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一再遭到质疑？——哈佛学生大罢课的深层原因及其启示

点击：  作者：朱富强    来源： 当代经济研究  发布时间:2019-02-28 10:27:07

 

       一、引言

科学理论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需要鼓励多元化的思维和方法，对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只有基于多元化视角，我们才能更好地审视复杂的社会现象，才能更好地利用各分支学科所积累的文献和理论。事实上，不少学者都指出，学术的首要原则是谨防一个作者、一种方法或一种工具一统天下，依靠单一方法会让人变得束手束脚。[①]同时，不同研究对象往往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这在18世纪初叶就为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所强调。就此而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应该采用不同质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们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上存在明显差异：自然本身就是自我存在的，研究者只是自然的观察者；社会、文化和历史本身则是人类精神的产物，研究者在一定意义上亲身参与到其他人类的生活和活动中去。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现象源自具有强烈意向性的个体行为之社会互动，其中必然需要大量运用包含人类意识的文字词汇和术语，而难以简单地用数学语言来加以刻画。科学哲学家海塞就写道：

【“一种形式上的、符号性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替代思想，因为符号方法应用于任何经验实例，须以对主体情况进行十分细致的分析为前提……也就是要抓住了本质，并恰当地用语言加以描述……当一个词语成为恰当的和唯一的符号的时候，它所表达的另一些必要的含义也就丢失了。与数学相比，现存语言的不明确，正是他们对世界的实用性以及他们能得以发展的代价。”[②]】

很大程度上，只有摆脱自然主义思维，我们才能更好地剖析人类行为的意向性和动机，而不是将人类行为还原为无机的原子运动。

也就是说，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我们无法对主客体作笛卡儿式的区分，而是要把社会和文化作为人类一项、欲望和动机的表现来寻求对它们的理解。相应地，我们不能将研究自然现象的研究方法简单地拓展到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尤其难以将社会经济现象化约为数量分析。然而，在日益共同体化的当前学术界，学者们普遍倾向于遵循“锤子规则”（the rule of the hammer），不加区别地使用单一方法，而不论它是否适合特定的研究项目。[③]这种倾向在现代经济学界表现得尤其明显，大多数研究都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使用成本-收益和理性经济人分析，从而滋生出一种强盛的主流化趋势。尤其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使用自然科学的分析思维和方法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这就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偏盛；其极端取向就是，不少经济学人将数学当成唯一科学的语言，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描述和论证都要基于数学工具和数学逻辑。霍奇逊写道：

【“经济系已经成了应用数学家的天堂，而非研究现实世界经济的学生的乐园。令人遗憾的是，经济系滋养了符号而非实质，成就了公式而非事实。”[④]】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符号和工具的滥用，从而也就无法深入到社会经济的内在结构和因果机理；它不仅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发展，而且也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日益相脱离，从而被嘲讽为“黑板经济学”。进而，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种缺陷在实践中的暴露，很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反思和批判，由此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反思和批判浪潮。例如，《凯恩斯传》作者斯基德尔斯基就指出，

【“我深信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源就是经济学的思想误区。经济学家让放松监管合理化是非常错误的，正是对金融业的放松监管使得信贷过度膨胀最后演变成了信贷紧缩。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带来的祸害简直难以描述，有那么多聪明的头脑会致力于如此奇怪的思想，历史上也很少见。”[⑤]】

同时，这种现实反思思潮也已经扩散到了青年学子之中。

一个典型事件是，2011年11月哈佛学生罢了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曼昆的课，并发布了致曼昆的公开信。[⑥]根本上，哈佛学生罢课事件具有学术和现实两方面的深刻根源，它是30多年来经济学界反思运动的延续，也是无法根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之内在缺陷在教学上的周期性爆发。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关注“表面”的市场现象，并热衷于为之提供某种理性逻辑的解说，从而无法真正剖析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貌似”崇尚市场竞争，但它却一直刻意地排斥和压制其他经济学思维和流派的竞争，否定和无视来自其他领域的声音。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垄断以及对其他竞争思维的排斥，造成了经济学界的单向度状态以及对现实问题的集体沉默；同时，这种沉默所换来的除了偶尔的抱怨外，最终将导致矛盾的集中爆发。[⑦]

然而，与经济学革新运动如火如荼的国际形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面貌和青年学子的态度：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对欧美高校发生的经济学革新毫不了解，也根本不愿了解，而只是一枚地追随着所谓的“主流”。更为甚者，这些经济学人对学术反思和批判持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为只有那些做不了真正的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去从事所谓的方法论探究，进而，他们也就将那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视为没有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而能力低下者，甚至当成非理智的愤青。为什么会这样呢？森就曾指出，

