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在进行伟大斗争，这是一场空前浩大的战略性斗争，内涵极其丰富，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其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应该说，这方面的课题很深奥，笔者在这里只能谈一点自己的肤浅看法。
一、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心，其本质属性是斗争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心。怎样处理中美关系，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如何克服与战胜来自霸权的挑战，这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头等重要的大事。旧冷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对美关系，不能有力和有效地应对来自霸权的威胁挑战，中国的崛起复兴就有中道崩殂、胎死腹中之虞，前苏联的崩溃就是很好的案例。
可以断言，中美关系也是美国对外关系的重心。霸权已经将中国定位成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已经将中国看做是霸权最大的挑战与威胁。应该说，霸权的这个判断十分准确到位，是高度战略理性的结果，完全没有什么误判、误解、误会，一切有关白宫当局战略误判的说法，全都是无稽之谈。在霸权看来，中国复兴崛起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彼此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因此，中美关系的未来关乎美国霸权的兴衰成败，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和意义，因此也成为霸权全球战略中的头号课题。事实证明，中美关系构成了当代世界战略关系的重点与轴心。全球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其具体的落脚点就是中美关系，美国正围绕中国进行战略新布局和资源再配置，正重新整合各种关系与结构，而中国也在围绕对美关系缓慢地调整着自己的经济与政治结构，艰难地整合着自己的对外关系与战略取向。中美两个战略大国这种互促互进性战略运动（或者将其称为“挑战应战模式”），如同银河系的引力中心一般，带动和牵引着一切外围运动。因此，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几乎所有国际关系都将围绕中美关系而展开。中美关系在全部国际关系中都具有主导和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世界战略的头号议题。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战略目标，就是美国霸权。这应该成为坚定不移的靶标指向，任何人都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也不能以任何形式来转移这个大方向。中国人民战略斗争的大方向就是美国霸权，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霸权必然要把中美对抗关系引向全球、引向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对于这一点，现如今已经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已经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何以为中美战略对抗可以只局限中美双边关系之间、美国不会在全世界针对中国而采取行动的想法，都是异想天开；任何以为在有些领域有些事项，中美可以合作、不受对抗关系所左右所影响而游离在外的想法，也无异都是痴人说梦。中美对抗走向全面、全局、全方位，这是战略斗争的逻辑必然。概括起来说，中美关系是斗争关系，是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斗争的总纲，其它都是目。中欧、中俄、中日、中印等一切关系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中美战略斗争的大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中美关系中，有关合作与斗争及其关系的议题讨论得十分激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焦点话题。事实上，有关合作与斗争的议题并不具有普适性。这一问题只局限在中国同西方世界的关系范围内，所指向的是中国同霸权国家及其同盟集团的关系，并不能外延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总体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命题。因此，斗争与合作的问题主要聚焦在中美战略关系领域，争论也主要发生在这个地方。那么，在中国同霸权战略关系框架中，合作与斗争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有人认为，中美两国既合作又斗争，合作为主、斗争为辅；合作无禁区、不封顶，斗争有节制、有边界。在这种说法看来，中美关系总体上以斗争促合作，合作是目标，斗争是手段，这个手段的实际运用必须限制在合作需要的范围内，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和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不能越过“斗而不破”的底线。这些人把抗战时期国共抗日统一战线“斗而不破”的说法照抄照搬到今天的中美关系上来（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4年文章《中美“斗而不破”的命题荒诞无稽》）。