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伟伟：追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源

点击：  作者：曹伟伟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8-05-18 15:24:12

 

 

 

　　凝神沉思，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开篇，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回望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征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这样的初心，始终将自己的命运同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前仆后继、顽强奋斗，彻底终结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饱受列强蹂躏的局面，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完成了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对全党同志谆谆告诫：“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追本溯源，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何而来？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沃土之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实现了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从更为宏观的视野看，马克思是世界共产党人初心的奠基者。我们追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首先要忆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马克思的家乡特利尔是莱茵河支流摩塞尔河畔的一座小城，摩塞尔河沿岸的农民多以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为生。由于封建贵族和新的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特利尔种植葡萄和酿酒的农民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当葡萄成熟时，可口的葡萄不仅酿造了贵族杯中的美酒，也酿成了摩塞尔河畔农民悲苦的泪水。尚在读中学的马克思时常走访郊区的农民，农民贫苦悲惨的生活和他们对于压迫者强烈的仇恨，深深地触动了马克思年轻的心灵。马克思在自己的中学毕业作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幸福和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上认为那些由于为共同目标劳动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存在下去，但将永恒地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铿锵有力地表达他为人类服务的伟大理想，虽然此时他的理想还十分抽象，并且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却是在黑暗的社会统治下，他第一次向普鲁士反动政府发起的挑战。

 

　　鲁迅曾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勇者，一生都无私无畏。后来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深入摩塞尔河沿岸农民之中，极其详尽地调查分析了农民贫苦的生活，连续撰写了三篇报道摩塞尔河沿岸农民悲惨生活的通讯，揭露了反动政府是造成农民贫苦生活的原因，而他也遭到了莱茵省长的重重责难，但马克思毫不屈服，坚持以笔为刀，坚决回击反动省长。同时，马克思以《莱茵报》为阵地，猛烈抨击了莱茵省议会制定的“森林盗窃法”，坚决捍卫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还以极为尖锐的文章批判讽刺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并从此开始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德国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

 

　　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革命人生的第一步。也正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上，马克思从最黑暗的现实中认识社会、认识生活，他将人民群众视作一片沃土，他深深扎根在这片沃土之上，生根发芽，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深切地领悟广大劳苦民众的爱与恨。1844年8月，马克思在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暇，心地高尚”。源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切认识，马克思后来在《神圣家族》中，揭示了社会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意识的根源，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呐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后来，为了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他坚定地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穷尽生命中最后一滴血液，为人类留下了《资本论》这一思想瑰宝。正是在深入人民群众之中进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彻底解放自己”，他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逐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

 

　　 “为人类福利而劳动”“我们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解放全人类”……马克思的初心就是这样鲜明的确立，世界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正是这样悄然奠定。然而，坚守这样崇高的革命初心又谈何容易，面临的困难又何其艰辛。马克思踏上革命的道路后，整个历程几乎都是在极端贫困、病痛缠身的条件下度过的，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更是斗争的哲学。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刻在马克思墓碑的正下方，马克思也以此表达了他的哲学与旧哲学在根本上的对立。旧哲学离开社会实践去解释说明世界，无产阶级的哲学则不局限于说明世界，而是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所以，马克思为革命奔波劳碌的一生，也是拥抱人民、勇于实践的一生。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葬礼上说：“他是最受憎恨的人，但他也是最受爱戴的人。最增恨他的是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爱戴他，因为他热爱他们”。普鲁士反动政府对马克思恨之入骨，所以，马克思被剥夺了普鲁士公民权，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给他明确国籍和公民身份。马克思曾风趣地说他是世界的公民。他受到了欧洲各国反动政府的驱逐和迫害，同妻子燕妮带着家人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动荡无依的政治流亡生活，直到逝世，马克思都是政治流亡者的身份。马克思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流亡中的他时常被贫困缠绕，他经常因为没有衣服和鞋子而无法出门，经常因为没有钱买吃的而发愁，他最爱的孩子生病了却没有钱请医生，只能活活病死，病死的孩子因为没有钱买棺材而无法安葬，这些苦难给了马克思无情而深重的打击。当在1859年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他自嘲：“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了！”

 

　　除了反动当局对他的驱逐迫害、经济的困顿之外，疾病带来的痛苦也极大地阻碍了他的工作。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马克思都是在十分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坚持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学习、研究和工作，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几乎都是在经受反动势力迫害、饥寒交迫、病魔缠身的状况下完成的。马克思说：“我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此”。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已然重病缠身，但他还是经常工作到凌晨，他在给迈耶尔的信中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积年累月的过度劳累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坏，眼膜炎、胸膜炎、肝炎、肺气肿、痈等诸多疾病都向他袭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在带重病伏案工作，而最后夺走他生命的正是劳累导致的胸膜炎和肝病。马克思过早的离世，留给人们无限的悲痛和巨大的遗憾，这个遗憾就是李大钊后来所说：“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都是没有完成的”。

