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一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说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传播中国话语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时期以来，西方社会总是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充满着傲慢和偏见。细思我国学术话语传播的困境，原因比较复杂，其中“学术岛链”对我国学术话语传播的阻遏是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岛链”原指地缘政治上的军政分割线，是冷战格局下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隔离墙”。现在大家熟悉的“第一岛链”，一般指以日本群岛为核心的链形岛屿带。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则是指地缘政治上的“岛链”成为封堵中国学术话语对外传播的顽固性学术障碍。当前，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很多资料都是来自日本等国。在学术传播上，日本学术界和舆论经常在西方世界形成对中国声音的阻隔和替代，这一问题在涉及中日历史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提高我国学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必须下功夫突破“学术岛链”。

出现“学术岛链”有诸多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学术界对资料的详尽占有，构成对华资料封堵，经常导致中国学术界的“证据性语塞”。例如，在抗日战争中蒙受巨大灾难的中国，理应在战争性质和被害细节上最具发言权。我们也曾不止一次地批判日本右翼学者颠倒是非的做法。事实上，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所制造的罪恶远比我们所掌握的要多得多，但许多资料都不在我们手中。对于这一窘境，《禹贡》杂志主编冯家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过深刻分析：“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早几年前就在国际间宣传他们的‘满蒙非支那论’，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同时日本人为了实现此种基调起见，就雇用了大批学人专门致力于‘满鲜学’或‘满蒙学’”“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不论古今，不论那一科，无不有突飞猛进的成绩。返看我国事事落后，又事事颟顸，真不禁令人长叹息！”即使到了今天，一些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及东亚历史的学者包括西方学者，仍会参照《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满蒙地理历史风俗志丛书》《韩国地理风俗志丛书》《清国通商综览》和《日本外交文书》这些早年由日本人编辑的系列资料。这反映出我们在这些研究领域的缺失和不足，也是导致“学术岛链”的重要原因。

突破“学术岛链”、提高我国学术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需要我国学术界直面挑战，有的放矢地做好相关工作。事实的问题需要以事实来澄清。就抗日战争研究而言，应认真审视和整理至今仍烙印在中国大地上的“斑斑伤痕”，做好文献和资料的整理工作。《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上海拉贝：饶家驹》等确凿证据和翔实资料的整理出版、《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并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等工作，已开始让世界感受到我们并没有把精力仅仅放在道义控诉上，我们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正在抢救式同步进行，这有利于打破西方学者在资料上对日本的依赖。中国学术界还应在大量占有和抢救日本乃至国际社会的纸质资料、口述史料上下大功夫。在此基础上，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相关资料的信息化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信息化平台，不仅方便我国学者研究，也吸引西方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更多依据我们的资料。在加强资料工作的同时，还要坚持逻辑的问题必须以逻辑来回应。对于一些日本学者的强盗逻辑和诡辩逻辑，应通过科学论证进行有力驳斥，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学术界的声音。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