【“回避理智思考的人通常并不是愤怒反抗的民众，而是社会秩序与司法的温和的卫道士。纵观历史，那些当权者手握公共权力，但并不清楚他们行为的缘由，也不愿审视他们决策的基础，往往都会选择保持沉默。”[⑧]】

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也是如此，一群知识狭隘而无力反思的经济学人占据了重要岗位，并通过了各种制度安排来限制经济学的多元化思维。有鉴于此，本章以哈佛大学学生罢课事件为契机，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作一深层次的剖析，由此来反思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及其社会基础。

二、反思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

哈佛学生罢课事件的根源在于现代经济学本身的缺陷。《经济问题杂志》主编图尔写道：

【“正统的资本主义学者倾向于只给学生提供一部分概念工具，和他们所需要的相差甚远。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家的研究方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其派生物——是提出一种与早期牛顿物理学的高度成功相媲美的科学方法。其主要任务是以因果关系揭示自然规律。这种研究在经济学家手里变成了理性主义的、演绎的、片段式的、实证的研究，并主要关注价格和市场现象。”[⑨]】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局限于关注“表面”的市场现象，并且热衷于为之提供某种理性逻辑的解说，而无法真正剖析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为了便于读者对现代经济学的缺陷有深刻的认识，这里就其思维和理论作一深刻的剖析。

（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审视

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深化对人类现实行为的认知并逐渐解决现实社会中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此，经济学理论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解释层面，而是要深入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这为古典经济学家、老制度经济学家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等所认识。例如，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门格尔就“坚持认为经济学家寻找的不仅是数量间关系”，还包括经济现象的本质。[⑩]问题是，如何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呢？这就有两方面的要求：（1）需要观察大量的经验事实并由此形成基本直觉；（2）还需要借助于人的知性思维对直觉进行逻辑化提炼而形成系统性的理论。

显然，遵循从现象揭示本质以及由本质来审视现象的双向逻辑，这就为构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双重要求：（1）不能脱离日常经验；（2）又要把基于经验的认识与逻辑化的知识体系结合起来。进而，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经济理论体系要得到广泛的接受和传播，还必须经受这样的双重检验：（1）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检验；（2）外在的事实相符性检验。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恰恰在这两方面的检验上都存在问题，从而也就必然面临着问题意识的批判。

首先，就经济理论与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言。经济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尤其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与社会环境的演化保持一种历史逻辑的一致性。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割断了理论与历史之间共同演化的逻辑关系，而日益被打造成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的抽象理论，从而导致理论体系变得越来越形式化。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应该重新回归其本质，重新回归深化社会认知和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基本要求，以使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取得实质性的不断推进。

其次，就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而言。经济理论必须以某些可行的前提假设作为微观基础，这个前提假设是分析微观个体行为以及宏观社会经济现象的逻辑出发点，由这个前提假设推演出的系列论断也必须符合严格的逻辑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理论体系必须建立在自洽性的逻辑之上，而且，各个具体理论的内在逻辑基础也必须具有一致性。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以及经济学各流派之间，还存在差异巨大乃至截然对立的前提假设，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往往采取不同的分析逻辑。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学科还很不成熟，整个社会科学或者经济学领域的各理论之间还没有实现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很大程度上，正是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现代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八股”的论文写作范式：先设定一个前提假定，然后再基于形式逻辑而推演出结论。在主流经济学人看来，只要前提假定是真实的，那么推理结论也就是真实的，从而也就是与现实世界相关的。问题是，这种模型分析始终置于一个封闭的系统下，即使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自然科学，也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相差甚远。其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存在根本性差异：（1）社会经济现象本身不是静止的，不是可逆的，而是不断演化的；（2）型塑社会经济现象的人类行为也具有明显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不仅体现为行为方式受各种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且也产生行为的变异和创新。

同时，研究对象上的这种差异也就赋予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以不同的学科特性，并导致内在逻辑在自洽性上的差异：自然科学注重的是物理或数理的形式逻辑，而社会科学注重的是人的行为逻辑。正是由于人类行为具有意向性，因而数理模型就永远不能真实地反映与人类社会同向演化的心智和行为。沙克尔写道：

【“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活着逐渐地获取知识的人。……这样一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也包含在内。”[⑪]】

这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不能简单地蜕化为静态的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关系，经济学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和“客观”的程度。

然而，长期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刻意地向自然科学攀亲，而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则不断拉大距离。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明显特征就是数学化，努力用复杂的数学符号来遮蔽那浅薄和空虚的思想探索。劳森就写道：

【“在一名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理论就意味着模型，而模型就意味着经济思想必须使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在越是高级的课程中，经济理论越是使用更多的数学模型加以阐释……因为所有的模型都是不完全的……对简化的假定提出过多的质疑是不礼貌的表现……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是建立一个更好的模型，也就是更好的理论……”[⑫]】

