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美元为中心的霸权统治

　　美国主控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美元为中心的霸权体系，为人工可控的跨国剥削体系，属多维战略系统范畴。它缘起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北美、西欧和日本为地缘战略支点，嬗变为西方七国首脑峰会机制(G7)、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机制(G8)和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机制(G20)，其既定战略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发展与持续完善以美国为地缘轴心的、垂直的、单级的、联合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相应的“霸权——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故又被称为新殖民主义体制。

　　该体制要求诸国尊崇美元体系的主导作用，包括系统设定、控制、运动规律及其状态的改变等，拥有宏观管控全球经济状态的能力，拥有大宗商品、资产(财产权)及其诸国货币等定价与结算的能力，具周期性、稳定性及其自修复性的系统功能，可制造货币量和财产量的全球运动，是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两种历史形态皆深刻影响世界，即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以1979年沃尔克冲击爆发作为重要历史分水岭，往前推30年为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往后推30年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后者导致延续至今的全球经济金融化，并通过浮动汇率制的周期性货币运动强化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剥削。

　　最初，“美元—黄金本位制”、固定汇率制等作为美国霸权的战略核心，覆盖延伸至外汇、资本和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设定三大战略约束：1.削减诸国主权及其货币金融安全边界;2.确立美元主体地位、推行美元定价与结算制、构建主次货币间的传导关系;3.强化全球经济控制权。三大约束重点体现于货币控制力;同时配套建设三大战略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企望把三大机构建设成“新帝国主义时期的事实世界政府的核心”(乔姆斯基语)，故该体制与历史上阿黑门尼德波斯帝国、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及其东亚朝贡体制的霸权系统并无本质区别。

　　二、大国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格局

　　1971年，跨大西洋体制因越战面临两选择：要么接受黄金升值，促使美国以高价黄金以偿还债务;要么停止售卖黄金，美元与黄金脱钩。前者将重蹈历次战后通货紧缩覆辙;后者企望通过美元量扩张而避免经济危机。囿于囤积大量美元，西欧选择接受美元与黄金脱钩、浮动汇率制及其美元作为主要货币的贬值等方案来防范通缩，以货币主权为代价沦为附庸，美国攫取“开动印钞机以持续战争的权力”。1971～1973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重构，挣脱黄金桎梏及其施行浮动汇率制，短期“为越南大屠杀战争筹款”，长期则奠定全球化法币时代的技术基础。(其过程：1971年美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义务，美元与黄金挂钩体制随之终结;1973年，西欧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欧洲共同市场9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固定汇率制终结——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1976年，西方盟国达成以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等为内容的《牙买加协定》，以维持多边支付原则——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得以延续且得到强化。)缘起于二战，嬗变于越战——古今货币霸权兴衰皆与战争相关联。

　　肯尼迪与尼克松的战略思想明确，即强力推行美元制，改造依附国甚至战略对峙国的货币、产经和政治制度，获三大成果：一是主攻西欧，诱其依附;二是向经互会渗透美元，粉碎其构建超主权货币体系计划;三是乘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之机，卡特方案诱骗中国重返新殖民主义体系，阴谋将其国民经济体系纳入美元系统的控制之中。如上诸大国选择屈从，奥妙在于美元数量的诱惑。

　　其中，欧洲美元市场导致西欧诸国资本集团绑架政府放弃货币主权，收获美元持续贬值所释放的红利。1971年12月美法两国在亚速尔群岛达成协议，同意与有关国家合作“努力通过美元贬值和其他一些货币升值来迅速重新调整兑换率”，由此奠定美元与西欧货币关联性的政治基础，为浮动汇率制创造了技术条件。1974年英法同意制定一套与欧佩克谈判的程序接受石油价格上涨，其价格指数的变化作为美元贬值的依据，此举强化了美元对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的功能，延伸至资产和诸国货币，是美元制最高战略成果。

　　经互会为何任由美国褫夺诸国货币主权?难道不会危及苏联与东欧吗?经互会错将浮动汇率制视作美元衰落的标志，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证明“即便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货币，最终也不能胜任国际货币的职能，是旧货币制度矛盾冲突的根源”，认为西方货币关系未建立在黄金基础上，且坚持各国货币和特别提款权共同构成世界货币的大势不变，故选择构建超主权货币体系。强调：大国与小国搞超主权货币或货币互换有悖霸权与依附的基本原则，寻找宗主国货币发行之源头是古今小国寄生图存之路，超主权货币天然是金银，废黜金银制的全球化体制力推美元制，而不以超主权货币为战略目标。

