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跃飞：中国共产党何以能 做到“开天辟地”？

点击：  作者：蒋跃飞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1-04-17 10:09:40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石破天惊，极其深刻的经典语言：“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选》第四卷，第1514页）何谓“开天辟地”？就是“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选》第四卷，第1439页），笔者理解，就是改天换地，就是“换了人间”！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不仅是“从此，中国改变了方向”（同上），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内容，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构成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导因素，这就是中共百年奋斗历程揭示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一、“长夜难明赤县天”——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由于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完全跌入了黑暗的深渊。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选》第二卷，第632页）这期间，中国的先进分子和有识之士及社会各阶级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悲壮的失败，到“洋务运动”——虚妄的“自强与中兴”；从“维新变法”运动的——“无力回天”，到推翻皇帝之“革命尚未成功”的“辛亥革命”，七十余年的近代历史判明：农民阶级由于受其阶级的局限，完成不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近代的地主阶级也不可能完成"民族自强"和"国家中兴"的历史任务；新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由于其先天的软弱性，尽管有光绪皇帝的支持，但是仍然撼动不了封建反动势力的统治，更谈不到担负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责任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由于其先天的软弱性，仍无法承担其应担负的历史责任。

 

历史呼唤着真正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使命的承担者，这个历史任务就必然地落到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

 

“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用毛主席的话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选》第四卷第1470页，1471页）“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人民积蓄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3000多人集聚天安门举行示威，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期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上海、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运动很快就蔓延到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很快就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罢工、罢市、罢课的高潮。“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至此，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简单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八十年的历史，我们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是应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里救亡图存、顽强求索的过程中呼唤一个新的领导力量的需要而生；是应工人阶级走向成熟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组建自己“先锋队”的需要而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条件下，应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需要而生。总之，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必然责无旁贷地肩负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责任。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破坏一个旧世界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全国仅有区区58名党员，党的“一大”召开时只有12名代表。这样的一个政党何以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成功？关键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回答和解决了以下这些关乎中国革命成败的基本问题。

 

第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毛主席说：“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毛选》第二卷，第602页）这样的党与其他任何类型政党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毛选》第三卷，第1094页），就是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毛主席说的：“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同上）二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与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同上）试问，古今中外哪个政党能够认识到并且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做到了这一点，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了其他一切政党的那种“结党以营私”的窠臼，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追随。三是“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始终团结统一和生机活力的根本措施。正如毛主席所说：“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选》第三卷，第1096页）“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的有效方法。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属性。这样的党既有先进而科学的理论指导，且能够自觉地用于实践，又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又能够时刻拥有自身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这样的政党岂有革命不成功的道理？

 

第二，在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武装斗争？

 

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势力，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等合法权利。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所以，毛主席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毛选》第二卷，第610页）

 

第三，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率领起义军转战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在永新县的三湾村，毛主席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强了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各级设立党的委员会，到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开始形成了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一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不是单纯打仗的，而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和非组织观点，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到1938年11月，毛主席又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毛选》第二卷，第547页）二是肃清旧军队的影响。明确反对个人主义的雇佣思想、享乐主义；反对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指出，这些错误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以及旧式农民运动的影响。这样，就将红军与以往的旧军队划清了界限。三是红军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不仅是一支战斗队，还是一只工作队、生产队和宣传队。所以，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样的一支军队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这是这个军队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根本原因。

 

第四，中国革命如何进行？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是在认清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道路、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科学范式。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它许多文章中做出了经典的、教科书似的阐述，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到《新民主主义论》；从《论联合政府》到《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对上述基本问题作出了精准而正确的论述和超前的指导。对国情和革命问题能够形成如此深刻而科学的理性认识，提出系统的战略指导和具体的部署，这该是一个何等素质的精英集团和雄才大略的英明领袖啊！

 

第五，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的少少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力量对付主要的敌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策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是非常成熟的，实践上更是极其成功的。我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根据形势和任务的不同，都提出了相应的统战方针。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阶段，我党倡导和建立的是爱国统一战线。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我党的统战政策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总的策略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实力，孤立顽固势力。”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对于争取中间势力，要做到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我们自身要有充分的力量，使得他们能够跟我们走；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愿意跟我们走；三是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使他们放心跟我们走。同顽固派作斗争做到斗而不破，有理、有利、有节。在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争取中间实力。正如毛主席所说：“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选》第二卷，第748页）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备着这种成熟、科学而又切合实际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才能够在应对不同的敌人时，始终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总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做到破坏一个旧世界，根本的条件就是毛主席说的：“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三条最基本的经验。

 

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建设一个新世界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中国共产党到底要建设一个怎样的新世界呢？

 

第一，“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关于新中国，早在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做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毛选》第二卷，第663页）这个新中国在政治上，由于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政权的构成形式可以采取乡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并由此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因此，毛主席说：“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选》第二卷，第677页）这个新中国在经济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这个新中国在文化上，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以，毛主席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毛选》第二卷，第708页）

 

第二，“三大运动”——新中国的立国之举。

 

抗美援朝，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强加于我的一场遭遇战。毛主席经过认真研判形势后坚定的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将美帝国主义赶回了“三八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伟大胜利打出了国威，洗血了百年东亚病夫的不堪之耻，奠定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战，为新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举行了一个精彩的奠基礼！

 

土地改革，新中国的翻天覆地

 

从中国的历史看，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革命大都是农民革命，而引起农民革命的基本原因就是土地问题。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极其不合理的。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五十的土地。他们凭借占有的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下中农，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这种土地占有状况，几千年来没有大的改观。这是广大中国人民长期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所在。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如“暴风骤雨”般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废除了旧中国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村最大、最深刻的一次变革。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经济上获得了翻身，切身的感受到自己跃进到了一个“新社会、新国家”。

 

镇压反革命，新中国开展的一次“大扫除”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还潜伏着国民党派遣特务等各种反革命分子约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这些反革命分子对人民政权斗争的策略是“长期潜伏，等待时机，重点破坏与暗害活动”。因此，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制裁一切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成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消除社会隐患，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胜利成果的紧迫任务。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打击的重点对象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镇反斗争提供了法律武器和统一的量刑标准。1951年春夏，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高潮，到1951年10月底，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镇反运动基本结束。这一革命运动，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和污泥浊水开展的一次“大扫除”，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有效地捍卫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密切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取得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合作的经验；通过镇反运动，共和国年青的专政队伍得到了锻炼和壮大，积累了经验，提高了业务水平；建立和巩固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净化了社会环境，清除了土地改革的障碍，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运动，也为不久后实施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大运动”都是必须完成好的立国之举，否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可能站稳脚跟，也是中国共产党进城以后完成的第一次考试。历史证明，这三张闭卷考试的答卷，我党都答得非常优秀。

 

第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新中国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具备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条件。1953年8月，毛主席完整、规范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选》第五卷，第89页）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条革命与建设并举的路线。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二者互相关联，密不可分，其实质是解决工业化和所有制问题，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从而使新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它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的英勇斗争，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确定了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超额完成，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具备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条件；“三大改造”任务的胜利完成，构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至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进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正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为新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复兴的星辰大海

 

毛主席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83页）从秦皇汉武以降，历次的改朝换代，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结束几千年封建帝制的革命，从本质上说，都没有做到改变中国，更谈不到“开天辟地”和“换了人间”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做到了改天换地，“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新中国六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深刻道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而成熟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中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满怀信心地奔向伟大复兴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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