中美关系究竟能不能“破”、可不可“破”，并不取决于中国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霸权在遏制打压中国问题上要走多远。从美国霸权实际的战略设计来看，他们一直在策划安排同中国彻底破裂摊牌的那一天，具体表现就是准备同中国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可以预计，一旦爆发战争，不管是直接战争还是间接战争，中美关系必然破裂，眼下的俄美关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然，就目前情形而言，美国并未做好同中国彻底摊牌的准备，中美关系短时间内还不会完全破裂，但霸权正在做有朝一日完全破裂的准备。他们正极力争取这个战略主动，他们完全明白，赢得这个战略主动权，是赢得“战略竞争”的第一步；失去这个主动权，赢得“战略竞争”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正因为这样，所以历届白宫当局无不紧锣密鼓地在全球范围针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战略布局，极力推进和加强各种形式的对华挑衅。在美国政府的推动和操纵下，中美关系的未来就是走向破裂，这早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大势，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遗憾的是，在中国，一些人依然痴心于中美关系触底回升的那一天，他们还在为此做不懈的努力。我们说，中美关系注定要滑落到谷底，但滑落到谷底的结果将不是什么反弹回升，而是破裂与粉碎。现在我们把话放在这里，十年二十年后可以验证，莫谓笔者当事后诸葛亮。一般来说，冲突与对抗可以分划为这样几个层面，即个人层面、利益层面与或生或死的层面。在个人层面，如果两个人之间并非你死我活之深仇大恨，即便发生对抗冲突，当然也可以化解，也可以合作；在利益层面，譬如生意场上、商业领域，不管怎样对抗冲突，也不能排除合作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越是冲突对抗激烈的时候，越是合作可能性更大的时刻，这一般是生意人所念的生意经；但是，一旦到了拼老命、决生死的时候，所谓的合作就不复存在了。譬如，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和美国没有合作的可能，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与希特勒没有合作的可能。他们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对决，合作已经被完全彻底地排除了。所以，中美冲突对抗之下，中美是不是还能合作，完全要看冲突对抗走到哪一步、发展到什么程度。但中美战略对抗的基本性质决定，到了冲突的最高与最后阶段，彼此将没有任何合作的空间和余地。合作，有战略性与策略性之分。现在，中美两国都有人大讲特讲“中美战略合作”，俨然乎“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还能进行战略合作。我们说，这完全是一种障眼法，是赤裸裸的欺骗。我们认为，既然已经将中美关系定位于“战略竞争”，那么彼此之间的战略合作就不复存在。所存在的合作，不过只是策略性与投机性的合作，是出于彼此特定需要暂时性的安排。这种暂时性的安排非常不稳定，完全不具有战略意义，随时可能被搁置、废止乃至颠覆。气候合作是这样，网络空间合作是这样，所谓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更是这样。这些所谓的“合作”改变不了中美关系的本质属性，影响不了中美关系的大方向，只不过是一些水上的浮萍而已。在此之外，人们还必须厘清交易与合作的区别。须知，生死对决的敌人之间也可能做交易，譬如战斗的双方交换俘虏等，就是这种交易的具体形式，但这种交易从本质上讲不是合作。古往今来的经验证明，战略斗争的敌我之间可能也不乏各种交易，但人们不能把交易当合作。战略斗争中的交易与合作并不等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中美战略关系中，斗争是核心、是根本，是绝对性的东西，而合作则是策略、是手段，是表面和暂时性的东西，二者不可并列，也不能等量齐观，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面对日益激烈的中美战略斗争，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时期 “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是扩大对外开放之必须，是中国牢牢掌握发展主导权之必须，更是中国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之必须。中美“战略竞争”越是深化激烈，越是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者不可偏废，也不能将其割裂开来。从基本的战略逻辑出发，如果不能很好地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就要面临严峻的危机。具体地说，那就是中国既要做到战略上独立自主，又要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中国必须办好同他们的事情，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不可或缺的战略活动舞台与空间，这里的事情如果办不好的话，将直接关联中国事情办理的好坏成色。因此，所谓的“自己的事情”，并不是仅仅是国内的事情，并不仅仅是内政，更不仅仅是经济或GDP，不能简单化、狭隘化，更不能自我封闭、孤立，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其二，“办好自己的事情”理应包括搞好全球和平统一战线世界是否和平、力量是否均势、战略平衡是否已被破坏、总体形势是否稳定，种种关乎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大事，目前一个时期可谓纷至沓来、迫在眉睫。对于这些事情，中国并非可以当旁观者不闻不问，相反，中国已经成了旋涡的中心，是首当其冲的矛盾焦点。