里昂惕夫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写道：

【“经济学家们年复一年地不断建造着难以计数的数学模型，并极为详细地探究着其形式特性；计量经济学家们则把所有可能、各种形式的代数函数应用于本质上相同的各类数据，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能够提高对真实经济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有系统的解释力。”[⑬]】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遭遇

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向自然科学靠拢，并积极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乃至大肆使用数学工具；由此，也就自诩为社会科学的明珠，进而以其“科学性”而跻身于诺贝尔奖序列。但试问：尽管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会捧出一两个“著名”经济学家，但这些经济学家对社会发展究竟提供了什么帮助呢？[⑭]有人就调侃地说，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热门议题是：（1）如果你能发展一个数学模型解释“在不完全信息之下，为什么肚子饿了要吃饭”且能精确地预测吃几碗；（2）如果你能发展一个严格数学模型解释“在不确定时，为什么理性的经济人会迟到”且能精确地预测迟到几分钟；（3）如果你能发展一个严格数学模型解释“在不完全信息之下，为什么一群高学位的经济人凑在一起会变得很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课程只是提供了一个与任何具体问题度都没有联系的“想象世界”，而且它还借助数学工具极力排斥其他思想的挑战，从而就对学生的思想和理解力造成了严重的压制。麦克洛斯基则说，

【“或许在一些事情上，小孩子也比哲学家更加明白事理：在经济学或任何专门只是中孤立地使用比喻、故事、事实和逻辑，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祸害。”[⑮]】

有鉴于此，现代经济学说首先受到众多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以及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严厉批判。Peter Söderbaum说：

【“新古典经济学接近垄断的地位与民主政治的一般思维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但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将经济学限制在新古典范式内意味着强加一种严肃的意识形态限制。经济系成了政治宣传中心”；】

Steve Keen说：

【“从经济学硕士或博士课程毕业的学生，往往对经济学存在一种茫然若失的理解，对他们专业的智力发展史缺乏正确评价，而只知追逐那种不仅妨碍其对经济学之批判性理解而且妨碍其对数学和其他科学最近发展之鉴赏能力的数学方法。这些所知不多的学生中少数日后却会成为学院派经济学家，然后重复这一过程。（于是）无知便成了永恒”；】

Herbert Gintis说：

【“本科经济学是一个笑话——宏观还好，但微观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他们讲授那些你知道不是真实的材料。他们知道一般均衡模型不是真实的。那个模型有很好的稳定性，它并不预测任何有趣的事，但是他们就教这个……”；】

Emmanuelle Benicort说：

【“大多数课程处于一个‘想象的世界’，它与无论何种具体问题度没有联系”；】

Julie A. Nelson说：

【“塔利班及其原教旨主义思维对妇女来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为控制和压迫的体制。现代学院派经济学和全球经济政策已经为乔治.索罗斯所抨击的那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僵硬思维所控制”；】

Tony Lawson说：

【“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解释的努力是很不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这个学科中绝大多数的严肃评论者所接受，包括它的许多最杰出的阐释者”；】

Geoffrey M. Hodgson说，

【“因为数学已经淹没了主要大学和研究院的课程，经济学系学生既没有受到鼓励也缺乏装备来分析真实世界的经济和制度”；】

Donald Gillies说：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经被证明是很不成功的，因为它是基于一种在经济学和物理学之间类比的误导。经济学如果用另一个非常成功的领域（也即医学）的模型来武装自身，像很多医学一样采用定性因果方法论，可能会做得更好。”[⑯]】

同时，这种批判不仅来自非主流经济学家，而且也来自众多主流经济学家。事实上，很多经济学人都深深认识到现代主流经济学思维和理论的缺陷，从而往往在“功成名就”之后就会对之进行质疑并发出强大的批判声音，如缪尔达尔、哈耶克、科斯、诺思、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萨缪尔森、阿罗以及保罗.罗默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如此。这里引几段这些现代主流经济学“教父”们的评论。弗里德曼说：

【“……经济学正日益变成数学的神秘分支而不是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学科”；】

斯蒂格利茨说：

【“在美国研究院正在被教授的经济学是一种对胜利的意识形态而非对科学的宣言”；】

科斯说：

【“现存经济学是一种漂浮在空气中的理论的（意即数学的）体系，它与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有关系”；】

诺思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和永远在变化的世界，它以新的和异常的方式在不断地演化。（但）标准理论却对此无能为力。要试图理解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改变，就需要对我们的思维进行根本性反思”；】

索洛则说：

【“今天，如果你问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生活的任何方面的问题，他的反应将是：假设我们将这个情形模型化而后看将会发生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是由这个过程的例子所构成之外，就很少有其他东西了”。[⑰]】

