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中国调结构，到底怎么调 ——与吴敬琏、林毅夫商榷

点击：  作者：陈平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6-02-01 14:42:22

 

 

　　【作者简介】陈平，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是曾经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列戈金研究经济问题的物理学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尖锐批评。经历过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的陈平有过丰富的实践经验，当过铁路工人，研究过氢弹的和平利用，担任过安徽省政协特邀委员、第三届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和世界经济学会的理事，使得他的生涯兼具理论和实践，更显厚实。

 

　　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条道路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这里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条，让市场主导调三次产业的结构，走美欧东亚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世界银行2013，吴敬琏 2006，2014）。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如果走美欧日本的老路，中国过去三十年10%的高速增长，将可能在十年之内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陷入拉美国家的“依赖经济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第二条，由经济外交主导，调过剩产能的出路。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林毅夫 2012）。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估计中国会保持二十年制造业的繁荣，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7%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两大不确定性。第一，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国内的竞争优势难以保持。第二，中国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美日为首的西方势力，完全可能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制造种种麻烦，来增大中国的投资风险。笔者认为，中国资本和设备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打破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外交围堵。但在目前的军事与科技能力条件下，不能对外向经济战略的国际风险掉以轻心。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由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陈平 2008，2012a，2012b)。

 

　　如果把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史正富 2013），来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则中国至少可以维持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速度可能在8%-10%之间。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就稳居世界的制高点，没有敌对势力的捣乱空间。

 

　　笔者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二条道路，将有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引领21世纪的世界，重建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

 

　　二、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借鉴和中国发展历史的教训 

 

　　回顾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曲折，笔者认为有两个教训应当吸取：一是一种倾向否定另一种倾向，缺乏历史和全球的视野。例如，启蒙运动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全盘否定西方的市场经济。

 

　　二是盲目引进，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例如，片面强调美国规模生产和日本出口导向的经验，忽视中国多山少地、人均资源缺乏的自然历史约束，导致华北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和沿海大城市污染严重、房价高涨、制造业发展难以持续。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乡布局的规划。

 

　　中国在西方深陷经济危机的今天，必须重视西方模式的教训，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中国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观全局航海”。要重视西方的失败教训，超越西方模式的局限，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1.西式药方带不来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有两个动力：第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在西方面临全面经济危机的今天，出口的增速大幅下降，使许多经济学家意识到发展内需的必要。问题是中国内需增长的潜力在哪里？西方传统的出路是刺激消费。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高负债、高消费的老路显然难以为继。第二是农民工进城，在沿海房地产价格和劳工成本急剧升高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障碍。

 

　　在金融危机后仍然相信新古典经济学增长趋同论，亦即迷信西方普适模式的经济学家，主张降低制造业发展速度，提升地产金融医疗等服务业，输出低端制造业，可以提高市场经济的利润率；同时加快推行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和福利制度，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吴敬琏 2011，2014）。他们相信，依靠土地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足以推进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使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升级到世界银行倡导的所谓“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 2013）。

 

　　迷信西方模式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不到俄国的七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

 

　　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以来，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

 

　　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笔者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出发，质疑华盛顿共识2.0版的市场化结构调整。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均资源不仅远少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实行的去工业化，发展金融和医疗为主的市场服务业，不仅无法提供充分就业，而且造成空前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动摇福利制度的基础。

 

　　第三，中国过去三十年，依靠出口加工和基础建设吸收的农民工稳定就业，估计也就几千万人。拉美和南亚巨大的城市贫民窟，和美欧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和非法移民，说明同一个根源：即西方模式的规模经济和自发市场的城市化，无法解决多数人口的稳定就业。

 

　　典型的美国案例告诉我们，即使美国模式也难以为继。最近震动全美的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引发的弗格森骚乱，充分说明西方的“高收入困境”远比中国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更为严重。

 

　　发生骚乱的弗格森市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都市区，2013年的人均GDP为48736美元，在美国大城市中排名第36位；远高于中国深圳的22198美元，北京的15216美元和延安的9947美元。

 

　　但是，中国即使二三线的大城市，也没有弗格森那样高犯罪率的弱势群体（黑人）聚居区。而弗格森的情况在黑人区里面已算不错，是中低收入人群为主，当地还有爱默生公司、波音飞机工厂、制药公司等高端制造业，以及密苏里大学、医院等高端服务业。美国房地产市场造成的经济种族隔离成为美国大城市常见的种族骚乱的温床。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苹果公司的高利润，并不能创造美国的高就业。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Barboza 2012），发现苹果公司的巨大利润留在美国，但是创造的就业只有5%在美国，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

 

　　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

 

　　以苹果手机Iphone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的比例仅1.8%，韩国的利润为5.7%，日本的利润仅0.5%（寒竹 2012）。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加媒体制造的形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是中国模式的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中国决不能重走西方和东亚国家走过的高消费、去工业化、房地产泡沫、虚拟金融和城乡分离的老路。

 

　　2. 中国的自主发展模式，超越日德

 

　　中国建国头三十年建成独立自主的科学与工业体系，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不但成长为GDP大国、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而且在空间、核电、高铁、卫星制导系统、通讯和国防工业上位居世界的前三名，国防和金融的独立能力超过德日。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超西方和东亚国家。综合麦迪逊（Maddison 2010）、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合国的数据（换算成1990年国际美元），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48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8美元花了28年，改革开放从978美元到2012年的9400美元花了34年。要走新中国62年类似的发展道路，英国分别花了600年和368年（总计968年），法国用了700年和268年（总计868年），德国700年和269年（总计969年），美国200年和132年（总计332年），日本890年和82年（总计972年）。不要忘记，中国人口的规模超过前面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控制的资源也少的多。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证明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完全无视中国的道路创新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发展规律。

