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宗：毛泽东“战争人本论”军事哲学思想

点击：作者：陈朝宗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4-02-20 09:09:57

【摘要】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战争价值论、战争本体论、战争认识论、战争方法论、战争组织论五个部分组成。其中战争价值论和战争本体论是战争思想，战争认识论和战争方法论是战略战术思想，战争组织论是建军思想。毛泽东的战争思想是以人为本的，他的“战争人本论”是其军事哲学思想的核心，对现代战争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由战争价值论、战争本体论、战争认识论、战争方法论、战争组织论五个部分组成。其中战争价值论和战争本体论是战争思想，战争认识论和战争方法论是战略战术思想，战争组织论是建军思想。在这五个组成部分中，紧密联系，一环扣一环，即战争价值论规定着战争本体论，战争本体论规定着战争认识论、战争方法论和战争组织论。而他的“战争人本论”，是其军事哲学思想的核心。

一、毛泽东的战争价值论

毛泽东的战争价值论具体表现在战争政治论之中。毛泽东同志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主张“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1]。战争与政治密不可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为，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2]。

既然战争就是政治，那么，战争行为就与政治斗争的特点相同。首先，在政治斗争中，主体是人；在战争中，主体也是人。其次，在政治斗争中，人是有阶级性的，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因而政治斗争有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退步之分，一切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斗争都是正义的、进步的，一切代表少数剥削者的利益，阻碍历史向前发展的政治斗争都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在战争中，进行战争的人同样是有阶级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各不相同，因而战争同样有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退步之分，一切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历史向前发展的战争都是正义的、进步的，一切代表少数剥削者利益、阻碍历史向前发展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退步的。第三，在政治斗争中，一切正义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目的，最终都要战胜一切非正义的、退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目的；在战争中，一切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最终都要战胜非正义的、退步的战争，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第四，看一场政治斗争是否有价值首先应该看这场政治斗争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而看一场战争是否有价值也应看这场战争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或无产阶级的政治价值。

毛泽东同志把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利益作为战争的价值标准和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就使得这种战争思想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并为“战争人本论”奠定了基础。

二、毛泽东的战争本体论

根据战争价值论，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战争本体论。这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因为战争的命运很大成分决定于战争的性质，战争的性质又决定于战争的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因此，只有进步的人所进行的正义战争，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其次，战争和政治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们的主体都是人。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战争的本体是人，而不是物。

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毛泽东同志批判“唯武器论”，指出这种观点的机械论倾向。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又说：“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3] 在战争实践中，人处于本体的、主动的地位，而武器、粮食、医药和战略战术等只是战争的条件或手段，一方面它们是人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是靠人去使用的。没有人，武器只是武器，战术只是战术，它们自己不会成为战争的现实条件。这就是说人是战争的主体，而武器、粮食、医药、战略战术等战争条件是在这个本体之上派生出来，发展起来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人？作为正义、进步战争之本的人具有什么性质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人首先不是指少数的个人，而是指广大的官兵和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4]。因此，他主张“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5]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人看作是人民，这就为他的人民战争思想找到哲学基础。

其次，毛泽东同志认为，人不是指封建的保皇军人，或用金钱请来的“雇佣军”，而是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革命军人，他们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要达到什么目的，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因此，在战争中他们最勇敢。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战争主体——人的政治理想、道德意志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

第三，毛泽东同志认为，人不是指消极被动的人，而是指积极主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他说“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还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然后毛泽东同志专门谈了指导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他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6]。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是人的智慧力量。

从战争之本——人的三个内涵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同志的战争人本论具有阶级性、实践性和辩证性。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战争中只要有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子弹可以有子弹，没有粮食可以有粮食，没有医药可以打破敌人封锁搞到医药；兵力不足，可以创造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反之，缺乏这些特质，有了枪可能丢枪，有了庞大的军队可能打败仗。几十年中国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就是靠千千万万这样的人用小米加步枪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这说明了毛泽东战争人本论思想是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

三、毛泽东的战争认识论与战争方法论

战争本体论规定着战争认识论和战争方法论。既然人在战争中处于本体地位，决定着战争的胜负，那么，在战争中就要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去认识战争，去进行战争，这构成了毛泽东同志战略战术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即战争认识论和战争方法论就建立在战争人本论的基础上。

在战争认识论中，毛泽东同志认为，首先要像孙子说的那样“知彼知己”。因为战争本体是人，因此，在战争认识论中，认识的主体是人，认识的客体主要也是人，地理环境、武器、粮食、医药等战争条件虽然也很重要，但这些主要是靠人去生产、使用和掌握的，人是主动的，而战争条件则是被动的，相同的战争条件由不同的人去掌握，就会有不同的战争结局。因此，战争实际上就是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要在这场斗智斗勇中取得胜利，就不能不用全面、辩证的观点去认识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去预见战争的发展趋势。

其次，由于战争中认识的客体主要是人，人与物不同，他具有易变性和隐蔽性，因此，就必须不断检查、修正认识的结果，并“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7]。

