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韩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没有内在联系，不能将西方供给学派视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来源。

王一鸣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创新，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问题，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王一鸣从逻辑起点、面对问题、政策定位等角度阐述了中国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区别。

首先，逻辑起点不同。供给学派兴起的基本背景是西方国家深陷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潭，上世纪７０年代，美国通胀率高达１３．５％、失业率达７．２％，经济增长率仅为－０．２％；英国通胀率一度飙升至２５％，ＧＤＰ出现负增长。凯恩斯主义失效，由此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大行其道。而中国当前并不存在“滞胀”，经济增速虽有放缓但仍处在中高速区间，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是基于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其次，面对问题不同。不同于上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国家面临的失业、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等病症，当前中国面对的是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供给侧调整跟不上需求侧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

供给侧改革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进入新常态后，中国供需形势和相互间关系都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从需求侧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悄然向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转型升级，居民对消费品品质和个性化追求与日俱增，旅游、养老、教育、医疗和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迅猛扩张。

从供给侧看，受到体制机制制约，过去一个时期“井喷式”扩张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难以跟上市场需求变化的节奏，一方面，煤炭、铁矿石、钢铁、油气、有色和建材等产能严重过剩，利润水平大幅回落，有的甚至全行业亏损；另一方面，市场需要的高品质和个性化消费品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扫货”的现象。

“供给侧改革正是要从供给侧入手，抓住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王一鸣说。

第三，政策定位不同。西方供给学派解决滞胀问题，给出的药方是私有化、减税、紧缩货币等。中国供给侧改革内涵要丰富得多，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目的并不是私有化，而是要提高企业效率；提出的“降成本”，与供给学派的“减税”也不同。我们没有出现通胀，也没有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

王一鸣说，供给侧改革是适应引领新常态的系统性改革和政策调整。在改革层面，包括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域分割，促进生产要素有序合理流动。在政策层面，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

王一鸣说，供给侧改革近期任务主要是用改革的办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打好五大歼灭战，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要素再配置，让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实现供需再平衡。中期是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远期是要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态势，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王一鸣说，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理解中国经济的一把钥匙，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后，未来将会有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