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

有人说我们纪念长征就是要不忘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吃皮带那种不怕困苦、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其实要我说仅仅是纪念这些是不够的，而且这种精神也是在那种恶劣条件下被逼出来的，谁要是到了那种地步而为了活命也都能做到，而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是我们为什么要不得不进行长征，也就是说今后我们如何避免失败，避免再被迫长征，因为长征这条路可不是人走的路呀。其次我们要纪念的是毛泽东同志在历史时期的最危急时刻力挽狂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使我们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而没有被敌人所彻底消灭。再次，长征的胜利是与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主持正义，坚持真理，勇于改正错误，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分不开的。最后，长征的胜利是红军战士不怕困苦、英勇牺牲、勇敢奋战的结果，我们要永葆红军的那种革命精神。这样的纪念对于我们今天的革命事业才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造成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要长征，是因为被国民党打败了，毛主席曾说过，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我们为什么被国民党打败了，是因为我们丢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长征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丢掉正确路线的错误。第一，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众所周知是由王明造成的。1931年1月7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使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特别是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结果使革命走向了失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否定毛泽东的 正确军事思想，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进攻中，犯有冒险主义错误，防御中犯了保守主义错误，退却中犯了逃跑主义错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及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以致成为红军最后被迫退出根据地、不得不进行大逃亡的原因之一。

在土地政策方面，王明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制定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土地政策，推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执行中又愈搞愈左。对地主不仅不分田，而且不准买地、租地和开荒，不准以任何方式与土地发生关系，或将他们驱逐出境，或实行肉体消灭政策。对富农不仅分坏田，而且经富农力耕改造成好田后，又把好田没收重新分以坏田。还不断加重富农的劳役和粮款负担，甚至将其同地主一样没收，使不少富农“家况比雇农差”，从而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由于斗争扩大化，又将不少中农打成富农甚至地主，使他们也遭到没收、“分坏田”甚至“不分田”的厄运。这使中农“人人上升为富农 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土地经常打乱重分，也使贫农不能吃定心丸，降低生产兴趣。 “一苏大”的土地法及各地的有关土地政策中，还包含了不少势必导致打击和侵犯地富兼营的工商业的左倾内容，使工商业也遭到如同封建剥削一样的打击和没收。“一苏大”的劳动法，脱离苏区实际，规定了片面的过左的政策:如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多名目繁多的节假日、纪念日休息;包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在内的过高福利补贴，未在企业劳动而需照付工资的不合理工资制度及机械的最低工资标准，师徒同等待遇的不合理学徒制度，强迫介绍失业工人和实际上剥夺雇主权力的工人监督生产等。不管企业能否承受，都要严格遵行上述左的政策。否则动辄以总同盟罢工，即“以斗争来回答资本家的进攻。”对兼营工商业的地富，动辄扣上违反劳动法等罪名，子以斗争、罚款、没收财产以至枪决。

财政税收方面，因受左倾军事路线影响而错误地取消了主力红军筹款，造成军需严重瞪乏，不得不颁布以降低征税起点和提高税率为主要内容的新税则，大幅度增加和提高税收。这使中小商人税负尤为加重，营业积极性大受挫伤反使财源减少。财力不支时又于增税之外，还通过发公债、“借”粮食及各种捐献等，加重了群众负担，挫伤了群众积极性。