　　经互会未相应推行卢布制以抗衡是重大失误：第一，未构建自主的主次货币传导关系;第二，无法维护独立的货币金融安全边界;第三，无法巩固决定本集团的经济控制权。随着美元持续渗透，成功行贿苏东权贵阶级，经互会转向西方发展贸易和信贷关系。1970～1973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80%，东西方贸易增加107%，西方对经互会国家出口增加120%，经互会国家出口只增加94%，囿于转帐卢布不能充分兑换，经互会诸国对西方贸易使用西方货币进行结算，随贸易增长其对应债务不断增加。中情局数据：1973～1979年经互会国家对西方负债年均增加37.8 %。1979年底对外硬通货债务总额745亿美元，东欧进口成本与负债利息及其同出口货物与劳务收入间的缺口总数达84亿美元，约同年出口价值的33%左右。随债务增加，偿债能力日益恶化。1977年底经互会7国平均外债清偿率达到45.6 %，波兰外债清偿率高达92%。

　　然美元系统重构必须遵循周期性进而稳定性原则，货币紧缩不容回避，沃尔克冲击引爆全球性通缩，将越战负债转嫁于世界：1979年6～10月美英实施货币休克政策，拆借利率从平均7%飙升至将近20%，债务负担翻番。1980年后外债利息成本负担上升到最高点时，商品出口市场极度萎缩，债务国无法偿债，随美元大幅度持续升值，苏联与东欧国家发生经济危机。1981年12月波兰实行军管，停止向西方支付外债利息，成为第一个无力偿还外债的东欧国家，西方公私信贷机构基本停止对其贷款。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偿债困难。沃尔克冲击是美国的公然宣战，经互会国家本可选择战略对峙而拒绝偿债，然苏共坚持缓和与绥靖路线，波兰军管无疾而终，诸国优质国民财产痛遭洗劫，终导致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及其经互会分崩离析。

　　通货原理警示：大国首先应是货币大国，切不可丧失主权货币地位，惟有货币大国才能把握本国命运，惟有货币大国才能决定小国命运——若丧失主权货币地位，小国从来选择苟且，大国将面临解体。苏联经济寄生于美元，则经互会的崩溃就是必然。

　　有人会说：“美苏两国与西欧战略争夺如此强烈，中国这边风景独好!”请别忘记，美元体系重构于越战，美元成为“世界法币”。越南战争在本质上是中美地缘争夺的产物，尽显岛链扩张之企图，即通过扼守台湾海峡进而扼守马六甲海峡，遏制中国南下中南半岛;战争结束，两国同时撤出中南半岛。1979年后，中国逐步加入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从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国家，成为执行新自由主义路线最好的国家，并致力于发展隶属于美国全球化的子系统，即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力推美元定价与结算制，导致中南半岛诸国纷纷寻找霸权货币之源头，是其小国寄生图存的货币新史。美国意外收获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自愿加入美元所主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硕果，受损的美元体系得以自修复，有地缘缺陷的全球化剥削体系延续至今。

　　古今胜利者加入失败者的货币体系屡见不鲜：公元5世纪，阿提拉匈奴帝国战略前突东南欧，兵临君士坦丁堡，迫东罗马帝国签城下之盟，纳贡称臣。阿提拉竟以东罗马金币充当两国互市及其国际贸易定价与结算货币作为撤兵条件，此举使得东罗马帝国的系统危机得以缓解，为阿提拉匈奴帝国的裂解与覆亡奠定了牢固的货币基础。今日世界重现历史符合周期性运动的基本原理。

　　三、美元币值变化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及其财产掠夺

　　经越南战争，美元体系实现了浮动汇率制的转变，务求世界经济以美元币值变动为基准而改变，每完成一次周期性运动，经济危机便人工合成一次。

　　系统控制原理：围绕美元指数100.00震荡与波动，每一次见到100.00，就形成一次封闭环路，进而实现稳定性。故美元体系具有人工合成、动态管控与改变全球经济状态等特性，浮动汇率制强化了对全球经济的管控、财产跨境转移及其制造他国信用危机等能力。

　　经此转变, 美元指数、CRB指数和道琼斯指数成全球经济风向标，美元数量能够决定全球货币市场强弱、控制全球期货市场走势、左右全球股市涨跌，进而操纵诸国经济。2012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警告：“中国若不深化改革，将面临无预警经济崩溃”。报告以巴西、墨西哥为例，危言中国若不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将面临同样的危机。所谓“无预警经济崩溃”，即指美元突然升值可以造成中国经济的极度萎缩。这里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曰经济危机的制造，二曰国民财产权的掠夺。那么，美元体系具有这样的能力吗?

