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2月26日报道，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极力歪曲、丑化党的领袖人物的形象，企图以此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为了迷惑读者，他们常常是打着“还原真相”的旗号，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但实际上采取的却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偷天换日的卑劣手法，令人非常不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篇网文《邓颖超日记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流布甚广。这篇文章耸人听闻地杜撰出所谓《邓颖超日记》，还煞有介事地“披露”了其中一些“内容”和“内幕”。但稍加考证，其种种荒谬之处就昭然若揭。

比如，文中提到，2006年1月8日，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岂不知，从1978年到现在的中共中央组织序列里，根本没有“中央理论研究室”这个单位！而遍查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各种相关资料，也没有2006年1月8日举行“周恩来思想研讨会”的任何记载。不存在的单位，不存在的会议，公布的显然也只能是不存在的日记档案。

又比如，文中提到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稍微对党的组织机构有些常识的，都知道机要局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下属机构，而且负责的是党内的机要通信，并不负责保管档案；负责保存党内重要档案的，是中办的另一个下属机构中央档案馆。大概觉得“机要”两个字比较重要，就搬出来唬人了。在这样的常识上的错漏，不知道是因为无知，还是因为根本就子虚乌有？

对这篇杜撰《邓颖超日记》的荒谬之作，相关知情人士已经多次做过澄清。比如，2007年3月17日，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参加“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09周年”和“为中华崛起而读书96周年”的活动期间，就互联网上流传的所谓《邓颖超日记》作出了明确答复：根本不存在所谓《邓颖超日记》，这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

曾经担任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秘书、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赵炜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跟邓颖超这么多年，就没看见她有日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日记，解放前不能写，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写日记不是留给敌人了吗？解放后更不能写，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人，都不能写日记，这是工作环境和性质决定的。”

2014年1月20日，周恩来卫士、邓颖超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在人民网的视频演播室接受采访时说，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们过去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不允许他们把事情都记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也延续了这样的习惯，不记日记。邓颖超同志不仅不记日记，也不记大事记。1992年邓颖超同志去世以后，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都没有发现邓颖超同志的日记，根据邓颖超的遗嘱，我们把她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国家了。网上流传的“邓颖超日记”内容是造假的，都是编造的。在2016年1月出版的《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一书中，高振普再次说：“当今，社会上又出现了‘邓颖超日记’一说，从内容上看，制造日记者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无非是想借邓颖超之口达到污蔑共产党、污蔑周恩来、挑拨是非、扰乱社会的企图。可以肯定地说，‘邓颖超日记’根本不存在，纯属编造骗人。”

值得深思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彻头彻尾胡编乱造的东西，经过这么多权威的知情人士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再澄清，却仍能隔三差五就改头换面地在网上出现，而且总能吸引不少点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这种指鹿为马、胡编乱造、肆意诋毁领袖人物的东西，已经不仅是在“虚无历史”，而是要“颠倒历史”。

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尽管现在形势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决不可稍有松懈，应当探索建立责任追究和惩戒机制，以防止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