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华”专家的对华态度很清晰，在国家战略层面，6成以上对华持敌视态度，这从一个侧边也反映了美国遏制、打压、甚至颠覆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企图一直没有放弃；而在经济层面，大都主张中美经济合作，何以如此？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何乐不为。

原题：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怎么看中美关系？

　　“知华”不等于“亲华”，美国国家利益是美国知华派研究中国的基点。立场、知识结构、意识形态等因素使一些美国知华派不能客观看待中国。正确辨析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观点，有利于对美开展有针对性交流，从而减少双方出现战略误判的可能。本期“学海观潮”力图客观呈现美国知华派对中美关系重大问题的看法。

　　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将应邀访美的消息一出，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强烈关注。我们希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能够一帆风顺，但是，战略互疑、互知有限等因素一定会深刻制约中美关系的发展。如何增信释疑，是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知识精英，他们的研究对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到底如何看待中国?对中美关系持怎样的观点?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知华派评估”课题组近日完成了对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观点的一次“摸底”调查。课题组选取美国158名中国问题专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他们在2003—2013年对中美战略问题、中国军力问题、中美经贸问题、海洋争端问题、全球治理问题等13个议题的观点并对其影响力进行评估排名。

　　课题组基于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三大指标进行评估，综合影响力排名前三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为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容安澜(Alan D.Romberg)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排名第四至第十位的依次是杰弗里· 贝德(Jeffery A. Bader)、陆伯彬(Robert S. Ross)、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杜大伟(David Dollar)、 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李成(Li Cheng)。

　　课题组负责人、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表示，做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影响力排名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排名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把握美国对华研究的现状和对华政策制定的路径。王帆强调，课题组的研究遵循中立原则，主要基于客观数据进行评判。排名绝非“光荣榜”，上榜的不仅有对华温和派，也有对华强硬派。美国知华派研究中国问题、中美关系的出发点是美国国家利益，立场、知识结构、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局限使一些人不能客观看待中国。“我们要认真辨析美国知华派的观点，立足于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态度，有针对性地加深和美国知华派的交流，澄清一些人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减少战略误判的可能，进而在中美之间实现聚同化异的目的。”

　　美国知华派专家广泛分布于美国高校、智库、政府和军方。在课题组的研究中，158名知华派专家中有72人供职于高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等;61人任职于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来自政府和军方的分别为11人和14人。

　　知华派专家如何影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美国“旋转门”机制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通过“旋转门”，美国政府可以吸收智库学者担任要职，而决策人员退隐之后也可以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奥巴马政府中就有不少人来自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任主任杰弗里·贝德在奥巴马首个总统任期内的近一半时间里，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这一要职，全权负责制订、协调对华政策事宜。贝德虽然在2011年重返学界，但其政策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

　　除“旋转门”机制外，知华派专家还可以通过参与政府或国会的涉华报告撰写、参加国会的各类涉华听证会等方式向政府传递观点，通过出版物、媒体等扩大影响力。

　　中美关系定位：近六成专家张对华采取“接触+遏制”策略

　　对中国能力和意图的判断关涉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据课题组分析，多数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正在日益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崛起，在其他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在经济领域崛起，但在其他领域与美国仍然有巨大差距，中国远没有具备一个全球大国所需要的条件。乔治·华盛顿大学伊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曾长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他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分析中国崛起的文章中认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被夸大了。谈及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时，人们强调的往往是中国的优势和美国的劣势，但事实上，中国对国内事务的专注、与邻国的争端等大大削弱了中国与美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意图和能力。

　　“无论是智库背景，还是高校背景，大多数美国专家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是竞争加合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巍表示。据课题组研究，在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中，认为合作大于竞争的专家略多于认为竞争大于合作的专家。但不少美国专家明确指出，由于当前中美之间尚缺乏高度战略互信和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竞合”并存的关系有可能在某个危机时刻转向恶劣的竞争关系，甚至滑向对抗的深渊。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由于中美两国较为模糊的战略“底线”以及沟通不畅的现状，两国爆发冲突、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超过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侃如与中国学者王缉思合著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指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有三个主要来源：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

　　基于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判断，美国专家认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选择是什么?课题组研究发现，主张对华以遏制为主，在各个领域以足够强硬的立场作为政策根基的专家占16%;主张对华以接触为主，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中的专家占25%;有59%的美国专家主张对华采取“接触+遏制”战略，既要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又要防范中国挑战美国的地位。例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将中美互动描述为一个老牌国家和一个崛起国家之间的“大交易”——美国鼓励和支持中国的商业现代化，开放美国市场、准入中国的大量出口;作为回应，北京方面支持(或者不反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及领导地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是兼有合作与竞争因素的“混合战略”，由接触、制度约束和安全平衡三部分组成。该战略的中心前提是，巧妙运用中国对参与国际体系的渴望使其做出承诺，进而对其加以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界和学界在对华态度上存在微妙差异。课题组指出，有政府任职经历的人的对华态度相对保守强硬。例如，麦艾文认为美国希望管控两国分歧，没有人想让中美关系转向冲突、对抗，华盛顿和北京领导人有责任避免这一点，但同时美国也有责任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盟友安全，也需要在盟友面前做出像样的保障承诺并予以坚定的支持。美国国防政策资深顾问白邦瑞(Mike Pillsbury)曾断言，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就是“卧薪尝胆”的现代版，美国必须避免中国在条件成熟之后挑战美国的地位，如果不遏制中国，美国的命运最终也会和吴王夫差一样。与之相较，来自智库和高校的专家对华态度相对温和。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陆伯彬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他认为，美国旨在制衡中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际上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和“好斗性”，结果适得其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应该更加尊重中国合理的安全利益。

