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在低速增长中进入深度调整期。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市场需求下降，世界贸易投资总量持续萎缩，加之地区冲突和难民危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逐渐增加，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宏观政策诉求的差异性日益显现，而在传统的合作交流机制下，各国利益的协调难度不断增大。一些发达国家把自身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错误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导致民粹主义蔓延，反过来又助推了逆全球化思潮。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诸多挑战之际，中国成为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各国平等参与、包容普惠的区域合作精神，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一、搭建战略对接平台，分享发展经验，共享发展机遇

　　实现繁荣富强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没能摆脱“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在制定发展战略和转型政策时，照搬西方所谓的主流发展理论，忽略了自身实际情况和理论的适用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和多边机构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开出的“药方”。这套方案淡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主张采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来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实践证明，“华盛顿共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是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大量的企业破产、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国际收支的恶化、社会的不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照搬“华盛顿共识”提供的模式进行改革，而是从自身国情出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快速发展之路。具体体现是，在早期发展阶段，通过渐进式双轨制改革，对于与就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给予必要的过渡性补贴，以维持社会发展稳定；对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放开市场准入、积极招商引资、建立经济特区等手段消除产业的发展瓶颈，提升国际竞争力。对此，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表示：“新自由主义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失败，而中国用自己的方法所取得的成就要好得多。”

　　“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推动与沿线各国在发展战略、建设愿景、总体规划等方面进行有效对接，鼓励各国结合实际情况，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共同探讨和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协同发展模式，谋求同沿线国家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要，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搭建了分享发展经验、共享发展机遇的多方合作平台。5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赢来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赞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学者彼得·弗兰科潘在其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写道，“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造福天下这一共同事业而提出的，是一个“深度合作的黄金机遇”。非洲新闻电视台报道称，中国通过这一伟大倡议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创造了宝贵机遇，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分享共建“一带一路”的红利中感受到，该倡议有助于释放更多经济合作潜力，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一大批合作项目稳步推进。图为阿富汗学生在由中国援建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中文系教学楼教室内听课（摄于2017年4月30日）。

　　二、弥补基建融资短板，加强互联互通

　　通畅可靠的基础设施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间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条件。然而，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大、工程周期长、回报速度慢，私人资本很难介入，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财力不足、负债较高，导致基础设施融资缺口较大，严重限制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6年至2020年，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需求约为每年5030亿美元，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总额仅为每年1960亿美元，基础设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额每年高达3070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深度聚焦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问题，成为中国工程企业“走出去”、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的强大动力。从20国集团旗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占据了全球基础设施支出的三分之一，预计2016至2040年，将有26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来自中国。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最早获得国际化经验，在沿线地区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中普遍获得了良好和稳健的经济回报，与沿线国家实现了共赢。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负责任的行动者，中国积极推动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为推进“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深化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互利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18年，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货币，28个国家和地区开始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亚投行的成员数达到87个，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中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有效带动了社会资本的投入。在应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融资难题上，不仅需要中国的努力，也需要多方的共同参与，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金融体系。2017年，在中方的倡议和推动下，中国与26个国家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鼓励沿线国家建立共同平台，共同制定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战略规划，支持金融资源加大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力度。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包容可及、价格合理、广泛受益、符合当地国情和法律法规的基础设施，致力于帮助沿线国家获取面向实体经济的便利资金，能够通过加强互联互通破题基建融资困局，切实造福沿线国家人民，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深化贸易往来 

　　现代发达国家走向繁荣，无一例外受益于国际分工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二战以后，全球贸易体系的制定权和话语权一直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所催生出的区域一体化，普遍遵循着从关税协定到共同市场再到货币统一的发展历程。低收入国家由于缺乏完善的现代化工业体系，通常只能与发达国家的垂直分工联系在一起，出口类型以初级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为主，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经常被定位于价值链的末端。

　　不同于西方国家主要集中于原材料产品领域的贸易和投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更加多元化和富有包容性。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26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39个工业大类，525个小类，是全球拥有最完备、最齐全工业体系的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随着工资和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企业转而寻求到其他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开辟发展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更有机会承接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扩大出口，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效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也促进了经贸往来的不断深化。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总额为8.3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3%，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中国积极落实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四次自主下调关税，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累计意向成交47.2亿美元。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推动了现代贸易模式下的优势互补和深度合作，改变了传统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作为外围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格局，促进了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中全球价值链的优化组合，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多边贸易往来注入了新的动力。

　　四、超越传统发展援助，增进民心相通

　　长期以来，官方发展援助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然而，发达国家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援助，通常以复制西方“先进制度”作为附加条件，认为只有培育出类似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援助思路充满了“发展干预主义”和路径依赖，忽略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基础。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在《援助的死亡》一书中提到，西方国家“捆绑式”的援助模式滋生了政府的腐败，阉割了企业家精神，并使非洲深陷“援助陷阱”。同时，莫约还提出非洲不能依赖援助，而是应该学习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经验，通过招商引资来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消除贫困。

　　与西方主导的对外援助不同，“一带一路”作为全球治理创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更加注重沿线国家渴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实际诉求。中国的实践经验表明，以教育促就业、以产业促发展，才能真正帮助受援国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5年多以来，大量惠民工程已在沿线国家产生积极社会效果，如中国援建的穆桑泽职业技术学校成为卢旺达北方省最大的职业技术培训中心；云南民族大学与腾冲共建的澜湄职业教育基地，为湄公河五国培养了上万名专业技术人才，有效提升了当地的劳动生产力水平。

　　此外，中国投资企业注重本地化经营，许多基建项目本地化用工比例达到60%，部分制造业企业的比例高达90%，极大促进了所在国就业：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已创造3.8万个工作岗位，其中75%以上为当地就业；泰中罗勇工业园已吸引105家中国企业入驻，解决当地就业3万多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入驻企业125家，解决当地就业2万多人。截至2018年，“一带一路”已经为沿线国家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税收，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做出了显著贡献。

　　促进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前的首要任务，更是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利益交汇点。“一带一路”倡议是建立在各方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新型合作平台，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和从属关系，更能带动当地民众参与，更容易获得当地民众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国的互利合作，打破了发达国家传统资金援助的“输血模式”，积极探索以培育发展中国家内生发展动力的“造血模式”，超越了传统的北南发展援助，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南南发展合作的新典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