在战争方法论中，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所制定的战略计划，所采取的战争形式，要充分考虑人的因素，要有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战略必须是时间上的持久战，空间上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因为靠人去赢得战争既不可能是阵地战（阵地战主要靠武器），也不可能速胜，只有持久战和游击运动战才是最佳的战略。持久战，以待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日本人力资源不足之缺陷的暴露和我军战争经验的不断积累；游击战和运动战，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充分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之地理优势，充分发挥我军将士的主观能动性，以便“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在这种基本战略下，可以是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防御中的进攻，运动战中的阵地战，这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得到充分发挥的表现。

毛泽东同志的战争认识论和战争方法论，不仅包含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而且具有中国特色，所以，他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被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的六十二项发明之一[8]。

四、毛泽东的战争组织论

战争价值论和战争本体论规定着战争的组织论。既然人在战争中处于本体地位，人的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现实因素，那么，就应该注意人的培养，人的教育，人的组织工作，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同志建军思想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同志的建军理论，从军队的组织工作、军队的政治工作，到军队的军事技术学习训练，都无不围绕着培养具有特殊素质的革命军人而展开。因为军队是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政治集团，没有特殊素质的人，以及由这些特殊素质的人组织起来的军队，就无法完成军队所承担的特殊政治任务。因此，建立一支由无产阶级革命军人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

如何去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呢？首先要培养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革命军人。这就需要对军队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同志认为：“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长官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到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9]。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因此就需要有进步的政治精神去武装军队，才能调动每个革命军人的革命热忱。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贯彻于军队之中的政治精神是进步的，而不是封建的、退步的呢？唯一的措施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向胜利的道路。” [10] 更具体地说，只有共产党提出的政治口号、政治纲领和革命理论才最进步、最科学，也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有阶级的先进性，所以也才最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带领这支军队。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这支军队就成为乌合之众，或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意义之所在。

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提出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一方面可以用党的奋斗目标，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要求部队；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每个士兵享受一定限度的民主，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实行官兵生活同甘共苦，以实现官兵一致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认为，达到官兵一致的目的，“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11]

其次，毛泽东同志认为把支部建在连上，有利于开展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克服官兵中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使每个官兵朝着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革命军人的道路奋勇前进。

毛泽东同志不仅重视革命军人政治素质的培养，而且重视革命军人理论素质和军事指挥素质的培养。一方面他要求广大官兵要学习辩证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到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三者结合；另一方面要求广大的指挥员要学习战争的指导规律，从战争学习战争，反对指挥官鲁莽、盲干。

毛泽东同志的战争组织论的核心是建军思想，而建军思想则主要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军人的培养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军人的组织培养问题展开的。此外，毛泽东同志的战争组织论还包括战争的政治动员和瓦解敌军工作。战争的政治动员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全力以赴投入战争；瓦解敌军工作则是削弱敌人士气，减杀敌人的战争条件和兵力。这两者一个是从正的方面调动人的能动因素，一个是从反的方面抑制人的能动因素，前者用于我方，后者用于敌方，但都是从有利于我方的目的出发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军事思想是完整的、有机统一的，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战争性质决定战争命运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党指挥枪思想，支部建在连上思想，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思想，持久的游击战思想，都是这一完整的军事思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定其中的任何一个思想，就必然会否定整个的军事思想。

五、毛泽东战争人本论思想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战争人本论”思想虽说已过了近一个世纪，但是对现代战争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现代战争是尖端武器的竞赛、后勤保障的竞赛，更是军人素质的竞赛。战争是一种军事活动，武器、装备等战争条件在任何时候都只是活动的手段和工具，它们是被生成的、被动的，只有人才是战争的主体。先进的武器装备要靠人来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需要人来掌握和使用。没有高素质的人，再先进的武器也只是一堆废铁；有了高素质的人，相对落后的武器装备也能克制先进的武器装备。

“信息化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技术和知识的高密度，更多体现为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也就是说，只有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高度协调，同频共振，平衡发展，以实现整体强动，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作战效能。每个人都是决定战争胜负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军人的素质影响整个体系效能的发挥。近年来爆发的几场高科技战争中，唱主角的不是过去的师团，而是连排甚至是班，乃至几个士兵。” [12]

现代战争仍然要“以人为本”，但是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以人为本”在内容已经有所不同。毛泽东同志主要强调军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军事素质，他十分重视革命军人的政治思想觉悟的培养，而对军人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的培养谈得比较少。因为当时的战争没有什么高科技武器，对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也不高，所以，毛泽东同志塑造的“人”是道德力量型的，今天随着高科技战争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要塑造的“革命军人”则应该是道德力量型、智慧力量型、胆略力量型的结合，是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47）.

[2]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46）.

[3]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37）.

[4]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76）.

[5]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48）.

[6]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46）.

[7]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6）.

[8] 丹尼尔·贝尔（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M].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0（85）.

[9]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78）.

[10]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67、168）.

[1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