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年来曾经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中，有两种比较突出的错误思潮或者说流派：一是“推墙派”，其主要特点是直接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新中国的合法性，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以否定毛泽东作为主要行为特征；二是“招魂派”，主要特点是为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打倒的反动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翻案、招魂，尤其是以为蒋介石贴金为民国时期招魂为主要特征。两种思潮的表现形式虽然有些差别，但是共同点是在中国推动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墙派”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广大正义人士的有力反击，暂时蛰伏；而“招魂派”主导的“民国热”虽然“退烧”，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仍然阴魂不散。

就在最近，还有公知在哀叹：

【“这几年，这些‘民国风’的书又都被挤到一边去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世风都是受到两个东西的制约，一是市场、一是无处不在的权力”。】

其实“民国风”的“退烧”并不是如同这位老先生所说的什么由于“市场”和“无处不在的权力”，而是跟当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一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这得从所谓的“民国风”的兴衰说起。

一、所谓的“民国风”是怎么样兴起和“退烧”的？

2005年，连战率团访问大陆，国共两党实现了自从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握手，给海峡两岸吹来一阵暖风。出于建立反独促统的统一战线考虑，也出于对有可能作为制约台独的力量的国民党的实际上的支持，也为2015年的两岸共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营造良好的氛围，大陆方面对社会上如何评价民国时期采取了比较包容的态度，一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二来的确也是希望国民党能够在统一大业中有所作为。在那段时间，关于“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题材的影视剧基本上很少出现在银幕和荧屏上。而自由派中的前朝遗老遗少看准了这个机会，刮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翻案风，这股翻案风在201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一小撮人对国民党在1949年的失败始终耿耿于怀，对旧王朝始终梦牵魂绕，他们知道此时此刻大陆方面由于投鼠忌器，顾及国民党的感受，一般不会对此进行干预。于是在体制内外某些人的故意推波助澜下，所谓的“民国风”愈演愈烈，“推墙派”和“招魂派”相互配合，欺骗、忽悠了一大批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在那段时间，毛泽东被国内敌对势力和自由派人士肆意泼污，英雄烈士被这些人肆意侮辱和诋毁；而蒋介石被说成是“伟人”，民国时期被说成是“黄金时代”，在解放战争中由于顽抗被解放军击毙的张灵甫被说成是英雄烈士，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候甚至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居然也晕乎乎地做起了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梦，小马哥在那段时间也很不应该地曾经对大陆的事情说三道四，结果，迷梦未醒，台湾地区再一次政权更迭，民进党利用国民党的软弱无能卷土重来，然后，对国民党展开政治追杀。

随着民进党再度上台，大陆方面虽然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对台湾的各党派仍然敞开大门，但是已经把促进统一的希望寄于台湾民众的身上，后面的惠台31条的出台就是这一转变的产物。

而国民党在大陆上败给共产党，到了台湾以后又两次败给民进党，这是果粉们用什么“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之类的谎言都无法洗白的，于是，在大陆上被前朝遗老遗少们吹涨的民国的“肥皂泡”一下子破灭了，即使是那些曾经被果粉忽悠的年轻人也看清楚了历史的真相。这才是“民国热”“退烧”的根本原因，与所谓的“无处不在的权力”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对此，前朝遗老遗少有失落感是正常的，但是归因于“无处不在的权力”就有点“拉屎不出赖地硬”的味道了。面对“民国热”的“退烧”，某些遗老遗少还是没有从中看出历史的必然性，仍然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为民国招魂，一是把“退烧”归因于“权力”，二是直到现在，还在不遗余力地为国民党翻案。其中，最为拙劣的就是企图洗白“4·12反革命政变”。

二、“工人运动过激论”能够洗白“4·12反革命政变”吗？

对于“4·12反革命政变”，某位所谓的著名历史学家是这么表达自己的观点的：

【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赵先生对于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的4·12清党这个问题是怎么写的，依我个人的研究所见，当时有两个国民政府，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南京，武汉政府的代表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代表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上海4月12日发动政变，对这个政变，现在历史学界有不完全一致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蒋介石在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是一次反革命的政变，这大概是中共史学界传统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史称4·12政变，把反革命三个字摘掉了。最新的一种看法，杨奎松先生写的和台湾学者共同编写的一部海峡两岸共同研究的中华民国史，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本书不仅反革命三个字没有了，政变两个字也没有了，叫4·12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我想讲的是当年武汉政府、汪精卫的统治底下，那个时候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工人、店员、三天一小罢、十天一大罢，刘少奇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那个时候工人的工资可以加到吓人的程度，一个店员的工资几倍、几十倍的增加，而且工人要高兴的话，要把店主抓起来游街戴高帽，这是常有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汪精卫统治下武汉的工人运动出现了一些过左的倾向。如果罢工很多，三天一小罢、十天一大罢，社会生产、社会稳定还怎么维护？这一点刘少奇明确指出，当年的武汉工人运动过头，有过左的倾向。