所以，上述这些事情都不是别人的事情，恰恰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所谓“办好自己的事情”，理应把上述这些事情包括在内，而不能装做事不关己的样子。现在，关心战略形势的人普遍拷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到底有几个靠得住的朋友。其实，如果换一个视角来观察，对于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究竟谁能指望中国来遮风挡雨。朝鲜能吗？巴基斯坦能吗？在这些国家的关键时刻，中国能够挺身而出为他们扑汤蹈火吗？如果中国不能，又如何指望别人为中国两肋插刀呢？事实上，依据现如今中国的战略状态，任何国家同中国的关系都只是利益互惠关系，都不能在此基础上得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与支撑，甚至连朝鲜与巴基斯坦都是这样。既然这样，中国在战略安全上形同孤家寡人，这还有什么冤枉的吗？如果未来发生中美关系破裂摊牌的严峻事态，中国还能指望有人前来帮忙助阵吗？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问题，那就是当代中国要不要构筑全球和平统一战线，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说实话，对“不当头”与“有作为”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现如今的中国，不给任何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不对任何国家承担安全义务，这就放弃了领导和平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责任与义务。但问题在于，展望未来，中国就要这样孤身只影地去同庞大的霸权集团对抗角斗吗？孤身只影地同庞大的霸权集团对抗角斗，这将是对中国最恶劣、最不利的一种状态。历史上中国鲜有陷入此种恶劣状态的时候，可堪类比的大概只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际。除此之外，即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也先有苏联的军事支持，后有美国的战略支援，也都有外部的同盟军。因此，为了“办好自己的事情”，或者说“办好自己的事情”，理应就包括构筑强大的全球和平统一战线。不把全球和平统一战线搞好，所谓“办好自己的事情”就成了一句不着边际的空话、大话和套话。在“办好自己的事情”的语境下，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将其同反霸斗争对立起来，说什么“来自各方面的信息都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扳倒我们”。好像只要办好自己事情，来自霸权战略压迫的一切苦难就都迎刃而解了一般，耳光由此不疼了，侮辱由此不羞了，殴打由此不伤了，被奸由此舒服了，等等。至于反霸，当然也完全就是用不着的事情了。似乎只要办好自己的事情，美国霸权对中国就不是一个事了，就不成其为问题了。我们认为，把反霸斗争同“办好自己的事情”割裂开来是很成问题的，这种“做好自己”的论调只及一点不及其余，既失之于全面，也失之于客观，其中含有回避反霸斗争、消解反霸斗争的浓厚味道，也有拿这种话术当对美消极妥协绥靖挡箭牌之嫌。事实上，反霸斗争关乎国内安全、稳定与发展，因为霸权早已经将其罪恶之手伸进中国国内，伸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来，这就需要当今中国在国内事务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都须开展必要的反霸斗争。在政治上，要清理霸权集团在中国所安插的第五纵队“带路党”；在思想文化上，要铲除各种公知所散布的崇美西化迷雾；在经济上，要制约亲美亲西方买办及其利益代理人势力，做大做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民族问题上，要坚决斩断霸权集团伸向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黑手，粉碎其分裂中国的各种阴谋活动。现如今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不进行最坚决最强有力的反霸斗争，中国连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都难以达成，更遑论什么“办好自己的事情”的了。上述这些事情表明，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离不开同霸权主义做坚决的斗争；不反霸，所谓“办好自己的事情”也就无从说起，而且只会落空，甚至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从根本上说，“办好自己的事情”、开展反霸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外部支援，这三者密切关联不可分割，表面上看是三件事，但总体上就是“三位一体”关系，如同一个人肌体上血、肉与骨头三者关系相类似。因此，对于“办好自己的事情”必须从积极意义来理解和把握，不能以“办好自己的事情”为借口转移中国人民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尤其不能让这种说法起到偷换概念、转移主题的消极作用，而要从我国所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和任务的客观联系出发，把“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内涵丰富起来，将其外延扩大起来，使之饱满积极而富有生机活力与战斗精神。人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难免有距离、有差距，这种主观与客观的距离与差距表现在方方面面，战略问题上也是这样，也存在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之间的差距，有时还是巨大的鸿沟。