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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文:香港大逆转
点击:  作者:卢克文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21-04-11 09: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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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民族繁荣安定的背后,总有一群伤痕累累的人,在默默守卫着我们。”

“有些事,前人没有完成,或者前人回避了问题,但该了结的,我们迟早还是要了结。”

(一)
 
2011年7月15日,中国台湾省在香港设立了一个驻港机构,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经济部”驻港的“远东贸易中心”及“新闻局”驻港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纳为办事处下属的“商务组”及“新闻组”,负责在港业务。
 
在这之前,办事处的前身叫中华旅行社,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机构,这个旅行社没有任何旅游项目,实际是台湾省驻香港最高代表机构,职能约等于一个“领事馆”,负责签发中华民国护照、办理入台证、签证等等。
 
香港是如此的特殊,同样为了避免一些政治上的纠葛,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前,也没有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其职能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担任,回归前,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分为大新华和小新华两部分,小新华是新闻通讯社,大新华就充当了今天中联办的职责。
 
1997年香港回归,2000年1月18日才挂牌中联办,2000年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就相当于今天的中联办主任。
 
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却发生一次严重的叛逃事件。
 
就是1990年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
 
许家屯曾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67岁时,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直至1990年2月。
 
许家屯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本人暂时没有找到这本回忆录,以下关于许家屯的经历以李子旸所写文章《从一个人的经历看香港回归前的困难局面》,以及《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为准,如有错漏,请读者指正),讲述了自己在香港的心路历程,按他在书里所说,他一到香港赴任,就被当地报纸嘲笑,说他衣着打扮太土,“短衬衫不合身,头发乱篷篷的,还戴着黑社会才戴的黑墨镜。”许家屯受了点刺激,花600港币买了套西装,但香港媒体还是讥嘲他西装式样陈旧、料子低档,不符合一方大员的形象。
 
后来又重做了一套新西装,配上平光眼镜,才没被香港媒体指指点点。
 
许家屯在江苏时配的车是皇冠,1983年,大陆有人坐这样的车,已经是天大的待遇,但到了香港,别人说您这样的身份坐皇冠怎么行?至少得是黑色奔驰,1984年就有人要送他一辆价值90万港币的劳斯莱斯,但许家屯拒绝了。
 
李嘉诚后来找到他,也说您这样的身份,往返京港不能坐民航,得有小型喷气式飞机,要不送您一架?
 
许家屯在回忆录里说:“理解他的好意,暂时没有迫切性,谢谢他的关心。”
 
但许家屯的心,渐渐松动了。
 
刚到香港时,许家屯还会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要求,去底层贫民生活的九龙城寨参观视察,想解决底层群众实际困难,消灭贫民窟,但是待了几年,许家屯慢慢产生了变化。
 
他不再下贫民窟,而是在办公室请香港的权贵富豪阶层过来沟通,他忙着参加富豪的婚宴、看戏剧活动、参加公司开幕或周年纪念、甚至为去世的富商扶灵,成为第一个公开给资本家扶灵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许家屯一年要出席500多次这样的活动,平均一天1.5次左右,完全泡在了权贵堆里。
 
许家屯忘了共产党的初心,也放弃了群众路线,活在了连绵不断的饭局与应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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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李嘉诚单独约见许家屯,说他要在海南岛投资100亿港币搞开发,但条件是许家屯去海南当领导,或者担任开发公司的董事长。
 
李嘉诚已经把他当成是自己人了。
 
1989年底,中央决定免去许家屯社长职务,香港富豪们要求给许家纯设宴饯行,许家屯一家家吃不过去,就租了一个四五千人的会场,和香港名流一起吃了一顿,规模比国庆酒会还大。
 
许家屯对这次的送行排场,还颇为得意。
 
相对于许家屯自传里对自己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其继任者周南则在自己的口述中,对许家屯相当不客气。
 