武汉的工人运动过左，上海的资本家就很紧张，上海的资本家就找蒋介石谈，希望上海的工人运动不要出现武汉当年的状况，上海的工人运动要维持在合理健康的水平上，如果工人运动也过头，上海的资产阶级没办法正常营业。4·12政变的原因很多，要从各方面来考察，但是我以为跟当年中共对群众运动、对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的态度有关，上海的资产阶级包括张嘉璈、陈光甫，他们之所以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反共，很大的程度上是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是为了希望有一个不要过头的、不要动不动就把资本家抓起来戴高帽子，希望不要出现这个状况。研究资本家对民国政府的态度，是研究民国政治变换重要的方面。】

在这位历史学家那里，作为国共两党反目的起点的“4·12反革命政变”居然变成了共产党的责任，是“激进”、“过左”的工人运动导致国民党作出“清党”的决定的。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与当年的国民党右派指责农民运动“糟的很”如出一辙，毛主席曾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严厉反驳这种观点：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同样，这位历史学家抛出所谓的“工人运动激进论”也是站在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讲话的，并且严重歪曲历史事实。

对“4·12事件”比较通俗的说法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采取的是组织合作的方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国民党，同时又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实际上成为了“双党籍”党员。在国民党右派看来，这样等于给国民党内引入了一群异己分子，对国民党形成了内部破坏，这就是后来国共合作破裂的根源。当4·12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决意将共产党彻底清除出去，消除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清党”。但是由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除少数领袖人物外，其他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不为外人所知，即目标不明，不知道哪些人是应该被清除出去的共产党员。由于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社会上革命浪潮高涨，革命成为时尚，几乎人人嘴上都带着几个“革命词汇”，使得从个人言行上完全无法分辨出谁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由于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组织宣传能力，在国民党内影响了一大批人，特别是年轻人，形成了国民党左派。这些左派党员除了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外与共产党员几乎毫无分别，其社交圈子里也有很多疑似共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这种说法，“错杀”的那“一千”就是国民党的左派党员，其实是国民党右派为了保住自身地位消除异己，把本党内和共产党走得较近的同志连同共产党人一块收拾了。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和其他革命群众。到1928年3月，国民党的国内普通党员人数由65万人（加上军政系统党员与海外党员，总数约100万）锐减到22万人，流失的党员大部分被蒋、汪杀害，尤其是基层党员基本被杀绝，汪所提的“宁可错杀一千”，指的就是那些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基层党员。而清党前中共党员人数只有5万，显然，当时被杀的国民党员人数远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的空前绝后的浩劫，这也是很多国民党左派和有正义感的军人被迫投入到共产党阵营的根本原因。

共产党本来并无武装对抗国民党之意，起码当时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还让工人纠察队交出武器（不管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和共产国际谁负责任），国民党没有对曾经的同盟军和本党的大多数“异见人士”大开杀戒的理由，何况他们遵循的是孙中山的遗训呢！何况是“宁可错杀一千”呢！所谓的“工人运动激进”就能够成为野蛮屠杀的合理借口吗？换今天的评价标准，那就是所谓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了。

“4·12事件”发生的真正的原因是国外、国内的资本要求老蒋选边站了。老蒋选择了资本，抛弃了工农，在资本的支持下,掌权、统治中国。

曾经的“革命者”蒋介石的软弱、无能、腐败，都是来自资本的恶。从孙中山时期到蒋介石的前期，国民党曾经是追随苏联的，从蒋介石让蒋经国到苏联留学也说明这一点。

从蒋介石的角度说，决定他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根本原因是如下几点：

一个是国际背景，即世界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各支持一派军阀，让这些人谁也胜不了谁的战略。但是在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点上，在瓜分中国利益这点上，帝国主义之间有默契。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具有恐惧和憎恨本能，在反共这点上，帝国主义有共同利益。

