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好莱坞“大片”的所谓“多元化”或“国际化”，本质上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化。理查德·佩尔斯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因好莱坞电影了解和熟悉美国产品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丰富、诱人的好莱坞电影，使欧洲人产生了开美国车、抽美国烟、吃美国食品、穿美国服装的欲望。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东方无疑是以美国为轴心的西方的“他者”。需要警觉的是，中国业已成为美国必须同化或解构的主要目标，而好莱坞的影响不可小觑。

美国电影的政治功用

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总统就明确指出，若论什么是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最佳武器，电影首当其冲。有鉴于此，首任美国国务院战时新闻局局长戴维斯宣称，电影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宣传工具。1947年，美国电影协会负责人麦耶在回顾电影的作用时说，“现代美国电影是任何其他出口商品所无法比拟的，它同时兼具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意义”。他指出：“人们从未尝试研究美国电影促销美国其他产品的间接功用，当然这也许根本无法估量。绝大多数美国电影推介了难以数计的美国产品……从来不曾有过比电影更强大的推销商。”1953年，随着“冷战”的升级，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期间成立了美国新闻署，下设电影电视和新闻广播等部门，简称USIA。而与我们关系最近的则是，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在好莱坞电影中受到“外星人”青睐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肯德基等“非意识形态产品”，率先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中国;至于美国在我“入世”谈判中强调的以好莱坞“大片”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及其自由流通，则自然更符合前述的政治目的。

“功夫在诗外”的秘诀

好莱坞为演绎现代性与后现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理论上的相对或多元为其走向世界大开绿灯。最初是20世纪30年代华纳兄弟和派拉蒙公司的“走出去”战略：二者相继在德国和西班牙拍摄电影，并就近在这些国家及其周边地区发行;然后起用欧洲演员，譬如派拉蒙公司在法国本土制作了一些法语电影。同时，好莱坞花了三年时间探寻和解决配音问题，从而打破了欧洲非英语国家对好莱坞有意无意的抵制。这些尝试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为好莱坞的“国际化”进程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从此，境外制作和起用外籍影星使之为美所用，逐渐成为好莱坞的重要模式之一。这后来被NBA等各行业或领域所吸收并发扬光大。

奥斯卡奖无疑是好莱坞在好莱坞“之外”施展影响的秘诀之一，不妨以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的伊朗影片《分居风暴》为例，表面上看这部电影是普普通通的一场夫妻分居风波，却被有关人物的无如的烦恼和无奈的遭遇巧妙地擢升至情与理、情与法以及利与德、利与信的高度，但看不见阿訇，所有人(包括基层法官，甚至老人和孩子)都显得很可悯、很无辜。当然，影片所以得到西方的青睐，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与伊朗政府的摩擦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作为故事导火线(或前提)的“离开伊朗”则意味深长，尽管很容易被人忽略(妻子执意要带女儿离开伊朗，丈夫却因无法割舍罹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及生活习惯等原因不予认可。女方因此提出离婚诉讼，而法律的纱巾终究已经裹不住她着色的秀发)。在此，这与诺贝尔和平奖常被用来推播西方政治话语如出一辙。

伪多元与娱乐化

且说好莱坞与资本性穿一条裤子，它可以招摇过市、风靡全球便是基于大众消费取向：一是伪多元;二是娱乐化。

好莱坞“大片”的所谓“多元化”或“国际化”，本质上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化。理查德·佩尔斯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因好莱坞电影了解和熟悉美国产品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丰富、诱人的好莱坞电影，使欧洲人产生了开美国车、抽美国烟、吃美国食品、穿美国服装的欲望。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欧洲正在丧失对自身文化、欧洲传统的兴趣。美国电影的强大吸引力，使法国作家深感不安，他们由此担心巴黎的时尚和文艺中心位置已不复存在。他们对好莱坞的恐惧有些夸张，但这种恐惧不仅限于法国，它在全欧蔓延，以致不少文化精英认为好莱坞正在瓦解他们的民族认同。

好莱坞“大片”奉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娱乐化。美国化与文化消费主义并行不悖。只消翻检一下近年好莱坞“大片”的种类，我们便可洞悉其“多元”的实质：美国化或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单就票房而言，2000年以来仅占全球电影产量十分之一的好莱坞，就赚走了全球票房的70%，尽管其形式千变万化，譬如有：动作片《敢死队》、谍战片《碟中谍系列》、科幻片《阿凡达》、爱情灾难片《泰坦尼克号》、动画片《功夫熊猫》等，种类之多，不胜枚举。当然，它们大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区分。至于它们对美国精神和美国生活方式的表现，虽角度不同、题材各异，但本质雷同，而且往往单刀直入、不加掩饰。因此，所谓的文化多元，说穿了是符合强势文化和跨国资本全球扩张的一种策略。盖这种以通俗(消遣)为指向的“多元化”或多样化文化产品，恰好契合和顺应了现代化(或后现代)背景下的大众消费倾向。

需要强调的是，多元和自由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多元可以是对抗强势文化侵蚀的一种自我守望，也可以是一种敞开胸怀、切开血管的来者不拒。当下弥漫着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说是后者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表征。正因为多元和纷杂，文化丧失(很大程度上是放弃)了凝聚人心、统一认知和行为方式、平衡价值和审美取向的作用。而相对统一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价值和审美取向的缺失，又使文化从众生供奉和仰视的神殿上滑下，走向所谓人性赋予它的另一个极端：个人的心志和情感。这种个人化表演固然始终存在，但人们一直赋予文化并转而赋予作家、艺术家的崇高和伟大的光环(如人文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却被遮蔽了。而今，国家、民族、阶级、种族依然存在，但资本逻辑驱使电影大工业，决定了人们(从作者到受众)愈来愈沉湎小我。

自我陶醉的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多少具有模糊视听、消解真理的效果，极易使人觉得这世上再无客观标准可言。然而，这些思潮或思想的削弱和消解，阻挡的不仅仅是文化或人文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还有更为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如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有所持守，这无疑是我们知己知彼、进退中绳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我们构建正确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最佳参照之一。

美国化建构的政治神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好莱坞是政治神话的艺术实践，它的目标所指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美国化建构。关于“我们的世界”，好莱坞“大片”承担着双重功能：第一，把“我们的世界”再现为具有“奇迹”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充满矛盾甚至敌对，但它仍然呈现出一种深层的稳定性和完整性;第二，建构和表述“我们的世界”及其价值，为人们提供“共同生活”的信念和感知。前者是形式功能，后者是思想功能。二者归根到底是要构成一个具有现代神话建构功能和明确价值导向的强大“意指”。而近年来美国主流类型电影中的英雄，不少是救世神话英雄的原型再现，这多少与美国的全球野心有关。同时，那些表现人性的影片则坚持了西方一以贯之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人权高于主权”思想。相形之下，我国大片却明显表现出价值缺失、题材匮乏、立场模糊、传统荡存等诸多问题，遑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有效护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