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在中国被赋予新的内涵，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各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幸福。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治理，其最终目标均应是提高国民的福祉。统治秩序、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最后都是为了人，离开了人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幸福，发展和秩序都必然异化。21世纪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面临的困难多种多样，内容也更加复杂。

　　社会主义认同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基础群体对社会主义认同产生迷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不可避免的干扰，甚至是阻力。

　　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自我认同，是指自己对自我现况、生理特征、社会期待、以往经验、现实情境、未来希望、工作状态等各层面的觉知，统合而成为一个完整、和谐的结构，亦即追求自我统一性及连续性的感觉。二是社会认同，是个人拥有关于其所从属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身份所伴随而来在情感上与价值观上的重要性知识。亦即个体身为一个群体成员这方面的自我观念。文章所讲的社会主义认同基于对第二类认同的理解，即个人及其所在的基础群体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性认识，这种认识是一种延续性的、上升的认识。

　　整个社会由无数个基础性群体组成，因此各基础群体对社会主义认同迷惑有各自的、多方面的表现。根据行业和受教育程度不同，精英群体只占一小部分，他们受教育程度高，看问题比较深刻，对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有比较系统的认识，但是却经常出现对社会主义的迷惑和质疑。因为他们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任务，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又使得他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产生摇摆，无法肯定自己的认识；他们清楚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高高在上”的政府权力机关和不时地“被代表”又冲击着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途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这些对社会主义质疑的声音，必须认识到为什么会对社会主义产生认同迷惑。

　　对于其他占社会主体的基础群体而言，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掌握的资源有限，因此会有部分个体及所在的群体对社会主义认同产生迷惑。这种迷惑不单单是对国家政体及政治制度认识上的缺失，还包含对国家经济发展道路、方向及任务的表象理解。此外，短暂的和僵硬的社会主义认同宣传并不能从深处感染大部分基础群体，无法激发个人自觉地认识社会主义。更现实的问题是这些基础群体中的一部分正遭受着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养老难等一系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困症，而这一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距离又是那么的遥远。当基础群体对政府过高的期望和政府能力有限性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冲突时，社会主义认同的迷惑甚至是危机的产生就不可避免。

　　社会分配的困难挑战

　　国家治理现代化最直接、最现实的反映就是国民经济的良性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所达到的目标，即“国民经济的良性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改变分配不公的状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依据我国现阶段人口现状及国情，涉及到大部分人的分配方式即“按劳分配”，表面上看就是劳动性收入分配，劳动性收入分配与就业存在最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人的禀赋和能力、努力和勤劳程度、机遇、要素占有状态与水平、所处地域、从事行业等方面的差异，当前分配不公问题主要出现在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分配不公主要体现在“劳动性收入分配方式”和“多种分配方式”之间，这个涉及到大部分人的分配方式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分配公平问题。

　　现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就是消费，即有效需求，这个有效需求的来源就是劳动性收入分配，因此国民经济的良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性收入的分配。要想充分激发个体的有效需求，必须实现的就是劳动性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之间达到现阶段的公平。从“劳动性分配（就业）—分配公平—有效性需求—国民经济良性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看出，分配公平能有效地刺激个体的需求和对自身发展的追求，提高再劳动和再发展的积极性，进而推动整个群体向良性发展。由此可见，分配不公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最大困难。

　　社会舆情是把“双刃剑”

　　舆情是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是检验执政成效的基本途径，执政成效的好坏直接反映到各种媒介和载体，国家通过舆情反馈，能及时地纠正和完善政策，是执政者最基本的执政能力。“社会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某些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①当前国家和民众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加复杂、更突出，公众的社会参与和利益诉求意识明显增强，特别是新兴的电子媒体和设备的广泛应用为公众发表个人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更为便捷、更为广泛的渠道。当前社会舆情的快速发展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积极的社会舆情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公民政治参与能力提高、良好社会风尚形成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消极的社会舆情容易引发不良社会心态、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首先，消极的社会舆情传播快、伤害深。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是对社会舆情的传播最形象的反映。如云南晋宁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引起此类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原因大都是当地政府在处理民众的长期诉求或者民事、刑事案件时简单粗暴，滥用警力，甚至明显伤害到群众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再被不法分子宣传利用，比较容易形成消极的社会舆情。事件突然爆发后因民众关注度高、获得信息便捷，负面舆情短时间发酵、膨胀，造成极坏的负面影响。同时不排除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挟裹进舆情的漩涡，甚至出现冲击政府、殴打公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此类事件中负面的社会舆情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给基层党委和政府敲响了警钟，也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敲响了警钟。

