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两个对立的体系，是不可调和的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从这个观点出发，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要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抛弃马克思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他们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就是——要么A，要么B，A与B不能同时并存，要肯定A，必须否定B，这就是五四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所秉持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果然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并存的吗？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做一番辨析和思考。

《利玛窦中国札记》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

中国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入欧洲的

这一时期，受罗马教皇的派遣，先后有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这在客观上对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来华的耶稣会士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金尼阁和白晋等。

耶稣会士们用欧洲的多种语言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并通过创办外文报纸和杂志等方式来定期地、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以丰富的资料，向西方“解释了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民族”，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利玛窦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金尼阁于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人还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一书，该书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殷铎泽还翻译了《中庸》，为之取名《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此外，还有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等。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批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

当初耶稣会士译介中国的儒家经典，其主观目的在于证明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是一样的，以使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教义，然而，在客观上却使当时的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除了大量译介中国儒家思想典籍外，传教士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做了介绍，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先进的教育遴选体制。如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他所著的《大中国志》一书中，就专列一章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使西方社会对来自遥远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法国和英国就曾经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各自的国家遴选官员。

总之，经过传教士们的介绍和宣传，在那一时期的欧洲人眼中，中国文化是美妙绝伦、令人向往的，中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理想国家；西方人也因此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莱布尼茨论中国》插图本，17世纪科学天才、德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著。

传教士所译介的儒家经典，在客观上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诱因之一，也是启蒙主义者反对封建神权的思想武器。

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在这本书中，他对中国儒学在17至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论述。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耶稣会士是促成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发生联系的媒介。他们对中国人文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构架起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桥梁。"借一斑而窥全豹"，我们可以通过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魁奈等人可以看到儒家经典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先看看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从澳门回去的一批耶稣会士把大批儒家典籍送给了在欧洲享有盛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激起了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兴趣。莱布尼茨在《论中国哲学》一书中，给予中国传统文化极高评价:"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中国儒家的德性论有相通的地方；他所提出的"预定和谐"说和中国的"道"非常相似。至于说到莱布尼茨受中国《易经》的影响，尽管学界对于《易经》在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算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存在争议，但《易经》六十四卦图曾深刻影响过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莱布尼茨发现易图与"二进制"相通，这在当时具有数学和宗教学的意义。二百多年后，"二进制"成为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数学基础。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以后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伏尔泰，出于反对宗教神学和开展启蒙运动的现实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大加赞扬，并对中国的伦理道德给予高度评价，声称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非常欣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甚至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中这样赞美中国文化: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伏尔泰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加以评论。在他看来，中国的行政组织各部分互相联系，官吏是经过严格考试才产生的，皇帝虽然高高在上，却也不便擅自专制，加上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是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的。他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因此，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魁奈也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魁奈在《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就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制度的钦佩。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魁奈的《中国专制制度》出版的那一年，也就是1767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到了法国，富兰克林以后的许多经济思想，都是在受到魁奈的影响下形成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魁奈的重农主义对于欧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魁奈在其《经济表》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谋求自然秩序和实际秩序合二为一的心理，跟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相通的。尽管魁奈对中国的了解在今天还比较贫乏，他对中国的赞赏，也是建立在理想的憧憬之上的，但是他的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仍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除了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对中国文化给与高度评价外，还有笛卡尔、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有很深的研究，如笛卡尔在其著名著作《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专门撰写了"中国哲学"条目来介绍中国哲学的发展史；霍尔巴赫主张要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沃尔夫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的不及，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所运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思想相吻合；费尔巴哈也汲取了孔子的思想，强调对自己要进行自我节制，要以爱人之心对待他人，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当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欧洲社会也不是众口一辞，有褒者，有贬者，也有中立调和者。例如，法国十八世纪的一位思想家卢梭，则对中国文化持批评否定的态度；而作为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倡导者孟德斯鸠，则是采取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既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优点，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缺点。譬如，他认为，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但是，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的夷灭九族制度等，则是中国文化中的缺点。我们认为，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当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启蒙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来源，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在这方面，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 他还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从这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也离不开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从终极追求目标、执政手段、对执政者的素质要求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却有相通之处，并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

郭沫若在1925年12月16日出版的《洪水》第一卷第七号发表《马克思进文庙》。

从目标追求上看

共产主义与儒家思想都强调“天下为公”。马克思讲国际主义，儒家思想则用“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表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把“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把共产主义描绘成“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给共产主义社会设计的理想蓝图，除了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以外，也要求在经济上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从它的起源直到它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和谐。斗争哲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实现社会的和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毕生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极追求目标。从这一点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追求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致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儒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对大同理想的描述中，儒家向人们所展示的是一幅和谐美好的社会画卷，在大同社会里，天下为公，德才兼备者成为了社会的管理者，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没有嫉妒、没有争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各尽其责、各尽其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社会风气井然有序。这就是《礼记礼运》向我们所描述的大同景象。所以，在价值目标和追求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并不是矛盾对立的，郭沫若先生在“五四”之后写过一篇小品文，叫《马克思进文庙》，文中把马克思写成了孔夫子的学生，惟妙惟肖地勾画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心态。他假借孔子与马克思的对话，赫然写道：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孔子问：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讲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孔子拍手叫道：你这个理想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总要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才来均分。马克思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会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从对执政者的素质要求上看

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党员干部在个人素质、道德修养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刘少奇同志还专门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指出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做起。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自我磨练、自我改造、自我修养才能获得。而儒家思想则要求从政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出色的才能、实事求是等君子品德，认为道德修养是一切的根本，是治国安邦的基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自己不正，怎样去正别人？这就是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句话，就是正人先正己。

从执政手段上看

马克思主义要消灭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在这方面，与儒家思想更是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儒家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意思是说奖励要厚重，办事要公允，税收要轻薄。要富民、裕民、惠民、教民，执政者肩负着治理国家的历史重任，要勤勉于政事，发奋忘食，励精图治，不但要确立高远的抱负和志向，而且还必须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如此才可达到安人安百姓、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的。

作者王杰，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哲学教研室副主任，“领导干部国学论坛”及“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活动发起人，“领导干部学国学”官方公共微信平台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