周南说,许家屯到香港就贪图物质享受,找赵姓领导要了一亿美金按香港方式办企业,成立了一家公司,把自己亲戚都塞进去,结果公司破产了。
 
建大亚湾核电站时,因为有其他国家核电站出事故,香港部分人就闹事,说核电站会殃及港人,几万人联名向中央施压,许家屯感到了压力,便向中央提议迁址,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一闹你就迁,如果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吗?就给驳回去了,这事闹了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1989年,英国人策动一些香港名流找许家屯提出建议,让英国继续统治香港,不要急着收回,每年给中央十几亿或者更多,许家屯居然真的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搞得中央很恼火,这时许家屯已七十三岁了,中央便决定调他回来,让他在北京或南京选个地方安度晚年,但不能留在深圳。
 
周南说,许家屯起先赖着不走,后来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周南接任后不久,许家屯在深圳把夫人骗去南京,说自己晚些回,夫人一上火车,他当天就带着情人跑去了洛杉矶。
 
1990年4月30日晚,许家屯不告而别,飞往美国,至2016年6月29日在洛杉矶去世,年101岁。
 
许家屯叛逃后,并没有在海外攻击中国,据说回忆录里也流露出一定的悔意,算是没经住香港这个大染缸的考验,但谈不上大奸大恶。
 
1983年许家屯去香港时,大陆实在太穷太穷了,许多农村家庭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衣服上都是补丁,城里待业青年至少2000多万,找不到工作到处惹事生非,引出了1983年中国第一次严打,许家屯在大陆时已是超高待遇,出门有皇冠可坐,但遇到李嘉诚这样动不动要送私人飞机的,差距还是大到让人感到窒息。
 
在巨大的经济鸿沟面前,许家屯最终抛弃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只跟香港的权贵阶级来往,慢慢和香港权贵融为一体,李嘉诚后面提出让许家屯去海南岛,简直就是将他视为将来可操纵的白手套。
 
许家屯的这套上层路线,一直没有团结底层民众,对权贵步步退让,使中央在香港丧失了民心阵地,甚至舆论阵线一直在亲英美的人手里,香港那么严重的房地产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没有人去揭发对抗,资本家对平民的剥削可以说已到了全球极致,财富凝固,年轻一代毫无出头之日,但社会矛盾,居然被引向了对抗中央。
 
等到2019年危机大爆发时,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二)
 
今天回过头来看两年前,我们不能把2019年的香港危机单独拎出来,香港危机从2014年“占中”就开始暴露,当时主要煽动策划人就是黎智英,参与占中的90%是青少年,中学生又占多数,现场一些指挥者年仅17岁,而此时距离香港回归祖国刚好短短17年,事实上,从许家屯那时候对香港的沟通管理,就埋下了大祸根。
 
在占中事件发生时,一名叫曾建超的男子,向维持现场秩序的11名警务人员泼粪水和尿液,警察还击后,七名警察(总督察黄祖成、高级督察刘卓毅、警长白荣斌、警员刘兴沛、警员陈少丹、关嘉豪、黄伟豪)被判入狱两年,而曾建超只判五个星期刑期,带头闹事的黄之锋只判了80小时社会服务令,罗冠聪只判了120小时社服令,周永康入狱三周,缓刑一年,警察一律重判,闹事的人一律轻判,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发生的荒唐事情,居然在香港发生了。
 
这里暴露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十几岁的学生会被煽动起来?第二,为什么法官会包庇闹事者而重判警察?
 
