物“色”方面的规定，对“色”与对“形”不同，所以白马不是马。[4]

如果要求得到“马”，黄马、黑马都可以满足要求；如果要求得到“白马”，黄马、黑马就不能满足要求了。假使白马就是马，那么要求得到马与要求得到白马便完全一样了。但是，如果要求得到马与要求得到白马没有区别，那么，为什么有黄马、黑马时，可以答应有马而不可以答应有白马呢？这就明显地说明要求得到“马”与要求得到“白马”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明原来“白马乃马”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白马非马”。[5]

公孙龙的诡辩有两个死穴：

1、割裂了“个别”和“一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割裂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是不存在的。

2、混淆了形式逻辑中的“是”与“非”概念的周延性：“非”即“不是”，只有一种含义，而“是”：的含义是多重的，其中有“属于”、“等同”等意思，也就有“包含于”和“等价于”的逻辑关系。

当前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着的逻辑混乱，主要是违背了习近平同志早已讲清的精神。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委员会新成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研讨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

习近平同志的观点驳斥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岐解的“白马非马”论，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不能用中国特色否定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强调中国特色，其逻辑混乱和哲学混乱必然导致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混乱。

中国在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胜利以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继而实施了人民公社、遵守价值规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继续革命、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四个全面”、“五位一体”，这些实践，前无古人，举世无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成功之母的教训，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前导带领下，中华民族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仆后继、代代相传的挑战。

二、警惕资本主义补课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以假乱真

32年前，我党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就提出了要防止资本主义补课的发展机械论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空想论，警惕了右和“左”的两种倾向。为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提出了允许包括私有经济和按资等分配为补充，以及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

一些人先富的理论创新，在当时的条件下，从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角度，符合马恩列毛的原则。如毛泽东同志自古田会议始，到大跃进及晚年，始终反对属于小农经济最高政治理想的绝对平均主义，始终秉持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哲学态度对待分配问题。同意在公有制的条件下，适当物质鼓励，反对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

但是，一些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初级阶段理论看作是资本主义补课，抹杀邓小平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条件。在批评所有制跨越生产力发展的一大二公倾向时，走向另一个极端。

1、这种观点先是虚无前3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进而把改革开放中饱受打击后剩余的公有经济成份歪曲为封建主义经济，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彻底否定封建残余，只有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市场公平性，才能否定封建经济和分配的特权性。他们忘记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推翻三座大山，反对封建主义以及自我革命的不断成功者。

2、这种观点对待新时代宝贵的工业反哺农业资源，宁愿消极的以输血方式支持小农经济，形式主义扶贫，宁愿私人资本进入农村经营略地，也不愿意培育以农民主体的集体经济的造血机制；宁愿给货币资本更多机会，侧重以私人资本控制的社会资本为主角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愿意以农民劳动者为主体的集体经济加金融贷款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3、这种观点面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雇佣劳动制度主体化的现实，以少数中等收入阶层的物质、精神需求取代广大雇佣劳动者的需求，以末位淘汰制和任意解雇压制雇佣劳动者，以民粹主义贬低歪曲各种所有制企业中雇佣劳动者的主体作用和群众路线，取消企业民主管理，从而助长国企中官僚主义，为进而攻击公有制制造口实。

4、这种观点无视马克思告诫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6]的经济学脱离科学原则的资本化、阶级工具化倾向，背离邓小平对通货膨胀的告诫，甚至不如凯恩斯、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在意列宁的警告：“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是使货币贬值。通过一种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能够秘密地和不被察觉地没收其公民的大量财富”[7]，盲目跟风西方，在货币锚中淡化、远离代表大多数人民的人民观。

5、这种观点在学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切积极成果时，放弃以我为主，在全球化中重价值链，轻产业链，致使经济经常“身不由己”，去实向虚；房地产做资金池，助长杠杆泛滥，绑架宏观经济。在金融攻防中，放弃对等，置自身以以身饲虎的危机之中。

6、这种观点以剩余价值归社会所有的旗号，强调所有制中性，鼓吹国有资本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意图通过混改，将公有制经济成份压缩到无足轻重。

7、这种观点迷信市场，任意扩大市场作用外延，放任而不是防范以市场的名义无恶不作、无处不在的社会消极现象，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领域鼓吹、部署引入私人资本，试图在中国复制甚至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主义公共服务。例如这种观点与官僚主义结合，鼓吹香港不养猪，照样有肉吃，拆除猪场，导致中国和世界猪肉价格上涨。类似对人民生活的损害，均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8、这种观点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却对充满毒素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财富集中甘之如饴，欣赏中国当下197万人口掌握着近200万亿的可投资资产，持有财富达到68万亿[8]，10%的人占据67%的财富[9]现实。

9、这种观点像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反对剥削，承认阶级，却又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军队、警察、监狱等的暴力内核，忘记了齐奥塞斯库宣布罗马尼亚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几年，即被美国中情局策划杀死；漠视中情局和新自由主义联手，对苏联金融和经济的洗劫促进了苏联解体，导致了俄罗斯21世纪之交时期的贫困化和寡头化。

10、这种观点接过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假马克思主义口号，把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依赖的民主集中制，攻击为封建极权。

总之，在我国现阶段，以社会主义改革为名，行补资本主义课之实的思潮，和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资本公知，和西方假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思潮，以及党内的官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道貌岸然地站在了一起，站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对面。这种思潮试图把产生剩余价值的私有制和按资分配，雇佣劳动制度用各种外衣和说辞揉进社会主义本质。他们的思想手段就是割裂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联系，强调个别与一般的矛盾性，否认两者的同一性，达到“白马非马”的折衷主义效果，对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形聚神散，大搞形式主义，甚至阳奉阴违，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2019.12.18

[1]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901页

[2] 《毛泽东年谱》，1958.6.17

[3]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834页

[4]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5] 意译，“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6] 马克思：《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跋》，1873.1.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7页

[7] 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在其《经济学》(第12版)，第十二章《通货膨胀：定义与成本》篇首转引了凯恩斯引用的一段话：“列宁说过……“

[8] 转引自东方财富网，2019.6.5，招商银行、贝恩公司《201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

[9]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2019.2.7，世界不平等数据库，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