萨缪尔森也承认，

【“有时候的确看来如此，我们最优秀的学生可谓是无所不知，但就是对常识一无所知。”[⑱]】

克鲁格曼说：

【“经济学科的迷途在于，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误将优美——套上外表华丽的数学外衣——当作了真理。”[⑲]】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片面地向自然科学攀亲，现代经济学研究论文越来越注重模型的优美，以致经济学研究蜕变成向他人展示智力的一种游戏而非探究事物内在本质及其因果关系的科学，乃至经济理论也就离社会经济现实越来越远。琼.罗宾逊很早就对科学和艺术进行了区分：“诗歌的优美是一个有关精细鉴赏力的问题。一个年青的初学者几乎不可能确定自己的诗歌是否优美，因此，再也没有什么比得到朋友和公众的好评更能使他喜气洋洋；再也没有什么比相反的评价更能使他深感羞辱。前者确定了他急于获得的对自己诗歌的好评，后者动摇了这种好评。经验和成就也许会适时地给他对自己的判断增加一点信心。然而，他老是容易为公众做出相反的判断而感到极度的羞辱”，“相反，数学家对自己的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充满自信，因此对于人们怎样对待自己毫不介意。……自然哲学家们，就其不受公众评价的制约来说，同数学家相近；就其对自己发现和观察所得知识的优点的判断来说，具有其程度同数学家相等的自信和泰然自若”；正因如此，“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由于不受公众评价的制约，很少受到要维护自己声誉和贬低对方声誉的诱惑而组成派别和团体。他们通常是态度亲切举止坦率的人，他们相互之间和睦相处，彼此维护对方的声誉，不会为了获得公众的赞扬而参与阴谋诡计，他们在自己的著作得到赞同时会感到高兴，受到冷遇时也不会很恼火或非常愤怒”，而“对诗人或那些自夸自己作品优秀的人来说，情况总是与此相异。他们非常容易分成各种文人派别；每个团体往往公开地和几乎总是隐秘地把别人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并运用各种卑劣的诡计和圈套以抢先获得公众对自己成员作品的好评，攻击仇敌和对手的那些作品。”[⑳]

不幸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支配下，大量的经济学子热衷于严守所谓的常规范式，并滋生出日益严重的数量模型崇拜现象；此时，经济学研究似乎不再是“自己相信”的“为己之学”，而蜕变成一种“努力让他人相信”的体育竞赛。结果，以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日益封闭和僵化，从而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黑板经济学”。这种现象在主流经济学教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希尔和迈亚特就写道：

【“主流教科书的口径统一到了何等严整的地步，它们体现的世界观谱系又是何等狭隘——的确，甚至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所持有的价值观谱系还要狭隘。”[21]】

譬如，典型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会宣称，它传授的是一门与价值观无关的学问，但它给人印象却又是，市场主体上是充分竞争的且处于有效状态，而最低工资和工会等对工人自己有害无益，政府的监管更是既无效又有害。显然，这些论断又是充满了价值判断，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方法论定见。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就描述道：

【“业外的人很容易把经济学看成一套尊崇市场的教条，或者是一系列（配置）效率的狭窄定义。如果你选中的恰恰是典型的那种经济学入门概要……日后要念的恐怕还真是那些东西。不过，若是多选几门不同的经济学课程，或者花点功夫到其他地方听听课，你绝对能略到全然不同的景色。”[22]】

正是深受主流经济学教材之害，进入21世纪后，一个命名为“后-我向思考”经济学的革新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兴盛起来了，它要求对经济学作根本性的改革。例如，2001年的剑桥大学公开信强调，“经济学正为对经济现象解释和分析的单一方法所垄断，这种方法的核心就在于依赖于一种正式模型推理，它被认为是对研究正确的，而相关的证据却并不是‘硬条件’，经济学专业的主要杂志、教师以及课程都指向这个方向”，但是，“这种形式分析对理解经济现象的一般适用性却是值得怀疑的”。[23]随后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大学发布的“堪萨斯宣言”强调，“受无历史的分析和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论限制的经济理论只能对挑战复杂性的经济行为提供有限的理解。经济学狭隘的分析方法阻碍了它产生真正适用和现实的政策处方的能力、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的能力”，因而“所有经济学系应该对经济学教育进行改革，这包括对那种强化我们这种学科的方法假设的反思”。