先说第一个问题,学生一起出问题,那肯定是教书的老师有问题,香港的老师几乎都会加入一个协会叫“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这个协会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有会员近10万人,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老师都会加入这个协会。
 
而教协,是被港独分子把持的。
 
教协的第一任主席司徒华,就是香港民主党重要人物之一,比李柱铭的影响力还要大,一直在不余遗力推动港独,司徒华还创立了支联会(支持爱国民主联合会),都是香港的反对派,教协,被司徒华等人玩成了民主党的教育支部。
 
教协现任监事会主席叫潘天赐,兼任香港职工会联盟会长,而职工盟主席就是港独分子吴敏儿,职工盟则一直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接收资金支持。
 
像香港理工大学教师郑松泰,教唆年轻人上街搞暴乱,说哪个父母反对他们上街,这些父母就是“港猪”,香港年轻人“要跟港猪划清界限”,“要跟这样的父母断绝关系,终生不相往来”,有这样的港独教师一直在校园做宣传,参加暴乱的自然都是港独老师的学生。
 
香港2019年的骚乱人群主要来自于校园学生,学生思想主要来自于教师,教师主要来自于教协的控制,教协又被港独分子占据,还收美国人的钱,祸乱当然从这里爆发。
 
再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警察会被重判?
 
因为重判警察的主审法官叫杜大卫,并不是华人,其实是一名英国人,有英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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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卫】
 
2016年,梁振英委任17人为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注意,按香港基本法第92条和82条,只对香港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规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外,对其他法官的国籍均没有限制,留下了香港司法系统有大量外籍法官的制度漏洞。
 
留下外籍法官的原因,一是英国刻意造成香港本土法律人才奇缺,1989年才允许香港本地人攻读法律系,因为英美法系的司法独特复杂,本土法官数量满足不了香港法院需求,英国人借此垄断香港法律界;二是香港当时作为大陆对外的金融窗口,配合的也是英美法系,作为金融系统的附赠品,也需要英美法系的人才。(第二点才是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常会看到一条看起来又搞笑又反常的新闻,英国威胁不向香港派遣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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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Rboert Reed)就说,如果香港“司法独立被削弱”,他就不会来香港出任法官,也不会提名其他英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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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彦德】
 
不过《泰晤士报》呼吁英国法官集体辞职时,香港终审法院的两名英籍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华学佳却不肯走,拒绝辞职。
 
以上可见,香港并没有完成彻底的回归,香港其实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它的法律系统与教育系统还在英国人手里。
 
去殖民化的道路并没有走完,反而殖民化的痕迹被加深了。
 
2014年占中爆发时,没有及时将问题连根拔起,等这班孩子长大,2019年反修例风波才会越闹越大。
 
占据法律+教育宣传阵地的英美帝国,指使着自己在香港的代理人,向主要依靠警察+外交阵地的我方,发起了疯狂进攻。
 
2019年,这些在反中教育中长大的香港年青人,烧地铁、占机场、打大陆记者、殴打大陆游客、四下堵路、用砖头拍死一名老伯、点火焚烧政见不同者......将整个香港闹得乌烟瘴气。
 
英美在后方遥控,提供物力财力支持,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何俊仁四大主将居中坐阵调配资源,黄之锋、何韵诗、罗冠聪、周庭等年轻一代充当前锋,在香港发起持续不断的暴乱,近一年左右,我们看到的新闻,一会是警察被咬断手指,一会是暴徒撕污国旗,一会是废青围攻警察局,一会打砸立法会。
 
大陆人民在一旁看得义愤填膺,急得如火烧心肺,福建人甚至组团在北角街头同暴徒对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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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一时妖气弥漫。
 
香港斗争的本质是殖民化与反殖民化的斗争,香港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三)
 
2020年初,中央涉港有关部门大换血,夏宝龙任港澳办主任,骆惠宁任中联办主任。
 
夏宝龙曾任浙江省委书记,骆惠宁曾任青海、山西省委书记,都是管理过几千万人口的地方要员,俩人本已经从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一个打理全国政协,一个任职人大财经委员会,本都不用再冲上一线,但香港形势逼人,两位政坛老将只能再度出山镇守。
 
这标志着处理香港问题,从过去外交事务的处理思维,改为现在地方省市的管治思维。
 
在两位大员上马之前,从2019年6月反修例风波开始,一直闹腾了半年,我们对香港暴乱的处置态度,就只有一个字:
 
忍!
 
