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任期不满一个月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签署通过《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这项体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共识的法案,全名是《反外国宣传和虚假信息法》,从法律体系上看,这是2017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附加法案,目的是更有效的强化协调美国政府各职能部门,包括国务院、国防部、情报机构等,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的资源和能力,实质性提升美国应对中俄等国家对美国的敌意宣传和虚假信息,及由此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及其利益所构成的威胁。
可以说,这是美国建制派精英对2016年总统选举反思的直接产物,他们相信特朗普的意外胜出与希拉里的惜败,源于社交媒体充斥的假新闻、谣言,以及由俄罗斯政府在背后策动乃至直接实施的网络攻击。尽管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作为身处中国的观察者,看到这部法律,会有些错乱的感觉。最直接的感受是,美国通过一部国家级的《反外国政治谣言法》,加上之前败选后的希拉里如祥林嫂般念叨着社交媒体充斥的假新闻和谣言对现实政治过程损害,以及奥巴马之前关于“谣言帮助特朗普胜选”,都让人非常怀疑,这真的是希拉里和奥巴马本人么?希拉里本人是“互联网自由”的首倡者,2010年那意气风发的互联网自由演说似乎仍在耳边回荡;而奥巴马本人入主白宫时,被观察者,尤其是身处中国坚信新自由主义的观察者,描述为美国史上第一位互联网总统。
但正如马克吐温小说那样,尽管某些表现有些出乎意料,但其实还在情理之中。从“互联网自由”战略本身来说,自希拉里提出开始,作为美国政府外交战略工具和理念的互联网自由,从来就是必须而且只能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同样的,当美国人民做出了不同于建制派预期的选择,当网上出现美国民主党党内政治斗争黑材料时,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将其判定为威胁。美国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可以威胁直接使用网军,直接撕掉互联网自由的温柔外衣。
这同时意味着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战略进入了3.0阶段,这个阶段至少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对于同意这部法案的人来说,网络空间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家针对美国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敌意宣传和虚假信息,已经超越恐怖主义成为最主要的威胁。此次通过的《反宣传法》中,关键性的机构名为全球接触中心(The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这个机构位于美国国务院,是一个跨部门协调机构。成立时的初衷,是协调美国各部门力量,在网络空间抵消ISIL等恐怖组织通过网络散布相关信息构成的安全挑战和威胁。在《反宣传法》,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从应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转为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等美国认定的敌意国家的威胁,意味着在互联网3.0阶段,直接的、几乎毫无掩饰的大国战略竞争,是美国通过互联网自由战略首先要解决的挑战。
其二,互联网自由3.0阶段具有攻防一体,全网作业的特点。美国从不执行消极防御战略,在防御的名义下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是其主要的特点。《反宣传法》同样不例外。尽管名为应对外国政府敌意宣传的威胁和挑战,但实际上是进行有效的跨部门协调与整合,构建攻防一体的完整架构。
对内,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强化对社会媒体等网络传播平台的监控,从行为监控到内容监控,从而及时识别并反制外国政府的相关敌意行动;对盟友,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网络监控行动有了新的理由,此前需要遮遮掩掩的棱镜系统,现在可以在帮助盟友免受敌意宣传的名义下,公开进行;对认定的目标,美国可以用各种方式实施反击,先发制人,或者预防性行动,在目标国境内实施的“和平演变”项目将因此变得更具道义色彩;对非政府组织来说,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非政府组织获得了打包投靠抱大腿的新机会,不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非政府组织将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机器的共同打击。
其三,互联网自由3.0的出现,提醒所有国家必须认真关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和有效应对政治谣言带给国家安全的新威胁。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追溯到冷战时期美国提出和平演变概念的时期,美国始终坚信两点,一是利用跨境信息自由流动搞颜色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二是美国在这方面具有显著的战略优势,从不担心扔出去的飞镖会砸到自己头上。尤其是2007年开始,美国在伊朗、突尼斯、埃及乃至俄罗斯、中国等地用互联网推进颜色革命实践。所以,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期发生的所谓网络谣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与损害,这基本就是美国自己发明的套路被用在了美国自己的头上,然后美国发现自己同样经不起这种套路。
美国不管不顾地用《反宣传法》把互联网自由升级到3.0,明确说明在网络空间用信息自由流动搞颜色革命是美国的专利,明确要求所有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合作,在网络空间推进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对真正关心全球网络空间互联互通,从字面意义上关心互联网自由的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如同突尼斯人加布里尔说过的那样,美国的做法,通常对真正关注互联网自由的人来说,都是“死亡之吻”。可以合理想象的是,伴随着《反宣传法》的生效,网络空间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部分美国精英和职能部门宣泄挫败感和焦虑的自留地,这些相关的文件、战略、政策以及可能真实发生的行为,践行“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原则,对全球网络空间的安全、稳定、繁荣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对其他国家来说,如何以更加负责、有效、准确、可持续的方式应对这种3.0版本互联网自由的威胁,将成为一个具有国家安全战略意涵的全局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用《反宣传法》将互联网自由推进到3.0阶段,不完全是件坏事,因为人们会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曾经因为坐拥超群实力而超级自信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首先从心理、认知和战略意志上逐渐衰退为一个普通的大国,其长期塑造和累积的负责任霸权的形象将因为美国自己的行为而趋于坍塌,这是走向多极均衡治理体系的开始,对中国来说,也是为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做出更实质性贡献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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