　　1、 经济危机的制造

　　1979年以来，美元体系先后三次人工合成规模庞大的经济危机：

　　第一次，1979年美欧借口抑制通货膨胀，启动浮动汇率制下的系统修复程序，沃尔克冲击完成固定汇率制未完成的周期性曲线闭合工作，彻底改变工业与原料等产品间的价格关系，制造了经互会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第二次，1990年代第二次沃尔克冲击，美元币值变动由底部大幅震荡(1991～1994年)和持续大幅升值(1997～2002)等两阶段构成，制造了北欧与日本的银行危机(1992年美指80.00～95.00快速震荡)，英镑日元均遭沉重打击，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日本陷入长达十年的通货紧缩，日本央行得出日元量失效的结论。后美元持续升值导致边陲诸国系列危机，包括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和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和2002年乌拉圭金融危机。

　　第三次，2008年美联储借俄格战争制造美元快速升值，对欧元体系实施综合打击，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股票、期货市场普遍性崩盘，终引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所以，若某国过度依赖美元，则无论其汇率固定或浮动、货币政策扩张或紧缩，其经济状态都随美元币值变动而改变，或通胀、或通缩、或稳定，本币数量失效。衡量标准：若本币数量能够抑制通胀，就一定能够缓解通缩;若本币数量不能缓解通缩，则一定不能抑制通胀(如雷亚尔、日元)。

　　2 、中国国民财产的掠夺运动皆发生在美元通缩期

　　三次美元快速通缩，中国对应三次财产掠夺期：

　　第一次掠夺始于1980年，国营企业废黜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鞍钢宪法和岗位责任制，厂长负责制个人集权凌驾于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之上，并通过企业内部经营承包制，控制经营权，为非法掠夺国民财产提供了条件。这次财产掠夺，缘起于1973年起中国实施“四三方案”，引进石化、钢铁、煤炭和机电等成套设备，共51.4亿美元，1982年完成。其间，西方趁机实行行贿官僚集团的“卡特方案”，而推动建立特区，便于打开渠道变现一些官僚所攫取的国民财产，经香港、新加坡与跨国集团(美洲银行、伦敦证券、英荷石油、三菱日立等)构成黑金链。此举，实为复活了英帝国颠覆晚清王朝的白银路线，只不过黑金由白银变成美钞，货币运动不单指向英伦，更主要指向华尔街。卡特方案为诱迫中国经济私有化，日益依赖美元和甘为欧美生产地，奠定了霸权货币数量之基础。

　　第二次掠夺发生于1992～2004年，其中1997～2002年为重点期，中国接受渐进式掠夺国民财产的美国方案，以“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为私有化工具，借口产能过剩，关停并转国营企业，巨额国民财产流失。国营大中型企业私有化的具体做法：先将某按产业布局的国营企业拆分为“集团”与“股份”，前者为母公司(存续企业)实行全民所有制，后者为子公司(股份企业)实行股份制，母子公司财产权占比：母公司80%，子公司20%，且子公司财产权出卖于海内外，掠夺者则可通过少量股份控制整条产业链。该方案将能源化工、冶金制造、电信和银行等攫为中外利益集团所控，数千万工人失业，后因发生石油石化工潮及其美国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欲控制中国国企等安全因素，于2004年遭搁置至今，此为内外勾结欲加快私有化之根。例1999年，依高盛方案将中油集团划出约20%财产权组建股份公司，2000年海外上市，2008年后“股份企业”行政控制拥80%产权的“存续企业”，需图谋再次掠夺。

　　第三次掠夺重启于2013年，目标锁定中央企业资产27.8万亿元、地方国有资产17万亿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8万亿元(科教文卫、传媒出版)，新殖民主义者务求第三次财产掠夺统一于国际资本旗下。此次掠夺，囿于在党内外引发纷争，美指需要一个快速切换的“财产权理由”。

　　美元由持续通胀转而快速通缩，币值高点附近易贱卖优质国民财产权。典型案例：1997～2002年巴西优良国企淡水河谷矿业公司遭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瓜分;1999年中国石油石化工业遭高盛公司整顿。2000年4月纽交所上市，中巴两国皆在美指阶段性高点110.00～120.00区间售卖优良国民财产，此间资产价格处于相对历史低点，便于掠夺。期中，高盛方案拆分石油石化工业，将包括著名的大庆油田、新疆油田等20多个油田中的约16个油田一并作价帐面总资产4000亿人民币(相当于西气东输管道投资数)，后廉价在海外上市;另将胜利油田、河南油田、江苏油田、江汉油田划归中国石化另行贱卖。需说明，松辽盆地、塔里木盆地、准葛尔盆地，是中国21世纪重点勘探且已预测将获得重大油气发现的地区，如此贱卖优良国企，实为国之不幸。