　　其次，社会舆情的热点多、传播方式多样、渠道广泛。以往社会舆情的传播方式主要依靠电视、报刊、广播三种，关注的内容政策性强，并且其播放和发行受各地党委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审核，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政策解释和质疑过程中，缺少渠道发表自身的观点和诉求，执政者能稳妥地掌握整个社会的舆论态势，消极的社会舆情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如今社会舆情关注的社会热点十分广泛，包含时政要闻、反腐倡廉、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灾害事故、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此外，社会舆情传播依托的载体和渠道较之以往更加多样和丰富，也更加高效，微博、各种数字媒体、App和配有高像素镜头的便携式智能移动终端，使得民众与社会舆情之间互动更加直接。社会舆情的传播形态由原来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单方面传播转变为“瞬间（爆发）—瞬间（接受）”互动式地呈现到每一个民众面前，每一个受众在掺杂自己的观点之后又是一个新的传播点。于是消极的社会舆情便以几何式的倍增爆发，消极的社会舆情阻碍社会管理秩序、影响司法公正并造成政府决策偏颇。

　　最后，舆情问政成为新兴的监督方式。“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监督主要包含政党监督、人民代大会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社会监督等六大方面。”②监督的方式和性质比较单一，并且缺乏独立性。当前社会舆情产生的监督效果证实一种新兴的监督方式正在兴起，我们称之为“舆情问政”。舆情问政的一端是政府，另一端是掌握监督权的民众，中间连接的就是社会舆情。正面的社会舆情能起到上通下达的良好作用，促使政府科学决策；负面的社会舆情阻碍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谣言四起，使事件的真相扭曲，激发不良的社会心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规模庞大的消极社会舆情甚至能挟制基层组织和官员做出错误的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总体而言，广大民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持乐观态度，社会心态积极向上。但是执政者要正确地认识社会舆情这把“双刃剑”已经劈开了传统的决策依据方式和监督模式，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征程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21世纪国家治理现代化面对负面社会舆情的挑战要找准要害、对症下药，将脱缰的野马驯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

　　非传统安全发起全方位的挑战

　　传统安全主要指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安全，是一个国家的领土安全、人的生命安全以及政权的安全等。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在指涉的对象（国家？个人？）、主导的价值（保持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维护人、人的共同体的发展？）、威胁的来源（战争、冲突？金融危机、人口膨胀、资源匮乏？）、安全的责任主体（国家、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超国家安全共同体？）方面与传统安全大相径庭。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定义为“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包括：“三股势力”、资源与生态安全、人的安全、金融和信息安全、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等方面，笔者着重阐述前三方面。

　　“三股势力”，指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各自的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不同。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另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经济安定局面，如西藏的“3·14事件”、新疆“7·5事件”及发生在新疆的各类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混乱中妄图推翻社会主义政权，建立极端宗教统治的非世俗国家。因此，将来很长一段时期依法严打“三股势力”，保障人民安全免受威胁依然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通过地区性合作组织严厉打击“三股势力”对我国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与生态安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的供给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能源及其他资源的紧缺驱使中国在世界各地拓展能源、矿产市场，比如中国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在全球29个国家参与运作与管理着81个油气合作项目，初步建成非洲、中亚、南美、中东和亚太五个海外油气合作区；中国与玻利维亚合作的重点在中国目前非常紧缺的有色金属资源领域；作为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国和铁矿石需求国，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份大规模投资海外铁矿石开发的计划，以减少对铁矿石三巨头的依赖。中国加快步伐拓展海外资源市场，也因此卷入很多争议地区（如苏丹南部、缅甸等），使得不少国家加深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警惕性。根据近年观察，国家在国土资源安全（水土流失、荒漠化、耕地减少、垃圾污染）、水资源安全（水资源浪费、污染、赤潮频发）、大气安全（雾霾天气、酸雨）、生物物种安全（偷猎盗采、外来物种入侵、转基因生物体和技术潜在的威胁）等方面面临着各种威胁和挑战，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生产活动，在部分地区已经严重阻碍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人的安全。传统安全观指涉的安全主体是国家，主导的价值是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非传统安全观指涉的安全主体微化至个人，主导的价值是人的发展或人的共同发展。人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在本质上一致的，人的安全是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对人的安全威胁实际也损害着国家的利益。人的安全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人身安全的本义，即作为自然人的身体本身的安全。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进程中人的安全除去免受突发事件、长期饥饿、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和环境破坏等造成的威胁之外，还应包含人的政治权利免受威胁、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保障，可以将其概括为两点：即“免于匾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③这意味着，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终极关怀目标，而且因为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同源之水。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展望：“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批判者。”④作为其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就要为其高级阶段价值目标的实现去创造条件，就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社会存在着种种“现代化”的通病，诸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现代化的难题，我们需要提升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并非“西方化”，更不是与中国传统毫无关系或互不兼容，既要站在现实的利益需要上，也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化国家治理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还需要回望、发掘、运用先贤所积累的智慧和力量，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须明确的核心前提。

　　（作者是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