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的事。我举个例，一个贫困农民在乡村脱贫了，生了一场病，进城看病，转眼间就返贫了。是因病致贫吗？深入调研，造成返贫的原因不仅是“因病致贫”，更大因素是“因医致贫”。

他们从县医院到地市医院再到省城，经历重复而又重复的检验，农民背着一大摞检验报告单，像进京告状般来到北京询问更高级的医院在哪里？我曾见一个西北农民带着儿子到北京治病，他背了一袋馍来，自己每餐吃白开水配馍……最后，他在那所大医院的垃圾桶前痛哭，孩子没了，他拿钱换来的这一大摞片子和报告单还舍不得扔掉。

我查询过2017年毕节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返贫”的占返贫总户数的58.41%，2019年仍占56.25%，这里面全部包含着“因医致贫”。当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是各地重大任务，而“因医致贫”的痼疾仍然威胁着乡村干部群众，不可忽视。

我国医疗卫生有过极其困难的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传染病滋生，像流血的伤口敞露在农村。新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人民健康问题。

新中国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县级防疫站和公社卫生院，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通过注射多种预防针，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等传染病的侵害。到1965年，毛主席在“6·26”指示中严厉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主席还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最后几乎是喊出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全国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医疗卫生事业四大方针废止后，变成“医疗为主”，而且“医疗”迅速向大城市转移。当预防为主被忽视，边远地区就有很多农民孩子没及时打上预防针。

当科学技术在防疫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没有惠及那些穷乡僻壤的孩子，传统的传染病在那些“医疗资源薄弱”的地方，在农村孩子和成人身上找到肆虐的场所，这是令人痛心的，也是造成大量贫困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导致“因医致贫”的不只是农民，当一些不必要的检验和治疗被视为常规，医生护士患病也不能幸免。中国医生自古受人尊敬，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我相信，不是只有这些苍生大医，而是有广大医生群体继承着“治病救人”的伟大传统。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医患关系就是亲人关系。

乡村也需要下决心有自己保障农村人民健康的建设。毕节在脱贫攻坚中衔接乡村振兴，提出并推行“四个留下”，在“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中，就包括下决心给全市所有行政村建医疗所配备医护人员，且必须是正规医疗卫生院校毕业的医护人员，以保障及时就医，避免小病拖成大病。

毕节有3700多个行政村，哪里去找这么多医护人员？毕节在脱贫攻坚阶段就有目标地将初高中毕业生推选到卫生院校学医，并为他们返乡就业创造条件。到2021年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这是十分令人感动和敬佩的实实在在的利民事业。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宏甲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