为什么要忍?
 
因为香港地理、金融位置特殊,属于全球媒体聚焦的核心地带,21世纪世界舆论环境也跟过去大不一样,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可以在几秒内传遍全球,每一张图片、每一个视频,几乎每个细节都会被放大解读,世界顶尖舆论又被西方犹太人掌控,这伙人拿着放大镜盯着中国,印度那边农民们上街抗议都要死个几十人,西方世界根本无视,照样夸印度是民主典范,中国这边香港警察被人咬断手指都不能开一枪,只要香港警察一开枪,就一定会被西方世界描绘成“血腥镇压”。
 
在那段时间里,香港警察受尽了委屈,他们去维护被打烂的香港街头时,所有黑记都只盯着他们有没有动手,根本不管旁边有暴徒在烧地铁;他们下班后被人报复袭击,有警察被砍断4根手指,身中4刀;他们执行任务时会被暴徒围殴,钢珠把牙齿都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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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忍,要等待时机。
 
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香港接连不断地发生一场又一场的骚乱,我亲自去过现场两次,亲眼目睹穿着一身黑衣的年轻人放火烧地铁、沿街砸所有中资控投的商铺(比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跟玩闹似的围攻警察局。
 
但每次,这些暴徒几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警察最多使用高压水枪、催泪弹控制现场,每次放催泪弹前,还反复举黑旗提醒,我还混在人群里吃过两回催泪弹,就是比较辣眼睛,得找个角落用矿泉水洗一洗清醒一下。
 
那些被警察揪回去的暴徒,又快又被英国人控制的法院放了回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一度十分被动,连跟人私下聊天的录音都被路透社有意放在了互联网上,暗示她撑不下去了,林郑月娥面对媒体时强硬表示,自己从没有向中央提出辞职,一定会带领香港走出困局。
 
那一段时间,大陆民众看新闻,个个都能看得心急火燎,恨不得抄根棍子就去香港帮忙。
 
2019年,新中国已建国70年,领导人都走到了第五代,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治国手段已经变得成熟稳重,面对香港乱局,不太可能让警察跟暴徒搞街头对攻,不搞流血冲突,以免授人于柄,而是耐心地计划用更稳健更符合现代文明的方法,直接将香港问题拔除根源。
 
打蛇要打七寸,戒急用忍,先稳住大局。
 
在暴徒无数次抓了又放,放了又闹,闹了又抓的循环背后,我们在等待两条法律的诞生。
 
一条是《国安法》,一条是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两个附件。
 
我们要用法律对抗暴乱,用秩序整理混乱,没有法律做铺垫,不管乱港分子如何挑衅,坚决不像印度、缅甸这样的西式民主国家开枪镇压,不陷入对方的舆论圈套。
 
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对香港的政治斗争,暂时陷入了一个低潮期。
 
从2020年2月28日开始,香港警方以未经批准集会拘捕了黎智英两次,4月18日以同样案件拘捕何俊仁,带头冲锋的罗冠聪在2019年8月14日先逃到纽约读书,黄之锋、周庭则早在2019年8月30日被拘捕。
 
2019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的这一轮逮捕,都是一时的缓兵计,这些乱港代表人物几乎都很快保释,大陆民众一时很是失望,不知道中央将用什么方略安邦定港,民众情绪一度十分焦虑。
 
这期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度使我们的局面看起来更加被动。
 
一是8月8日,罗冠聪跟黄之锋去见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见完Eadeh 罗冠聪就先溜了,9月黄之锋与何韵诗参加了美国国会听证会,11月27日,特朗普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使之成为美国的国内法。虽然事后证明,特朗普对插手香港兴趣不大,这个法案也没什么卵用,但一年半前,美国这样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还是让人民群众紧张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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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就在特朗普签署那个鬼法案的前一天,11月26日,香港2019年区议会选举结束,452席建制派只获得了59席,中立派赢得8席,泛民派拿到了385席,泛民派获得大胜。
 