经济学改革运动者看来，经济分析应该立刻朝如下几方面拓展。（1）拓展对人类行为的理解。“经济人作为一个自洽性的理性最大化者的定义太狭隘了，以致无法容得下诸如本能、习惯、性别、阶级和其他社会因素等在经济心理和社会代理中的决定性作用。”（2）重视文化。“经济活动像所有社会现象一样必然是根植在文化中的，这包括所有的社会的、政治和道德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它们通过强加义务、赋予和剥夺特殊选择以及创造社会和团体身份的方式深深地塑造和引导了人类行为，所有这些都会影响经济行为。”（3）考虑历史。经济现实与其说是静态的不如说是动态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必须调查如何和为何事物会有时空上的变化。“现实主义的经济调查需要集中在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结果。”（4）知识的新理论。“传统上被社会科学使用的实证和规范的二分法是有问题的，事实-价值的差别能够被这一认知超越：调查者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与科学的调查和科学的成熟结合在一起。”（5）经验主义的基础。“为了证实理论主张需要在经验证据作更多的努力。经济学教学中那种不涉及经验观察而赋予理论原则特权的取向产生了这种解释的现实主义怀疑。”（6）拓展研究方法。诸如参与者观察、案例研究和讨论分析等都应该和计量经济学和正式建模一样被视为获得和分析数据的合理手段。“基于不同的优势点并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技术来观察现象往往可以提供新的洞见，并提高我们的理解力。”（7）跨学科的对话。“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经济学内部的不同学派，也应该意识到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24]

三、哈佛罢课事件引起的中国经济学反思

学术的发展本身是在反思、批判和综合的基础上不断前行的，而不能囿于特定的解释共同体，不能盲从于所谓的主流范式。图尔就强调，

【“理论是为人服务的，出于对真理的尊重，它不会向尘世中的任何大师低头；意识形态并不信仰真理，从而只是对人、制度及历史进程等盲目崇拜的牺牲品。”[25]】

但是，现代学术却日益丧失了这种学术理念，主流经济学教材尤其热衷于阐发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智慧，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学都陷入没有思想、缺乏反思的单向度状态。加尔布雷思很早就指出，

【“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稍有批判精神的任何个人，也有可能被视为一头愤怒的狮子，与周遭的整体心境格格不入。在这个时代，具有各种社会信条和政治信仰的人都在寻求安逸的生活和既定的观点，有争议的人会被看作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创新会被当作不稳定的标志；在这个时代，对于奉为金科玉律的教条稍加修正，又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陈词滥调。”[26]】

这一情形充分体现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从而形成了一种截然背反的图景：一方面，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失败以及内在缺陷的暴露，乃至它正遭受越来越严厉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化取向越来越强烈，乃至绝大多数青年学子都投入到这一领域之中。那么，这种情形就如何形成的呢？我们继续作一解悉。

（一）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沉闷现状

一般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应该是问题导向的，应该关注周边的社会经济现象，解决熟视无睹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却是方法导向的，热衷于在既定范式下进行抽象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而忽视这些分析工具在真实世界的运用，从而导致了现代经济学日益形式化和黑板化，而经济学界的思想则犹如一潭死水。很大程度上，正是当下流行的新古典“黑板经济学”，把青年经济学子训练成了一个个建模高手，却缺乏有关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常识。这就如我们在《雨人》《自闭历程》《我是山姆》《马拉松》《我的名字叫可汗》《地球上的星星》《守望的天空》《海洋天堂》中看到的自闭症患者，他们往往具有特异的才能，在适当场合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由此获得大量收益。例如，具有超强记忆力的自闭症患者甚至可以培养成赌圣，由此获得的收益甚至可以雇佣多个正常人为之服务。问题是，如果社会充斥了自闭症患者，那么，社会就会被割裂成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就不再有热情和欢笑，也形成不了良好的合作秩序，从而也就会导致社会的解体。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正处于这种处境，它正在培养出一个个自闭症患者，而这最终又将会解体整个经济学。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和反思，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新学科也逐渐兴起，它们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自闭病症。这样，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还在极力维系它的正统支配地位，还在坚持理性+均衡的分析范畴，但是，正如科兰德宣布的，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已经死亡了，我们也不能再用新古典标签来描述当前的主流经济学了。[27]实际上，任何现实主义经济学者都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现代盛行的那种经济学的弊端，有社会实践经历的学者更是如此。例如，斯蒂格利茨早年主要热衷于不对称信息下的保险、信贷、租佃、失业等抽象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探索，但自2006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就加强了。同样，以开发内生经济增长陌生和撰写主流宏观经济学高级教材闻名的保罗.罗默在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也发生了很大的认知转变，他指出，宏观经济学研究利率、经济衰退、失业、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等大事件，但显然，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预测经济大萧条，因为迄今为止的宏观经济学本身就是胡说八道。[28]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保罗.罗默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经济学人又开始大肆推崇他开创平衡经济增长模型的意义。但试问：保罗.罗默的模型对提升社会认知又有何贡献呢？甚至说，他提出的东西连假说也算不上呀！因为假说毕竟是没有被证伪而有待进一步检验的，而平衡增长说却没有任何现实性，也一直在为现实所证伪。同时，保罗.罗默的平衡增长模型承袭索洛模型的思路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完全归结为技术的演化，至多引入知识和创意来解释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倡导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的投入。但是，无论是报酬递增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体征根本上都是体现为总体生产力，而这又源于更为合理的分工（分工的深化和广化），进而合理的分工又关涉到社会制度（包括组织结构以及文化伦理等）的变革。显然，这些已经为古典经济学家所高度关注，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出于构建数理模型的目的却将这一明显且根本性变量丢弃了，进而也就丢弃了人类知识的宝贵遗产。