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方位的判断，当代中国拥有丰富的思想建树，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学说，就是当今人类世界主题论。这种说法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要和平、要发展是世界潮流，其他一切问题都应该围绕这两个主题而展开。建立在“两大主题论”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先后提出和完善了两个重大战略理论：一是中国和平发展论。该理论认为，当代中国的复兴崛起不走西方主义、帝国主义的老路，不搞侵略扩张，也不会国强必霸，而是将通过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因此，中国的复兴发展非但不会威胁任何人，相反将给全世界各国都带来巨大的利益，不但将助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进步，而且也将让包括霸权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获得巨大的好处，分享到惊人的实惠，他们一概都可以享受和享用中国发展复兴说带来的滚滚红利。二是战略机遇期论。该理论认为，在世界两大主题的规范之下，中国面临难得的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战略机遇，一心一意谋发展、专心致志搞建设，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等各方面赶上和达到世界发达水平。显然，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论与战略机遇期论同世界两大主题论高度契合，共同形成了当代中国居主导地位的全球战略观。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世界上所有的人就理所当然一概都成了伙伴与朋友，已经没有了敌人与对手，在交往方式上就只有合作与共赢，而没有了冲突和斗争。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些中国人断言，冷战思维过时了，军事同盟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些人甚至进一步断言，人类社会已经告别了战争与革命，已经看到了实现永久和平的新曙光。毋庸讳言，总体上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大国比中国更加热爱和平、渴望和平了。中国不但是世界主要大国中长达几十年不闻枪炮声的国度，而且就连实现国家统一这样的千秋大业，也都立足于和平解决。可以说，在战略机遇期内通过和平发展实现崛起，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基点。因此，从主观愿望上讲，中国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针对中国周边国家是这样，同美国及西方集团的关系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千方百计地想搞好同美国的关系，披肝沥胆一般地向美国当局剖白自己，表达中国无意改变现有世界秩序、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似有“任你虐我千百遍，我依然待你如初恋”般的痴情。但是，主观愿望代替不了现实，而是必须服从现实。现实的情况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和平不可久恃，机遇终究伴随挑战。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与危险正越来越大、越来越突出，这已成为越来越严酷的事实。在这样新的战略形势下，我们必须在思想意识上把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有机统一起来，必须做好与坏的两手准备（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12年文章《如果不能和平崛起，中国怎么办？》），要从足够理性的战略底线思维出发去安排自己的战略策略与行动方案。现在，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面临严峻的挑战（参阅笔者文章《到了要树立强烈危机意识的时候了》），和平发展也有了新的内涵与路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大力倡导新发展观和新安全观，塑造有关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新认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高尚的理想与真挚的信仰，有关人类发展与安全问题也是这样。在政治上中国要高举和平发展的大旗，摒弃冷战思维，摒弃零和博弈，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力弘扬相互依存、共有共享，共同繁荣、互利共赢的世界新发展观，倡导全球安全不可分割的新安全理念，做到旗帜鲜明、堂堂正正，既不能在战略上当矮子，更不能在政治上装孙子，而应该把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骨气充分地展示和彰显出来。第二，理性清晰地判定挑战与威胁来自何方，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与威胁究竟来自何方，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原则问题，对此既不能含糊其辞，也不能顾左右而言他。进行伟大的战略斗争，必须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也必须瞄准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坦率地说，直到今天，一些中国人仍然对中美关系充满企盼与渴望，依然对美国霸权充满各种各样的幻想。