此时的香港,街头有暴徒闹事,政治上泛民派拿下了区议会大选,国际上刚刚获得美国的法案支持,大陆这边也一直没有传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一时陷入了最为不利的局面。
 
但谁都没想到,这竟是泛民派们最后的高光时刻,也是香港大逆转的开始。
 
(四)
 
夏宝龙与骆惠宁上任后不久,世界疫情突然大爆发。
 
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在2020年1月下旬严重,5月1日大局基本控制住,香港暴徒每周固定的动乱,因为疫情都不敢上街闹事,竟意外打断了。
 
从2020年2月后,香港街头动乱渐渐平息,虽然疫情是人类大灾难,但在香港这件事情上,突然起到了急刹车的作用。
 
刚好给了香港一个巨大的战略调整期。
 
从这个阶段开始,香港从激烈的街头对抗,改为真刀真枪的政治斗争,对香港分裂势力的反击,也从此时打响。
 
第一个分界线,是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简直如一道闪电链,击中了各色妖魔。
 
《国安法》出来前七天,消息灵通的李柱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突然变了一个人,说“揽炒”(同归于尽的意思)哲学很幼稚,并说香港要求“独立”会让香港失去国际支持,提介“揽炒”的人一无所知,还说港独是很危险的,以自己的年纪,并不可能支持独立,也不会参与暴力,他还规劝年轻人不要做事太激烈,在香港搞“独立”不可能实现。
 
李柱铭号称“民主教父”,是香港港独派里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这么一说,整个港独派都懵了,这相当于魔教里的向问天带头削发入了少林寺开始吃斋念佛,这谁顶得住?
 
港独黎耀骏气得大骂李柱铭,“可唔可以快啲死?唔好再拖后腿了!”(可不可以快点死,不要再拖后腿了)
 
《国安法》出来前两天,另一个见事不妙的陈方安生直接声明自己80岁了,得退出政界了,从此归隐江湖,不再过问政事,辞任“公民实践培育基金”董事,并意外地呼吁起年轻人守法。
 
6月30日这天,从伦敦回到香港上网课的罗冠聪赶紧和周庭、黄之锋一起宣布退出港独组织“香港众志”,辞去一切职务。
 
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港独派这么畏惧《国安法》。
 
《国安法》第一厉害的是在香港法律中,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定为犯罪,仅破坏财物一项就可以构成恐怖主义(不能烧地铁了),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得把牢底坐穿。
 
这里就必须要讲一下香港历史上著名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了。
 
大家应该在各个新闻里常听到这个名词,这条法律就是香港基本法里用来防港独、防叛国用的,2003年董建华推动第二十三条立法,反对派就跑出来捣乱,说限制言论自由什么的,还在七一那天搞了个50万人大游行,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干脆辞职,2003年这次方案就给撤回了。
 
一个国家设法律防止分裂,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英国不让北爱尔兰分裂,西班牙不让加泰罗尼亚分裂,美国不让德克萨斯分裂,但他们偏偏喜欢在香港搞分裂,二十三条一直没正式通过。
 
后面每次一提这件事反对派就跳出来捣乱,反反复复都是那几个理由,加上英国一直在暗地里递刀子,扶持这些政党上台,这个工作就一直没法展开。
 
大家别看香港富裕就觉得香港的一切都是对的,其实香港政坛这种恶心事特别多,像英国佬故意在新界留下“丁权”系统,让香港的房地产畸形发展,每次一讨论废丁权或者开发新土地,就有一些恶心极了的政客跳出来说这是欺负香港农民,破坏香港农业生态,总把一件脏活说得冠冕堂皇。
 