　　中美亚太互动：近六成专家认为中国地区安全战略威胁美国

　　中美同处亚太地区，两国在该地区利益交集最多。中美亚太互动既塑造着两国关系，也深刻影响着地区和全球局势，备受美国的中国专家瞩目。在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经济合作深化、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中美亚太互动的态势如何?课题组对美国专家关于中国军力增长、中国地区安全战略、台湾问题、朝核问题、海洋争端问题、“一带一路”建设等议题的看法进行了具体分析。

　　美国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中美在亚洲，尤其是亚太地区，已经进入到一个较为危险的“战术行为趋同”的结构中，安全竞争呈上升趋势。课题组发现，超七成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正在改变常规防御型地区安全战略，而有59%的专家认为中国地区安全战略对美国形成威胁。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国防战略意图并不能单纯划分为防守或进攻，而是二者的混合，关键在于中国未来会在多大程度上以防守或进攻为导向。鉴于此，很多美国专家建议美国应该针对中国安全政策的转变，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战略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第一，加强同中国在军事安全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确保两国两军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裁军与核军控、太空非武器化、情报交流与共享等方面，中美两国更应加强具有前瞻性的合作。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院长包道格(Douglas H. Paal)建议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安全体系之中，让中国军队承担在亚洲地区的救灾等义务，与中国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从而让美国和中国结成基于共同利益，而不是基于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第二，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美国亚太安全网的构建，对盟国及伙伴国家的安全能力和信心建设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应在一些涉及中国的措施上进行调整，避免向中国发出错误信号，避免两国两军误判的加深，避免过分刺激中国。

　　第三，在一些关键领域，尤其是网络战、太空、远程导弹技术等前沿领域，加强投入和建设，保持对中国的明显优势。华盛顿咨询公司“防务集团”的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认为，美国首先应强化对军用信息化作战技术的出口管制，压缩中国获取相关能力的渠道。美国还可以对中国电磁空间(包括电信主干网)实施网络攻击，切断解放军的指挥控制网络，这样既能收到“警告”之效，还可削弱中国国家网络能力。

　　“自2011年开始，海洋争端成为中美之间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周琪看来，海洋是中美亚太互动一个极其重要的场域。美国人把海上航行自由看作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重要的条件，是美国无限制自由投放兵力的保障，事关美国核心利益。美国政界和学界对海洋争端的观点值得研究。课题组的统计显示，在海洋争端问题上，美国知华派专家对中国的做法持负面评价的居多。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策略是高压加一定程度的施惠。有别于传统海洋强国的“大棒外交”，中国正越来越灵活运用“小棒外交”对周边与其有摩擦和领海争端的小国进行有效威慑。中国军力在国防开支、武器系统等方面发展很快，有了一定的全球投射能力，这可能对关系美国利益的关键地区造成威胁。

　　在中国同其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问题上，美国应持何种立场?课题组分析，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两点：美国的基本立场是“不选边站”，不在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上明确倒向任何一方;同时，鉴于海洋对于美国利益的特殊重要性，以及该地区有众多盟友，美国必须适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及盟友的相关利益，维护该地区的机制和规则。例如，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室主任容安澜曾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并无兴趣卷入该地区各方对各岛、礁、沙洲等的相互冲突的声索，但美国不支持有人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的确在该地区有其他重要的国家利益，而中国暗指美国为“外部势力”很不恰当。

　　也有美国专家主张，美国应极力避免陷入被盟国牵连而与中国为敌的窘境。陆伯彬曾撰文称，在与中国开展合作显得至关重要的时代，华盛顿实在无需挑战中国安全，美国也有责任管好自己的安全伙伴。包道格在分析近年来亚洲海洋争端的紧张局势时表示，西方往往指责中国变得“更好斗”，但实际上这些争端都并不是中方引起的。“华盛顿应该指导盟国谨言慎行。”包道格建议，美国的盟友应该被明确地告知，尽管美国会帮助他们维护其国家利益，但条约联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躲在美国身后挑衅邻国，然后指望美国来应对回击。