 

　　三、应对挑战需要远见政府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政府和大国企，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中国问题和西方问题有个共同点，就是短期行为，忙于救火、无力防灾，小病拖重。中国建国的基础是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不只是五年计划。西方文化追求短期均衡，中国文化追求战略眼光。谁优谁劣，看谁能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

 

　　为此，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all”（不同的脚穿一个尺码的袜子），译成中文就是“一刀切”。成功的经验各异，失败的病症皆同。

 

　　1. 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以逼迫产业升级。

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

 

　　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其来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世界史上，政府只能救急，养老依靠家庭。中国有远见的家长是投资子女教育，而非留给子女家产，惯坏子孙。这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历史上没有任何财产可以世代保值。要立于不败之地，只能艰苦奋斗，学习创新。

 

　　伯南克主张的实质是回避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人口资源不平衡、而西方老龄化社会日益依靠外来移民的困境。即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费、产业外移、地产泡沫、经济危机的老路。

 

　　2. 能源和生态危机限制了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忽略地球资源对人口与能源增长的限制。美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世界贸易失衡，却不提人口资源失衡，是因为西方不愿意放弃殖民主义建立的经济特权。

 

　　以美国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电力和22%的石油产量。美国、日本、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9亿，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40%，石油生产的43%。相比之下，中国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近20%，电力消耗世界发电量的20%，大致相当，但石油仅10%。假如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人均GDP以及相应的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6倍，日本欧盟是中国的4倍，但按人均能源消耗计算，石油消费美国是中国的9倍，日本为5倍，欧盟为4倍。

 

　　简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分工模式不可能持续。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化危机，不是贸易自由主义日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加速转向资源帝国主义和资源战争。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比仅次于美国的前20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

 

　　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地理政治格局的演变缺乏清醒准备，可能使中国成为大国中最缺乏战争意志的国家。追求消费而非追求健康发展的民风，使这一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二代之间转化为欧美般的骄奢之族。英美式的贵族教育将断送中国老一代打下的基业，值得国人警惕。

 

　　美国医学家呼吁美国人学习中国饮食方式的同时，中国居民却在仿效美国快餐与奢侈文化大吃大喝，医疗开支追随西方模式急剧增长（Campbell & Campbell 2006，翟凤英 2008）。沿海城市的高房价加产权永久化政策，把沿海城市老龄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农民变成新的食利阶层不劳而获，沿海制造业可能重复美欧房地产挤出产业外移的老路，使房地产泡沫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终结中国蓬勃向上的增长趋势。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目前国内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正面临五百年来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国不但要改变英美式劳动分工的耗能模式，还要创建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态困境。

 

　　3. 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手准备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从来是两条腿走路，做和平发展和应付战争的两手准备。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中东和南亚人口结构极为年轻，但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失业率非常高，包括年轻的大学生失业严重，成为目前中东和南亚社会不稳的主要经济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亲美军事政权的倒台会加剧美国欧洲在中东的军事卷入，使西方军事力量短期内难以转移到东亚。如中东动乱继续20年，则中国可以再争取20年和平发展时间。

 

　　中国如果利用此时间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科技和国防的独立发展，就能在21世纪确保世界的领导地位；避免世界大战，并限制中国周边的局部战争。如果盲目乐观，脱离国际大势来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费和金融泡沫，导致产业出走，社会不稳，则中国将重回动乱反复、受制于人的历史覆辙。

 

　　四、再造中国路怎么走？

 

　　西方和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1. 西水东调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国的龙头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冀朝鼎 1981，陈平1979，2004，邓英淘2010）。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

 

　　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风能、光电、核电，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但是必须建立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科学攻关，制定标准，指导市场，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邓英淘 2010）。严防利益集团固守不可持续的旧技术牟利害民。

 

　　2. 发展社会统筹下的市场调节，鼓励非盈利的社区建设

 

　　西方政治的矛盾在产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大学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少收购海外资产时西方对国资的障碍。

 

　　中国目前启动的金砖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加上未来可以建立的上海国债市场，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权，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发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填补宗教缺失的社会精神真空，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为此，必须严格限制美国式的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推行城乡统一的收入申报和纳税制度，才能发展健康的信用体系，打击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

 

　　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遗产税，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实行英国式的圈地运动，搞美国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但是没有稳定生计，成为纽约或孟买式的贫民窟（陈平 2011b）。为了预防战争和天灾，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决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五、结论和展望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世界集中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建设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小康社会，不是空想，只待规划。

 

　　如能如此，中国将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负之士来中国工作、学习、和定居，从而成为世界创新的排头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可以用成功的实验，吸引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头集团顺从世界潮流，改变历史发展的轨道。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才有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不但争夺资源引发战争不断，争夺市场造成周期性的就业危机，而且持续积累废热废料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美国科技的力量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却无力解决贫民窟问题。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韩毓海 2009，陈平 2010，史正富 2013）。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

 

　　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国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21世纪的历史来裁判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谁更能与时俱进吧。

 

　　（来源：本文原载于《经济导刊》2015年第1期，观察者网转载时作者做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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