他们总是认为，霸权把中国当做主要对手没有什么必然性，只是白宫当局“误判”、“误会”以及“焦虑”的结果；霸权当局密集出台各种打击中国的战略与政策举措，要么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需要，要么就是在国际上做做样子，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建立在这等认知的基础上，他们始终都在不厌其烦地对美国当局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诫，他们指望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让霸权统治者相信，威胁美国领导地位的是美国自己而不是中国，白宫应该幡然悔悟；他们还劝诫中国要有耐心，要冷静处置美“对华政策试错”，说什么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如何处理与崛起大国的关系，美国会长期处于摸索之中，试错是常态，中国对此要有战略耐心，云云。如此逆来顺受的臣妾与奴才心态尽显无余，已经毫无一点骨气与斗争精神。我们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中国有什么兴趣与偏好要把美国当对手当敌人，就主观愿望而言，中国复兴崛起不想与任何人为敌，包括霸权美国在内。但主观愿望代替不了客观现实。客观现实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垄断和盘剥，正遭遇中国所驱动的经济贸易力量不断增强的挑战，而这将从根本上动摇霸权统治世界的基础，从根本颠覆西方集团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霸权及其同盟体系战略视野中最致命的威胁，成为霸权新全球战略的第一目标，这是中国的历史宿命，是全球大战略的必然逻辑（参阅笔者2010年文章《中国是霸权理所当然的掘墓人》）。中国必然要承受来自霸权全力以赴的攻击，必然要在中美之间发生关乎兴衰成败的生死较量，对此，躲是躲不过去的，已经躲无可躲。乞求哀告也没有用处，对美国当局进行劝诫游说更是屁用不顶，唯一的出路与前途，就是打败和粉碎霸权的战略进攻。只要做到这一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可实现；做不到这一点，所谓的民族复兴就是子虚乌有。美国霸权注定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和最危险的挑战，这是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战略大势，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必须以高度的理性来加以认知与理解，必须做出最清晰、最坚决的战略判定，而不能参杂半点感情用事的成分，更不能有丝毫的妄想与幻想。第三，把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进行高水平的战略斗争中国同霸权之间的战略斗争将极其艰难漫长，目前还只是处于这场斗争的初始阶段。所谓中国正在大举反攻、霸权已经节节败退的说法，所谓中美战略斗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中美已经势均力敌的说法，都是过于乐观的估计。实际情况是，现如今的中国仍然处于艰难的战略防御阶段，力量对比仍然严重不利于中国而有利于霸权，这就是霸权统治者敢于肆无忌惮地挑衅与羞辱中国的根据和原因。我们说，在战略防御阶段，示强与示弱两手都要有、也都要用，要将这二者综合统筹起来加以运作才行。首先，在根本的战略原则上，中国必须示强。因为面对霸权，投降没有出路，妥协没有止境，躲避没有前途，只有勇敢斗争这样华山一条路。既然总的原则与战略大方向是坚决斗争，那么中国就必须高举反霸与和平大旗，要在总体战略上要示强于全体中国人民、示强于全世界。但是，在反霸大战略具体的实施运作过程中，中国还不能莽撞用事，还必须同霸权周旋博弈。因为中国总体上还处于力量劣势，很多时候与很多地方中国还必须示弱，尽量推迟摊牌决裂的时间。现如今的战略大趋势是“时”、“势”、“义”都站在中国一边，中国扛得住、熬得起、活得好（参阅笔者文章《扛得住、熬得起、活得好“战略竞争”的第一回合概要总结》），因此，战略斗争中必要的后退和迂回既在所难免、也十分必要，任何赌气赌博式的决斗与决裂都完全不可取，应该坚决予以避免，关键在于“度”的把握，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也。说老实话，现阶段中国具体如何同霸权打交道，确实是一大难题。现在有一种提法，具体表达就是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的骨气和勇气。但有些人片面地把“不惹事”同过去那种“韬光养晦”划等号，说什么中国不能让美国找到借口，还有什么给霸权“递刀子”一说，在霸权面前战战兢兢，面对霸权蹂躏肆虐而噤若寒蝉，这就有失偏差了。笔者认为，所谓中国“不惹事”，只是表明中国不搞侵略扩张，不挑衅，不搞军事冲突，不做违反国际准则与人类道义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战略上就不能主动出击。恰恰相反，中国“不怕事”一是不怕霸权的挑衅威胁，二是伸张正义推进发展、敢于直面霸权捋虎须，要在一切有利的地方、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势发起积极的进攻，不失时机地争取一切主动。须知，消极抗战在历史上就毫无建树、没有出息、只会坏事，在浩大的中美战略斗争中，如果有谁也鼓吹这一套，同样也要毫无建树、没有出息、只会坏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几十年来脍炙人口的口号，直到今天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这样，许多地方都把经济建设当做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并且将其直观、具体地表现与表达在GDP上，或者是GDP的总量，或者是GDP的人均，这几乎成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样的倾向一度发展到堪称巅峰的状态，由此所带来的偏差与弊端不胜枚举，大致上出现如下几种突出的问题：一是忽视政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一个政治建设大滑坡的时代，其突出表现就是发生大面积严重的塌方式腐败，社会风气也相当颓废堕落，理想信念迷失、价值观念扭曲、道德评价失范等问题一度成为普遍现象，并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整个社会到处都可发现那种可怕的颓废散乱末世之像，所谓的“繁荣”在很多地方都成了 “娼盛”与“堕落”的代名词。