　　在中美亚太互动中，中国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备受美国政界和学界关注。课题组指出，不少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一带一路”建设存在误读，担心“一带一路”建设将对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形成冲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克里斯托弗·约翰逊(Christopher Johnson)认为，奥巴马调整亚洲外交政策的部分目的，是通过日韩菲等盟国来遏制中国，而中国正用两条丝绸之路还击美国，悄无声息地通过在中亚和东南亚的活动予以还击。公认的对华强硬派葛来仪(Bonnie S. Glaser)同样来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必将持续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需要维护自身在亚洲的利益。

　　中美经贸关系：超七成专家持积极乐观态度

　　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而且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课题组发现，有73.3%的美国专家对中美经贸关系前景持积极乐观态度，认为两国经贸相互依赖，合作前景广阔。

　　在总体乐观的大背景下，也有一些美国专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心存疑虑。疑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支撑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后劲不足;指责中国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市场环境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公平性不足、法治建设不完善，并将之归结为中美经贸领域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认为中国产品创新性较弱，很多产品没有达到进入美国市场的标准，一些中国企业不适应美国市场的法律、文化和制度要求，整体竞争力有待提高;认为中美在贸易和投资结构上竞争性会越来越强，对正在进行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持悲观态度，担心开放投资之后一方面会导致美国公司大量涌向中国，影响美国“再工业化”，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核心产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将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也有美国专家认为，在中美经贸不平衡问题上一味指责中国的做法很不恰当。曾担任尼克松访华首席翻译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2012年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一场辩论上表示，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问题，而是国内的投资和规制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存在产业保护政策和知识产权法不合理等问题，但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都存在相似的实践。傅立民总结道，“美国应该着重引进国外最佳实践规范，同时国民需要调整心态以适应生活在一个或许不再是世界第一的国家”。

　　美国应以何种策略应对中美经贸领域出现的问题?根据课题组的统计显示，有81.5%的专家建议美国应该积极与中国展开深入合作，11.1%的专家主张美国应采取“冷处理”态度、维持现状，7.4%的人认为美国应采取消极应对策略，对中国出口商设置更多技术和规则壁垒。

　　中美在哪些领域的合作最具潜力呢?课题组考察发现，清洁能源合作被寄于厚望。清洁能源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还有助于确保双方能源安全、减少贸易逆差，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新动力。乔治城大学副教授乔安娜·里维斯(Joanna Lewis)认为，美中双边清洁能源合作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不过，清洁能源的开发是个资金大漏斗，有长期效益，却没有短期效益。由于开支巨大，美国在研究开发的同时，希望中国也能同步行动。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约五成专家认为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改革者”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是美国政界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会承担其国际责任还是坐享其成，或是选择性地作贡献?中国会努力维护还是彻底推翻现有国际体系?中国会按现有体系内的既定规则行事，还是寻求建立新的规则和替代体系?中国将遵守国际通用的“公共规则”，还是只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课题组将美国专家对此议题的主要观点总结为三点：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国际体系，总体上比较积极;对西方提出的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多作贡献的要求，中国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一贯认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不合理，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

　　课题组的统计显示，有51%的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是“改革者”角色，中国既不寻求彻底推翻现有全球价值和治理体系，也不愿意将自己束缚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中。G20机制、金砖国家合作等就是中国力求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努力。也有专家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机、能力和行为方式表示质疑，指责中国“搭便车”。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任卜大年(Daniel Blumenthal)曾表示，“中国显然还没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主要角色，当然也更没有准备好(为处理国际事务)流血、提供资金，或者消耗自己的政治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全球治理领域，中美在网络、太空和极地等“新疆域”上的竞争与合作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课题组的研究显示，有53.3%的专家对中国在全球网络治理领域的作用持负面评价，认为中国参与网络安全国际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

　　在太空开发领域，绝大多数美国专家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挑战者。他们认为，中国航天技术和太空开发水平目前与美国有不小差距，但中国崛起的速度十分惊人。在美国国内财政状况吃紧的情况下，未来20年内美国或许很难再有大规模的太空开发计划;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则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丰厚的财政支持，中国寻求科技和经济创新与突破的刚性需求会促使其在未来20年内加快进军太空的步伐。许多美国专家主张，美国一方面应寻求与中国建立太空开发的双边规则制度，并在一些技术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继续对中国在关键的航天技术上设置出口管制，并对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的要求持保留态度，以此提高中国开发太空的国际合作门槛。也有美国专家对这种“两手”策略的效果表示质疑：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天宫一号”，且中国在太空商业开发领域与许多国家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中国在太空领域自主研发和投入生产、独立创造效益的能力越来越强。

　　总体看来，美国专家对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持谨慎务实的态度。曾经被西方媒体热炒的“G2”概念近年来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并没有太大市场。65%的美国专家认为，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大有合作的空间和可能，但也面临许多障碍，两国需加强沟通协调。包道格就认为，“G2”这个概念给人太多想象，好像只要中国和美国两国坐下来谈判，就能做出世界上主要的重大决策，但两国其实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几乎所有主要问题上——从军备控制，到人道主义援助，到维和——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合作，就不要指望世界有太大进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