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古代文学家们在书写《尚书》《左传》《诗经》的时候，那时居住在西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只不过是一群还未开化的蛮族，用民间的话说就是还在“穿开裆裤”，还在用树叶遮羞，直到公元五世纪才到不列颠岛，打败了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三个蛮族部落经过两百余年融合，语言才统一，形成了英语。而中国这时候就已经留下浩瀚的文化著述，中华文化岂是那些穿开裆裤的英语文化能相提并论的，和中华文化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根本就望尘莫及，不在一个档次。当初满人进入中原，却被汉文化吸引，估计这是由于汉文化博大精深，治理国家难免需要阅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及诸子百家等典籍，吸纳知识以利治国，谁知道这一钻研，竟被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深深吸引。加上满族本身没有什么历史文化，自然而然融入汉文化。算是向先进文化“看齐”。之前北魏孝文帝改革、元“脱脱更化”，也都是向汉文化看齐。

中国不但文学浩瀚精深，在音乐创造方面也是遥遥领先，很早就有了发明了“宫、商、角、徵、羽”五音，上古时期就诞生“韶乐”，（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就因韶乐而名，史载：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因名）伏羲时就发明了琴瑟，西周时就有了阵容强大的乐器——编钟，战国时就有了美妙悦耳的乐器——古筝，到秦朝又有了琵琶，《诗经》中所提及的乐器有29 种，而有文献可考的周代乐器多达70余种。周代已开始对乐器进行系统分类，出现了依制作材料而划分的“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1）对于乐器的描述也常见于 诗词，杜甫《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杜牧《寄扬州韩绰判 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中国古代美妙的音乐让孔夫子也陶醉，《论语·八佾》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述而》也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知为乐之至于斯也。”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中国古时音乐造诣就非常之高，春秋时期，季札出使鲁国，鲁国以“周乐”待之，于是就产生了著名的“季札观乐”，于是就产生了季札对“周乐”的一系列经典评论，所谓“乐而不淫、思而不贰，怨而不言、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匾、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就是季札对“周乐”里各乐风的评论。

孔子、季札对音乐很有见解，而诗人白居易对于音乐也很“在行”，《琵琶行》实际以文字的方式“生灵活现”了该女子弹奏琵琶高超的技艺。

孔子听了“韶乐”认为尽善尽美，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发出“不知为乐之至于斯也”的感叹，季札听了“周乐”，也作出一系列“有感而发”的评论，伯牙演奏“高山流水”，钟子期 尽能脱口说出音乐所表达的意境，中国古代音乐之魅力、之灵性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曲谱也大部佚失，（仅存《箫韶九成·凤凰来仪》1995年发现，推断是《韶》乐遗 律）。没能把这些音乐完整记录流传下来，如果“韶乐”能记录下来，估计还为今天的人们找到了个轻松减肥的方法，也能为手头拮据的人省下点买肉的钱，（三月不知肉味，当不必吃），如果“周乐”能够流传下来，人们也能争当“客串”一回季札，如果《琵琶行》里弹奏的音乐记录下来，今天人们也能领会一下“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的“含蓄”，也能身临其境“ 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意境，也可让“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的绝妙场景再现。

中国人爱好音乐，秦代以来朝廷就设立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公元前112年，汉朝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任务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2）。 即所谓乐府诗，三国时，音乐也非常的流行，《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李端有一首诗也讲到这个事情，《听筝》：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三国周瑜精通音乐，西汉司马相如也精通音乐，并通过音乐才华令卓文君倾心，《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 ：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古时，韶、周之乐兴、汉晋乐府继之，至于唐宋，诗词更趋繁盛。

唐诗宋词，唐诗如李白《清平调》就是为音乐而作，而宋词更多皆是为音乐而“量身打造”，古人不止爱好音乐，且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说明，中国人确实是多才多艺的民族，很早就创造了多彩多姿、灿烂辉煌的文化。近代，中国人创造的音乐也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文革时期有革命歌曲，现在有流行歌曲，港台、新加坡华语歌曲、民歌等等，独不见英国佬、美国佬等谱写了多少歌曲，在中国歌星歌手俯拾皆是，美国唯独出了个有名一点的歌星杰克逊，都还是个“母蛐蛐”（到男不女之谓），可见外国确实出不了什么文艺人才。所谓大师贝多芬、莫扎特、施特劳斯也不过就写了那么几支曲，中国随便一个作曲家就能做到。当然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猫论粉墨登场后，音乐一度低俗化，当不能和古人或委婉柔情、含蓄秀丽、或豪放爽朗、激荡奔放的音乐相提并论， 猫论兴起后，歌颂大流氓（致编辑：为了文章能顺利发表，大流氓三字如不方便发表，可以***代替，如果可以照录，则删去括号内这 一段说明）的歌不绝于耳，同时还有二奶之歌，小三之歌唱得响彻云霄，唱《春天的故事》的那家伙，一边扯破嗓子的歌颂“改革开放”歌颂邓小平，可一转眼，一屁股坐到了赖昌星的床头，现实版上演了一幕嚎春的故事，那个以“玉女”形象进入人们眼帘的歌手，也不落于人后，这边才以“玉女”形象示人，那边昂首挺胸一脚就迈进了赖昌星的红楼，玉女眨眼成了欲女。这些现象让号称资本主义地区的香港、台湾、乃至新加坡等等的“海外”华人也看得目瞪口呆。自愧弗如……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华文化要复兴，当摒弃猫论治国，摒弃文化糟粕，提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才有可能复兴中华，一个禽兽之邦，是不可能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不可能引领世界文化复兴的。

       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向来称为礼仪之邦，而中原之外称为鞑子、鞑虏，这是有原因的，并不是“无的放矢 ”，中国礼仪之邦并不是浪得虚名，中国以外称为鞑子，因外国佬没文化，以侵略、征服为目标，中国醉于文艺、而鞑子忙于侵略，所以中国近代总是遭别的国家侵略，直到清末，意识到这个问题，诞生军国民教育会，提出：“养成尚武之精神”，于是，各地纷纷办起讲武堂、军校。至此，中国为防御外患，兴讲武之风尚，五四后，传统文化沉寂，如今，和平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步认识到中华之璀璨文化，举世无双。是以，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成为广大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上升为国家意识。如果，中国保持“文武双全”的发展方式，中华之复兴，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