商业贸易方面，过分强调形势紧张斗争激烈而实行自我封锁。“经常拿赤色戒严、反对国民党蓝衣社、法西斯蒂混人苏区、反对投机买卖为口实，”而过多地限制商品进出口，没收商人商品，禁止自由贸易，封锁自己的口岸。如对于苏区原来盛产的谷米，有的地方“自建立苏维埃以来”，“就不准出境”等等。过左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不但使地主富农无法做生意，也使中农不敢做或不愿做小买卖。这样自己封锁、窒息自己，造成商业日渐衰落，最后几乎陷入停顿，加重了军需民用的困难。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左倾政策，与政治土、军事上、组织上的左倾结合，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害，“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左倾土地政策对各个阶级不同程度的打击，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了耕地严重抛荒，甚至有的大道两旁也是“田荒草满，”加上因劳力紧缺和一些农民生产兴趣的降低而造成的耕作粗放，结果是粮食减产或徘徊，并出现连年粮荒。1933年上半年许多地方“米价飞涨”、‟有钱无市”。军、政机关及群众都严重缺粮。城里工人“以少少的工钱，吃昂昂的贵米。”1934年春夏继续粮荒。中央文件连连报警:“去年粮食恐慌的现象，现在又威胁着我们。”红军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餐稀饭。湘鄂赣有的后方医院伤病兵在青黄不接时，“每日 两、三顿粥都不周全。”中央政府及其机关报《红色中华》两次发动筹粮突击，但总难如数如期收到粮食。由于缺粮，中央军委仅1934年3月就发出两次减少食米的命令。连年粮荒，事出多因，但左倾土地政策是起了恶劣作用的。在过左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的打击下，工厂商店大批歇业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如被称为“红色小上海”的中央苏区工商重镇长汀，原来久负盛名的纸业，被迫大量关厂倒闭，工人谋生无门，一半以上失业，纺织业4/5失业，其它行业也大抵处于半失业状况。湘鄂赣根据地在左倾干扰下，厂曾一度弄得连小的 商家都没有，亦无私人雇工的工厂店铺，原有工人随之失业。在业工人在左倾劳动法“保护”下，“怠工 懒惰的事情也很多，以至有将工人生产品全部卖了，还不够付给工资的事。”公营企业也必须严格执行左倾劳动法，而劳动法对约束工人的劳动纪律又毫无规定，致使损坏东西、偷懒怠工等现象常有发生，生产受到直接损害。如某军工厂计划完不成，产品质量差，枪、弹、刺刀等拿到前，方不能用，影响战争胜利。左倾经济政策加上敌人封锁，使苏区工商业大为衰落。江西苏区原有的特产，纸业、夏布、木料等，因为经济政策的错误，使其破产。”湘鄂赣根据地“生产品和日用必需品的流通，非常滞钝，农工业生产渐形降低。”。毛泽东、吴亮平等也曾指出，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最著，木头、樟脑、钨砂等主要生产都呈低落状态。工商业衰落又影响了军民生活。如中央根据地军民吃穿都较困难。布价连年上涨，有的地方裁缝“大部失业。”煤油和盐也常缺，以樟脑油和硝盐代之。红军军需食用也很缺乏。《红色中华》报道:“红色战士在受寒冷”、“前方三、四人共一床被毯”等。经济遭破坏也带来了财源枯竭、财政紧张。湘鄂赣财政经济“大部分处于非常困难时期，”“经济来源多是枯竭，”“财政方面，困细万分。”湘鄂西、湘赣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部队很穷、政府财经很大困难、工农生活不能改善。财政困难不得不增发钞票。中央苏区苏币发行总量由200万元增至800万元。严重通货膨胀又使得苏币贬值、信用降低。经济政策左倾及其带来的损失，还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和战争的胜利。左倾土地政策不仅迫使地富拼命反抗、报复破坏，增加了战争阻力，而且造成中农贫农的恐慌心理。又因扩红、筹款、借谷、节省、推销公债中有强迫命令现象，便使根据地出现群众逃跑现象。如万太、杨殷、零都、西江等县，群众逃跑还较为严重。逃跑危害农业生产，引起秩序动乱，影响政权巩固。经济左倾和困难还给扩大红军带来阻力，使扩红计划往往难于完成，如江西省委在1933年8、9、10月的扩红突击中，号召扩红3.3万人，结果完成不足5000人，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有的就是因“家庭困难去不得”，或“因家庭困难而逃跑即的。对现实存在的经济困难和由此产生的危机，左倾领导者们也是有所承认的。王明就觉察到“由于苏区经济状况的变坏”，征税便遇着许多困难。王明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承认:“苏区的经济状况整个的说来是相当恶化了，这影响到革命的胜利。”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的社论也提到:我们面前是有困难的，这些困难是巨大的。

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为我们今天的事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第二，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团结广大革命同志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顽强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同志在历史的危难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李德是一个外国人，跑到我们的江西山沟里帮红军打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是个顾问，顾问，顾问，顾而问之，可问可不问。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为什么都听他的。李德出的馊主意，军事上拍板的还是周恩来，命令是他下的，他是军委的最高负责人”。主席还说：“全怪总理也不合适。总理这个人是很守纪律的，莫斯科下来的命令他是要坚决执行的，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就是说哪怕我政治上错了，但我组织上没错，上边的命令我是坚决执行的。总理组织纪律性很强，当时给中央苏区造成的损失，实际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挥。但是在这里执行政治路线的是博洛，军事上是总理，责任都推到李德头上有点冤枉”。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长征的最珍贵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与左倾机会主义的一系列斗争，为我们党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931年4月，王明指派的“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执掌苏区中央局大权的是项英。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分身不得，书记一职便由先期到达江西苏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代理。而王明就是反六届三中全会才上台的，很快，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所派的项英就遭到王明新派来的“三人团”所排斥。在中央苏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这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虽说王明、博古并不一定愿意与“山沟里的秀才”毛泽东打交道，但慑于他在红军、群众中的声望还不想得罪他，甚至还想拉拢他，利用他手中的枪杆子和声望，为其推行“左”的一套方针、政策出力。1931年5月，项英被撤销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便由毛泽东代理。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朱德、项英任副主席。毛泽东一时成为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加上他成功地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组织的两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一时声望大增。本想拉拢毛泽东的王明，一看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发现毛泽东还有一整套自己的见解和方略，根本不可能服服帖帖地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如不制服毛泽东，那么好不容易夺来的中共中央领导权就有被架空甚至丢失的危险。于是，他准备对毛泽东下手了。