一个是国内背景，即当时工农和民族资本势力还很弱，真正强势的是封建地主士绅集团和官僚买办集团，这两个集团间又有紧密的联系，根本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两个集团和帝国主义主义通过军阀官僚集团这个形式又勾结在一起。

一个是国民党的背景。国民党是一个组织散乱，思想混乱，主要用各种旧官僚旧民主革命参与者和投机者组织的集团，其上层主要成员与封建士绅官僚买办集团、外国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根本就是这些集团的成员，就普通党员而言相当多数也是地主士绅买办官僚出身。

蒋出身小地主家族，但一直在上海混，他的思想是很旧的，信奉的是实力是人是枪是钱，却没有主义。汪是知识分子，但是出身于地主官僚阶层。这两个人，没什么真正的信仰，也认识不到历史的使命是反帝反封建，是民族革命阶级革命。

当时的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认为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共产党搞土地革命，天天反帝，反封建，反大资产阶级不离口，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国民党多数是自己人，又有实力，打败了旧军阀，形势逼人，必须争取。于是有英美背景的江浙财团接触蒋，要求其选择，或者反共支持英美势力和买办资本，或者被资本和帝国主义抛弃成为他们的敌人。对蒋而言，党内势力已经在反共，怕共产党势力大了后搞革命，蒋自己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是反对的，蒋本质是守旧的，外国和资本又提供大笔资金用于军费，对蒋和国民党右派来说，是一次掌握全部权力、控制全国的机会。拿到钱，有资本和英美的支持，就有人、有钱、有枪，就可以做全国的领袖了，甚至可以有统一的机会，而代价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性命，还有放弃苏联的支持。对蒋而言，这个代价是他本来就想付的，蒋和国民党右派早就想反苏和收拾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了，这个收获是他原来想不到的，是必需要抓住的。在这点上，蒋得到了国民党内主要领导人，和各军阀势力，以及社会大知识阶层的支持。

所以“4·12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反革命的地主士绅官僚买办帝国主义以及依附他们知识阶层的必然选择。

尤其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年来自由派公知常常搬出蔡某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来忽悠民众和要求政府给予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自由，而这个蔡某人，在“4·12反革命政变”中，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的他恰恰扮演了重要角色，最起码是重要帮凶。连他的忠实粉丝柳亚子也差一点成为了“4·12事件”的刀下鬼，这就是所谓的“兼容并包”？说到蔡某人，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他之前曾经是“5·4运动”的支持者之一，而1931年“9·18事件”发生后，蔡曾经在国府做报告时称，国难期间，学生之爱国运动决不能荒废学业，“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这实际上是在为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减轻阻力，第二天，北方各校南下的示威学生与南京本地学生五六百人便来到南京中央党部门前示威请愿，一时间群情激奋，局势几近失控。不久，蔡某人被委派出来接见学生，结果被学生拖下殴打。从“4·12反革命政变”的重要角色，到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辩护士，这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进程。

话归正题，就算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可以用“工人运动激进论”为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行为洗地，那么那位历史学家对那么多遵循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被屠杀又将作何解释呢？不觉得自己的为“4·12”的洗地很苍白和无力吗？！

三、拔不高的常凯申又被被民进党“挖老底”，性质有点像蔡英文当局发射“雄三导弹”击沉台湾的渔船。

其实，本来果粉在大陆上无耻吹捧蒋介石的行为早已经成为了广大网民的众矢之的，对蒋介石的应该肯定的地方，网民们当然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但是对于果粉歪曲历史和运用诡辩术为蒋介石涂抹的脂粉，被广大网民摆事实讲道理反驳得体无完肤。通过歪曲历史来拔高蒋介石，本身就是一件难事，因为谎言很容易被揭穿，而今年以来民进党为了打击国民党的选情而公布蒋介石的一些原始手令，对于果粉来说更是屋漏更兼连夜雨，不用大陆上的正义人士反驳他们，他们的猪队友民进党打的横炮已经把他们用谎言堆砌的蒋介石的“光辉形象”弄得百孔千疮。

今年以来，蔡英文又连续发射某种意义上的“雄三导弹”，利用其作为执政党的职权便利，公布了一批蒋介石当年的手谕等原始档案材料，本意是打击民进党的对手国民党的，实际上却严重误伤了她在大陆上的同盟军——果粉。而且“伤亡惨重”，把果粉惨淡经营好不容易用纸片和泥巴塑造的“蒋委员长”的高大威武形象炸得支离破碎。让果粉有苦说不出。（见《蔡省长曝光蒋介石原始手令，打脸国民党》）