由此可以反思中国经济学的现状：尽管中国经济学人大都热衷于社会热点关注和应用政策研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已经在西方社会遭到了激烈批判并处于衰落之中，但是，中国经济学人却将之捧若至宝而大肆引进。更不要说，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情形与欧美诸国存在很大的不同：它更需要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更需要走问题导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道路；但是，中国经济学人却如此热衷于照搬主流经济学教材中的方法导向研究，大肆从事抽象的数理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正因如此，这种“黑板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所造成的恶果更为严重。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的那些经济研究论文根本上是无意义的：（1）从事计量实证的那些人士根本不能对现实社会环境作正确的理解，从而那些实证分析往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根本无助于预测或指导实践，从而表现为“下不着地”；（2）从事数理经济学的那些人士根本无力在数理逻辑或模型构建上所有创新，而往往是机械地搬用（最多是对变量做些调整）西方学界的数理模型，从而表现为“上不入天”。既然如此，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学生们又一次走出了“黑板经济学”课堂的今天，那么，中国的青年经济学子又有何反应呢？

不可否认，随着“黑板经济学”缺陷的逐渐暴露，中国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反思，并倡导“上天着地”式研究。问题在于，流行的所谓“上天着地”式研究往往被扭曲为：搬用教材中的一些理论来对具体问题进行解释或解决，结果，这反而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更严重的恶果。例如，有人利用供求规律或激励理论来倡导提高高校学费，或者基于“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来进行教育产业化改革，结果就造成了社会新的不公平。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导向思维往往静态地看待问题，看不到现实的异化；相反，制度的优化和改进需要全面地认识现状的危害及其产生原因，这就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的“上天着地”思路。一般地，这种思维强调，我们要借助人的知性思维，不断深化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及其内在结构和作用机理的认知，提高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研究过程中就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利用某单一理论对现象进行分析或解释，而是应多视角地把相互联系的社会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作全面剖析，基于各种理论的契合而提炼出更具一般性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经济学界如此沉闷的根源

经济学的现实主义发展需要走知识契合的道路，但这一研究取向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却遇到极大的阻碍。究其原因，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往往简单地基于“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学术，从而也就缺乏起码的学术交流、对话和尊重。结果，基于知识反思和契合的研究路向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1）它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往往不能被当前甚嚣尘上的“主流”们所青睐；（2）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往往又不能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尤其是，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青年学子们更是迷恋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而对那些反思的声音要么是故作不理不睬，要么就是竭尽嘲讽之能事。事实上，自“后-我向思考”运动兴起之初，贾根良教授就一直保持跟踪并作了系列的介绍，但似乎没有几个学人感兴趣。即使这次在2008年经济危机下的哈佛大学学生罢课事件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报道，但中国经济学界却依旧像一潭死水，青年学子依然毫无反应。由此，我们就需要思考：为何出现这种现象呢？

一般地，中国经济学界的沉闷情形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得到说明。第一，中国经济学人往往具有根深的崇洋心态：对国外经济学者往往采取一种仰视的态度，称之为“大师”或“泰斗”；相反，对中国经济学人则采取犬儒主义态度，把任何批判和质疑都视为是一种“自傲”和“不自量力”。第二，中国社会还缺乏独立的人文思想这一“道统”：那些与政治需要不符的思想往往会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压制，甚至根本就无法发表；相反，承袭西方的主流范式尤其是数理范式则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学术压制，因为这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前沿研究，数学逻辑更是中立的。第三，中国经济还处于增长周期，较好的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抵消了人们对其理论基础的批判，而稍纵即逝的经济机会也使得大多数经济学人热衷于去把握现实机会而不是理论批判；相反，西方经济学子之所以起来反对主流经济学，因为这种理论指导下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明显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第四，中国的市场经济远远不是完全竞争的，不同岗位的收益相差极大，而进入具有高收益的财经岗位往往依赖于文凭之类的“敲门砖”；为此，经济学专业的学子往往热衷于获得这样的“敲门砖”，而不在乎是否真正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认知。很大程度上，前两者反映了崇洋主义、媚俗主义的学术精神，而后两者则反映了功利主义和务实主义的人生态度；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学人热衷于追随主流学术，热衷于模仿数理经济学的形式，而鲜有时间和精力对这种范式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和质疑。