　　3、 制造经济危机的技术机理与目标

　　浮动汇率制条件下，美元系统控制技术获重大突破，奠定了经济金融化的牢固技术基础。《三体战略系统研究》认为，美元体系存在一个主控性的数理量，即货币增发量α值，可实现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资产价格及其货币价格的控制，具有改变全球经济状态、制造通胀与通缩的战略能力。

　　目前，西方诱迫中国的既定目标：一是调整结构;二是紧缩货币;三是债务重组。三目标同时实施好于单独，便于诸国在华实施债务与股权置换。调整产业结构即瓜分国企产权，金融租赁作为国际资本集团掠夺他国财产的新形式;通过美元快速升值对中国经济施以外科手术，廉价购买中国在其境内外的资产;紧缩货币供应与限制中国商品出口等相结合，可致其经济停滞、生产衰退、企业倒闭、劳动者失业及其生活艰辛、社会动荡加剧。三目标统称“货币休克”，是裂解中国的重要战略环节。

　　2014年4月国务院公布80个产业向资本家出卖：铁路、港口;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水电、风电、光伏电;油气集输、煤化和石化。今构成以石油、国有银行私有化、整顿国有企业银行和金融系统(即美日欧蔑称为中国“影子银行”问题)等三大战略焦点。只要一经确认中共实施大规模国企私有化，则美联储将快速合成一轮通货紧缩，美元币值将强劲反弹，打击中国经济，配合中外资本家廉价掠夺优质国民财产，制造社会信用总危机，直至颠覆中共。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囤积了大量美元纸钞。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至2014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约4万亿美元。摆脱美元控制何其难?

　　故每逢美元快速升值，中国常见两种态度：第一种，主张顺应美国霸权要求，变更或废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企望以贩卖国企来保经济增长，哪怕身后洪水滔天;第二种，无视中国附庸于美元支付体系的现实，漠视人民币主权地位式微，认为美元快速通缩所引发的危机是美元霸权终结的标志。

　　关于第二种态度，《三体战略系统研究》礼貌地提醒：将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系统设定为不可修复的，是否给人以主观主义的倾向?以新自由主义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剥削体系若不能实现系统自修复时，它的崩溃是历史必然，然外界阻止其自修复的战略力量何在?

　　严重性在于，中国贵族家庭财产多以美元计值，危机时刻能果断脱离衡量家族财富的货币制度吗?犹如英国贵族为赴国难而果断废黜金本位制一般吗?1929年美法两国持有全球黄金数量约60%，共同策动大萧条,觉悟的英国率先脱离金本位制，迅速地摆脱经济危机，且率领世界各国纷纷脱离美法控制的金本位制，此为英国贵族的重大历史贡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兰盖的话说：“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目前中国资产阶级法权若不得到有效限制，货币主权必遭进一步沦丧，将再次被迫接受美联储所制造的危机，并在瓜分国民财产的运动中引爆惨烈的国家裂解运动。

　　关于第一种态度，有一现行案例：2013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中国加快私有化，包括金融私有化、强化美元市场主导地位、弱化中国政府经济社会的管制权等。该组织恐吓说：上述建议已得到中共原则认可，若不兑现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GDP将骤然减速至2018～2020年后的4%;2030年GDP将维持在美国水平的1/4上下，并非外界普遍预料的GDP在2030年以前超过美国成为头号经济体——这意味着美国、欧洲和日本已经就中国私有化问题达成一致，他们期待着中国新领导层因恐惧经济遭受打击而贱卖国民财产。

　　《三体战略系统研究》的结论：经济危机具有全球普遍性，不会单独降临中国。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与结算货币数量决定使用国的经济状态，并保持使用国之间经济状态的一致性，即危机爆发时间的一致性、通缩烈度的同一性、市场跌幅的相似性。危机来临时，主要货币发行国不能因之幸免，即在美元体系主导下，若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欧洲和日本皆不能幸免(例如2008年经济危机)。故不必理会美日欧的战略恐吓，不必因恐吓而贱卖国民财产，更不必因恐吓而自我颠覆中央集权制。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三体战略系统研究专家，本文为“美元体系统治与金融安全风险”专题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