说句实在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的国民党与蒋介石的渊源实际上还没有大陆的“果粉”与蒋介石的渊源深，因为对于台湾的国民党来说，蒋介石是若干代之前的政治人物，而对于大陆的“果粉”来说，蒋介石就是他们梦牵魂绕的“故国”的“国君”，在他们心目中是“圣人”，但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党派斗争中多多少少是国民党的政治上的负资产。所以本人认为大陆果粉对于蒋介石的爱甚于台湾的国民党，台湾的国民党也许对蒋经国的感情比对蒋介石更深。

实际上，大陆的果粉与台湾的民进党是某种意义上的同盟军，抱美国和日本的粗腿和反共是他们的最大的的共同点，最起码，他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退一万步说，即使是前朝遗老遗少在大陆复辟旧王朝成功，他们也不会追求统一，即使是他们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量和能力，即使是都有，美国佬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而当然他们也不一定会把大陆交给民进党，这么一来，台湾的国民党说不定屁颠屁颠回来投靠他们，而民进党的台独自然就水到渠成。

而这次民进党挖蒋介石的老底，对台湾的国民党没有多大损害，因为这些事情并不是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干的。这样做倒是让民进党成为了大陆果粉的“猪队友”，本来果粉们虽然口头上怀念民国，但是在民进党和国民党第二次争夺领导权的时候，有一部分果粉居然支持民进党，而这次民进党发射的揭蒋介石老底的“雄三导弹”，打在台湾的国民党身上，却痛在大陆的果粉的心上，让果粉苦不堪言，就像当年在伊拉克战场上英军的部队被美军的飞机消灭一样。

拔不高的常凯申又被民进党“挖老底”，把底裤都扒光了，好不尴尬，想反驳又不敢，都是自己人，搞不好会被美国主子扣奖金、踢屁股。而且是无从反驳，让果粉想哭都找不到地方。

四、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必然性以及果粉早该从幻梦中醒来

“4·12反革命政变”其实就是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围剿和抗战胜利以后的主动挑起内战，更加是挖好坟墓自己往里面跳，因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变化，是国民党被人民抛弃了，国民党作为孙中山建党时期的曾经的先进、革命的政党已经堕落成为落后、反动的政党。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必然结果。连蒋介石本人到了台湾以后都反思国民党的失败原因，并且学习共产党的整风、土改，痛骂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本人还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不但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从美国回归大陆，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曾经于上世纪60年代，通过曹聚仁和章士钊秘密与大陆谈判，准备率部回归。而偏偏那些“嘴炮”无敌的果粉认为这个结果是偶然性的，挖空心思找客观原因，赖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赖日本人帮助共产党夺得天下，赖苏联把缴获的日本的武器给了共产党，赖美国人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不是全心全意，甚至赖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连续参加两场激烈的比赛所以输了，而且这种话居然是在国军打不过日军，日军打不过美军，美军和联合国军打不过志愿军之后讲出来的，连反共最坚决的蒋介石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也忍不住为自己的死对头毛泽东喝彩，而果粉居然敢吹牛皮称国民党军也可能打败解放军。装睡的人是唤不醒的，对这种“嘴炮”无敌的人你还能跟他们说什么呢！

在”4·12事件”发生92周年的今天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记住仇恨，更不是为了撕裂民族的伤口，而是希望人们能够以史为鉴。今天的中国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无法相比的，更加是1927年的中国无法相比的，而当时强大得多的敌人都没有能够让中国人民屈服，现在美国佬哇啦哇啦喊几声，包括果粉在内的自由派就以为改旗易帜的有利时机已经到了，这不是异想天开吗！？黄粱美梦是美妙的，但是梦醒时分是痛苦的。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民进党会给果粉送这么一份“大礼”，果粉们应该从中领悟到用谎言堆砌的东西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不用对立面反击，自己的“猪队友”的一顿横炮，就轰然倒塌。现在连台湾的国民党都逐步向正确的方向靠近，韩国瑜的承认九二共识就能够让民进党的根据地之一高雄绿地变蓝天，连台湾的民众都已经开始用脚投票，而大陆的果粉却还在黄粱美梦中没有醒过来，这不是徒然为人们增添茶余饭后的笑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