二是忽视战略建设。在毛泽东时代，策划和安排国民经济建设，首要的因素是要从战略高度来加以考虑，利润追求被置于次要位置。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及很多项目则从一个极端调到另一个极端，变成了利润挂帅、效率第一，至于战略上的事情，大多都丢弃到脑后去了。三是庸俗经济主义盛行。庸俗经济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类同于金钱原教旨主义，这种倾向就是一切都拿金钱来说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发财当做人生第一要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一切向钱看”所描述就是这个倾向。近年来，庸俗经济主义还喜欢拿民生来说事，动辄就树起“民生”这块招牌，把其他一切都矮化下去。譬如抗疫中的动态清零举措，譬如对美贸易关系转型等，都有人高举“民生”的招牌予以抗拒、反对，好像这些举措都有违“民生”或者都有可能民不聊生一般。其实，大叫大嚷“民生”问题者，其中很多是新兴资本势力及其代理人，他们热衷打“民生”招牌，真实用意并不是多么关心底层老百姓的生活，而是不允许丝毫影响他们发财的机会。在他们看来，无限发财赚钱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中国任何社会政治与战略活动都必须服从和服务这个目标，这就是他们的“主义”。上述这些倾向导致诸多严重后果，成为不可忽视的软肋弱项：其一，导致战略上结构脆弱。突出表现为经济资源严重堆积于东南沿海，从战略安全角度看，产业结构布局畸形，抗冲击抗打击能力很弱，一旦天下有变，不但转型困难，甚至还可能有不堪承受之虞。其二，导致经济的安全性不够。突出表现为对外依赖严重，关键技术“卡脖子”，金融体系受制于人，存在明显的安全风险。如果以经济战争的视角来衡量中国经济的话，现如今的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承受一场闪电战，恐怕在所难言。其三，导致总体实力上大而不强。现如今中国的突出特点是“大”，各方面都堪称全球数一数二之大，但在强点与强项上却鲜有能数一数二者，特别是在遂行强有力攻击的能力上，迄今为止还缺乏应有的证实，对全球及地区热点焦点的干预及处置能力还没有明确的诠释。坦率地说，如果从强与弱的角度看，对中国最高的估计与评价，大概也只能跻身世界第三，仍然难以超越俄罗斯。因此，现在到了必须把战略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的时候了。一要做好调整。即大幅度调整产业布局结构，借鉴当年搞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大规模地进行后备体系、后备基地和战略大后方建设，加强战略物质储备，打造强大的持久抗战的战略能力；二要推动转型。调整经济建设的方向，以战略建设为最高目标，经济建设服从和服务战略建设，把国力与民生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必要时期和必要阶段，宁肯牺牲一些民生，也要把一些关乎战略实力的关键硬指标搞上去。在大炮与黄油的关系上，既不能“要大炮不要黄油”，也不能“只要黄油不要大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二者必须统筹兼顾。三要聚焦关键。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聚焦关键的战略制高点，开展大规模集团攻坚，以最快速度掌握哪些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高新技术手段。，这完全不是什么军备竞赛，而是中美战略斗争中难以避免的比拼，也是“战略竞争”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方面，中国必须只争朝夕，也必须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能指望可以四平八稳地赶超霸权。须知，一旦霸权感觉自己的关键优势可能丧失逆转的话，他们就很有可能铤而走险、暴起发难。为避免这样的危险，中国必须准备好足够的战略“杀手锏”。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中美战略斗争深刻浩大、复杂难测，其中所涉及和所要正确的处理的关系很多。譬如在上述五个方面的关系之外，还有战略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参阅笔者文章《在中美战略斗争中，资本力量将站在哪一边——兼谈战略斗争中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个关系也十分突出、相当重要。笔者只是认为，中美战略斗争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艰难也将最为漫长的战略斗争，将比汉唐时期抗击匈奴、突厥的斗争远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秉持高度战略理性对其中的各种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应该越多越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此文只为抛砖也已。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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