 

　　马克思的时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但在压抑到令人快要窒息的社会环境里，许多有名的大人物因为惧怕斗争、贪图安逸而纷纷退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影响力巨大的德国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被撤职，从此退隐，这个人正是马克思笔下批判的“神圣家族”的主角；费尔巴哈回避政治斗争，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也退隐乡间。面对现实，德国著名出版商奥·维干德也陷入绝望，他写信给卢格说：“亲爱的朋友，我们与其为了祖国而受惩罚和迫害，还不如喝喝香槟酒，拿那些混蛋开开心倒好些”。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气馁，他丝毫没有回避政治斗争，而是成为了一个勇敢的政治战士，冲锋向前。

 

　　马克思并不是天生在一个受压迫剥削的贫苦家庭，更不是因天生受到剥削压迫而奋起的革命者，在后来面临深重的苦难时也不是不能选择奢华的生活，只要他放弃“为人类福利而劳动”这样的初心，走上为他的家族所属的贵族阶层服务的道路，他就可以轻松地跻身上流社会，成为律师、法官、学者或是政府高官，拥有显赫的身份、富贵的生活和锦绣的前程。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律师，同时，因为经营酿酒业而收入不菲，他的家族有五代是犹太特权阶层。马克思的母亲罕莉娅是荷兰人，带着极为丰厚的嫁妆嫁给了亨利希·马克思，正是在这笔嫁妆的支撑下，马克思才得以完成《资本论》等许多著作。马克思的姨妈索菲娅在荷兰嫁给了著名的飞利浦公司创始人利奥·菲利普，马克思的表兄奥古斯特·菲利普是这家公司的第二代掌舵人，在他和家族后面几代人的精心经营下，飞利浦公司的产品畅销全世界，至今我们许多人都在使用着这个家族产的剃须刀、洗衣机等电器用品。马克思也有机会进入政府担任高级官员，他在《莱茵报》工作时的同事康普豪森是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康普豪森对马克思在金融资本方面的才华十分赞赏。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康普豪森担任了普鲁士王国的首相，他上任后组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马克思担任财政部长或普鲁士银行行长，但就算是刚刚失去母亲留给他的最后财产、生活陷入窘境，马克思也丝毫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了康普豪森给他的高官厚禄，并同反动当局展开了激烈斗争。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冯·维斯特华伦是特利尔上层舞会中最优秀的舞者，被称为“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她本可以嫁入皇室成为最尊贵的女人。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维斯特华伦是政府的枢密顾问官，她的奶奶燕妮·威沙特的家族是英国皇室成员，爷爷菲利普是布伦瑞克公国的大贵族，燕妮的姐夫当时正担任着英军总司令，哥哥菲迪男后来成为了普鲁士政府的内务大臣。这便是马克思的岳父家族的社会地位。

 

　　两个家族的显赫背景是极为诱人的，但马克思和燕妮没有坐享其成，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初心，他们坚信自己的幸福是属于千百万人的，绝不会将自己奢华的幸福建立在千百万贫苦人民的痛苦之上，所以，马克思和燕妮毫不犹豫地牵手走在了一起，背叛了他们所属的那个优越的阶级，走向流亡奔波、贫病交加之苦，经受儿女夭亡、老无所依之痛。即便如此，燕妮却是那么乐观坚强，她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您不要以为这些小小的忧虑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永远不会孤独，而我的命运又很好，我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旁边有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在贫病猛烈来袭的时候，燕妮依旧坚守初心，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一个。这给了她的丈夫马克思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使得马克思对自己所坚守的初心和从事的革命事业更加坚信。

 

　　作家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如今的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马克思“千年思想家”的光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上赞美，但我们更应该记住，马克思用奋斗的泪泉和牺牲的血雨浇灌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明艳的鲜花，并献给了全世界人民。

 

　　如果说，马克思为世界共产党人奠定了初心，那么，在世界东方的中国，毛泽东则为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锻造了初心。

 