我为什么对这种事这么熟悉呢?是因为我以前有个香港同事,天天跟我讨论这个,他就是被那种政客洗过脑的人,我一听他说完就觉得不对,逻辑不通,你为了保护少部分人的丁权,就要让绝大部分人住着地球上最贵的房子?交着全地球最贵的房贷?这是什么道理?我会一条一条反驳,这哥们就发一大堆香港这种政客的理论给我,什么人权啦环保啦,各种道德高地,每次看得我都想抽死他。
 
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后,我们俩在微信上对骂了一场,互相指责对方SB,也互相拉黑了。
 
这次香港因为修例风波,把我们这搞火了,属于给你脸不要脸这种,干脆直接走国家最高立法流程,一步到位,先搞出个《国安法》来做基本法的补充,二十三条我们后面慢慢搞。
 
《国安法》第二厉害的,是特首将任命特别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不会再选英国法官了),律政司长可以拒绝由陪审团进行审理(也别想用陪审团来影响判决),北京拥有对该法的最终解释权,并将派一名顾问加入,监督该法的实施,委员会的工作不会公开,也不会接受司法审查,并允许嫌疑人可以送往大陆受审。
 
简单一句话,谁犯了《国安法》,英国人别想护崽子了,所有法律工作我们自己人慢慢收拾。
 
这个新成立的保卫国家安全办公室很快就入住了铜锣湾维景酒店,并在酒店周围设置了路障。
 
机构的负责人叫郑雁雄,是从广东调过来的,经验丰富,来香港前,已是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处理过许多危机公关。
 
这种阵势,吓得港独派们一哆嗦。
 
于是该投降的投降(李柱铭、陈方安生),该坐牢的坐牢(黄之锋、周庭)。
 
2020年12月,《国安法》下来半年后,没有了英国法官的干扰,黄之锋、周庭分别被判刑13.5个月、10个月。
 
周庭还是太年轻了,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可怕性,她后来发给西方媒体的一段视频里,说自己“在监狱里,不停地哭。”
 
从占中开始,闹得香港这几年人心惶惶,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结束,多年旧账,一起慢慢算。
 
2021年1月,国安处将还在服刑的黄之锋、谭得志再次拘捕,这次就不仅仅是“非法集结”这么简单了,而是“颠覆国家政权罪”,3月2日,黄之锋因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被押入荔枝角收押所,估计黄之锋将在牢里待许多许多年了。
 
黎智英、何俊仁、李柱铭、李卓人、吴霭仪、梁国雄、何秀兰等七人,也在2021年4月1日认罪,承认了两项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不出意外的话,估计黎智英等人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资料收集也在路上了,黄之锋走过的路,黎智英后面也得再走一遍(黎智英可能会送大陆受审)。
 
跑得最快的罗冠聪,2020年3月底因全球疫情回到香港,现在又逃到了英国,拿到了英国政治庇护,中间还居然去见了一次蓬佩奥。
 
但何韵诗一直相安无事,到现在也没什么消息,她这边不好办,可能跟她是加拿大国籍有关。
 
我仔细阅读了各方资料,发现现在治理香港的节奏,是分三步走的。
 
《国安法》只是全新治理香港的第一步,算是搞定了本岛的港独分子,稳定了局势;第二步,则是构建香港的整个政治生态系统,夺回对香港的全面控制;第三步,则是争取民心,重新分配香港财富。
 
第一步这一章已经讲完,下面讲第二步。
 
(五)
 
第二步的核心,就是2021年3月30日,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附件一指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指的是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
 
这两个附件出来后,从根本上堵住了港独势力进入香港政坛的可能性,西方媒体一片哀嚎,《纽约时报》说“此举几乎摧毁了香港立法会中的民主派阵营。”
 
我简单讲一下里面的重点内容。
 
原先立法会的半数席位由直接选举产生,另一半由专业人士、商业团体和其他团体组成(香港叫功能界别),到附件推出时,港独派仍在立法会拥有20多个席位,并经常使用手中的权力对抗中央,阻挠政府措施。
 
这次附件通过,让选举委员会人数从1200人增加到了1500人,立法会议员人数从每届70人增加到90人。
 
前文说过,泛民派不是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大胜吗?现在附件直接取消了区议会在选委会和立法会中的席位,直接把区议会赶下了政治舞台!
 