事实上，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很少有经济学人能够且愿意对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经济学众流派的学说进行系统梳理以及对相关知识进行契合并由此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展开系统审视和批判。这些经济学人往往不仅会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各类学术宗派所排挤，而且还要受到政治的以及社会的各种压力；结果，这类学人往往沦为李商隐、苏东坡之属，处于悲哀的生活境遇和边缘的学术地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学界当然也就难以有真正的学术探究，相反，盛行的大多是那些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学术规则以牟取私利的学术蟑螂。[29]特别是，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话语权基本上都为一些功利主义的海归经济学人所掌控，他们倾向于制定一系列的学术奖惩制度来推行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只要那些遵循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思维和分析范式的数理文章才得到认可，乃至形成了居绝对支配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中心观。在这种游戏规则下，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会撰写为主流认可的文章。博兰写道：

【“如果你想得到终身职位或提升，你就应试图在有地位的杂志——也就是那些突出以数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杂志——上发表你的论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为你的分析模型的真实性或者怎样你才有可能发现你的模型的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类问题而冥思苦想。”[30]】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思潮类似于文化上的西方社会中心观：西方社会中心观以西方社会的行为、制度和文化来审视乃至排斥东方的行为、制度和文化，而新古典主义中心观则以新古典主义的思维和理论来审视乃至排斥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思维和理论。不过，当前的买办学术比以前的买办文化更为强盛，以致新古典主义中心观似乎更为偏激；同时，以前也不是所有学者都盲从于西方文化，相当一部分学者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从而对当时日益盛行的买办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当年胡适的主张及其所面临的批判中略见一斑。胡适是文化西化的主要倡导者，他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重点也就在于：以西方的逻辑思维来否弃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这种学术取向和学术态度尽管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却遭到金岳霖、陈寅恪、钱穆、牟宗山等大儒的强烈批评。

例如，钱穆批评说：“适之提倡新文化运动，其意不在提倡专门，凡属中国旧学，逐一加以批评，无一人一书足资敬佩”，结果，“其所假设者，似仅为打倒孔家店，中国文化要不得。一意广泛批评，即其小心求证矣。至民主科学两项，究当作何具体之开创与设施，则初未之及”，[31]于是，吃鸦片烟、裹小脚等都成了胡适证明“中国文化落后”的“小心求证”了。同样，金岳霖也写道：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工商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就是后来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见，所以注意效果，既注意效果，则经他的眼光看来，乐天安民的人难免变成了一种达观的废物。”[32]显然，当前那些海归经济学人的学术倾向也是：大胆假设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对的，然而“小心”地找一些数据来加以“证明”。其实，即使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存在不足，合理的研究取向也应该是努力去探索这种文化形成的机理以及发展中的偏差，从而可以吸收其精华而去其糟粕，而不能简单地全盘照收或全盘否定；这种研究取向和态度也是正确对待现代经济学理论应有的取向和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理论，从而促进理论的实质进步。

四、结语

马歇尔很早就指出，

【“经济学必须遵循日常生活的实践”，“经济学的理论必须用大家所明了的语言来表达；所以，经济学必须力求使它自己与日常生活中惯用的名词相合，而且在可能范围内必须像平常所用的那样来使用这些名词。”[33]】

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刻意地使用大家所不熟悉的术语名词和数学符号，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进入经济学的门槛，其结果就是，经济学与社会大众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日益相割裂，最终蜕变成一种“我向思考”的经济学。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内部各流派之间往往在政策上存在很多分歧，但它们的基本社会哲学观是一致的，相应地的基本理论前提也是共通的。布依特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和信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都信奉“完全市场范式”，都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不测事件，他们认定市场始终是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违约、破产和倒闭是不可能的’。”[34]不过，随着“黑板经济学”的弊端在社会实践中日益暴露，随着它在经济预测和社会实践中遭遇越来越多的失败，西方社会就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以及青年经济学子起来寻求改变，以致每一次重要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类似哈佛学生罢课事件之类的事件。

很大程度上，由于对数学工具和形式逻辑的推崇，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含的思维和理论缺陷早已暴露无疑了。塞利格曼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指出，“从总体上看，今天经济学各个流派都过于关注形式主义的技术特性的，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的理论非常少。往往只有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才会有人提出与现实有关的理论，这实在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勉强地说，这或许也算地上一个小小的安慰，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就应该坐等经济危机一再地重复发生吗？”[35]劳森则提出这样四个论题：“论题1：当前，学院派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传统或正统派统治着，其实质是一味坚持数学演绎主义建模方法”，“论题2：这个主流理论已处于不很健康的状态”，“论题3：主流理论之所以表现如此差劲，是因为数学演绎主义方法正在被应用于不适合它的情况”，“论题4：与其雄心相反，现在主流理论主要起到了限制经济学获得其潜在（却真实）的理论解释力和作为自然科学的科学性”。[36]为此，数理经济学家哈恩等也强调，经济学的中心将从数理经济学转向其他领域，将会更为关注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37]

