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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误解了毛泽东

点击：作者：新青年2020 来源：新青年8341微信号发布时间:2024-01-28 12:44:58

1991年12月26日，就在西方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苏联解体了，资产阶级彻底复辟。

得知这个消息，王震几天吃不下饭，感慨道：

“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几次当面对我讲，‘王震呀，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有千百万人人头落地哩！’，那时候，我楞是不信，以为是老人家在吓唬我们。现在，我信了。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1、“局势”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心情是郁闷的。

处在今天的环境，我们很难理解毛泽东巨大的孤独感和危机感。而那一年，中国面临“核战争”的现实威胁。

中国的北面，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8年前就想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潜艇基地和联合舰队，企图控制中国主权。面对苏联的无理要求，毛主席愤怒地说：

“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

从此，中苏的关系逐步恶化。1965年，苏联在我国边境地区准备了25个师和1200架飞机，甚至还想在中国“种蘑菇”！

中国的南面，美国不甘“朝鲜战争”的失败，借越南“北部湾事件”，出动3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发动越南战争（一共投入美军65万！），并在我国海南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在中国南疆插上了一把刀子，企图进一步封锁中国，以扼杀社会主义政权。

面对美帝的挑衅，毛主席坚持“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的原则，霸气地回应：

“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同时，1965年8月，印巴第二次战争爆发，印度企图打进中国边境，以报“中印战争”一箭之仇。

大陆的东面，蒋介石蠢蠢欲动，在广东、福建一带发动“八六海战”，迫不及待地准备“反攻大陆”。1965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校庆上慷慨激昂地向将校们训话：

“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我们在大陆上再见！”

苏联和美国企图联手主宰世界、最大限度地孤立新中国，我们该怎样打开局面？

今天，我国的军事实力已经不同往日，海陆空已经全面机械化、信息化，陆军拥有火箭炮、无人机、坦克等体系化打击平台。海军拥有以舰载机、空舰导弹、反舰导弹、岸舰导弹为主的海上打击链。空军拥有包括运-20、歼-20、“红旗”家族地空导弹在内的攻防打击体系，火箭军更列装了从“东风-41”洲际导弹到“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的“东风快递”家族。

可是，今天一个钓鱼岛、南海问题就让我们神经紧绷、不惜一战，可见1965年前后，我国面临的局势有多么危险！

1988年12月17日，王震在三亚与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谈到：

“我们共产党毛主席不闭关。40年代在延安时，毛主席就曾经给我谈过，革命胜利后他准备到美国看一看，看他们是怎么搞工业的。可我们胜利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封锁我们，扼杀我们，不让我们开放。我们只能向苏联一连倒。

后来，赫鲁晓夫变了脸，美苏联合封锁，扼杀我们。我们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条路。日子苦啊！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搞乒乓外交，许多国家纷纷与我们建交，我们重返联合国。这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根本条件和基础。”

2、“团结”

1965年，中国的军事技术准备已经来不及了，由于建国时间短，我们没有航母、没有核潜艇、没有洲际导弹。

而美苏呢？有铺天盖地的坦克集群、装甲集群，像森林一样的导弹和火箭。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也可能有“里应外合”的危机。毛主席深刻地指出：

“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只有团结人民，才能进行战争。”

“团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小家庭，父母一碗水没端平，兄弟姊妹还闹矛盾。

面对7亿人民，毛主席是如何做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呢？

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矛盾，很难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为我们连基本的国家安全都没法保障。

当时，国内普遍认为需要逐步消除“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脑体差别和城乡差别，同时党内也开始出现官僚主义作风，教育界、文艺界也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倾向。

要团结人民，就是要缩小差别、消除特权，照顾大家的利益。毛主席指出：

“每个人都有利益，我们大大方方地承认这种利益。不要偷偷摸摸好像见不得人。”

今天我们搞“共同富裕”，不也是这个意思么？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能团结人吗？

当时的背景，中国的城市化率才17%，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民为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6月26日，一份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显示：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读罢报告，毛主席愤怒了，做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批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而毛主席对当时的文艺界也是不满，他严厉地斥责说：

“一个时期《戏剧报》属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对于特权，毛主席更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早几年我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文化、教育、卫生的变化在于社会风气的细微变化。

当时的社会风气整体上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崇洋媚外、向往特权”的生活方式也开始露头。我在这里讲几个真实的小故事——

比如，有人拿着一个日本产的、价值500元的半导体收音机，爱不释手，日夜把玩，刻不离身，其实音质十分疵毛，可他以炫耀自己有“路道”、有能耐，观者也多投以羡慕目光。

比如，某军后勤部长是长征干部，由于资格老、功劳大、文化低，授了个少将军衔，他去海岛独立营检查工作(那时首长下基层不像后来那样，先电话通知，随后开锣喝道随从一大帮)，指名道姓要见营长。

哨兵进去通报，营长问：

“几个豆儿?(领章上的星)”

哨兵答：

“一个。”

营长说：

“一个豆儿别理他。”

不想被随后跟进的部长听个一清二楚，部长开口便骂：

“奶奶的！我一个豆儿就管不了你四个豆儿？”

再比如，一个少尉军官与妻子上街，一路上，妻子只见丈夫向别人敬礼，却不见别人向丈夫敬礼，回家问丈夫为什么，丈夫答“他们的豆儿比我多”。妻子一声不吭便翻开抽斗把丈夫的领章各钉上五颗星。第二天一早，丈夫未及检查便匆匆穿上军装出操，结果便有了军阶上没有的“特尉”笑话。

还比如，有个“学员”军衔的教员，探亲回家，觉得这套行头实在威风，猫在家里实在可惜，于是便在家门口的街上背着手来回踱步。邻居见了奇怪，说是某某家的儿子怎么不认识自己的家了，这门不就是他家吗？

还有一些干部把国民党和封建官僚作风搬到共产党里来了，找靠山、抱大腿、迷恋权位、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封官许愿、提拔亲信、拉帮结派、挑拨离间等等。

面对这些现象，毛泽东是忧心忡忡：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退化和变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团结全国人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权，这是毛泽东一生的课题，也是他最宝贵的政治遗产。

3、“领袖”

毛泽东，就是那么敢于团结人，善于团结人。

他的政治原则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相比于蒋介石搞“浙江帮”、“黄埔系”，毛泽东不搞小圈子，不搞“湖南帮”、“一师帮”，或者其他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

他明白“小圈子害死人”，“大圈子成就人”。

蒋介石的朋友，要么是上海的名流望族、留学学者，或者是全球的政要，是罗斯福，是丘吉尔。

毛泽东的朋友是谁？1927年1月，毛泽东回韶山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说过一段话，他说：

“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

穷人，没人看得起，甚至于“农民运动”被污蔑为“痞子运动”。

在私欲中讨生活的人，永远读不懂毛泽东。袁世凯说：

“人民是个什么东西？我只见过人，从来没见过人民。男人要成功，要的是资本，是军火，是列强的支持。一句话，就是狠！”

而毛泽东却说：

“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

1974年，毛泽东在看电影《红灯记》时，当放映到李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哭着喃喃：

“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

他看《难忘的战斗》这部电影中，看到群众欢迎时，问护士长吴旭君，这欢迎的人里面有你吗？护士长没回答，只是哭着点头，他在也控制不住，也跟着嚎嚎大哭起来。

这是1942年，毛泽东做的的自我总结：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做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一个阶级。”

就这么一个懂得工人、农民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地有多大产”？

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住所与工作人员议论时说：