就是说原本港独们准备在区议会中对抗中央,现在区议会变成大陆街道办的相近职能,为社区居民服务,只能干点民生打杂的活了,没有立法政治权了。
 
最重要的,是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委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
 
也就是说,以后哪个人想做特首、议员,得先被审查委员会过滤一遍,凡是有港独倾向的人,就不可能做特首和议员了。
 
这个审查委员会由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委员的调查,这两个部门的调查报告将提交给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对候选人资格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不能向法院上诉。
 
打个比方,就是黄之锋想参选议员,得经过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审查这一关,郑雁雄说不行,黄之锋就永不可能参政。
 
这就是大家最近在新闻里听到的“爱国者治港”的意思。
 
郑雁雄也是这一次治理香港的重要人物之一,但大陆这边媒体很少提到他,只是在一些新闻里偶尔一句带过。
 
为了保证爱国者治港,中央在2020年7月下了一步很妙的棋。
 
2020年7月3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推迟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2021年3月30日,林郑月娥表示,争取9月选委会选举,12月立法会及2022年3月特首选举。
 
就在这个档口的中间,3月30日,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将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推迟了一年,就是为了等2021年3月人大的附件一和附件二,这样就能保证,后面进入立法会和担任特首的人,都是爱国者。
 
如果不推迟这一年,让港独派再进入立法会,香港至少再陷入五到十年的动乱。
 
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不得,一条一条来嘛。
 
当香港街头的暴徒在焚烧地铁时,当无辜的老伯被砖头拍死时,当黄之锋带队攻打警署时,大陆人民是如此火急火燎,看着电视就想抄家伙上,但政治是需要智慧的,治理国家,需要有效的将问题彻底铲除,这个过程中,都需要耐心和冷静。
 
2020年6月30日的《国安法》镇住了香港,打击了港独的气焰,2021年3月30日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则有效铲除了港独派的生存土壤。
 
这才是真正有效治理的成熟政治手腕,以暴制暴解决不了问题,从法律上找根源才能解决问题,只有二愣子青年才天天想着上街喊打喊杀。
 
当然啦,前面这两步,是正面战场,其实,还有些侧面战场,普通群众一直没怎么在意。
 
在教育界,2020年6月开始,香港学校必须展示中国国旗、在国定假日播放国歌;2020年7月,香港大学罢免了占中发起人、港大法学院终身法律副教授戴耀廷;教育界开始改革高通识教育科计划、教育局长杨润雄禁止学生唱动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禁止在校园展示政治口号或组成人链;《国安法》通过后,特莱特国际学校的历史老师,都用俄罗斯和冷战课程,代替了他们以前讲授的西方视角的中国历史;2021年2月初,教育局发布指令,要求对幼稚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小学阶段开始进行国家安全课程。
 
香港警察原先的英式操典方式,也改成了中式操典。
 
在政治界,2020年9月6日,第七届立法会驱逐了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梁继昌四名第六届立法会议员,这四人常跑美国抹黑香港警方“过分使用武力”、建议美国制裁香港特区官员、为美国提供“制裁名单”,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11月11日香港政府宣布这4人正式失去议员资格,15名反对派马上集体宣布辞职,世上竟有这等好事?林郑月娥马上批准辞职,12月1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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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集体宣布辞职】
 
《国安法》颁布后,一次性就拘捕了53名反对派头目。
 
在法律界,香港动乱时的旧账开始一笔笔清算,2019年11月在上水用砖头砸死70岁罗伯的两名男子,于2020年6月被控谋杀罪,此案件还在审理中;2019年7月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咬断警察手指的港大毕业生、24岁青年杜启华,于2021年3月15日被判袭警罪,入狱5年半。
 