　　毛泽东并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是通过独立的学习思考逐渐与马克思主义趋同的。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完成了写作《资本论》的大量研究积累，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通过自修深入思考了人类命运。马克思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彻底清算了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创立了革命者崇拜的科学理论，而毛泽东是在历经挫折失败、惨痛领悟之后，从一个温和的改良派转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马克思在“自白”中写下的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啃书本”，而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半张床留给书的读书典范更是教育鼓舞了几代中国人；马克思亲自领导创建了“第一国际”，毛泽东则亲自创建了“新民学会”；马克思以《莱茵报》为阵地战斗，最终遭到了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关闭，毛泽东则以《湘江评论》为前沿斗争，后来受到了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查封；马克思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伟大的口号，倡导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而毛泽东则写下了《民众的大联合》这一经典战斗檄文，且为新民学会定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马克思一生都在实践，而毛泽东更是为实践立论；马克思对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他研究了古代的原子论、物理学、化学和解剖学等，而毛泽东则对人类社会甚至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众多论断都怀疑过、批判过、预言过，提出了“基本粒子——原子是可分的”这一让世界科学家都惊叹的预言……马克思和毛泽东，是世界两端心灵相通、灵魂共鸣的伟人。他们都具备学习、批判、实践等一系列可贵的精神品质，而更为巧合的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与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也具有“为全世界受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这一相同的革命初心，经受了几乎与马克思一样的苦难。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际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的一生与马克思一样，是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地盘内奔波的一生，劳苦的一生。在革命最为艰苦的阶段，毛泽东接连痛失恩师、亲人与战友，而他被逮捕后差点被枪毙，毛泽东也曾几度身染重病，徘徊在鬼门关，共产国际甚至在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上为他发表过长达千字的讣告来缅怀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然而，一切苦难的磨砺绝不会让毛泽东消沉，只会为中国人民锻造出一个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虽无马克思那样显赫的家境，但也完全可以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他可以继承父亲的粮食生意，也可以安心做一位吃喝不愁的教师，但这些都不能实现他的革命初心，所以他果断的放弃。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是当时国内声名卓著的教授，毛泽东本可以在北京大学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与爱妻杨开慧安度一生。他也本可以留学欧美或是苏联，不至于被王明等人日后嘲笑，但在出洋的船开动前，他认为中国革命更需要他留下来做实地调查研究，所以，他丢掉了船票。即使走上革命道路，毛泽东一样可以担任高官，他是孙中山先生极为器重的人才，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而此时的蒋介石连国民党一大代表都不是，只能是列席会议，后来，毛泽东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毛泽东的革命初心，他是与马克思一样坚韧的勇者，坚守初心，毫不畏惧，抽刀向更强的反动派砍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与马克思一样，是在革自己所属阶层的命。

 

　　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看，毛泽东所走的革命道路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毕竟，与他一同加入共产党的人，或为苟全性命，或为求取富贵，正在接二连三的发表退a党声明，奔向国民党的怀抱。1951年，毛泽东在同周世钊回忆这些过往时，谈到了自己的革命初心，他讲了这样一段令人感慨的话：

 

　　“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受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了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绝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康德曾说：“从人类整体历史角度看，为后代、为他人而工作，这是人类这个物种的本能，是其先天道德能力，这种先天道德能力完全发自本心、发自初心，不依赖于他人与社会的评价”。这是康德对初心的阐释。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有了“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样的崇高信念，后来，他更是将这一信念升华为全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一点上，康德与毛泽东的认识是一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坚持这样做下去，我们看似什么都得不到，但实际上却收获了精神的幸福，而精神的幸福是最崇高的幸福。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读康德学派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以12000多字的读书批注阐述人类的天性与初心。这一切与青年马克思作文中所写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又是惊人的高度契合。

 

　　毛泽东了解并发现了生活在湖南底层人民群众的疾苦，所以像青年马克思深入摩塞尔河畔的葡萄种植农民中调查一样，他也在暑假徒步考察了湖南五县，再到后来，他更是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的经典，同时，他将调查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而站在这个高度之上，中国共产党人才对中国革命有了清晰的全览。

 

　　最早发现初心本源，是毛泽东领远远领先其他青年的基础，这为他日后投身革命积累了一种无形的优势。后来的革命历程也证明，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高学历、留过洋、受到过列宁接见的其他领导人相比，出身农民、在贫苦农民生活的韶山冲长大的经历，是毛泽东的最大的优势，但也是历经坎坷之后才被发现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政党，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是留洋深受西方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一部分人空怀高远的理想与抱负，而与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相去甚远。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毛泽东显得格外特殊，虽然他也是知识分子，但他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所以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脱不了湖南的土气”，而在王明等人眼里，毛泽东不过是个山沟里来的“土包子”。甚至一度在共产国际眼里，毛泽东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中共三大上，当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供与会代表讨论时，在受共产国际和这群高级知识分子把控的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意见被视为奇谈怪论，他们认为毛泽东如此背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放弃工人运动和城市，犯下了无知而又严重的错误。以至于多年以后，在大家都意识到毛泽东在三大上关于农民运动的正确主张后，张国焘才勉强承认：“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中共极大的贡献”。

