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来分析今天中国的现实形势和具体条件，可以发现，我们客观上处于和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将新中国前两个三十年的优点都继承下来，避免其各自的短板和不足，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思想、物质、制度保障，只有如此，在新的三十年里和新的阶段里，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矛盾论》中指出了抓住主要矛盾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正确认识了主要矛盾。

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深刻指出的：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新中国刚建立后，美国不仅仅加快武装国民党，而且准备武力阻扰中国解放台湾，还曾计划用武力消灭北朝鲜政权，让国民党军队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反攻大陆。据2010年日本学者香村正光在日本出版的《朝鲜战争中的日本人将军》一书披露，在1949年5月，美国驻韩大使穆乔同韩国国防部长申性模、内务部长金孝锡进行了会晤。穆乔指示韩国做好准备，“努力促进‘三八线’以北总攻击时机的早日到来”。驻韩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特特意向韩国陆军参谋长丁一权推荐了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参谋军官有末精三、田中新一、小野良三等四人，由他们组成名为“KATO”(即上述四人姓名的打头字母)的智囊团，协助“北进”计划的细化工作。据KATO成员有末精三的遗著介绍，“北进”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10个师主力集结于三八线，在美军(计划时美军未撤退)配合下，实施美韩联军直取黄海道西登陆作战;第二阶段，美韩联军将在平壤地区粉碎朝军，直进鸭绿江边，统一朝鲜半岛;第三阶段，在蒋介石军队配合下跨过中朝边境线，对中国东北实施美蒋韩联合“扫共作战”。这一北进战略，就是美国介入朝鲜内战的根本动机和战略计划，只是由于新中国的抗美援朝，没有实现其帮助蒋家王朝反攻大陆计划而已。

在前三十年的相当多的时期内，我们面临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不得不在经济上将重工业、国防工业放在优先位置并做好战争准备，并将政治上的反腐败、反质变、反和平演变放在核心位置，有些阶段反腐败、反质变和反和平演变的工作甚至压倒了经济工作成为中心工作并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这导致了“左”的错误。然而，正是因为我们在前三十年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打败了美国，迫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内外困局下不得不向新中国低头让步，这就客观上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更加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正是因为我们在朝鲜及越南战场战胜了美国，正是因为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来保障国家安全，改革开放才有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家环境，我们在改革开放年代才能够集中精力改善人民生活(压缩投资大见效慢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我们才能够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才有资格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整个党、整个国家主要矛盾的大转换，并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前三十年的三反、五反等反腐败、反质变、反和平演变工作给80年代初期的中国留下了一个清廉的、坚强的、受到人民广泛信任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难以通过软硬手段扳倒的执政党，给改革开放的80年底留下了一个分配比较公平的社会——89年的动乱没有导致苏东剧变的悲剧，跟八十年代中国执政党的清廉程度及整个社会平等团结程度，远远高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密切相关。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前提。

正因为如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整体性，不能相互否定。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又进一步强调：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

两弹一星核潜艇、完备的工业体系、清廉的执政党、相对平等的社会……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前的时代留下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试想，如果我们五十年代跟着苏联亦步亦趋，学赫鲁晓夫那样做，那么到80年代，可能人民生活水平好一点，但是腐败严重，两极分化严重，意识形态混乱，那么我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可能和苏联一块走入坟墓。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

【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我们今天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今天的国家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我们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辅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新自由主义势力鼓吹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逐步扩大资本主义性质经济成分的比例。这里必然会存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成为经济上“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国内外相互勾结的敌对势力就必然最终成为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

毛泽东指出：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意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在突出重点和主要矛盾的同时，也要把握好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忽视次要矛盾或矛盾次要方面，相应的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也难以解决好，并且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次要矛盾或矛盾次要方面也会转化为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例如，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尤其是到了戈尔巴乔时代，不仅否定苏联社会内部存在阶级斗争，也否认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忽视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结果，诺大的苏联被国内外相互勾结的敌对势力搞解体了，由于苏联不重视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结果自己被敌对阶级所推翻了，苏联社会性质发生了质变，经济社会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大倒退，人民很长时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经济改革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同样如此。改革开放时代很多情况下，中国一直存在邓小平说得“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很多干部注重抓经济建设工作，尤其是乐于通过私有化国有企业、发展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忽视了意识形态工作、反腐败工作、国企党建工作、自主创新工作、反和平演变工作、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工作。邓小平在1989年就明确而深刻地指出，“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和腐败相互勾结，必然对整个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产生严重的干扰、破坏和误导。比如，国企腐败问题和国企党建问题不重视，从严治党工作不重视，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和意识形态工作不抓紧，国有企业必然没有活力，也不可能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个别企业在极端情况下会发生质变，而且必然最终被某些新自由主义腐败势力所私有化和瓜分。如果经济建设搞好了，但是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的容忍度超过了底线，或者两极分化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执政基础也不稳定，最终会影响整个国家政权。如果阶级斗争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首要矛盾，如89年前后，那么经济建设工作只能暂时放在一边了。这就是说如果忽略抓次要矛盾，就会影响主要矛盾问题的解决。

腐败问题如此，意识形态问题也是如此。如果大部分人民群众，大部分高级干部都被错误的意识形态所影响，诸如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等等，我们的经济、政治建设和改革必然会被错误的思潮误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及其经济基础必然会被瓦解。

国防和军事建设同样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像八十年代那样压缩军队和国防建设，继续要求军队要忍耐，那么虽然会在短时间内对经济民生有一点促进作用，但是军队作战能力和国防工业如果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落差越来越大，能否在未来保持和平与发展的环境，能否还有资格和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个未知数了。

由于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的坚强保障，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里，长时期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并没有导致根本性的颠覆性问题，并且顺利实现了“富起来”的战略目标。但是，随着国内外各种矛盾的积累，随着国内私有经济及外资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不断发展、国企内部存在的腐败等问题不断积累、整个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国内错误思潮和敌对势力影响的不断增长、党内腐败和变质现象的不断蔓延，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如果我们在未来的一个阶段内，再不从严治党、再不肃清腐败、再不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再不抓紧意识形态工作，再不彻底消除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土壤，那么我们的国家在未来一个时间内发生苏联解体那样的悲剧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做出如下对时局的分析和对时代的战略判断：

【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我们强调重视形势分析，对形势作出科学判断，是为制定方针、描绘蓝图提供依据，也是为了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来分析今天中国的现实形势和具体条件，可以发现，我们客观上处于和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将新中国前两个三十年的优点都继承下来，避免其各自的短板和不足，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思想、物质、制度保障，只有如此，在新的三十年里和新的阶段里，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