每一个做出过激行为的年青人,都要做好付出法律代价的准备。
 
在国际上,特朗普制裁了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舟、警务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刘赐蕙、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美国财政部还对14位中国全国人大官员实施制裁,禁止这些人前往美国,他们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资产,或者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资产都将被冻结。
 
当然也制裁了林郑月娥和骆惠宁。
 
林郑月娥面对制裁时说:“我在美国没有资产,也不向往到美国。”
 
骆惠宁的回答是:“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恰说明我为国家、为香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资产,搞‘制裁’不是白费劲吗?当然,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100美元,以供其冻结之用。”
 
这种事当然少不了天字第一号搅屎棍英国,2020年7月时,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要向300万名有资格申请BNO的香港人提供入籍途径。
 
英国将修改入境规则,准许符合申请BNO的香港人,在英国居住及工作的期限由半年延长至五年,五年后可以申请定居,再居住12个月后可申请入籍。
 
但是一户香港家庭要是跑去英国拿着BNO等入籍,六年时间,差不多要花掉几百万元港币。
 
我们应对的方法也很简单,从2021年1月31日起,不再承认BNO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明和身份证明,并保留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六)
 
治理香港的第三步,是民心。
 
回到我们文章的开头,我们曾聊起过,许家屯在治理香港时,更醉心于和名流的交往,而不是和大众阶层打成一片。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香港一切的矛盾推给港独分子,香港确实有它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自由化到极点的一个标志型社会,富者通过金融、房地产压榨底层和年轻人,使新一代年轻人看不到人生希望。
 
香港又是如此的复杂,在英美势力支持的港独分子推动下,加上舆论环境的引导,矛盾渐渐被引向了港陆关系。
 
不能简单地去憎恨香港闹事的年轻人,而是应该要理解他们生存环境中的某些客观条件,再去解决香港大多数人的痛苦。
 
暴力无法解决最终问题,只有深入了解并付诸行动,才能化解问题。
 
在吸取过去执政的经验教训后,明显这一届有了长足进步。
 
所以我们看到骆惠宁开始去九龙深水埗劏房户,重拾共产党的初心,了解香港底层民众生活,也看到中央领导在公开场合说,香港住房问题确实很难解决,但不能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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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社会危机背后,必定有其深层次的经济原因,香港的社会阶层固化、老年人把持经济果实、年轻人没有出头之日、新兴科技领域缺失、社会生存压力超大等各种事情都亟需处理,中联办要回到平民中去,回到大众的生活中去,抛弃过去只和名流打交道的思路,实事求是的解决香港的民生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获得香港的民心。
 
(七)
 
本来我以为只要一天时间,我就能写完香港这两年政治斗争的大逆转,结果写了差不多一周时间,才把事情的前后脉络交待清楚。
 
两年时间,形势逆转,香港静悄悄地完成了一次变革,当然,变革的路,也还没有真正走完。
 
从全球视野来看,香港的政治斗争,其实是我们没有完成的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是中国走向全面独立自主、完成祖国真正意义上全面统一的一部分。
 
经历过香港这一次的淬炼,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虽然敌人的攻击确实凶猛,但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有各种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在香港丧失了警惕,也没有全面深入群众,了解民间疾苦。
 
只有不断地完善自我、要求自我,才能在残酷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感谢在激烈斗争中守卫香港的每一位政治家、每一位香港警察,这一次香港的大逆转整体上还是表现出了十分高超的政治水平,没有陷入西方的舆论陷阱,也没有简单的用暴力镇压,而是一点一点十分耐心地用法律、用尽可能文明的手段,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也说明我们的执政团队确实日益成熟老练。
 
在国家民族繁荣安定的背后,总有一群伤痕累累的人,在默默守卫着我们。
 
2016年6月29日,101岁的许家屯在洛杉矶去世。

有些事,前人没有完成,或者前人回避了问题,但该了结的,我们迟早还是要了结。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卢克文工作室”,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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