1931年10月，王明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同时也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王明在离沪赴苏之前，为消除推行“左”的一套的阻力，给中央苏区发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目的是把他那一套强加给中央苏区。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团即“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称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一是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二是“富农路线”。当时王明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是赶尽杀绝，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他们以生活出路。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及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认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应给其出路，主张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毛泽东就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后来，为了解决军事指挥问题，1932年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举行会议。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会议决定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事情还不止于此。1932年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长长的指示电，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毛泽东，对他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批驳。

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的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对毛泽东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评，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进攻路线，争取党和红军说服他的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不转变立场，转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王明遥控的临时中央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发电、开会，批评毛泽东的主张，一是想借此打击毛泽东，削弱他的影响，另外也是错误估计了敌我力量，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他们不了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盲目乐观地估计革命形势，主张进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和敌人对垒时，主张硬碰硬，“先发制人”。毛泽东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两军对垒时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必要时放弃阵地，实行退却，重在保持、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这一套灵活的战术，自然不能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并被一再指责为右倾，而遭到了批判。但毛泽东不为所动，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更信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得来的结论。这样，毛泽东与王明临时中央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激烈的斗争。

三、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与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主持正义，坚持真理，勇于改正错误，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分不开的。毛主席曾这样说，再一个就是湘江战役失败以后，总理也反思，而且总理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遵义会议，如果总理不转变，遵义会议就很难开。有错必改，及时回到正确的军事路线上是红军长征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今天要纪念长征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领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长征开始后，他向张闻天、王稼祥做工作，得到了支持，增强了同 '左'倾错误斗争的力量。为了挽救党和红军，过了老山界之后，他们对错误的军事领导进行批评，并就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行军方向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1934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举行了紧急会议。会议是在周恩来的实际主持下召开的，这就开始改变'左'倾错误领导独断专行的局面，使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得到充分发表。毛泽东的意见虽然遭到了李德的坚决反对，会议未能形成正式决议，但因得到了周恩来的有力支持而被采纳。会后，红军改向贵州前进。通道会议后不久，党中央于12月8日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行军方向和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主持会议，同'左'倾错误领导公开决裂，坚决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并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 '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这一意见也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作出了忡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决议》。这表明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已经开始摆脱'左'倾错误的控制，正在回到毛泽东等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们一边。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不仅就战略方针作出部署，还就组织领导作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团处理一切'的状态，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长征初期的最高领导集体'三人团'已名存实亡，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周恩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至此，举行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与博古强调客观原因的态度迥然不同，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以坦荡的襟怀主动承担责任，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同时也尖锐地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领导中的错误。作为 '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是会议上最早批评'左'倾错误的同志，他的发言不仅对与会同志认识'左'倾错误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也为张闻天发表副报告和毛泽东等人畅所欲言铺平了道路。

在倾听了与会同志的意见后，周恩来在会上再次作了重要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毛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举荐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领袖。周恩来的发言，紧紧抓住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即改变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问题，并以坦荡的襟怀提出由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担任领导，反映了全党全军的共同心声，赢得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就组织领导作出决定，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的决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中终于找到了能够领导革命胜利前进的领袖。毛泽东曾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结束后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4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联名签发了电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5日，朱德、毛泽东发布了《前敌司令部命令》。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取消毛泽东在红军中的职务后，毛泽东第一次以军内职务签署的作战命令。此后，围绕进攻打鼓新场敌军据点问题，毛泽东与大家发生意见分歧。后来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工作，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3月11日，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但是有个别人对党和红军领导仍然存有怀疑和不信任。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更不能产生动摇'，严肃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展开了尖锐斗争，这也是对刚刚开始形成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严峻考验。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一边，对张国焘作了大量的争取和说服工作，之后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率领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彭德怀、林彪'五人团'，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1936年12月7日，改组后的中革军委重新组成，在新的军委中，毛泽东担任主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成员进入军委主席团，这表明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在军事领导方面初步形成。

四、是红军战士不怕困苦、英勇牺牲、勇敢奋战的结果，

五，红军长征的胜利，为今天我们党在处理各种矛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今天，我们党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私有化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遇到了重重困难，我们党的事业面临重大考验。

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眼前得实惠，但长期是站不住脚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犯政治错误，宁可为此违反组织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