 

　　实际上，党内对毛泽东的误解不止一次，而是长达十年之久，毛泽东每提出一项主张，总是要被那些自以为能熟读马克思原著的知识分子质疑嘲笑，当毛泽东提出“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主张时，王明一伙人都嘲笑这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但这些人又总是在惨遭失败之后不得不勉强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当然，这些熟读马克思著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并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土地革命、农民问题本就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只是在已经彻底“日耳曼化”的欧洲，武装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夺取国家公民地位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才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占国民大多数的是农民，受压迫剥削最沉重的也是农民，与欧洲各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照搬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实践模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然而，当毛泽东率先通过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便几乎结成一个阵营要将这个土气十足的农家子弟的想法扼杀。毛泽东后来说：

 

　　“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实际上，包括斯大林在内，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运动的内容没有深刻的认识。1926年10月26日，斯大林主持苏共政治局研究讨论，通过了一份给中共的指示，明确反对发动农民运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将此奉为“圣旨”，而这道“圣旨”不仅给毛泽东使了绊子，也给中国革命来了一次釜底抽薪。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所在。几千年来，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向来被认为是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这个阶层在此前又是构成士大夫这个特殊阶层的主体，他们鄙视动手、鄙视实践，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所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上下脱节乃至于社会分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下了迟到而又痛彻心扉的觉悟：“中共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当然也保留着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一些缺点”。所以，当毛泽东发现初心的本源时，高居中共核心领导层的知识分子们尚不知初心为何物。他们作为知识者，事实上已经与劳动者成为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所以他们虽然能够制定出一些正确的革命纲领，却始终找不到实现革命目标的正确路径。中国共产党革命初期走过那么多弯路并不是因为党内缺乏熟读经典的知识分子，而是在于这些知识分子缺乏实践创新能力，保守僵化，陷于固定的知识模式而无法自拔。毛泽东得益于他的优势，明确指出，相对于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不脱离生产活动，往往拥有极为坚韧的意志力，因此要让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当然，毛泽东也认为这首先要从情感上有一个彻底的转变。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与知识分子们坐在一起谈自己的感情变化时，他说了一段与马克思几乎同样感触的话：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没有参加过社会实际活动知识分子，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把自己所学完全应用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去，这样的人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他不会拥有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初心，所以不会是无产阶级阵营中干净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认识毛泽东也坚持了一生。基于个人经历和党曾经深刻的教训，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知识与才智的关系：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

　　……

 

　　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来说，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这是毛泽东对传承初心更为深刻的领悟。1946年，在爱子毛岸英从苏联归国后，毛泽东便对他说：

 

　　“你在苏联上大学已经毕业了，但你学的只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叫‘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

 

　　于是，毛泽东来不及父子团聚以享受天伦之乐，便将毛岸英送往吴家枣园向农民学习。毛泽东将他的爱子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后来他又将毛岸英变成了第一位志愿军战士。

　　毛岸英牺牲后，周世钊问毛泽东：“岸英为你吃了那么多苦，已经够苦的了，你怎么舍得让他去朝鲜战场呢？”毛泽东沉思许久，说道：

 

　　“老百姓的孩子可以血洒疆场，我毛泽东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我的儿子不上战场，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派自己的儿子去上战场呢！”

 

　　也正是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向周世钊讲了那段自己革命的初心。更令人钦佩感动的是，在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竟然没有掉一滴泪，只是后来时常独自整理毛岸英的遗物而泪流满面。事实上，从不轻易流泪的毛泽东，最多的泪水还是给了他挚爱的人民，他对贺子珍说：

 

　　“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

 

　　毛泽东在失去爱子毛岸英之前，已经痛失了五位至亲，而这五位的牺牲几乎都与蒋介石有关，他的爱妻杨开慧牺牲，更是何健奉了蒋介石的电令一手实施的。按照中国来百姓传统观念衡量，毛泽东与蒋介石有着不共戴天的家仇，但为了全中国受苦受难老百姓的幸福，1946年，他毅然抱着最大的诚意飞赴重庆，与这位杀害了他5位亲人和无数亲密战友的蒋介石握手言和，他甘愿为全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是毛泽东的胸怀、是毛泽东对初心的坚守。所以，在彭德怀元帅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这是毛主席在因丧子之恨发难。我想，这样的人心胸何其狭窄与阴暗，又如何能够去度量人民领袖的初心！