然而，尽管现在主流经济学作为科学的信誉在西方也已遭受越来越大的质疑，但中国经济学人却依旧在大肆照搬这种新古典的主流范式。霍奇逊说，

【“政党危机的风暴在外部世界肆行无忌的时候，整体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还在用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的‘模型’玩着机巧的但是无用的游戏。”[38]】

这句话固然适用于西方经济学的总体情形，但显然更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写照。之所以如此，中国经济学人深受功利主义和传统智慧的双重束缚，而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传统智慧都促使中国经济学人追慕西方的主流，与主流一致才会带来认可，才会带来利益。显然，正是这种学术取向导致了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化和一元化，从而严重窒息新思想的出现和成长，严重制约学说理论的发展。加尔布雷思就强调：

【“经济学的缺陷不在于创新性的错误，而在于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腐的观点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便利已经被神圣化。任何人要想挑战这类理念似乎都需要有自信，甚至还需要具有挑战性”。[39]】

最后，中国经济学的僵化和形式化，很大程度上又与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精神有关。只有广博的知识结构，才能充满自信地对弊端日益凸显的主流范式发起挑战；只有高度的学术理念，才会积极自愿地对弊端日益凸显的主流范式发起挑战。怀特海曾经说，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而在大学，他该站起来四面张望。但是，在当前中国高等经济院校，大多数经济学人却缺乏学术反思和批判精神，而热衷于学术的“照搬主义”，乃至整个经济学界日益陷入一种缺乏否定的单向度状态。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又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学术制度的激励：出身数理的海归经济学人掌控中国经济学话语权并逐渐取得了经济学刊物和经济院系的行政岗位，为了控制学术话语权，他们设立了一系列奖惩制度来激励青年学子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不是使用自己最为熟悉的中文，这样，青年学人就不得不选择数理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不得不遵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相应地，中国经济学界就形成了一股自我强化的主流化效应，中国经济学论文的形式化取向更为严重，并与本国的现实需求更加脱节。

[①] Clark, R.S., 1977, Fundamentals of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P.10.

[②] Hesse M. B., 1955, Science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P.88.

[③] 波蒂特、詹森、奥斯特罗姆：《共同合作：集体行为、公共资源与实验中的多元方法》，路蒙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④]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⑤]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Ⅹ页。

[⑥] An Open Letter to Greg Mankiw by Concerned Students of Economics 10，Monthly Review, 2011-11- 3.

[⑦] 朱富强：“哈佛学生为何罢曼昆的课”，《社会观察》2011年第12期。

[⑧] 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引言第4页。

[⑨] 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⑩] 科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⑪] Shackle G.L.S., 1972,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Acritique of Economic Doctr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6.

[⑫] Lawson T.,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p.6.

[⑬] Leontief W., 1982, Letter in Science, 217(9):104.

[⑭] 朱富强：“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得主盛名难副”，《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10年第1期。

[⑮] 麦克洛斯基：“经济学专业的修辞”，载麦克洛斯基等编：《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刘健芝、罗永生等编译，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3页。

[⑯] “后我向思考”经济学网站的扉页，http://www.paecon.net/.

[⑰] 以上参见“后我向思考”经济学网站的扉页，http://www.paecon.net/.

[⑱] Samuelson P.A., 1960, American Economics, In: Freeman R.E., (Eds.), Postwa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U.S., New York: Harper. pp. 1652-1653.

[⑲] 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⑳]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53-154页。

[21] 希尔和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愉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22] 希尔和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愉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23] “Opening Up Economics:A Proposal By Cambridge Students”，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Camproposal.htm.

[24] “The Kansas City Proposal”，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KC.htm.

[25] 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26]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7] Colander D., 2000, The Death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22(2): 127-124.

[28] Kein Drum, 2016, Famous Economist Paul Romer Says Macroeconomics Is All Bullshit , http://www.motherjones.com/kevin-drum/2016/09/famous-economist-paul-romer-says-macroeconomics-all-bullshit.

[29] 朱富强：“‘蟑螂性生存’还是‘优胜劣汰’？基于现实收入分配之决定机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

[30] 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王铁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31]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序。

[32] 转引自冯友兰：《冯友兰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3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1页。

[34]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35] 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804页。

[36] 劳森：《重新定向经济学》，龚威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37] 伊东光晴：《现代经济的蜕变》，郑海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38] 霍奇逊（本书译为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和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页。

[39]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