 

　　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以人民的幸福为幸福，以人民的悲苦为悲苦，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们从来都见不到这位伟大的人民领袖穿衣光鲜亮丽，吃饭山珍海味，几乎全部都是衣衫褴褛、面带笑容，有时甚至是满身灰尘地与脚底沾着牛屎的人民坐在一起。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始终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过寿请客也不过一碗面，当工作人员没有预先告知他简单装修了一下菊香书屋后，他坚决搬出这个他最爱住的地方，再也没有回去。

 

　　这就是坚守初心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他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而他的初心注定是要感动世界的。

 

　　上个世纪，美国的一本杂志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1945年时的一张照片：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脖子上围着一条破格子围巾，与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农民挤坐在一起看戏。美国人为这幅照片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大地与革命。

 

　　抗战时期，陕北的老百姓唱出了一首响彻世界的《东方红》。歌词中这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格外动听，这是毛泽东坚守初心的写照，也是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的见证。毛泽东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初心，也将这份初心注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之中，领导着整个共产党为受苦受难的穷人打天下。

 

　　蒋介石独裁下的国民党政府是没有这样的初心的。抗战胜利之际，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这样写道：“面对天下饥荒，人民陷入水火，“聚敛”的是官家，而“救灾”的却是“寇家”，于是，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百姓却是“望寇剿兵”，人心所向，明朝亡”。全中国人民都知道这在暗指什么，但在蒋介石眼中，自己是正统的“官家”与“兵家”，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则是“流寇”与“赤匪”，他发誓三个月之内要彻底消灭共产党。而蒋介石就算读懂了郭沫若先生笔下“官家”与“兵家”暗指谁，他也看不清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共产党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寇匪”赢得了民心，而一心代表“官家”去“剿寇”国民党则视百姓为草芥苦力，彻底失了民心。所以蒋介石在“用兵剿寇”，老百姓却“望寇剿兵”。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态度是：“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上战场”。而老百姓对国民党的态度却是另一番景象，杜聿明评价淮海战役时感慨说：“我们30万部队从徐州出来，走过村庄老百姓早就跑得精光，所有的粮食全都埋起来，水井全部填掉，你说我能不失败吗！”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民心所向，国民党败退台湾。

 

　　正是对为民初心的坚守，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民心，正是因为赢得了民心，所以人民心中始终感激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1947年3月，毛泽东为了调动战局转变、赢得战略主动权，带着只有4个连的中央纵队转战陕北，在跋涉沟壑途中，毛泽东在一位大嫂家讨水喝，他突然看到这位大嫂家的灶台上挂着他的画像。毛泽东惊奇至极，便问她：“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呢？”这位大嫂说：“祖祖辈辈供奉灶王爷，祖祖辈辈受欺负，毛主席来临，我们穷人才翻身成了人，不受欺负了，咱们不供灶王爷像，要供就供毛主席！你是从延安来的吗？我们的毛主席可好？” 而1953年春，谢觉哉率中央慰问团代表毛主席到江西苏区看望那里的人民群众，一位86岁的老汉步行近百里山路赶来。这位老人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送到了红军队伍里，先后都牺牲了，谢觉哉问老人：“老人家，您需要什么帮助吗？我们一定办”。老人摆摆手说：“我什么帮助都不要，我只想要一张毛主席像”。最后得尝心愿的老人临走时说：“替我向毛主席带话问好，请毛主席多保重，毛主席一走，我们穷人就没指望了”。

 

　　放眼未来，作为人民眼中指望的救星，毛泽东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这样的接班人不是单纯靠学校教育或是留洋培养，更不是埋头读书，这样的方式只能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而不是坚守初心、发展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极富远见的指出：“真正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发展起来的”。

 

　　于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了几代革命骨干，这批人成功接力，传承初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在陕北梁家河插队的知青中，走出了第一位出生在新中国的人民领袖。

 

　　在陕北梁家河七年的知青岁月里，青年时代的习近平闯过“四关”，接受了最为艰苦的考验和磨练，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对人民群众的幸福与痛苦有着最为直接、最为深切的体会。他立足梁家河实际，办沼气、打淤坝，开夜校，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以实际行动为老百姓办成了一件又一件实事儿。他后来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饱含深情的写道：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

 

　　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深刻理解，而他也坚信这是创造历史的人民让他懂得的真理。

 

　　从梁家河走出近四十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面对着十三亿中国人民，他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一刻，一位坐在电视机前的陕北老人难掩激动，不禁感慨：“共产党永远是那个不忘初心的共产党”。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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